第 27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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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 章
1968年8月6日下午，周秉建來到西花廳，跟伯父和伯母告別。
此時周秉建初中剛剛畢業，她的父親，就是是周總理的小弟弟周恩壽，不久前以莫須有罪名蒙冤入獄。
多年後周秉建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當時家裏是兩個極端，伯父是受人尊敬的總理，但父親卻受迫害被抓捕入獄，我想我更應該好好地表現自己，向工農學習，改造世界觀，做一名普通的勞動者，當時就是這麽樸素的革命動機。”
周秉建的決定事先並未與長輩商量，來得有些突然，但仍然得到伯父伯母的肯定和讚許。
他們特地為小侄女加菜餞行。
清晨，這個叫周秉建的女青年，背著一個簡單的行李包，悄悄走出了家門。
她的目的地是內蒙古錫林郭勒盟。
這一天，她沒有驚動任何人，連最親近的父母都不知道她要去報名參加知青運動。
當她到達報名處時，工作人員看到她的檔案，立即向上級請示。
很快，上級回覆：＂按普通知青對待。＂
就這樣，周秉建成為了第一批奔赴內蒙古草原的北京知青。
到達草原的第一天，周秉建就遇到了語言關。
當地牧民大多只會說蒙古語，她連最基本的交流都成問題。
為了盡快融入草原生活，周秉建開始跟著牧民學習蒙古語。
每天晚上，她都會在煤油燈下記錄當天學到的新詞。
草原生活的艱辛遠超想象，第一次住進蒙古包時，周秉建整夜都沒能入睡。
蒙古包頂上的天窗透著星光，四周傳來牛羊的叫聲。
更讓她不適應的是飲食，在北京長大的她從來沒有吃過這麽多的牛羊肉，也不習慣喝奶茶。
學習騎馬是另一個挑戰。
第一次上馬，周秉建就摔了下來。
牧民們都替她擔心，但她爬起來後笑著說：＂沒事，再來！＂就這樣摔摔打打，她終於能夠獨立騎馬放牧了。
在草原上的日子裏，周秉建經常給周總理夫婦寫信。
信中不僅講述自己的進步，也描述草原的美景和牧民的生活。
她還請人給自己拍了一張騎馬的照片寄回北京，周總理看到照片後說：＂秉建真的成了草原姑娘。＂
與此同時，未來的草原“長調歌王”拉素榮20歲，剛從內蒙古自治區藝術學校畢業不久，進入內蒙古自治區直屬烏蘭牧騎文藝宣傳隊做了一名歌唱演員。
此時拉素榮的老師、內蒙古第一代長調歌王——哈紮布，被以“特務、叛徒、民族分裂分子、烏蘭夫的黑爪牙”等等罪名關入監獄。
拉素榮回憶，“哈紮布被抓走的時候，他家裏的唱片被造反派隨地亂踩，灑了一地。”
教蒙古長調的老師昭那斯圖聽說後，連忙從被扔掉的唱片中撿了一些回來，他實在心疼這些好不容易收藏到的音樂資料！
（在哈紮布入獄的漫長十年裏，拉素榮反反覆覆地聽學這些唱片，直到哈紮布出獄之後，聽見拉素榮的歌聲眼含熱淚，鄭重收他為徒。）
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市，拉素榮所在的烏蘭牧騎(當年活躍在內蒙大草原上的一支紅色文藝宣傳隊)“挖肅”進行得極為徹底。
“整個烏蘭牧騎總共只有十來個人，就有三個老同志被定為‘黑線人物’，昨天還在一起演出，第二天就變成‘階級敵人’了。”
拉素榮的馬頭琴老師叫色拉西，是蒙古族歷史上很有名望的音樂人！
