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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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霞飛路，法租界公董局的二樓辦公室，面窗的辦公桌，上午最後一點陽光，斜落在打字機上。亭臺樓閣似的文件堆在周圍，批改，畫圈，波浪線，與大大小小的拉丁字母組合在一起，層巒疊嶂得起了霧，慢慢就往後面退去，在視線裏模糊起來。
裴清璋知道自己又開始發呆了。可發發呆不也挺好？她不能總是這樣奮力工作。那天杜伐爾{1}走的時候，如常和她打招呼，就因為她說法語的腔調他喜歡——杜伐爾看她還在忙碌，竟然叉著腰拎著有綬帶的漂亮帽子（天知道他還要去哪裏高樂），說，裴小姐如此專業，是公董局的幸運，而我的領事館裏沒一個人比得上你，是我的不幸。
她被杜伐爾打攪了撰寫董事會文件的漫長苦勞，很想沒好氣地回一句，那到底是法國之幸還是不幸？但她還是她，裴清璋不止是法租界公董局最重要的秘書之一，更是成日和翁同龢敘鄉誼的常熟裴之廉的孫女、裴中衍的獨女，臭錢無幾、家規成山的遺老家庭出身，別的不知道，禮數一定知道，官家小姐，哪有在外面張嘴謔人的？
“官家小姐”。
她的眼神渙散失焦，瞟見日歷上寫著1940年8月20日。剛才看見報上說，《大美晚報》國際版編輯陳振章被日偽特務刺殺身亡，聽見後面同事們細碎的聊天聲和電扇的聲音嗡嗡地混成一片，有兩個人正在悄悄議論此事。
又死一個！這76號的人，真是心狠手辣！中國人不殺中國人啊！這話你也說出，軍閥混戰的時候，今天張大帥明天趙大帥，吳佩孚孫傳芳，哪一個不是中國人殺中國人！可是你不能為了日本人殺中國人啊！你這個話，也就只能在這說了！日本人要是進了租界，那才完蛋呢！日本人敢進租界？我可不信……
她聽力太好，往往什麽細枝末節都能聽得很清楚，以至於往後都是雞毛蒜皮、油鹽醬醋、直扯到了哪家的白切雞好吃，她才回過神來。
白切雞，可以考慮。就是未必有家裏女傭人做得好。女傭人手藝好，可也許過一陣就走了。今天上午自己出門，那崇明婦人又和自己提了一遍。上一次提的時候，自己為了挽留，說願意給她漲薪，那婦人還是不肯，就是要回家。
女傭說自己有八十老母要照看。她沒法不同意。人家的八十老母有病，她的母親還年輕，還強壯，還美麗，還能隔天就出去打一次牌，要說健康，估計她們倆比女傭都要健康，就是需要女傭照顧她們母女二人起居生活。這到底是官架子，臭架子，還是空架子？
也許是四體不勤導致總要無奈地求人伺候自己的爛架子，擠滿灰塵，搖搖欲墜。
她想搬出自己不好找下一個的事實來挽留女傭，女傭肯定要笑她，說，小姐，別人不知道還情有可原，我是知道的，你在公董局，你漲得起，錢多還怕找不到？
是啊，漲得起。
她看一看眼前山一樣的文件。她漲得起，她很清楚在自己的家庭財政規劃中，她是可以漲，漲完之後再刨去一切費用和要存下來的錢，她的薪俸其實所剩無幾。有時看著那點零餘，買什麽都不夠，覺得還不如去存了，積少固然能成多，積極少只能成少。
一日三餐，衣服水電，女傭交通，四季禮物，幸好老首飾還有，不必置辦新的——她也置辦不起，她也不需要，需要首飾的只有母親。她的工作就是來支持這些。而母親，以她自己的方式支撐著自己的架子。說起來很合理，其實母親並不喜歡她的工作。就像親戚們說的，不夠體面，甚至幹脆就是不體面。官家小姐怎麽能拋頭露面？管家小姐怎麽能伺候人？還是洋人？那些話她都能編，她裴清璋能隨口做五言七言，能輕易編出一篇法文新聞稿，這些話她也能輕易想出來，她太熟悉他們的白眼冷眼與虛情假意了。
母親也許還是明白她們現在不得不如此的境況的。她也明白，明白這是她自己選的法文專業，在一定要念完大學和一定要找到工作之間折衷，得到眼下這個結果。好也好吧，不能說它不好，予你吃喝綢緞；不好也不好，恰如眼下，她不喜歡這份工作。
當然，她知道相比其他工作，這裏沒有騷擾你的上司、沒有粗魯野蠻的日本人，也有穩定的薪酬，發的還是英鎊（這導致她三天兩頭像關註小菜的價錢一樣關註匯率，銀行的黑市的私人的，通通要算），已經好了太多——但她不喜歡，這樣的生活是空虛，她無法想象她要在這樣文字與打字機、油墨和火漆還有斤斤計較的賬本裏活到什麽時候，她感覺自己煢煢孑立，在風中被吹得四處搖擺，不知道什麽時候才能徹底落下來站定了，或者找到一棵大樹依傍。
哪怕是一根旗桿子都行。她需要一個支撐，她需要有人來明白她。雖然她也知道眼下這木已成舟的不喜歡也有自己的原因，是自己自作自受，但是她還是需要。需要有一個人完全地懂得她支持她，了解她的一切秘密，分擔她的壓力，哪怕只挑擔子輕的那一頭也可以，只要有這個人。
因為她在陽光下的生活卻不能支撐她穿越黑暗堅持下去，黑暗裏她有另一種生活。黑暗中的她，是默念密碼，指尖發報，敲擊著點與線、長與短，傳遞著她本不想知道的信息的人。
不知道別人管她們這樣的叫什麽，日本人帶頭管這個叫特務，她不太喜歡，何況她只會發報，會竊聽，會速記，別的什麽都不會。和那些開鎖打架下毒什麽都會的人根本不是一類——她根本就不應該被招納進這一行。可有一點，她愛自己也恨自己、讓別人都愛自己的一點，讓她被看上了：她過目不忘。
年幼在家裏找了人授業時，裴之廉就喜歡她這一點。四書五經，她四歲就會背“知止而後有定”，六歲就讀《四書章句集註》，八歲就學會背《項羽本紀》給裴之廉聽，逗爺爺開心。現在想想裴之廉聽完的樣子，那副躲在樓上睡在搖椅裏和自己的第五個兒子唯一的女兒背書、以逃避外面的變化家裏的紛亂的困倦樣子，其實並不快樂。裴之廉總是和她一起背完，捋胡子，閉眼搖頭，喝一口茶，喃喃地說，要是還開科舉，要是她是男兒。
她那時候不懂這些話，現在懂了，繼而不以為然。
後來她進入公董局，也是這點讓她晉升得快。在所有不體面的工作裏，她矬子裏面拔大個，選了這個。在所有的公董局職員裏，她是為數不多的中國人。在這個人數一向不多的職員群體裏，她的法語標準而流利，已經足夠突出，還在一次緊急會議上記住了看過一次的重要文件並當場背給董事們聽，從此就當了董事局的秘書，接著在一個細雨夜被一位華董叫到法國總會去，見到了朱家驊{2}。
她有些擔憂，靠著教養終究沒露出戰戰兢兢的醜態來。起初以為華董要對她做什麽，後來又以為朱家驊要幹什麽，結果什麽都沒有發生，全在聊天，跟她敘不出舊就敘親，她祖籍常熟，他祖籍湖州，非要說家裏的常熟親戚。那是民國二十五年{3}，那時候朱家驊還在當中央政治委員會代理秘書長{4}，介紹的時候說了，但她什麽都沒想。要等到一年後，二十六年，日本人來了，仗打起來了，朱家驊臨走之前來找她，說雖然見了許多人但你我也要見，說往下的日子肯定會很難過，畢竟是打仗，說你的才華不要浪費，說我有個地方可以給你做事，有些收入，作為補貼，也能發揮你的作用，在敵後為我們抗日救亡發揮作用，說我聽說你不是今年還學了速記{5}嗎，我聽說你學得特別好，那是種了不起的本事，說你的身份你的才華你的能力，不幹這個，實在可惜了。
沒功名可考，實在可惜了，現在沒有生死一線的事情做，也成了可惜。她不置可否，剛想要說再考慮考慮，朱家驊就開始說錢，說公董局就是再安全也不會漲薪，歐洲眼看要打起來，一打仗物價就要漲，到時候你家就你一個收入來源，怎麽夠？
那天晚上朱家驊和她說的話裏面，竟然只有和錢有關的是實話。
民國二十五年，去學速記，是為了在秘書處晉升，華董私下跟她說速記好的優先考慮，她則明白10英鎊是錢1英鎊也是錢，只要漲了都是好的，漲了她就能收回投資。結果事實證明，即便是董事會的秘書，薪俸上漲的程度也有限，她覺得自己被洋人和華董合起夥來給騙了。結果民國二十六年，這手藝終歸給她招來一份財了；而且朱家驊還說，因為別人不知道董事會秘書薪水一般，也會自發地認為能一直幹秘書的遺老遺少的後代肯定老實安靜、絕不惹事生，很有利於遮掩她的那一重身份：兜兜轉轉，她倒是達成了“多掙點錢”的目的，像是她這個人走到今天，就是為了這個目的而澆築出來的。
