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十年後的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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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十年後的重逢
這兩年靠著住在別墅裏，我已經大概摸清楚了薛建國的出軌對象，是個生活在紐約的法國女人，很年輕，正在大學讀藝術專業，和薛建國在一起三年了，每次薛建國去紐約出差一定會見她。
我甚至悄悄扮作學生偶遇過那個女人幾次，她是個很友善的好人，夢想著將來能在紐約闖出一片天。
最重要的是，她根本不知道薛建國是個結過三次婚有過很多孩子的人渣，她只單純把薛建國看作一個有錢單身的男人，雖然年紀大到足夠做她父親，但可以理解認同她的藝術，對她而言，精神上的理解比年齡上的般配更重要。
我擔心暴露自己的身份，沒辦法勸她離開薛建國，心裏甚至生出一些負罪感，覺得自己的不作為也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薛建國的幫手，一起欺騙了這個女人的感情。
了解的越多，我心裏的負罪感越重，我明明只想報覆薛建國一個人，但和凱琪、安娜、托尼生活四年後，我發覺對薛建國的報覆也會不能避免的讓她們傷心難過。
這是我從前沒有過的感覺，在沒見過凱琪之前，我就算知道薛建國在國外有了新的妻子和孩子，心裏也只會冷血又自私的想，誰讓他們選擇和薛建國扯上關系呢？既然享受了幸福的時光，那承受東窗事發的痛苦和劇變也是他們應得的。
可真正相處過，了解過，就再也沒辦法維持這麽冷漠殘忍的想法了。
那天晚上我守在安娜的床邊，看著她一夜沒睡。
安娜做好造型，穿戴好禮服，和她的朋友們一起出發去學校的畢業舞會，凱琪開車送她去學校，我留在別墅裏陪著托尼。
托尼已經在附近的小學上了兩個月，他是個有些內向害羞的孩子，在集體生活裏產生了許多不適應，但經過最初的磨合期，他也開始習慣了學校。
我現在在名義上還是他的家庭教師，偶爾輔導一下他在學校的作業。
正在我從廚房端了一盤切好的水果，準備端上樓去找托尼的時候，別墅門開了，薛建國回來了，他滿身的酒氣，搖搖晃晃的脫下外套扔進洗衣間，然後倒在沙發上，似乎是喝醉了。
我沒管他，就當沒看見，轉身想上樓，但薛建國在沙發上念叨著要喝水。
他一開始還是用英文念叨，後來可能是酒精蒙蔽了神經，開始斷斷續續的用中文喊。
“水，喝水……小晴，幫我倒杯水……”
小的時候，薛建國出軌還沒被發現的時候，他就會叫媽媽“小晴”。
一股憤怒的情緒從心裏噴湧而出，我端著果盤的手都忍不住顫抖。
他怎麽敢？他怎麽敢叫媽媽的名字！？
他毀了媽媽的人生，現在喝醉了竟然還敢把媽媽的名字掛在嘴邊！？
我極力控制著自己，把果盤放在餐桌上，拿杯子從客廳的魚缸裏舀了一杯水，遞到薛建國手邊。
薛建國閉著眼睛，拿過來就喝了一口，隱隱覺得味道不對，皺著眉頭嘟囔：“怎麽有點怪……”
“泡的醒酒茶，”我說：“喝吧。”
薛建國信了，一仰頭把杯子裏的水都喝了，我在旁邊看著。
喝吧，直接嗆死他才最好！
沒想到，薛建國喝完了魚缸水，勉強撐起眼皮，叫住我：“安迪。”
我轉過身，在黑暗中用仇恨的眼神看著他。
“你過來，過來，”薛建國勉強從沙發上坐起身子，瞇著眼睛看我：“找你聊聊。”
我走過去，想聽聽這個人渣葫蘆裏賣的是什麽藥。
薛建國上上下下打量我一番，開口問：“你教了托尼四年，現在他能自己去上學了，你以後有什麽打算？”
我沒說話，不覺得他狗嘴裏能吐出什麽好話。
“你輟學以後學生簽證就作廢了，現在留在國外算是黑下來的，這樣的身份，你去外面找不到什麽正經工作，還要時刻擔心被查證件，日子不好過吧。”
果然，薛建國開始用一副為我好的語氣循循善誘。
“你看，咱們是老鄉，你又給托尼當過好幾年的老師，我是個念舊情的人，雖然沒辦法給你提供一份工作，但也不可能看著你餓死。”