他是個大胡子，銀白的胡子。
造反派把他的胡子一根一根地揪，因為他年事已高，經不起折騰了，被鬥死了！
有個作曲家叫通福，就是創作《敖包相會》的作曲家。
造反派抄他家的時候發現一個黃綢緞，上面簽了很多人的名字，實際上那是通福老師結婚時的簽名簿。
結果被造反派認作‘新內人黨’的聯絡名單，那上面就有昭那斯圖老師的名字。
昭那斯圖因此被關進了學校的黑屋，受到造反派的拷打審訊。
拉素榮的父親不久也遭遇不測。
拉素榮的父親是喇嘛，他早年在印度、尼泊爾、巴基斯坦等地布經傳教，精通蒙、藏、漢和印度四種語言，後取得佛教“格西”(學者)地位。
因為常常去廟裏講經，並接到國外僧人的來往信件，這成為其獲罪的理由。
他被誣為裏通國外的特務分子，被割去舌頭，之後被扔入黃河。
與拉素榮當時處在內蒙古政治中心不同，周秉建遠在邊境牧區，但這裏也不平靜。
周秉建和另外19名知青，一起被分到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新寶力格大隊，牧民們熱情地歡迎了這些從北京來的孩子們。
“到達旗裏的時候，我們很興奮。旗裏有組織地來迎接，武裝民兵們騎著馬背著槍高舉著紅旗，很威武。鎮裏大概有100多個漂亮的蒙古包排成正方形，都插著國旗，很是威嚴。”
後來周秉建和知青們才知道，就在他們到來的前一天，在旗裏剛剛結束了一場全旗的“挖肅”現場會，這100多個蒙古包就是為會議準備的。
這是周秉建第一次聽見“挖肅”這個完全陌生的詞兒。
周秉建感受到了與北京不一樣的氣氛。
在一次大隊開會學習的時候，大隊革委會主任告訴他們，大隊共23戶人家，只有三戶是紅色的好人家，其他牧民都是黑線人物。
周秉建不知道‘黑線’為何物，到了牧民家裏，還在找黑色的線！
有時候大隊領導會帶著知青們去牧民家裏進行形勢教育，在坐下來等喝茶時，領導悄悄告訴他們：這戶人家在外蒙有親戚，他們要等外蒙古打進來時，就會進行內應，要對他們保持警惕。“但當時就覺得這個不正常，不符合毛主席提出的‘團結95%以上的幹部’和‘團結95%以上的群眾’的思想。
有一天，北京知青正在大隊部開會，突然傳來消息，說民兵連長馬斯楞有“內人黨”嫌疑。
第二天早上一起來，大家發現馬斯楞不見了。
大家一致認為他叛逃了，結果找遍了邊境線，連個腳印都沒有。
“後來在離大隊部很近的一條溝裏，都是些小矮樹，最多一人高，馬斯楞就在那麽矮的一個樹杈上，坐在地上吊死了”。
錫林郭勒盟一位邊境牧民逃出來，沒有向近在咫尺的境外跑，而是騎上駱駝，向南千裏趕到北京。
邊防派出所民警必力格，則將毛主席像章別在胸部肌膚上，從戈壁灘奔向北京。
雖然緊靠邊境，但在周秉建的記憶裏，下鄉那麽多年，即使在“內人黨”案風聲最緊的時候，她所在的大隊也沒有一個人逃往境外。
在史無前例的浩劫年代裏，人們仍然信守著對國家的忠誠！
彼時的內蒙古其實已經陷入了人人自危的惶恐局面。
當時挖掘“內人黨”最有效的辦法，是對嫌疑人實施車輪戰，導致一個人最多可以咬出好幾百個嫌疑人來。
當時有某領導建議，只要有三個人指認，就可被定為“內人黨”。
“內人黨”冤案不斷擴大，甚至不少牧場的畜群被宣布為“叛國畜群”，牛群、羊群、馬群都被沒收、趕走甚至死亡。
內蒙古蘇尼特旗優良白馬純種因此而斷絕。
周秉建把在內蒙的所見所聞都寫給總理的信中，包括一些她不明白的地方。