她回過神，整理好混亂的文件，麻利地敲完，取下，快速核對一遍——別人都覺得她這樣做是無必要的，只有她自己堅持——然後送去給其他委員會，財政、地產、電影檢查、衛生、人事、教育，最後從園藝委員會回來，已經過去了一個小時。
都什麽時候了，還搞園藝？這租界內歌舞升平，中華大地其餘地方烽火連天，這是什麽日子？
然而就是這樣的日子——她這樣對自己說——給了你一份英鎊計價的工作。
剛才還在園藝委員會那裏聽負責人說現在去修修剪剪到底安全不安全，花匠總要從華界進來，日本人要查，又不能把花匠留在租界住，萬一……
萬一什麽，她隨便問。
萬一……那人也萬一不出個什麽。總之還是不太好，那人說。
她沒搭話。自己回來，事情做完了，效率挺高，於是整理桌面上的文件。
她答應朱家驊的時候，朱家驊高興得不得了，說了許多好話，她只是賠笑，那些民族大義，她懂但一個字也沒聽進去，滿腦子想的是天秤的平衡，好像照朱家驊說來危險和收入是完全等價的，多一毫子不給，多一分危險也沒有。結果現在呢？
她看一眼窗外，外面是陽光燦爛，來收屍的清早才把地上的麻袋收走，裏面裝的什麽她不知道，她只看見了血。
她也不想知道。不能想。有時候76號用鐵絲把不知道是誰的手指頭捆在電桿上，活像那木頭電桿長了手。有一天另一個女同事來上班，臉色煞白，說是在路上看見路燈下有人頭。這位同事住公共租界，她想，幸好自己不住。
這時候說危險，晚了。她發電報的手藝太好了，來不及回頭了。她學了半年就出師了，郁秉堅{6}說，要不是你本來有那份正職，我簡直想要把你拉到我這裏來。她雖然知道郁秉堅不存任何壞心，但也不喜歡這說法，不怎麽喜歡他的誇讚，連帶對這件事都沒什麽喜愛之處。是啊她發報快而準，密碼往心裏一背，明文往眼前一讀，腦子裏出來的就是密文，而且最可貴是，她發報沒有“筆跡”，毫無特點可言，簡直是標準的標準，像教科書一樣。
因為這個，她在郁秉堅、在朱家驊、甚至在中統上海站，地位都很穩固。她在公董局的職位也穩固，別人都擔心被辭掉，倒數計算時間以盤算最後底線就是“裴清璋被辭退的那一天”。這份穩固又倒過來促進了她的特工事業。多有趣、多可笑的循環，她做這一切都是為了掙錢，做特工是為了賺錢，做這麽危險的事是為了賺錢。
但凡她再有一點錢也許都不至於此。可“一點”是多少呢？她從不知道。她管賬之前，該還的債已經還完了，“錢貨兩訖”，父親的屍也收了，人也埋了，喪事也辦完了，兩母女不欠任何人任何東西，她這才去讀的書，一回學校就說換專業，要去讀法語，輔修英語。原不是這麽想的，原來覺得——
哢噠，她聽見辦公室外面走過的法國男子掏出打火機掀開蓋子的清脆聲響。紙煙。卷煙。隔壁的法國老頭抽煙鬥。沒人抽大煙。新派的人應該不抽。她父親不是，祖父也不是，所以他們抽。那種甜膩的香氣在她記憶裏總是和《古文觀止》、《左傳》還有《論語集註》聯系在一起，也和紹興酒的酒香、堂子裏長三的汗巾子上的芳香聯系在一起，還和爭吵、咳嗽、以及哭泣聯系在一起。
到底是哪裏不對，所以今天是這樣呢？是從祖父分家開始？還是從祖父病死在最後一筆財產劃分完畢開始？是從父親和母親結婚開始？還是從母親身體不好二十四歲生下自己就再難懷孕開始？是從父親流連長三書寓開始？還是從父親一再被人發現醉倒在酒桌上搖也搖不醒只能送回來開始？是從母親和父親大吵大鬧開始？還是從父親雖然拒不料理家務卻允許自己去上新派女中開始？是從自己考進了大學父親卻笑得一臉愁苦開始？還是從父親無論如何要買現在這套洋房開始？
他賣了鋪子，賣了另外兩處房子，賣了鄉下的五十畝水田，後來又買了三十畝，換來錢幹了什麽她不知道，父母都不記賬，最後都說不清楚，有時臨時借了錢連字據也沒有，仿佛對方來要債是空口一說是什麽就是什麽。然而不等她管賬，她就知道，她父親裴中衍臨死前做的最對的事情、也許也是唯一一件對的事情，就是買了現在這套洋房。夠大，夠漂亮，夠安全，法租界，凡爾登花園。
萬不得已，她終歸可以把客房租出去。父親當時也許沒想過這一點，也許也想過，她不知道了。因為買完這套房子，回來和母親一說，說完又吵一次架，他就走了。十天後死在總去的長三堂子裏。
從出生到父親去世，父女相處的時光稀少短暫，父親做的種種事，對自己做的是好是壞已經說不清了。仿佛隨著時間流逝、世事劇烈變遷，小時候他帶給自己的快樂也逐漸消散，年少時他帶給自己的傷害也逐漸隱退。現在只剩下她和母親了。對於母親，她心裏是那樣覆雜，有深刻難言的愧疚——仿佛她因一般的血脈就成了父親留下來的還債者——也有一樁一件的埋怨，還有太多難以言表的不理解。她不希望母親這樣那樣，又舍不得母親不這樣那樣，一定是小時候不曾學會說出口，現在就只懂得把眼淚往肚裏咽。
從小如此，長大如此，呼吸著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如此。也許——她望向窗外的陽光——唯一快樂過的時光，就是上高中的時候，和湯玉瑋在一起的時候。和湯玉瑋在一起的時光很快樂，怎麽想都是這樣。那天是轟炸，她還和湯玉瑋在一起，於是甚至都不覺得轟炸可怕了。而父親去世的那天，那是個平靜的熱天，她還在上學，還獲得表揚了，可因為又是自己一個人了，這重擔掉下來，她連叫都沒有叫一聲，就背上十字架了。
啊，湯玉瑋，那個玉雕的人兒。後來再沒有湯玉瑋的消息了，只記得是去了美國。大洋彼岸的美國。不知道現在她好不好？
眼下，湯玉瑋不在西雅圖，不在華盛頓不在費城不在舊金山，不在她本該在的紐約晨邊高地，不在任何一個裴清璋會知道、來日會爛熟的美國城市，就在上海，正走出卡爾登大戲院，把采訪用的紙筆放回包裏，拉一拉麂皮挎包的肩帶，視線越過馬路牙子下停著的大小車輛，左顧右盼，穿越重重車流，往街道對面走去。然而走到了對面人行道上，她又停住腳步、轉過身來看了看戲院的大門，窗欞雖然很中式，可陽臺和立面總讓她想起西部電影，想起美國西部那些手持□□、滿嘴嚼煙草的牛仔，想起那種快意恩仇。
啪！啪！手都不用從腰間拿起來，又快又準。
想來，二十六年的時候，周信芳就在這兒一口氣演了三十三天的《明末遺恨》，“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好氣節！然而現在，歌舞升平依舊，叫人說不清這是個什麽人間。
要不是她知道，她簡直要懷疑那些日本人來了上海也會被遠東巴黎的紙醉金迷給吞沒、忘了大東亞的重重美夢。
敲碎他們的夢需要兇狠的鐵錘。
穿街過巷，她走得很快。有路人側目，也有完全不在乎的——一看就是個記者，跑得快是應該的。但她只是一個側身走進法租界不起眼的背巷深處的咖啡館，裏面除了顧客全是禮貌的白俄。她是熟客，進去落座，金發的俄國侍應生上來用上海話問點單，她用英語點拿鐵。等他離去，她從包裏拿出鉛筆和信箋紙，開始寫稿。這是她的專長，善於寫，寫得很快，這裏是她的西部，她是在這裏做到又快又準的。她不需要相機，通過文字就能呈現畫面。要是給了她相機——那要看當天是哪一家報館這樣慷慨——給她雙份的工錢都算是便宜。
今天這家是《劇場新聞》，沒什麽錢，但是湯玉瑋喜歡他們。後臺有什麽，觀眾怎麽想，她永遠能把握好劇場的神秘與解密之間細微但是吸引人的那條絲線，而《劇場新聞》也從不逼她越界。
咖啡上來，她快速地擡頭微笑著說一聲謝謝，又立刻低下去盯著稿紙，十分忙碌的樣子。未幾又從包裏取出香煙和火機，看也不看地往唇上一放，一點，火光不如紅唇來得艷。