薛建國伸手想要觸碰我的手腕，被我躲開了，他也沒覺得不好意思，繼續說：“你的年紀不小了，沒有身份回不去國內，幹脆就在這邊找個靠譜的人結婚，這樣身份問題解決了，你也可以過上比現在更好的生活。女人嘛，總是要結婚生子才算圓滿，我身邊就有幾個條件很好的合作夥伴，他們就需要一個溫順聽話能照顧家庭的亞洲女人當老婆……”
“啪嚓”一聲，我裝作不小心的樣子把杯子摔在地上，打斷了薛建國的話。
我在心裏冷笑，這哪裏是要介紹我去相親，明明就是想把我當作一個禮物送給他那些年紀比他都大的合作夥伴，也虧得他臉皮厚能想出這種辦法！
我借口打掃杯子碎片溜了，直到那天晚上凱琪和安娜回來，才提出要搬出去。
凱琪很驚訝：“怎麽突然要搬出去？你在這裏住了這麽久，我們已經把你當成家裏的一員了，你可以一直留在這裏，給托尼輔導功課。拜托了，留下來吧……”
但我要搬出去的態度很堅決，凱琪勸不動，只好同意了，還說她認識幾家附近同一個社區的人家要出租房子，可以介紹給我。
安娜則是很興奮，她一直想要上大學就從家裏搬出去，我收拾行李的時候，她一直在旁邊幫忙，極力鼓動我和她一起合租。
“安娜，”我停頓了一下，還是忍不住問：“如果有天要你在我和你父親中間選擇一個人活下來，你會怎麽選？”
安娜楞住了：“為什麽要這麽問？你和爸爸有什麽矛盾了嗎？是不是你們有什麽誤會，你才這麽著急要搬走？”
我看著她臉上的迷茫，她什麽都不知道，過去那些恩恩怨怨都和她沒有半點關系，薛建國的血不該濺到她身上。
“沒有。”
我笑笑，就好像剛才的問題只是隨口一問。
“沒有誤會。”
我搬出了那片富人社區的別墅區，回到當初李姐介紹的地方，房東奶奶看見我回來，擡眼和我打招呼：“回來了。鑰匙沒換，房間已經打掃幹凈了。”
我回到原先的房間，除了衣櫃以外，還有兩個專門的櫃子，裏面存放著一堆又一堆的硬盤，每個硬盤都有編號，這些都是放在薛建國書房裏拍下的監控內容，除此以外，還有我從他的保險櫃裏拿出來覆印了一份的公司賬目。
從前當了那麽多年的代寫，多多少少學會點東西，我去圖書館一邊借各種稅務相關的書籍，一邊研究這本賬目。
當初在國內，薛建國就是因為非法集資和偷稅漏稅成了經濟犯，我不相信他到了國外就能變成誠信經營的守法公民。
直覺和理智都告訴我，這本賬目有問題。
九月份，我在賬目上還沒研究出什麽名堂，安娜就先開學了，她邀請我陪她參加一場派對，我到了約定地點才知道，那是一場計算機系組織的迎新派對。
我本來想拒絕，但也沒想到好的理由，在派對上心驚膽戰，生怕哪一點沒有處理好，就會暴露我並沒有在MIT讀過書的真相。
最重要的是，派對進行到一半，還不斷地有往屆學生應邀加入，不僅有本科畢業生，碩士甚至是博士都有。
有幾位是我在科技創新類新聞上見過覺得眼熟的面孔，大都是一些創業成功的精英人士，還有矽谷科技公司的各種高管，頭銜一個個拿出來都能閃瞎眼。
安娜很快結交到了同為新生的朋友，她們熱切地聊著派對上的人物，我卻只埋頭對派對上提供的沙拉發起攻勢，希望沒人註意到我。
“……WR公司最新發布的AI模型把檢索模式進行了創新，好多企業都想要引進，甚至把以往在AI領域的領頭羊都甩在了後面，從前WR也推出過其他的模型，不溫不火。聽說是他們幾年前收購了一家小公司，用人家的團隊做出這樣一個大模型……”
安娜和新朋友在聊天，我就趁著這個機會溜出派對，到衛生間裏喘口氣，正打算找個借口提前走，就聽見衛生間隔間外的洗手池邊傳來談話聲。
一個卷發大波浪的白人女性在看著鏡子補著口紅打電話，催促她的朋友趕緊來參加派對。
她的手機開著免提，我從她們的對話裏聽到一個熟悉的音節。
白人女性稱呼她的朋友“chi”，這個音節可以對應中文裏的很多姓，也可以對應季。
不管在外面待了多少年，我依然對季瑛的名字十分敏感。
不過很快，我就搖搖頭，十年過去了，季瑛大概早就博士畢業回國了，怎麽可能隨便聽到一個姓季的就是她呢？
我洗洗手走出衛生間，把白人女性催促她朋友的聲音拋在腦後，正好在這個時候，安娜給我發了信息，拜托我幫她去買包衛生棉條，她臨時有突發狀況。