（多年之後，周秉建與拉素榮走到了一起，成為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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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8月6日下午，周秉建來到西花廳，跟伯父和伯母告別。
此時周秉建初中剛剛畢業，她的父親，就是是周總理的小弟弟周恩壽，不久前以莫須有罪名蒙冤入獄。
多年後周秉建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當時家裏是兩個極端，伯父是受人尊敬的總理，但父親卻受迫害被抓捕入獄，我想我更應該好好地表現自己，向工農學習，改造世界觀，做一名普通的勞動者，當時就是這麽樸素的革命動機。”
周秉建的決定事先並未與長輩商量，來得有些突然，但仍然得到伯父伯母的肯定和讚許。
他們特地為小侄女加菜餞行。
清晨，這個叫周秉建的女青年，背著一個簡單的行李包，悄悄走出了家門。
她的目的地是內蒙古錫林郭勒盟。
這一天，她沒有驚動任何人，連最親近的父母都不知道她要去報名參加知青運動。
當她到達報名處時，工作人員看到她的檔案，立即向上級請示。
很快，上級回覆：＂按普通知青對待。＂
就這樣，周秉建成為了第一批奔赴內蒙古草原的北京知青。
到達草原的第一天，周秉建就遇到了語言關。
當地牧民大多只會說蒙古語，她連最基本的交流都成問題。
為了盡快融入草原生活，周秉建開始跟著牧民學習蒙古語。
每天晚上，她都會在煤油燈下記錄當天學到的新詞。
草原生活的艱辛遠超想象，第一次住進蒙古包時，周秉建整夜都沒能入睡。
蒙古包頂上的天窗透著星光，四周傳來牛羊的叫聲。
更讓她不適應的是飲食，在北京長大的她從來沒有吃過這麽多的牛羊肉，也不習慣喝奶茶。
學習騎馬是另一個挑戰。
第一次上馬，周秉建就摔了下來。
牧民們都替她擔心，但她爬起來後笑著說：＂沒事，再來！＂就這樣摔摔打打，她終於能夠獨立騎馬放牧了。
在草原上的日子裏，周秉建經常給周總理夫婦寫信。
信中不僅講述自己的進步，也描述草原的美景和牧民的生活。
她還請人給自己拍了一張騎馬的照片寄回北京，周總理看到照片後說：＂秉建真的成了草原姑娘。＂
與此同時，未來的草原“長調歌王”拉素榮20歲，剛從內蒙古自治區藝術學校畢業不久，進入內蒙古自治區直屬烏蘭牧騎文藝宣傳隊做了一名歌唱演員。
此時拉素榮的老師、內蒙古第一代長調歌王——哈紮布，被以“特務、叛徒、民族分裂分子、烏蘭夫的黑爪牙”等等罪名關入監獄。
拉素榮回憶，“哈紮布被抓走的時候，他家裏的唱片被造反派隨地亂踩，灑了一地。”
教蒙古長調的老師昭那斯圖聽說後，連忙從被扔掉的唱片中撿了一些回來，他實在心疼這些好不容易收藏到的音樂資料！
（在哈紮布入獄的漫長十年裏，拉素榮反反覆覆地聽學這些唱片，直到哈紮布出獄之後，聽見拉素榮的歌聲眼含熱淚，鄭重收他為徒。）
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市，拉素榮所在的烏蘭牧騎(當年活躍在內蒙大草原上的一支紅色文藝宣傳隊)“挖肅”進行得極為徹底。
“整個烏蘭牧騎總共只有十來個人，就有三個老同志被定為‘黑線人物’，昨天還在一起演出，第二天就變成‘階級敵人’了。”
拉素榮的馬頭琴老師叫色拉西，是蒙古族歷史上很有名望的音樂人！
他是個大胡子，銀白的胡子。
造反派把他的胡子一根一根地揪，因為他年事已高，經不起折騰了，被鬥死了！
