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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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在醫院純白的墻壁間失去了侵略性，它不再是催命的符咒，也不再是通往某個目標的階梯，它只是平緩地流淌，像靜脈裏點滴的生理鹽水，維持著一種最低限度的、活著的狀態。
身體在精密的醫療護理下，不可逆轉地好轉。
骨折處生長著新的骨痂，內臟的淤傷漸漸吸收，連頸托也換成了更輕便的型號。
這種生理上的修覆帶著一種諷刺的意味——它正將我推向另一個審判臺。
警方完成了他們的初步調查，厚厚的卷宗被移交檢察機關。
我的供詞，那份冷靜到近乎殘忍的自白，成為了核心證據。
蘇蔓為我請了律師，最好的那種，試圖在量刑上爭取一絲餘地，盡管我們都知道，這不過是絕望的掙紮，是生者對法律程序一種徒勞的尊重。
律師姓陳，是個面容嚴肅、眼神銳利的中年男人。
他第一次來看我，沒有寒暄，直接打開了錄音筆和厚厚的案卷。
“江先生，你的情況很特殊。”他開口，聲音平穩，不帶任何感情色彩，“證據鏈完整，你本人也供認不諱。社會影響極其惡劣。檢方會要求極刑。”
我點點頭，表示明白。這些都在意料之中。
“但是，”他話鋒一轉，目光如炬地盯著我，“動機部分，以及你最終的研究成果，或許可以成為辯護的切入點。我們需要重點強調你童年的創傷，長期的精神壓迫，以及……你哥哥的死亡對你造成的重大精神沖擊。這會導向精神鑒定，如果能夠證明你長期處於某種……創傷後應激障礙或者解離狀態，或許……”
“不需要。”我打斷他，聲音平靜。
陳律師楞了一下，微微蹙眉：“江先生，這是目前唯一可能減輕你刑罰的途徑。即使不能免除刑罰，也可能……”
“我說，不需要。”我重覆了一遍，語氣沒有任何波瀾，“我做什麽，我很清楚。我沒有精神問題。”
“即使有，那也不是用來逃脫罪名的理由。”
“精神病，從來都不是逃避的借口。”
至少，在實施那些實驗的時候，我的思維是清晰的，目的性是明確的。
瘋狂或許是我的底色，但那並非不受控的癲狂，而是一種極度冷靜的、導向毀滅的偏執。
用“精神病”來脫罪，是對精神病的侮辱，是對我自己那五年“事業”的侮辱，也是對哥哥的一種背叛——他承受了真實的痛苦和死亡，而我卻要用“瘋了”來逃避代價？
陳律師沈默地看著我，似乎在評估我的精神狀態是否真的如我所說“清醒”。
良久，他才嘆了口氣，合上了案卷：“即使不進行精神辯護，你提供的關於抗癌血清的數據和樣本，已經被最高級別的醫療科研機構接管驗證。如果最終證實有效，這將是……前所未有的醫學突破。這一點，法庭也會予以考慮。”
我扯了扯嘴角。用無數人命堆砌出的突破？這功績帶著洗不凈的血腥味。
“那是他們的事。”我漠然道。
之後的會面，陳律師不再試圖說服我，只是例行公事地告知我庭審流程，可能面對的狀況。
我安靜地聽著，像在聽一個與己無關的故事。
開庭的日子到了。
那天下著蒙蒙細雨，天空是壓抑的鉛灰色。
我被押解著，穿過法院森嚴的長廊。腳步聲在空曠的空間裏回響，冰冷的手銬硌在手腕上，提醒著我此刻的身份。
法庭裏坐滿了人。
媒體記者帶著長槍短炮，眼神興奮而獵奇；旁聽的市民們交頭接耳，臉上寫著恐懼、厭惡和難以掩飾的好奇；前排坐著一些面色凝重的官員和學者，他們的目光更多地投向我，帶著審視和一種覆雜的探究。
我沒有去看他們。我的視線掠過人群，看到了坐在角落的蘇蔓。
她穿著黑色的衣服，臉色蒼白，雙手緊緊攥著手提包，眼神與我接觸的瞬間，迅速溢滿了淚水，她慌忙低下頭去。
我被法警帶到位子上坐下。
公訴人開始宣讀起訴書，聲音洪亮而冰冷，一樁樁，一件件，列舉著我的罪行：非法拘禁、故意傷害、謀殺、非法進行人體實驗……每一個詞都引來臺下細微的騷動和抽氣聲。
證據被一一出示。實驗室的照片，冰冷的儀器，那些編號對應的、曾經是活生生的人的檔案，部分實驗記錄的覆印件，還有……七兩躺在觀察艙裏、渾身插滿管子的照片被拿出來時，法庭裏響起一陣壓抑的驚呼。
我面無表情地看著這一切，仿佛他們在展示的是別人的罪證。
輪到陳律師辯護。他盡力了，著重描述了我童年的極端遭遇，哥哥的死亡帶來的巨大打擊，試圖勾勒出一個被命運逼入絕境、精神遭受重創而走入歧途的形象。
他甚至提到了那管血清潛在的、拯救無數”命的巨大價值。