大樓門口就有一家便利店，我挑了一個安娜常用的牌子，想著趕緊結完賬給她送過去。
收銀臺的店員嘴裏嚼著口香糖，隨手一指收銀機，我把手機往上面一貼，放在平時，這樣就可以直接把錢付過去。
可是這一次我把手機貼上去，並沒有聽到轉賬成功的提示音，店員看我一眼，示意我再試一次，可是依舊不成功。
我打開手機查看，支付功能提示我要重新驗證綁定的銀行卡信息才能正常使用。
那張該死的銀行卡我根本沒有帶在身上，我也來不及思考手機今天是抽了什麽風，安娜還在等著我，我把手機殼打開，抽出一張鈔票，幸好我一直有隨身帶紙幣應急的習慣。
店員看見我遞過來的百元大鈔卻犯了難：“我們店裏找不開，你沒有零錢嗎？”
我還真沒有。
就在我四處張望，打算買點別的東西湊錢的時候，正好一輛車停在便利店門前，車上下來一個女人，走進便利店在冰櫃面前拿了一瓶水。
我想著或許她會有零錢能和我換，徑直走上前，禮貌的開口：“不好意思打擾一下，請問您有零錢嗎？我……”
女人轉過頭的那一剎那，我喉嚨一緊，全身仿佛被凍住了一樣動彈不得，周圍的一切都靜止下來失去了顏色，我什麽都看不見，什麽都聽不見，眼裏只有面前的這個人。
季瑛，是季瑛。
她依舊清瘦，甚至比在國內的時候更瘦了一些，卻並不顯得孱弱，正相反，她讓人感到鋒利又尖銳。
她穿著剪裁得當的白襯衫和挺闊的黑色西裝褲，外加一件薄外套，柔順的長發披在肩頭，精致的黑色無框眼鏡架在鼻梁上，眼下即使化妝塗了遮瑕也掩蓋不住熬夜帶來的黑眼圈，右耳不知道什麽時候打了耳洞，帶著一枚小小的鉆石耳環，全身上下的配飾除了戴在手腕上的智能手表，就只有一只看起來就年代久遠的銀手鐲——我記得那是季瑛的姥姥去世後給她的。
曾經學生時代的青澀與刻意隱藏的局促都早已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種不容置疑的權威感，被精英特有的高效簡潔所包裹著，讓人產生畏懼不敢靠近，同時又會天然的信任。
時間仿佛凝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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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甚至悄悄扮作學生偶遇過那個女人幾次，她是個很友善的好人，夢想著將來能在紐約闖出一片天。
最重要的是，她根本不知道薛建國是個結過三次婚有過很多孩子的人渣，她只單純把薛建國看作一個有錢單身的男人，雖然年紀大到足夠做她父親，但可以理解認同她的藝術，對她而言，精神上的理解比年齡上的般配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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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的越多，我心裏的負罪感越重，我明明只想報覆薛建國一個人，但和凱琪、安娜、托尼生活四年後，我發覺對薛建國的報覆也會不能避免的讓她們傷心難過。
這是我從前沒有過的感覺，在沒見過凱琪之前，我就算知道薛建國在國外有了新的妻子和孩子，心裏也只會冷血又自私的想，誰讓他們選擇和薛建國扯上關系呢？既然享受了幸福的時光，那承受東窗事發的痛苦和劇變也是他們應得的。
可真正相處過，了解過，就再也沒辦法維持這麽冷漠殘忍的想法了。
那天晚上我守在安娜的床邊，看著她一夜沒睡。
安娜做好造型，穿戴好禮服，和她的朋友們一起出發去學校的畢業舞會，凱琪開車送她去學校，我留在別墅裏陪著托尼。
托尼已經在附近的小學上了兩個月，他是個有些內向害羞的孩子，在集體生活裏產生了許多不適應，但經過最初的磨合期，他也開始習慣了學校。
我現在在名義上還是他的家庭教師，偶爾輔導一下他在學校的作業。