別人說她是電影記者，她願意，她也寫那些花邊新聞，為生計，也為了在泱泱花邊新聞裏寫一些能看的、不那麽下流的東西，但說到底，如果將重重身份剝去，她願意說自己是一個攝影記者、自由記者。
在如今孤島般的上海說自己是自由記者有些可笑，但她喜歡，而且她能做到。她熱愛新聞事業，也熱愛攝影，最重要的是，熱愛這個民族。
深切的愛是溫柔無波瀾的，就像深切的恨一樣。
煙灰眼看要掉，她看也不看地彈進煙缸，放下筆喝一口咖啡。這時進來一個頭戴報童帽、鼻梁架圓片眼鏡的年輕男子，一看就是家中豪富、喜歡打扮愛出來玩的公子哥兒。他在咖啡店裏左顧右盼一番，末了竟然端著咖啡坐在湯玉瑋對面。
她擡頭看一眼他，又把眼神收回去，“這位先生，我們認識嗎？”
“不認識。”他笑著，一手端著咖啡一手捏著咖啡盤，“但不妨從今天開始認識。”
她沒看他，“對不起，我很忙。”
“你是記者，對不對？”他放下咖啡，兩肘放在桌上，整個人湊上去，“我記得，我在辣斐大戲院見過你。”
她擡起眼，瞟了對方一眼，“哦？”
“就是那次——”
他說得眉飛色舞，她看也不看，依舊寫自己的。對方說了一陣自己如何進入放映間、與誰有關系、如何看到了放電影的全過程等等，發現她不理會，眼神就瞟到稿紙上，“你在寫什麽，又有什麽新鮮花樣了？”說著就要伸手奪過稿紙來看。
那幹凈修長的手指剛伸進稿紙裏就被她打了一下，不響但疼，他立刻吃疼收了回去。她也不說話，單用鉛筆指著他的眉心，對方立刻結了帳，訕訕而去。
門開了又關，咖啡館裏又恢覆寧靜，眾人的聊天再度變成低沈的嗡嗡聲。剛才壓在告知稿紙底下的字條，已經被帶走了。
這辦法是她和他一起想的。沒有礙著彼此的身份，甚至完全合理。而且從這一件事起，往下的事情都可以繼續演下去，當時怎麽認識，後來怎麽重逢，歡喜冤家，諸如此類。反正只要他纏著她，有的是辦法把紙條從她身上轉移到他身上。
他還說，大不了我們甚至可以演到假戀愛，假結婚。
她真心實意地瞪他一眼，做你的夢。
她是一個剛剛回到上海才半年多的留學生，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系，還在紐約從事過一段新聞工作，差一點兒就要成為AP的記者，這都沒錯；她回來才半年就以特別能跑新聞、特別能寫稿而出名，也沒錯：但終歸，她的本質身份，是一個軍統特工。
她學新聞學了四年沒錯，她在香港接受特工訓練也有半年。她在紐約的唐人街認識安良堂的師傅拜入人家門下已經四年。而她有了幹這件事的想法，往長了說得有二十六年。她從小就喜歡《刺客列傳》，她迷戀那些憑一人之力就扭轉乾坤的故事，有時候還自己扮演，從小父親母親還有哥哥都說她的是不愛紅妝愛武裝，她引以為傲。很多人回望自己小時候，總有些不堪回首，她不是，她覺得自己特別一以貫之。這種迷戀和豪爽使得她交了五湖四海的朋友，使得她膽子大到跑進堂口眾多的紐約唐人街去閑逛，敢路見不平，敢拜人為師，敢和一眾師兄爭高低，師傅總說她氣血太熱，她笑師傅幾時懂了中醫。
直到她在紐約看見王小亭的那張照片{7}——殘垣斷壁，渾身血汙的兒童孤零零地坐在那裏號泣——她覺得自己的眼淚是滾燙的，滴在衣服上霎時就蒸發了。她知道父母平安，哥哥妹妹也好，都在準備經過香港到美國來。祖籍南潯長於上海的她也沒有一直把上海當作“故鄉”，仿佛朦朦朧朧地，只有故國的概念。故國被人侵略、同胞被人奴役，她當然憤怒，焦躁得不知道自己該做點什麽好，但要直到這張照片，她才知道，她要回去。
前線既已不存，她就到敵人背後去，一刀，捅在命門上。
後來發生的一切都像一場夢，朦朧迷離，夢中每個人都說著奇怪的話，唯有她自己，清醒，執著，采取與父母妹妹完全相反的路，在舊金山與香港匆匆交匯後，回到上海。
然後是紙筆，相機，電影圈子，□□□□抗日媚日戲劇，一室一廳租在枕流公寓，上峰叫德堂。上峰說，你這個身份，特別好，電影戲劇的圈子裏人多，口雜，套情報容易，也是你的專業。她沒問往後那麽多想做的事情怎麽辦，也知道不能著急，也記得師傅說的那些“戒急用忍”的話，但在她能的時候，她總是忍不住要做點什麽。
做點什麽，當外面是這樣亂。她稿子基本寫完，休息一下再改，把煙掐了，望向窗外。選擇這裏接頭，一是不近不遠，二是岔路很多，三——三是她的確喜歡這裏，有經常來的事實，完全合理。她喜歡這玻璃窗外小巷盡頭大街的剪影，天然的、整齊的、天然吸引人的構圖。而現在，她從這長方形的相框裏也看得見收屍隊，他們一天的活幹完了，正在回家的路上。
只管收走不管打掃，那血跡對於很多人來說也是嚇人的。□□對於常人來說是那麽恐怖，可對於她而言，似乎還有更可怕的敵人。別人想的是“又有人被殺了”，她想的則是“自己最壞的下場比那還慘”，終結於槍口，終結於76號的監牢與某一種她不知道的酷刑，乃至於憲兵隊牢房的新花樣：敵人如此巨大，她卻堅持得要戰勝它。
每次想到王小亭的那張照片她都會堅定自己的想法，她一定要戰勝它。
她永遠記得自己看到那張照片時的心情，就像記得自己去告別師傅的時候。師傅說，我沒有教會你多少功夫，倒把你帶上了這條船。她說我不後悔。師傅說我知道你不後悔，你從來不會，我洪門子弟，能教出來一顆革命救亡的心，我也很滿足。她笑，說功夫的確是學不成了，天生骨架子材料不夠，但是救亡是夠的。師傅點頭，說是啊，人死不過一寸釘，做些轟轟烈烈的事情去吧。
然後她就上了船。好幾趟船，好幾趟火車，從東部到西部，在舊金山一邊等待母親，一邊安排父母在美國的生活。未幾母親和妹妹來了，人到財到，還說父親、叔伯還有哥哥都在香港，一邊轉移財產一邊要來。那是1938年的1月，加州天氣清涼甚至還有點冷，她按父母要求置辦了全套產業，安排妹妹去上學，等到全家都到了，才說自己決心回去抗日。
他們不願意，也沒法不同意。後來回去的船上她看見一本書，叫《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8}。她看了，悄悄帶下船，在香港找人自己翻印了好幾份，寄回去給父母。也不是明志，就是希望他們能知道。
不，她要他們知道。要更多的人知道。當年，她離開上海的時候，懷抱的正是這樣的理想：要讓中國人知道世界、讓世界知道中國。
這話除了對家裏人，她只對一個人說過，高中時的同學裴清璋。這麽多年過去了，也不知道裴清璋在哪裏。回到上海也沒有專門去找過，也許逃難去了也說不定。她現在滿腦子想的，都是抗日。她要抗日，不計代價。她要抗日，以一切手段。
所以她告別父母，告別哥哥和妹妹，告別紐約、洛杉磯和香港，回到上海，回到□□，回到隨時都會被76號抓走、死在裏面的狀態裏。她不怕，既不怕成為專諸豫讓，也不認為自己會成為。她有的是實力。她在香港學到的一切讓她相信這一點，德堂意味深長的誇讚也讓她相信這一點。
你來的是時候啊，德堂說，王天木的事已經過去了，不然，你我都活不下來，肯定會被他給供出去。
她笑，說是啊，現在上海，是新的戰場。
低頭看一遍稿子，改了幾處，再來一杯咖啡，點上一根煙，一時也不想回家去——除了還在上海看攤子、時不時總想去香港或者菲律賓躲一躲的堂哥湯玉瑯之外，她在上海已經沒有親人了，朋友也多在美國，原來的老朋友老同學，基本上也去了重慶，可謂地地道道的孤家寡人。按照德堂的指示，她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要和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要把自己社交範圍盡量地擴大。收入支出什麽的雖然不是問題，自己的私房錢也大可支援革命，可是一天天的到處社交，她總覺得孤獨。為了辦好事，她總不能徹底暴露她是誰，展現的自己是經過了掩飾修飾矯飾、帶著重重面具的自己，這樣交到的朋友，只令人疲勞，這不是分擔式的關系，而是充滿強加的關系。她不喜歡。她懷念少女時代曾經在法租界自由玩耍的日子。啊，那些日子是那麽遙遠，那時候還有裴清璋。