公訴人對此進行了犀利的反駁，強調我受過高等教育，思維清晰，計劃周密，犯罪過程極其冷靜，並非精神失控所致，且成果的“價值”無法抵消手段的極端邪惡。
法官敲擊法槌，維持著法庭的秩序。
整個過程，我大部分時間保持著沈默。只有當法官最後詢問我是否還有陳述時，我才擡起眼，看向那高高在上的審判席。
法庭裏瞬間安靜下來，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
我張了張嘴，喉嚨幹澀，發出的聲音卻異常清晰，回蕩在寂靜的大廳裏。
“我認罪。”我說，“所有指控，我都承認。”
沒有辯解，沒有求饒，沒有利用那些悲慘過往為自己爭取絲毫同情。
我本來就是錯的。
“我做那些實驗，不是因為瘋了。”我繼續道，聲音平穩得可怕，“是因為恨。恨一種病，也恨……這個世界對待我們的方式。我知道那是錯的，但我做了。”
我的目光掃過臺下那些或震驚或恐懼的臉。
“那些死去的人，我無法償還。法律該怎麽判，就怎麽判。”我頓了頓，最後說道，“至於那份研究數據……你們覺得有用，就拿去用吧。這或許是他們……唯一留下的，不那麽骯臟的東西。”
說完，我不再開口，低下了頭。
法庭裏一片死寂。連法官似乎都一時忘了程序。
最終，審判長宣布休庭，擇日宣判。
我被法警帶離法庭。經過旁聽席時，我聽到壓抑的哭泣聲，不知道來自誰。鎂光燈瘋狂閃爍，試圖捕捉我臉上任何一絲情緒。
但我臉上什麽都沒有。就像一口枯井，投下再多的石頭，也激不起一絲漣漪。回到看守所的單獨囚室，一切又重新安靜下來。
雨似乎下得大了些，敲打著高處小小的鐵窗，發出單調的聲響。
我坐在硬板床上，看著窗外那一小片被鐵欄分割的、灰蒙蒙的天空。
審判結束了。
或者說，屬於這個世界的審判，結束了。
我緩緩擡起手，輕輕放在左胸的口袋上。那裏面，放著哥哥那本筆記本裏撕下的一頁，上面是他最後寫下的那句話：
【哥愛你。不是兄弟那種。是……算了，不說了。】
哥。
你的八兩，終於走到了這一步。
你看到的，是這個結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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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在醫院純白的墻壁間失去了侵略性，它不再是催命的符咒，也不再是通往某個目標的階梯，它只是平緩地流淌，像靜脈裏點滴的生理鹽水，維持著一種最低限度的、活著的狀態。
身體在精密的醫療護理下，不可逆轉地好轉。
骨折處生長著新的骨痂，內臟的淤傷漸漸吸收，連頸托也換成了更輕便的型號。
這種生理上的修覆帶著一種諷刺的意味——它正將我推向另一個審判臺。
警方完成了他們的初步調查，厚厚的卷宗被移交檢察機關。
我的供詞，那份冷靜到近乎殘忍的自白，成為了核心證據。
蘇蔓為我請了律師，最好的那種，試圖在量刑上爭取一絲餘地，盡管我們都知道，這不過是絕望的掙紮，是生者對法律程序一種徒勞的尊重。
律師姓陳，是個面容嚴肅、眼神銳利的中年男人。
他第一次來看我，沒有寒暄，直接打開了錄音筆和厚厚的案卷。
“江先生，你的情況很特殊。”他開口，聲音平穩，不帶任何感情色彩，“證據鏈完整，你本人也供認不諱。社會影響極其惡劣。檢方會要求極刑。”
我點點頭，表示明白。這些都在意料之中。
“但是，”他話鋒一轉，目光如炬地盯著我，“動機部分，以及你最終的研究成果，或許可以成為辯護的切入點。我們需要重點強調你童年的創傷，長期的精神壓迫，以及……你哥哥的死亡對你造成的重大精神沖擊。這會導向精神鑒定，如果能夠證明你長期處於某種……創傷後應激障礙或者解離狀態，或許……”
“不需要。”我打斷他，聲音平靜。
陳律師楞了一下，微微蹙眉：“江先生，這是目前唯一可能減輕你刑罰的途徑。即使不能免除刑罰，也可能……”
“我說，不需要。”我重覆了一遍，語氣沒有任何波瀾，“我做什麽，我很清楚。我沒有精神問題。”
“即使有，那也不是用來逃脫罪名的理由。”
“精神病，從來都不是逃避的借口。”
至少，在實施那些實驗的時候，我的思維是清晰的，目的性是明確的。
瘋狂或許是我的底色，但那並非不受控的癲狂，而是一種極度冷靜的、導向毀滅的偏執。
用“精神病”來脫罪，是對精神病的侮辱，是對我自己那五年“事業”的侮辱，也是對哥哥的一種背叛——他承受了真實的痛苦和死亡，而我卻要用“瘋了”來逃避代價？