正在我從廚房端了一盤切好的水果，準備端上樓去找托尼的時候，別墅門開了，薛建國回來了，他滿身的酒氣，搖搖晃晃的脫下外套扔進洗衣間，然後倒在沙發上，似乎是喝醉了。
我沒管他，就當沒看見，轉身想上樓，但薛建國在沙發上念叨著要喝水。
他一開始還是用英文念叨，後來可能是酒精蒙蔽了神經，開始斷斷續續的用中文喊。
“水，喝水……小晴，幫我倒杯水……”
小的時候，薛建國出軌還沒被發現的時候，他就會叫媽媽“小晴”。
一股憤怒的情緒從心裏噴湧而出，我端著果盤的手都忍不住顫抖。
他怎麽敢？他怎麽敢叫媽媽的名字！？
他毀了媽媽的人生，現在喝醉了竟然還敢把媽媽的名字掛在嘴邊！？
我極力控制著自己，把果盤放在餐桌上，拿杯子從客廳的魚缸裏舀了一杯水，遞到薛建國手邊。
薛建國閉著眼睛，拿過來就喝了一口，隱隱覺得味道不對，皺著眉頭嘟囔：“怎麽有點怪……”
“泡的醒酒茶，”我說：“喝吧。”
薛建國信了，一仰頭把杯子裏的水都喝了，我在旁邊看著。
喝吧，直接嗆死他才最好！
沒想到，薛建國喝完了魚缸水，勉強撐起眼皮，叫住我：“安迪。”
我轉過身，在黑暗中用仇恨的眼神看著他。
“你過來，過來，”薛建國勉強從沙發上坐起身子，瞇著眼睛看我：“找你聊聊。”
我走過去，想聽聽這個人渣葫蘆裏賣的是什麽藥。
薛建國上上下下打量我一番，開口問：“你教了托尼四年，現在他能自己去上學了，你以後有什麽打算？”
我沒說話，不覺得他狗嘴裏能吐出什麽好話。
“你輟學以後學生簽證就作廢了，現在留在國外算是黑下來的，這樣的身份，你去外面找不到什麽正經工作，還要時刻擔心被查證件，日子不好過吧。”
果然，薛建國開始用一副為我好的語氣循循善誘。
“你看，咱們是老鄉，你又給托尼當過好幾年的老師，我是個念舊情的人，雖然沒辦法給你提供一份工作，但也不可能看著你餓死。”
薛建國伸手想要觸碰我的手腕，被我躲開了，他也沒覺得不好意思，繼續說：“你的年紀不小了，沒有身份回不去國內，幹脆就在這邊找個靠譜的人結婚，這樣身份問題解決了，你也可以過上比現在更好的生活。女人嘛，總是要結婚生子才算圓滿，我身邊就有幾個條件很好的合作夥伴，他們就需要一個溫順聽話能照顧家庭的亞洲女人當老婆……”
“啪嚓”一聲，我裝作不小心的樣子把杯子摔在地上，打斷了薛建國的話。
我在心裏冷笑，這哪裏是要介紹我去相親，明明就是想把我當作一個禮物送給他那些年紀比他都大的合作夥伴，也虧得他臉皮厚能想出這種辦法！
我借口打掃杯子碎片溜了，直到那天晚上凱琪和安娜回來，才提出要搬出去。
凱琪很驚訝：“怎麽突然要搬出去？你在這裏住了這麽久，我們已經把你當成家裏的一員了，你可以一直留在這裏，給托尼輔導功課。拜托了，留下來吧……”
但我要搬出去的態度很堅決，凱琪勸不動，只好同意了，還說她認識幾家附近同一個社區的人家要出租房子，可以介紹給我。
安娜則是很興奮，她一直想要上大學就從家裏搬出去，我收拾行李的時候，她一直在旁邊幫忙，極力鼓動我和她一起合租。
“安娜，”我停頓了一下，還是忍不住問：“如果有天要你在我和你父親中間選擇一個人活下來，你會怎麽選？”
安娜楞住了：“為什麽要這麽問？你和爸爸有什麽矛盾了嗎？是不是你們有什麽誤會，你才這麽著急要搬走？”
我看著她臉上的迷茫，她什麽都不知道，過去那些恩恩怨怨都和她沒有半點關系，薛建國的血不該濺到她身上。
“沒有。”
我笑笑，就好像剛才的問題只是隨口一問。
“沒有誤會。”
我搬出了那片富人社區的別墅區，回到當初李姐介紹的地方，房東奶奶看見我回來，擡眼和我打招呼：“回來了。鑰匙沒換，房間已經打掃幹凈了。”
我回到原先的房間，除了衣櫃以外，還有兩個專門的櫃子，裏面存放著一堆又一堆的硬盤，每個硬盤都有編號，這些都是放在薛建國書房裏拍下的監控內容，除此以外，還有我從他的保險櫃裏拿出來覆印了一份的公司賬目。
從前當了那麽多年的代寫，多多少少學會點東西，我去圖書館一邊借各種稅務相關的書籍，一邊研究這本賬目。
當初在國內，薛建國就是因為非法集資和偷稅漏稅成了經濟犯，我不相信他到了國外就能變成誠信經營的守法公民。