裴清璋。
淞滬抗戰時，她和裴清璋，不，她帶著裴清璋和全家一道躲在自己家裏。那時候竟然怎麽都找不到裴清璋的父親裴中衍，“天知道死到哪裏去了！”裴清璋的母親總是這麽說。最後，還是她的父親拜托了青幫的朋友去找到的，還是在窯子裏。十年了，想想那時候的裴清璋並不快樂，她看得出來，那樣子太鮮明，當初看不透的種種，現在想想也全明白了，全明白了。
希望她現在過得快樂，雖然在現在這世道，恐怕很難做到。
窗外，她看見一群癟三大搖大擺走過去，一看就是跟著吳四寶投身76號的人，自稱“青幫幫眾”。哼，她在心裏冷笑，門規森嚴，結果只要世道一變也就跟著變了。所謂“江湖上”真正可靠的人，也沒有多少。像師傅那樣的人，更樂自外於“江湖”。不過吳四寶如此招搖，恐怕不日就要死了。難不成還以為自己是老虎竈裏的開水，開了鍋就會升天？
師傅曾經教她不要鄙視自己的敵人。可對於吳四寶，她實在沒法看得起。
她起身，旋風似地收好了東西，走出了咖啡店。
極司菲爾路76號，高洋房的二樓，東邊辦公室，情報處{9}裏，萬小鷹百無聊賴地坐著。平常無事的一個下午，樓下的兩個接待員都沒事兒幹、正互相搶對方領子後面的進門標志鬧著玩，她的位置背靠窗臺，調笑玩鬧的聲音一浪一浪地湧上來。按理，她當然不應該坐在這裏，情報處本來都是在門廊下邊東頭那溜平房裏的。但是為了和日本憲兵隊的督導近一點、更是為了和李士群近一點，情報處搬上來了。是故，這些日子以來她幹的最多的就是跑上跑下，把情報送給李士群，送給憲兵隊的督導，身影反覆穿越高洋樓面前的花園，活像一只蝴蝶。
在吳四寶這些人看來，她當然是花蝴蝶，恰如她看不起吳世寶、非要叫人家燒老虎竈時的名字吳四寶一樣。
萬小鷹新來的，論資歷，是新人，是唐惠民帶進來的。乍看起來既不屬於丁派、更不屬於李派，論理要麽淪為兩派傾軋的犧牲品，要麽默默無聞以求自保，誰知道萬小鷹一來就得到重用，眾人不明所以，以為唐惠民失勢已久、怎麽會有如此能量？後來看見她和日本督導說話才明白了，她會說日語，而且很流利。
那她和盛東聲的關系姑侄也就不足道了。和一個前花花公子、現政府官員的已不存在且無血緣的親屬關系，哪有會說這麽好的一口日語來得重要？
雖然他們也不待見她對日本人禮貌謙恭、對中國人玩世不恭的樣子，但似乎總也看不見玩世不恭和前倨後恭的區別。他們只能看見萬小鷹華麗的衣裙，新燙的卷發，搖曳的步態，再聞到一點時新的香水味。
此時萬小鷹懶懶起身，拿起手上的文件，準備送文件去。隨著她起身，一身黑底白波點旗袍像畫一樣徐徐展開。不同於孫夫人的端莊，她這一套，下擺短些，波點大些，雖然風格素雅，卻實在被她穿出一種調皮機靈的勁兒；配上新燙的卷發，白色高跟鞋，哢噠哢噠，開門下樓，儼然一道靈光靚影掠過洋房走廊。
從西邊到東邊，她先是在一排平房裏找幾位處長，該收到收到，該簽字簽字。吳四寶不在，得給他的副手。副手人不在座，問旁邊抽著煙翹著腿的汙濁男子，說在審訊室。到了審訊室裏面，明裏往暗裏那麽一看一喊，將文件夾一遞，她兩手抱臂，就這麽站著。裏面傳來陣陣哀嚎，她也不為所動。吳四寶的副手用上海話和她開玩笑，她也笑著回過去，幾乎對囚犯的慘叫充耳不聞。
等她走了，副手望著她遠去的方向，想著這是怎樣一個心狠手辣的女人。想了想，不免想起她在政府裏的那一層關系，更感驚奇。怎麽會有這樣一個女人？年紀輕輕，就這樣了？好像他自己窮兇極惡就是應該似的。
到了點，萬小鷹收好隨身物品，合上小巧玲瓏的挎包，裊裊婷婷地離開令常人聞風喪膽的工作地，悠悠哉哉地晃回了家。原以為是個無聊的夜晚，正愁去何處打發漫漫長夜，結果剛進公寓樓就被門房攔下，說萬小姐，有人送了一張字條給你。
字條？回家把自己扔進沙發裏，打開來看才知道是盛東聲送的。她笑，大眼睛轉了三圈，起身，拿起電話。
“餵？”
法租界那一頭，高大肥壯的男子一手拿著聽筒一手夾著香煙，對著聽筒哈哈大笑。一會兒你怎麽樣，一會兒我就還行，一會兒好的好的，一會兒沒事沒事，末了，話題的結束於“改天一定要來吃飯”，然後心滿意足地掛上電話。
電話安靜地依附在墻上，肥壯男子則回到客廳坐著，沒有拿起剛才還在讀的報紙，只是笑著吸煙。他的身側坐著身材頎長、圓髻烏黑的女子，剛才還在後面看著他，現在也坐了回來，拿起剛才放下的繡繃子——可看那針腳，實在繡得不怎麽樣。
“誰啊？”
“侄女。”
“侄女？”
“萬惠濃的侄女。”
“哦————”
“現在在李士群那裏呢。”說著，肥壯男子碾滅了煙，“總之，來日要是來了，你就替我多招待招待。我和她的小姑姑終歸是離了婚，不方便再攪合到一起去。有勞你，雅立。”
女子的眼睛沒從自己不外如是的繡片上擡起來，只是點了點頭。他也無言。可她大概是覺得沈默不太好，遂開口補充道：“這是我應該。而且，我還應該恭喜你才對。”
話出口，她也知道自己的語氣和自己的表情一樣，只有無奈。
男子笑起來，“你就是喜歡說這些客氣話！雅立，我們是夫妻。”
丁雅立依然只是點了點頭，過了一會兒，才喚女傭做飯來吃。
大家都吃完晚飯，上海的天也已經黑了，法租界也不能例外，正如上海也不能例外於整個中國一樣。遙遠地，似乎聽見一陣吵嚷，一陣腳步，一陣嗚咽和窒息的聲音。也許有人在剝豬玀，也許是更糟糕的什麽，沒人知道。衣服雖然是剝去了，但臉上的面具，戴上就不那麽好拿下來了。
作者有話說：
{1}時任法國代領總領事，也是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董事之一。
{2}朱家驊，字騮先，浙江省湖州府吳興縣人，曾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代理院長、行政院及考試院副院長、教育部部長、交通部部長、浙江省政府主席等職務，還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局長，被視為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的CC系的一員。但自1939年12月接掌中央組織部長後，開始自組班底，另樹一幟。由於朱家驊在學界政界均有相當的地位與歷史基礎，自立門戶後，很快成長為戰時一大新生派系，並逐漸與CC系形成分庭抗禮之勢。
{3}為還原語氣，使用當時比較普遍的中華民國紀年法。
{4}架空，未核實。
{5}速記（英語：Shorthand）是一種用符號快速記錄語言的方法，通過速記符號記錄的音節信息，並利用縮略符號提高記錄效率。速記完成後，需要將速記內容翻譯成正常的文字。速記的速度一般可達到每分鐘160-400字，因此在許多如在需要現場記錄語言的場合都有過應用案例，1896年蔡錫勇按照漢字的拼音編寫了《傳音快字》，本來是作為漢字文字改革方案，實際是一種速記符號，是中國最早的速記法。1912年他的兒子蔡璋正式編寫出版了《中國速記學》，基本原則和“細線表音速記法”一樣，是以橢圓和斜米字方位框架為基礎，以漢語聲母、韻母為基本單元設計的，用不同角度的斜線、橢圓和半圓代表各種覆合的聲母、韻母，是中國最早的速記著作。後來出現的各種漢字速記法基本以此為根據。
{6}郁秉堅（1901年11月～1983年）學名蘊瑋，號彬翁。江蘇無錫人，民國22年起任上海電話局總工程師，民國26年八一三抗戰爆發，郁率領部分電信人員接受交通部留守上海的任務。翌年春，郁兼管電報局的留守任務後，請美國人白郎（Beron）和盧賽（Rusy）出面在租界內成立美商通信社、環球無線電公司和新聞無線電公司三個營業性無線電臺，建立上海與國際間，上海與後方的公眾及新聞通信渠道，並領導交通部留滬機構與遷至重慶的交通部通報的秘密電臺。