陳律師沈默地看著我，似乎在評估我的精神狀態是否真的如我所說“清醒”。
良久，他才嘆了口氣，合上了案卷：“即使不進行精神辯護，你提供的關於抗癌血清的數據和樣本，已經被最高級別的醫療科研機構接管驗證。如果最終證實有效，這將是……前所未有的醫學突破。這一點，法庭也會予以考慮。”
我扯了扯嘴角。用無數人命堆砌出的突破？這功績帶著洗不凈的血腥味。
“那是他們的事。”我漠然道。
之後的會面，陳律師不再試圖說服我，只是例行公事地告知我庭審流程，可能面對的狀況。
我安靜地聽著，像在聽一個與己無關的故事。
開庭的日子到了。
那天下著蒙蒙細雨，天空是壓抑的鉛灰色。
我被押解著，穿過法院森嚴的長廊。腳步聲在空曠的空間裏回響，冰冷的手銬硌在手腕上，提醒著我此刻的身份。
法庭裏坐滿了人。
媒體記者帶著長槍短炮，眼神興奮而獵奇；旁聽的市民們交頭接耳，臉上寫著恐懼、厭惡和難以掩飾的好奇；前排坐著一些面色凝重的官員和學者，他們的目光更多地投向我，帶著審視和一種覆雜的探究。
我沒有去看他們。我的視線掠過人群，看到了坐在角落的蘇蔓。
她穿著黑色的衣服，臉色蒼白，雙手緊緊攥著手提包，眼神與我接觸的瞬間，迅速溢滿了淚水，她慌忙低下頭去。
我被法警帶到位子上坐下。
公訴人開始宣讀起訴書，聲音洪亮而冰冷，一樁樁，一件件，列舉著我的罪行：非法拘禁、故意傷害、謀殺、非法進行人體實驗……每一個詞都引來臺下細微的騷動和抽氣聲。
證據被一一出示。實驗室的照片，冰冷的儀器，那些編號對應的、曾經是活生生的人的檔案，部分實驗記錄的覆印件，還有……七兩躺在觀察艙裏、渾身插滿管子的照片被拿出來時，法庭裏響起一陣壓抑的驚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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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到陳律師辯護。他盡力了，著重描述了我童年的極端遭遇，哥哥的死亡帶來的巨大打擊，試圖勾勒出一個被命運逼入絕境、精神遭受重創而走入歧途的形象。
他甚至提到了那管血清潛在的、拯救無數”命的巨大價值。
公訴人對此進行了犀利的反駁，強調我受過高等教育，思維清晰，計劃周密，犯罪過程極其冷靜，並非精神失控所致，且成果的“價值”無法抵消手段的極端邪惡。
法官敲擊法槌，維持著法庭的秩序。
整個過程，我大部分時間保持著沈默。只有當法官最後詢問我是否還有陳述時，我才擡起眼，看向那高高在上的審判席。
法庭裏瞬間安靜下來，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
我張了張嘴，喉嚨幹澀，發出的聲音卻異常清晰，回蕩在寂靜的大廳裏。
“我認罪。”我說，“所有指控，我都承認。”
沒有辯解，沒有求饒，沒有利用那些悲慘過往為自己爭取絲毫同情。
我本來就是錯的。
“我做那些實驗，不是因為瘋了。”我繼續道，聲音平穩得可怕，“是因為恨。恨一種病，也恨……這個世界對待我們的方式。我知道那是錯的，但我做了。”
我的目光掃過臺下那些或震驚或恐懼的臉。
“那些死去的人，我無法償還。法律該怎麽判，就怎麽判。”我頓了頓，最後說道，“至於那份研究數據……你們覺得有用，就拿去用吧。這或許是他們……唯一留下的，不那麽骯臟的東西。”
說完，我不再開口，低下了頭。
法庭裏一片死寂。連法官似乎都一時忘了程序。
最終，審判長宣布休庭，擇日宣判。
我被法警帶離法庭。經過旁聽席時，我聽到壓抑的哭泣聲，不知道來自誰。鎂光燈瘋狂閃爍，試圖捕捉我臉上任何一絲情緒。
但我臉上什麽都沒有。就像一口枯井，投下再多的石頭，也激不起一絲漣漪。回到看守所的單獨囚室，一切又重新安靜下來。
雨似乎下得大了些，敲打著高處小小的鐵窗，發出單調的聲響。
我坐在硬板床上，看著窗外那一小片被鐵欄分割的、灰蒙蒙的天空。
審判結束了。
或者說，屬於這個世界的審判，結束了。
我緩緩擡起手，輕輕放在左胸的口袋上。那裏面，放著哥哥那本筆記本裏撕下的一頁，上面是他最後寫下的那句話：
【哥愛你。不是兄弟那種。是……算了，不說了。】
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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