直覺和理智都告訴我，這本賬目有問題。
九月份，我在賬目上還沒研究出什麽名堂，安娜就先開學了，她邀請我陪她參加一場派對，我到了約定地點才知道，那是一場計算機系組織的迎新派對。
我本來想拒絕，但也沒想到好的理由，在派對上心驚膽戰，生怕哪一點沒有處理好，就會暴露我並沒有在MIT讀過書的真相。
最重要的是，派對進行到一半，還不斷地有往屆學生應邀加入，不僅有本科畢業生，碩士甚至是博士都有。
有幾位是我在科技創新類新聞上見過覺得眼熟的面孔，大都是一些創業成功的精英人士，還有矽谷科技公司的各種高管，頭銜一個個拿出來都能閃瞎眼。
安娜很快結交到了同為新生的朋友，她們熱切地聊著派對上的人物，我卻只埋頭對派對上提供的沙拉發起攻勢，希望沒人註意到我。
“……WR公司最新發布的AI模型把檢索模式進行了創新，好多企業都想要引進，甚至把以往在AI領域的領頭羊都甩在了後面，從前WR也推出過其他的模型，不溫不火。聽說是他們幾年前收購了一家小公司，用人家的團隊做出這樣一個大模型……”
安娜和新朋友在聊天，我就趁著這個機會溜出派對，到衛生間裏喘口氣，正打算找個借口提前走，就聽見衛生間隔間外的洗手池邊傳來談話聲。
一個卷發大波浪的白人女性在看著鏡子補著口紅打電話，催促她的朋友趕緊來參加派對。
她的手機開著免提，我從她們的對話裏聽到一個熟悉的音節。
白人女性稱呼她的朋友“chi”，這個音節可以對應中文裏的很多姓，也可以對應季。
不管在外面待了多少年，我依然對季瑛的名字十分敏感。
不過很快，我就搖搖頭，十年過去了，季瑛大概早就博士畢業回國了，怎麽可能隨便聽到一個姓季的就是她呢？
我洗洗手走出衛生間，把白人女性催促她朋友的聲音拋在腦後，正好在這個時候，安娜給我發了信息，拜托我幫她去買包衛生棉條，她臨時有突發狀況。
大樓門口就有一家便利店，我挑了一個安娜常用的牌子，想著趕緊結完賬給她送過去。
收銀臺的店員嘴裏嚼著口香糖，隨手一指收銀機，我把手機往上面一貼，放在平時，這樣就可以直接把錢付過去。
可是這一次我把手機貼上去，並沒有聽到轉賬成功的提示音，店員看我一眼，示意我再試一次，可是依舊不成功。
我打開手機查看，支付功能提示我要重新驗證綁定的銀行卡信息才能正常使用。
那張該死的銀行卡我根本沒有帶在身上，我也來不及思考手機今天是抽了什麽風，安娜還在等著我，我把手機殼打開，抽出一張鈔票，幸好我一直有隨身帶紙幣應急的習慣。
店員看見我遞過來的百元大鈔卻犯了難：“我們店裏找不開，你沒有零錢嗎？”
我還真沒有。
就在我四處張望，打算買點別的東西湊錢的時候，正好一輛車停在便利店門前，車上下來一個女人，走進便利店在冰櫃面前拿了一瓶水。
我想著或許她會有零錢能和我換，徑直走上前，禮貌的開口：“不好意思打擾一下，請問您有零錢嗎？我……”
女人轉過頭的那一剎那，我喉嚨一緊，全身仿佛被凍住了一樣動彈不得，周圍的一切都靜止下來失去了顏色，我什麽都看不見，什麽都聽不見，眼裏只有面前的這個人。
季瑛，是季瑛。
她依舊清瘦，甚至比在國內的時候更瘦了一些，卻並不顯得孱弱，正相反，她讓人感到鋒利又尖銳。
她穿著剪裁得當的白襯衫和挺闊的黑色西裝褲，外加一件薄外套，柔順的長發披在肩頭，精致的黑色無框眼鏡架在鼻梁上，眼下即使化妝塗了遮瑕也掩蓋不住熬夜帶來的黑眼圈，右耳不知道什麽時候打了耳洞，帶著一枚小小的鉆石耳環，全身上下的配飾除了戴在手腕上的智能手表，就只有一只看起來就年代久遠的銀手鐲——我記得那是季瑛的姥姥去世後給她的。
曾經學生時代的青澀與刻意隱藏的局促都早已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種不容置疑的權威感，被精英特有的高效簡潔所包裹著，讓人產生畏懼不敢靠近，同時又會天然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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