{7}即《中國娃娃》（A Chinese baby amid the wreckage）是中國抗日戰爭期間極為著名之戰地攝影作品，該作品首度公開於1937年的美國《生活雜志》。攝影者為美籍華裔戰地記者王小亭，時間地點則為淞滬會戰、8月28日的上海南火車站。
{8}《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 a documentary record）是英國《曼徹斯特衛報》記者田伯烈編著、出版於1938年的紀實著作，是世界上第一本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史料專著圖書。
{9}事實上76號內部的布局應該不是這樣。此處為劇情所需特別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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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飛路，法租界公董局的二樓辦公室，面窗的辦公桌，上午最後一點陽光，斜落在打字機上。亭臺樓閣似的文件堆在周圍，批改，畫圈，波浪線，與大大小小的拉丁字母組合在一起，層巒疊嶂得起了霧，慢慢就往後面退去，在視線裏模糊起來。
裴清璋知道自己又開始發呆了。可發發呆不也挺好？她不能總是這樣奮力工作。那天杜伐爾{1}走的時候，如常和她打招呼，就因為她說法語的腔調他喜歡——杜伐爾看她還在忙碌，竟然叉著腰拎著有綬帶的漂亮帽子（天知道他還要去哪裏高樂），說，裴小姐如此專業，是公董局的幸運，而我的領事館裏沒一個人比得上你，是我的不幸。
她被杜伐爾打攪了撰寫董事會文件的漫長苦勞，很想沒好氣地回一句，那到底是法國之幸還是不幸？但她還是她，裴清璋不止是法租界公董局最重要的秘書之一，更是成日和翁同龢敘鄉誼的常熟裴之廉的孫女、裴中衍的獨女，臭錢無幾、家規成山的遺老家庭出身，別的不知道，禮數一定知道，官家小姐，哪有在外面張嘴謔人的？
“官家小姐”。
她的眼神渙散失焦，瞟見日歷上寫著1940年8月20日。剛才看見報上說，《大美晚報》國際版編輯陳振章被日偽特務刺殺身亡，聽見後面同事們細碎的聊天聲和電扇的聲音嗡嗡地混成一片，有兩個人正在悄悄議論此事。
又死一個！這76號的人，真是心狠手辣！中國人不殺中國人啊！這話你也說出，軍閥混戰的時候，今天張大帥明天趙大帥，吳佩孚孫傳芳，哪一個不是中國人殺中國人！可是你不能為了日本人殺中國人啊！你這個話，也就只能在這說了！日本人要是進了租界，那才完蛋呢！日本人敢進租界？我可不信……
她聽力太好，往往什麽細枝末節都能聽得很清楚，以至於往後都是雞毛蒜皮、油鹽醬醋、直扯到了哪家的白切雞好吃，她才回過神來。
白切雞，可以考慮。就是未必有家裏女傭人做得好。女傭人手藝好，可也許過一陣就走了。今天上午自己出門，那崇明婦人又和自己提了一遍。上一次提的時候，自己為了挽留，說願意給她漲薪，那婦人還是不肯，就是要回家。
女傭說自己有八十老母要照看。她沒法不同意。人家的八十老母有病，她的母親還年輕，還強壯，還美麗，還能隔天就出去打一次牌，要說健康，估計她們倆比女傭都要健康，就是需要女傭照顧她們母女二人起居生活。這到底是官架子，臭架子，還是空架子？
也許是四體不勤導致總要無奈地求人伺候自己的爛架子，擠滿灰塵，搖搖欲墜。
她想搬出自己不好找下一個的事實來挽留女傭，女傭肯定要笑她，說，小姐，別人不知道還情有可原，我是知道的，你在公董局，你漲得起，錢多還怕找不到？
是啊，漲得起。
她看一看眼前山一樣的文件。她漲得起，她很清楚在自己的家庭財政規劃中，她是可以漲，漲完之後再刨去一切費用和要存下來的錢，她的薪俸其實所剩無幾。有時看著那點零餘，買什麽都不夠，覺得還不如去存了，積少固然能成多，積極少只能成少。
一日三餐，衣服水電，女傭交通，四季禮物，幸好老首飾還有，不必置辦新的——她也置辦不起，她也不需要，需要首飾的只有母親。她的工作就是來支持這些。而母親，以她自己的方式支撐著自己的架子。說起來很合理，其實母親並不喜歡她的工作。就像親戚們說的，不夠體面，甚至幹脆就是不體面。官家小姐怎麽能拋頭露面？管家小姐怎麽能伺候人？還是洋人？那些話她都能編，她裴清璋能隨口做五言七言，能輕易編出一篇法文新聞稿，這些話她也能輕易想出來，她太熟悉他們的白眼冷眼與虛情假意了。
母親也許還是明白她們現在不得不如此的境況的。她也明白，明白這是她自己選的法文專業，在一定要念完大學和一定要找到工作之間折衷，得到眼下這個結果。好也好吧，不能說它不好，予你吃喝綢緞；不好也不好，恰如眼下，她不喜歡這份工作。
當然，她知道相比其他工作，這裏沒有騷擾你的上司、沒有粗魯野蠻的日本人，也有穩定的薪酬，發的還是英鎊（這導致她三天兩頭像關註小菜的價錢一樣關註匯率，銀行的黑市的私人的，通通要算），已經好了太多——但她不喜歡，這樣的生活是空虛，她無法想象她要在這樣文字與打字機、油墨和火漆還有斤斤計較的賬本裏活到什麽時候，她感覺自己煢煢孑立，在風中被吹得四處搖擺，不知道什麽時候才能徹底落下來站定了，或者找到一棵大樹依傍。
哪怕是一根旗桿子都行。她需要一個支撐，她需要有人來明白她。雖然她也知道眼下這木已成舟的不喜歡也有自己的原因，是自己自作自受，但是她還是需要。需要有一個人完全地懂得她支持她，了解她的一切秘密，分擔她的壓力，哪怕只挑擔子輕的那一頭也可以，只要有這個人。
因為她在陽光下的生活卻不能支撐她穿越黑暗堅持下去，黑暗裏她有另一種生活。黑暗中的她，是默念密碼，指尖發報，敲擊著點與線、長與短，傳遞著她本不想知道的信息的人。
不知道別人管她們這樣的叫什麽，日本人帶頭管這個叫特務，她不太喜歡，何況她只會發報，會竊聽，會速記，別的什麽都不會。和那些開鎖打架下毒什麽都會的人根本不是一類——她根本就不應該被招納進這一行。可有一點，她愛自己也恨自己、讓別人都愛自己的一點，讓她被看上了：她過目不忘。
年幼在家裏找了人授業時，裴之廉就喜歡她這一點。四書五經，她四歲就會背“知止而後有定”，六歲就讀《四書章句集註》，八歲就學會背《項羽本紀》給裴之廉聽，逗爺爺開心。現在想想裴之廉聽完的樣子，那副躲在樓上睡在搖椅裏和自己的第五個兒子唯一的女兒背書、以逃避外面的變化家裏的紛亂的困倦樣子，其實並不快樂。裴之廉總是和她一起背完，捋胡子，閉眼搖頭，喝一口茶，喃喃地說，要是還開科舉，要是她是男兒。
她那時候不懂這些話，現在懂了，繼而不以為然。
後來她進入公董局，也是這點讓她晉升得快。在所有不體面的工作裏，她矬子裏面拔大個，選了這個。在所有的公董局職員裏，她是為數不多的中國人。在這個人數一向不多的職員群體裏，她的法語標準而流利，已經足夠突出，還在一次緊急會議上記住了看過一次的重要文件並當場背給董事們聽，從此就當了董事局的秘書，接著在一個細雨夜被一位華董叫到法國總會去，見到了朱家驊{2}。
她有些擔憂，靠著教養終究沒露出戰戰兢兢的醜態來。起初以為華董要對她做什麽，後來又以為朱家驊要幹什麽，結果什麽都沒有發生，全在聊天，跟她敘不出舊就敘親，她祖籍常熟，他祖籍湖州，非要說家裏的常熟親戚。那是民國二十五年{3}，那時候朱家驊還在當中央政治委員會代理秘書長{4}，介紹的時候說了，但她什麽都沒想。要等到一年後，二十六年，日本人來了，仗打起來了，朱家驊臨走之前來找她，說雖然見了許多人但你我也要見，說往下的日子肯定會很難過，畢竟是打仗，說你的才華不要浪費，說我有個地方可以給你做事，有些收入，作為補貼，也能發揮你的作用，在敵後為我們抗日救亡發揮作用，說我聽說你不是今年還學了速記{5}嗎，我聽說你學得特別好，那是種了不起的本事，說你的身份你的才華你的能力，不幹這個，實在可惜了。