有個作曲家叫通福，就是創作《敖包相會》的作曲家。
造反派抄他家的時候發現一個黃綢緞，上面簽了很多人的名字，實際上那是通福老師結婚時的簽名簿。
結果被造反派認作‘新內人黨’的聯絡名單，那上面就有昭那斯圖老師的名字。
昭那斯圖因此被關進了學校的黑屋，受到造反派的拷打審訊。
拉素榮的父親不久也遭遇不測。
拉素榮的父親是喇嘛，他早年在印度、尼泊爾、巴基斯坦等地布經傳教，精通蒙、藏、漢和印度四種語言，後取得佛教“格西”(學者)地位。
因為常常去廟裏講經，並接到國外僧人的來往信件，這成為其獲罪的理由。
他被誣為裏通國外的特務分子，被割去舌頭，之後被扔入黃河。
與拉素榮當時處在內蒙古政治中心不同，周秉建遠在邊境牧區，但這裏也不平靜。
周秉建和另外19名知青，一起被分到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新寶力格大隊，牧民們熱情地歡迎了這些從北京來的孩子們。
“到達旗裏的時候，我們很興奮。旗裏有組織地來迎接，武裝民兵們騎著馬背著槍高舉著紅旗，很威武。鎮裏大概有100多個漂亮的蒙古包排成正方形，都插著國旗，很是威嚴。”
後來周秉建和知青們才知道，就在他們到來的前一天，在旗裏剛剛結束了一場全旗的“挖肅”現場會，這100多個蒙古包就是為會議準備的。
這是周秉建第一次聽見“挖肅”這個完全陌生的詞兒。
周秉建感受到了與北京不一樣的氣氛。
在一次大隊開會學習的時候，大隊革委會主任告訴他們，大隊共23戶人家，只有三戶是紅色的好人家，其他牧民都是黑線人物。
周秉建不知道‘黑線’為何物，到了牧民家裏，還在找黑色的線！
有時候大隊領導會帶著知青們去牧民家裏進行形勢教育，在坐下來等喝茶時，領導悄悄告訴他們：這戶人家在外蒙有親戚，他們要等外蒙古打進來時，就會進行內應，要對他們保持警惕。“但當時就覺得這個不正常，不符合毛主席提出的‘團結95%以上的幹部’和‘團結95%以上的群眾’的思想。
有一天，北京知青正在大隊部開會，突然傳來消息，說民兵連長馬斯楞有“內人黨”嫌疑。
第二天早上一起來，大家發現馬斯楞不見了。
大家一致認為他叛逃了，結果找遍了邊境線，連個腳印都沒有。
“後來在離大隊部很近的一條溝裏，都是些小矮樹，最多一人高，馬斯楞就在那麽矮的一個樹杈上，坐在地上吊死了”。
錫林郭勒盟一位邊境牧民逃出來，沒有向近在咫尺的境外跑，而是騎上駱駝，向南千裏趕到北京。
邊防派出所民警必力格，則將毛主席像章別在胸部肌膚上，從戈壁灘奔向北京。
雖然緊靠邊境，但在周秉建的記憶裏，下鄉那麽多年，即使在“內人黨”案風聲最緊的時候，她所在的大隊也沒有一個人逃往境外。
在史無前例的浩劫年代裏，人們仍然信守著對國家的忠誠！
彼時的內蒙古其實已經陷入了人人自危的惶恐局面。
當時挖掘“內人黨”最有效的辦法，是對嫌疑人實施車輪戰，導致一個人最多可以咬出好幾百個嫌疑人來。
當時有某領導建議，只要有三個人指認，就可被定為“內人黨”。
“內人黨”冤案不斷擴大，甚至不少牧場的畜群被宣布為“叛國畜群”，牛群、羊群、馬群都被沒收、趕走甚至死亡。
內蒙古蘇尼特旗優良白馬純種因此而斷絕。
周秉建把在內蒙的所見所聞都寫給總理的信中，包括一些她不明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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