沒功名可考，實在可惜了，現在沒有生死一線的事情做，也成了可惜。她不置可否，剛想要說再考慮考慮，朱家驊就開始說錢，說公董局就是再安全也不會漲薪，歐洲眼看要打起來，一打仗物價就要漲，到時候你家就你一個收入來源，怎麽夠？
那天晚上朱家驊和她說的話裏面，竟然只有和錢有關的是實話。
民國二十五年，去學速記，是為了在秘書處晉升，華董私下跟她說速記好的優先考慮，她則明白10英鎊是錢1英鎊也是錢，只要漲了都是好的，漲了她就能收回投資。結果事實證明，即便是董事會的秘書，薪俸上漲的程度也有限，她覺得自己被洋人和華董合起夥來給騙了。結果民國二十六年，這手藝終歸給她招來一份財了；而且朱家驊還說，因為別人不知道董事會秘書薪水一般，也會自發地認為能一直幹秘書的遺老遺少的後代肯定老實安靜、絕不惹事生，很有利於遮掩她的那一重身份：兜兜轉轉，她倒是達成了“多掙點錢”的目的，像是她這個人走到今天，就是為了這個目的而澆築出來的。
她回過神，整理好混亂的文件，麻利地敲完，取下，快速核對一遍——別人都覺得她這樣做是無必要的，只有她自己堅持——然後送去給其他委員會，財政、地產、電影檢查、衛生、人事、教育，最後從園藝委員會回來，已經過去了一個小時。
都什麽時候了，還搞園藝？這租界內歌舞升平，中華大地其餘地方烽火連天，這是什麽日子？
然而就是這樣的日子——她這樣對自己說——給了你一份英鎊計價的工作。
剛才還在園藝委員會那裏聽負責人說現在去修修剪剪到底安全不安全，花匠總要從華界進來，日本人要查，又不能把花匠留在租界住，萬一……
萬一什麽，她隨便問。
萬一……那人也萬一不出個什麽。總之還是不太好，那人說。
她沒搭話。自己回來，事情做完了，效率挺高，於是整理桌面上的文件。
她答應朱家驊的時候，朱家驊高興得不得了，說了許多好話，她只是賠笑，那些民族大義，她懂但一個字也沒聽進去，滿腦子想的是天秤的平衡，好像照朱家驊說來危險和收入是完全等價的，多一毫子不給，多一分危險也沒有。結果現在呢？
她看一眼窗外，外面是陽光燦爛，來收屍的清早才把地上的麻袋收走，裏面裝的什麽她不知道，她只看見了血。
她也不想知道。不能想。有時候76號用鐵絲把不知道是誰的手指頭捆在電桿上，活像那木頭電桿長了手。有一天另一個女同事來上班，臉色煞白，說是在路上看見路燈下有人頭。這位同事住公共租界，她想，幸好自己不住。
這時候說危險，晚了。她發電報的手藝太好了，來不及回頭了。她學了半年就出師了，郁秉堅{6}說，要不是你本來有那份正職，我簡直想要把你拉到我這裏來。她雖然知道郁秉堅不存任何壞心，但也不喜歡這說法，不怎麽喜歡他的誇讚，連帶對這件事都沒什麽喜愛之處。是啊她發報快而準，密碼往心裏一背，明文往眼前一讀，腦子裏出來的就是密文，而且最可貴是，她發報沒有“筆跡”，毫無特點可言，簡直是標準的標準，像教科書一樣。
因為這個，她在郁秉堅、在朱家驊、甚至在中統上海站，地位都很穩固。她在公董局的職位也穩固，別人都擔心被辭掉，倒數計算時間以盤算最後底線就是“裴清璋被辭退的那一天”。這份穩固又倒過來促進了她的特工事業。多有趣、多可笑的循環，她做這一切都是為了掙錢，做特工是為了賺錢，做這麽危險的事是為了賺錢。
但凡她再有一點錢也許都不至於此。可“一點”是多少呢？她從不知道。她管賬之前，該還的債已經還完了，“錢貨兩訖”，父親的屍也收了，人也埋了，喪事也辦完了，兩母女不欠任何人任何東西，她這才去讀的書，一回學校就說換專業，要去讀法語，輔修英語。原不是這麽想的，原來覺得——
哢噠，她聽見辦公室外面走過的法國男子掏出打火機掀開蓋子的清脆聲響。紙煙。卷煙。隔壁的法國老頭抽煙鬥。沒人抽大煙。新派的人應該不抽。她父親不是，祖父也不是，所以他們抽。那種甜膩的香氣在她記憶裏總是和《古文觀止》、《左傳》還有《論語集註》聯系在一起，也和紹興酒的酒香、堂子裏長三的汗巾子上的芳香聯系在一起，還和爭吵、咳嗽、以及哭泣聯系在一起。
到底是哪裏不對，所以今天是這樣呢？是從祖父分家開始？還是從祖父病死在最後一筆財產劃分完畢開始？是從父親和母親結婚開始？還是從母親身體不好二十四歲生下自己就再難懷孕開始？是從父親流連長三書寓開始？還是從父親一再被人發現醉倒在酒桌上搖也搖不醒只能送回來開始？是從母親和父親大吵大鬧開始？還是從父親雖然拒不料理家務卻允許自己去上新派女中開始？是從自己考進了大學父親卻笑得一臉愁苦開始？還是從父親無論如何要買現在這套洋房開始？
他賣了鋪子，賣了另外兩處房子，賣了鄉下的五十畝水田，後來又買了三十畝，換來錢幹了什麽她不知道，父母都不記賬，最後都說不清楚，有時臨時借了錢連字據也沒有，仿佛對方來要債是空口一說是什麽就是什麽。然而不等她管賬，她就知道，她父親裴中衍臨死前做的最對的事情、也許也是唯一一件對的事情，就是買了現在這套洋房。夠大，夠漂亮，夠安全，法租界，凡爾登花園。
萬不得已，她終歸可以把客房租出去。父親當時也許沒想過這一點，也許也想過，她不知道了。因為買完這套房子，回來和母親一說，說完又吵一次架，他就走了。十天後死在總去的長三堂子裏。
從出生到父親去世，父女相處的時光稀少短暫，父親做的種種事，對自己做的是好是壞已經說不清了。仿佛隨著時間流逝、世事劇烈變遷，小時候他帶給自己的快樂也逐漸消散，年少時他帶給自己的傷害也逐漸隱退。現在只剩下她和母親了。對於母親，她心裏是那樣覆雜，有深刻難言的愧疚——仿佛她因一般的血脈就成了父親留下來的還債者——也有一樁一件的埋怨，還有太多難以言表的不理解。她不希望母親這樣那樣，又舍不得母親不這樣那樣，一定是小時候不曾學會說出口，現在就只懂得把眼淚往肚裏咽。
從小如此，長大如此，呼吸著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如此。也許——她望向窗外的陽光——唯一快樂過的時光，就是上高中的時候，和湯玉瑋在一起的時候。和湯玉瑋在一起的時光很快樂，怎麽想都是這樣。那天是轟炸，她還和湯玉瑋在一起，於是甚至都不覺得轟炸可怕了。而父親去世的那天，那是個平靜的熱天，她還在上學，還獲得表揚了，可因為又是自己一個人了，這重擔掉下來，她連叫都沒有叫一聲，就背上十字架了。
啊，湯玉瑋，那個玉雕的人兒。後來再沒有湯玉瑋的消息了，只記得是去了美國。大洋彼岸的美國。不知道現在她好不好？
眼下，湯玉瑋不在西雅圖，不在華盛頓不在費城不在舊金山，不在她本該在的紐約晨邊高地，不在任何一個裴清璋會知道、來日會爛熟的美國城市，就在上海，正走出卡爾登大戲院，把采訪用的紙筆放回包裏，拉一拉麂皮挎包的肩帶，視線越過馬路牙子下停著的大小車輛，左顧右盼，穿越重重車流，往街道對面走去。然而走到了對面人行道上，她又停住腳步、轉過身來看了看戲院的大門，窗欞雖然很中式，可陽臺和立面總讓她想起西部電影，想起美國西部那些手持□□、滿嘴嚼煙草的牛仔，想起那種快意恩仇。
啪！啪！手都不用從腰間拿起來，又快又準。
想來，二十六年的時候，周信芳就在這兒一口氣演了三十三天的《明末遺恨》，“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好氣節！然而現在，歌舞升平依舊，叫人說不清這是個什麽人間。
要不是她知道，她簡直要懷疑那些日本人來了上海也會被遠東巴黎的紙醉金迷給吞沒、忘了大東亞的重重美夢。
敲碎他們的夢需要兇狠的鐵錘。
穿街過巷，她走得很快。有路人側目，也有完全不在乎的——一看就是個記者，跑得快是應該的。但她只是一個側身走進法租界不起眼的背巷深處的咖啡館，裏面除了顧客全是禮貌的白俄。她是熟客，進去落座，金發的俄國侍應生上來用上海話問點單，她用英語點拿鐵。等他離去，她從包裏拿出鉛筆和信箋紙，開始寫稿。這是她的專長，善於寫，寫得很快，這裏是她的西部，她是在這裏做到又快又準的。她不需要相機，通過文字就能呈現畫面。要是給了她相機——那要看當天是哪一家報館這樣慷慨——給她雙份的工錢都算是便宜。
今天這家是《劇場新聞》，沒什麽錢，但是湯玉瑋喜歡他們。後臺有什麽，觀眾怎麽想，她永遠能把握好劇場的神秘與解密之間細微但是吸引人的那條絲線，而《劇場新聞》也從不逼她越界。
咖啡上來，她快速地擡頭微笑著說一聲謝謝，又立刻低下去盯著稿紙，十分忙碌的樣子。未幾又從包裏取出香煙和火機，看也不看地往唇上一放，一點，火光不如紅唇來得艷。
別人說她是電影記者，她願意，她也寫那些花邊新聞，為生計，也為了在泱泱花邊新聞裏寫一些能看的、不那麽下流的東西，但說到底，如果將重重身份剝去，她願意說自己是一個攝影記者、自由記者。
在如今孤島般的上海說自己是自由記者有些可笑，但她喜歡，而且她能做到。她熱愛新聞事業，也熱愛攝影，最重要的是，熱愛這個民族。
深切的愛是溫柔無波瀾的，就像深切的恨一樣。
煙灰眼看要掉，她看也不看地彈進煙缸，放下筆喝一口咖啡。這時進來一個頭戴報童帽、鼻梁架圓片眼鏡的年輕男子，一看就是家中豪富、喜歡打扮愛出來玩的公子哥兒。他在咖啡店裏左顧右盼一番，末了竟然端著咖啡坐在湯玉瑋對面。
她擡頭看一眼他，又把眼神收回去，“這位先生，我們認識嗎？”
“不認識。”他笑著，一手端著咖啡一手捏著咖啡盤，“但不妨從今天開始認識。”
她沒看他，“對不起，我很忙。”
“你是記者，對不對？”他放下咖啡，兩肘放在桌上，整個人湊上去，“我記得，我在辣斐大戲院見過你。”
她擡起眼，瞟了對方一眼，“哦？”
“就是那次——”
他說得眉飛色舞，她看也不看，依舊寫自己的。對方說了一陣自己如何進入放映間、與誰有關系、如何看到了放電影的全過程等等，發現她不理會，眼神就瞟到稿紙上，“你在寫什麽，又有什麽新鮮花樣了？”說著就要伸手奪過稿紙來看。
那幹凈修長的手指剛伸進稿紙裏就被她打了一下，不響但疼，他立刻吃疼收了回去。她也不說話，單用鉛筆指著他的眉心，對方立刻結了帳，訕訕而去。
門開了又關，咖啡館裏又恢覆寧靜，眾人的聊天再度變成低沈的嗡嗡聲。剛才壓在告知稿紙底下的字條，已經被帶走了。
這辦法是她和他一起想的。沒有礙著彼此的身份，甚至完全合理。而且從這一件事起，往下的事情都可以繼續演下去，當時怎麽認識，後來怎麽重逢，歡喜冤家，諸如此類。反正只要他纏著她，有的是辦法把紙條從她身上轉移到他身上。
他還說，大不了我們甚至可以演到假戀愛，假結婚。
她真心實意地瞪他一眼，做你的夢。
她是一個剛剛回到上海才半年多的留學生，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系，還在紐約從事過一段新聞工作，差一點兒就要成為AP的記者，這都沒錯；她回來才半年就以特別能跑新聞、特別能寫稿而出名，也沒錯：但終歸，她的本質身份，是一個軍統特工。
她學新聞學了四年沒錯，她在香港接受特工訓練也有半年。她在紐約的唐人街認識安良堂的師傅拜入人家門下已經四年。而她有了幹這件事的想法，往長了說得有二十六年。她從小就喜歡《刺客列傳》，她迷戀那些憑一人之力就扭轉乾坤的故事，有時候還自己扮演，從小父親母親還有哥哥都說她的是不愛紅妝愛武裝，她引以為傲。很多人回望自己小時候，總有些不堪回首，她不是，她覺得自己特別一以貫之。這種迷戀和豪爽使得她交了五湖四海的朋友，使得她膽子大到跑進堂口眾多的紐約唐人街去閑逛，敢路見不平，敢拜人為師，敢和一眾師兄爭高低，師傅總說她氣血太熱，她笑師傅幾時懂了中醫。
直到她在紐約看見王小亭的那張照片{7}——殘垣斷壁，渾身血汙的兒童孤零零地坐在那裏號泣——她覺得自己的眼淚是滾燙的，滴在衣服上霎時就蒸發了。她知道父母平安，哥哥妹妹也好，都在準備經過香港到美國來。祖籍南潯長於上海的她也沒有一直把上海當作“故鄉”，仿佛朦朦朧朧地，只有故國的概念。故國被人侵略、同胞被人奴役，她當然憤怒，焦躁得不知道自己該做點什麽好，但要直到這張照片，她才知道，她要回去。
前線既已不存，她就到敵人背後去，一刀，捅在命門上。
後來發生的一切都像一場夢，朦朧迷離，夢中每個人都說著奇怪的話，唯有她自己，清醒，執著，采取與父母妹妹完全相反的路，在舊金山與香港匆匆交匯後，回到上海。
然後是紙筆，相機，電影圈子，□□□□抗日媚日戲劇，一室一廳租在枕流公寓，上峰叫德堂。上峰說，你這個身份，特別好，電影戲劇的圈子裏人多，口雜，套情報容易，也是你的專業。她沒問往後那麽多想做的事情怎麽辦，也知道不能著急，也記得師傅說的那些“戒急用忍”的話，但在她能的時候，她總是忍不住要做點什麽。
做點什麽，當外面是這樣亂。她稿子基本寫完，休息一下再改，把煙掐了，望向窗外。選擇這裏接頭，一是不近不遠，二是岔路很多，三——三是她的確喜歡這裏，有經常來的事實，完全合理。她喜歡這玻璃窗外小巷盡頭大街的剪影，天然的、整齊的、天然吸引人的構圖。而現在，她從這長方形的相框裏也看得見收屍隊，他們一天的活幹完了，正在回家的路上。
只管收走不管打掃，那血跡對於很多人來說也是嚇人的。□□對於常人來說是那麽恐怖，可對於她而言，似乎還有更可怕的敵人。別人想的是“又有人被殺了”，她想的則是“自己最壞的下場比那還慘”，終結於槍口，終結於76號的監牢與某一種她不知道的酷刑，乃至於憲兵隊牢房的新花樣：敵人如此巨大，她卻堅持得要戰勝它。
每次想到王小亭的那張照片她都會堅定自己的想法，她一定要戰勝它。
她永遠記得自己看到那張照片時的心情，就像記得自己去告別師傅的時候。師傅說，我沒有教會你多少功夫，倒把你帶上了這條船。她說我不後悔。師傅說我知道你不後悔，你從來不會，我洪門子弟，能教出來一顆革命救亡的心，我也很滿足。她笑，說功夫的確是學不成了，天生骨架子材料不夠，但是救亡是夠的。師傅點頭，說是啊，人死不過一寸釘，做些轟轟烈烈的事情去吧。
然後她就上了船。好幾趟船，好幾趟火車，從東部到西部，在舊金山一邊等待母親，一邊安排父母在美國的生活。未幾母親和妹妹來了，人到財到，還說父親、叔伯還有哥哥都在香港，一邊轉移財產一邊要來。那是1938年的1月，加州天氣清涼甚至還有點冷，她按父母要求置辦了全套產業，安排妹妹去上學，等到全家都到了，才說自己決心回去抗日。
他們不願意，也沒法不同意。後來回去的船上她看見一本書，叫《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8}。她看了，悄悄帶下船，在香港找人自己翻印了好幾份，寄回去給父母。也不是明志，就是希望他們能知道。
不，她要他們知道。要更多的人知道。當年，她離開上海的時候，懷抱的正是這樣的理想：要讓中國人知道世界、讓世界知道中國。
這話除了對家裏人，她只對一個人說過，高中時的同學裴清璋。這麽多年過去了，也不知道裴清璋在哪裏。回到上海也沒有專門去找過，也許逃難去了也說不定。她現在滿腦子想的，都是抗日。她要抗日，不計代價。她要抗日，以一切手段。
所以她告別父母，告別哥哥和妹妹，告別紐約、洛杉磯和香港，回到上海，回到□□，回到隨時都會被76號抓走、死在裏面的狀態裏。她不怕，既不怕成為專諸豫讓，也不認為自己會成為。她有的是實力。她在香港學到的一切讓她相信這一點，德堂意味深長的誇讚也讓她相信這一點。
你來的是時候啊，德堂說，王天木的事已經過去了，不然，你我都活不下來，肯定會被他給供出去。
她笑，說是啊，現在上海，是新的戰場。
低頭看一遍稿子，改了幾處，再來一杯咖啡，點上一根煙，一時也不想回家去——除了還在上海看攤子、時不時總想去香港或者菲律賓躲一躲的堂哥湯玉瑯之外，她在上海已經沒有親人了，朋友也多在美國，原來的老朋友老同學，基本上也去了重慶，可謂地地道道的孤家寡人。按照德堂的指示，她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要和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要把自己社交範圍盡量地擴大。收入支出什麽的雖然不是問題，自己的私房錢也大可支援革命，可是一天天的到處社交，她總覺得孤獨。為了辦好事，她總不能徹底暴露她是誰，展現的自己是經過了掩飾修飾矯飾、帶著重重面具的自己，這樣交到的朋友，只令人疲勞，這不是分擔式的關系，而是充滿強加的關系。她不喜歡。她懷念少女時代曾經在法租界自由玩耍的日子。啊，那些日子是那麽遙遠，那時候還有裴清璋。
裴清璋。
淞滬抗戰時，她和裴清璋，不，她帶著裴清璋和全家一道躲在自己家裏。那時候竟然怎麽都找不到裴清璋的父親裴中衍，“天知道死到哪裏去了！”裴清璋的母親總是這麽說。最後，還是她的父親拜托了青幫的朋友去找到的，還是在窯子裏。十年了，想想那時候的裴清璋並不快樂，她看得出來，那樣子太鮮明，當初看不透的種種，現在想想也全明白了，全明白了。
希望她現在過得快樂，雖然在現在這世道，恐怕很難做到。
窗外，她看見一群癟三大搖大擺走過去，一看就是跟著吳四寶投身76號的人，自稱“青幫幫眾”。哼，她在心裏冷笑，門規森嚴，結果只要世道一變也就跟著變了。所謂“江湖上”真正可靠的人，也沒有多少。像師傅那樣的人，更樂自外於“江湖”。不過吳四寶如此招搖，恐怕不日就要死了。難不成還以為自己是老虎竈裏的開水，開了鍋就會升天？
師傅曾經教她不要鄙視自己的敵人。可對於吳四寶，她實在沒法看得起。
她起身，旋風似地收好了東西，走出了咖啡店。
極司菲爾路76號，高洋房的二樓，東邊辦公室，情報處{9}裏，萬小鷹百無聊賴地坐著。平常無事的一個下午，樓下的兩個接待員都沒事兒幹、正互相搶對方領子後面的進門標志鬧著玩，她的位置背靠窗臺，調笑玩鬧的聲音一浪一浪地湧上來。按理，她當然不應該坐在這裏，情報處本來都是在門廊下邊東頭那溜平房裏的。但是為了和日本憲兵隊的督導近一點、更是為了和李士群近一點，情報處搬上來了。是故，這些日子以來她幹的最多的就是跑上跑下，把情報送給李士群，送給憲兵隊的督導，身影反覆穿越高洋樓面前的花園，活像一只蝴蝶。
在吳四寶這些人看來，她當然是花蝴蝶，恰如她看不起吳世寶、非要叫人家燒老虎竈時的名字吳四寶一樣。
萬小鷹新來的，論資歷，是新人，是唐惠民帶進來的。乍看起來既不屬於丁派、更不屬於李派，論理要麽淪為兩派傾軋的犧牲品，要麽默默無聞以求自保，誰知道萬小鷹一來就得到重用，眾人不明所以，以為唐惠民失勢已久、怎麽會有如此能量？後來看見她和日本督導說話才明白了，她會說日語，而且很流利。
那她和盛東聲的關系姑侄也就不足道了。和一個前花花公子、現政府官員的已不存在且無血緣的親屬關系，哪有會說這麽好的一口日語來得重要？
雖然他們也不待見她對日本人禮貌謙恭、對中國人玩世不恭的樣子，但似乎總也看不見玩世不恭和前倨後恭的區別。他們只能看見萬小鷹華麗的衣裙，新燙的卷發，搖曳的步態，再聞到一點時新的香水味。
此時萬小鷹懶懶起身，拿起手上的文件，準備送文件去。隨著她起身，一身黑底白波點旗袍像畫一樣徐徐展開。不同於孫夫人的端莊，她這一套，下擺短些，波點大些，雖然風格素雅，卻實在被她穿出一種調皮機靈的勁兒；配上新燙的卷發，白色高跟鞋，哢噠哢噠，開門下樓，儼然一道靈光靚影掠過洋房走廊。
從西邊到東邊，她先是在一排平房裏找幾位處長，該收到收到，該簽字簽字。吳四寶不在，得給他的副手。副手人不在座，問旁邊抽著煙翹著腿的汙濁男子，說在審訊室。到了審訊室裏面，明裏往暗裏那麽一看一喊，將文件夾一遞，她兩手抱臂，就這麽站著。裏面傳來陣陣哀嚎，她也不為所動。吳四寶的副手用上海話和她開玩笑，她也笑著回過去，幾乎對囚犯的慘叫充耳不聞。
等她走了，副手望著她遠去的方向，想著這是怎樣一個心狠手辣的女人。想了想，不免想起她在政府裏的那一層關系，更感驚奇。怎麽會有這樣一個女人？年紀輕輕，就這樣了？好像他自己窮兇極惡就是應該似的。
到了點，萬小鷹收好隨身物品，合上小巧玲瓏的挎包，裊裊婷婷地離開令常人聞風喪膽的工作地，悠悠哉哉地晃回了家。原以為是個無聊的夜晚，正愁去何處打發漫漫長夜，結果剛進公寓樓就被門房攔下，說萬小姐，有人送了一張字條給你。
字條？回家把自己扔進沙發裏，打開來看才知道是盛東聲送的。她笑，大眼睛轉了三圈，起身，拿起電話。
“餵？”
法租界那一頭，高大肥壯的男子一手拿著聽筒一手夾著香煙，對著聽筒哈哈大笑。一會兒你怎麽樣，一會兒我就還行，一會兒好的好的，一會兒沒事沒事，末了，話題的結束於“改天一定要來吃飯”，然後心滿意足地掛上電話。
電話安靜地依附在墻上，肥壯男子則回到客廳坐著，沒有拿起剛才還在讀的報紙，只是笑著吸煙。他的身側坐著身材頎長、圓髻烏黑的女子，剛才還在後面看著他，現在也坐了回來，拿起剛才放下的繡繃子——可看那針腳，實在繡得不怎麽樣。
“誰啊？”
“侄女。”
“侄女？”
“萬惠濃的侄女。”
“哦————”
“現在在李士群那裏呢。”說著，肥壯男子碾滅了煙，“總之，來日要是來了，你就替我多招待招待。我和她的小姑姑終歸是離了婚，不方便再攪合到一起去。有勞你，雅立。”
女子的眼睛沒從自己不外如是的繡片上擡起來，只是點了點頭。他也無言。可她大概是覺得沈默不太好，遂開口補充道：“這是我應該。而且，我還應該恭喜你才對。”
話出口，她也知道自己的語氣和自己的表情一樣，只有無奈。
男子笑起來，“你就是喜歡說這些客氣話！雅立，我們是夫妻。”
丁雅立依然只是點了點頭，過了一會兒，才喚女傭做飯來吃。
大家都吃完晚飯，上海的天也已經黑了，法租界也不能例外，正如上海也不能例外於整個中國一樣。遙遠地，似乎聽見一陣吵嚷，一陣腳步，一陣嗚咽和窒息的聲音。也許有人在剝豬玀，也許是更糟糕的什麽，沒人知道。衣服雖然是剝去了，但臉上的面具，戴上就不那麽好拿下來了。
作者有話說：
{1}時任法國代領總領事，也是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董事之一。
{2}朱家驊，字騮先，浙江省湖州府吳興縣人，曾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代理院長、行政院及考試院副院長、教育部部長、交通部部長、浙江省政府主席等職務，還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局長，被視為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的CC系的一員。但自1939年12月接掌中央組織部長後，開始自組班底，另樹一幟。由於朱家驊在學界政界均有相當的地位與歷史基礎，自立門戶後，很快成長為戰時一大新生派系，並逐漸與CC系形成分庭抗禮之勢。
{3}為還原語氣，使用當時比較普遍的中華民國紀年法。
{4}架空，未核實。
{5}速記（英語：Shorthand）是一種用符號快速記錄語言的方法，通過速記符號記錄的音節信息，並利用縮略符號提高記錄效率。速記完成後，需要將速記內容翻譯成正常的文字。速記的速度一般可達到每分鐘160-400字，因此在許多如在需要現場記錄語言的場合都有過應用案例，1896年蔡錫勇按照漢字的拼音編寫了《傳音快字》，本來是作為漢字文字改革方案，實際是一種速記符號，是中國最早的速記法。1912年他的兒子蔡璋正式編寫出版了《中國速記學》，基本原則和“細線表音速記法”一樣，是以橢圓和斜米字方位框架為基礎，以漢語聲母、韻母為基本單元設計的，用不同角度的斜線、橢圓和半圓代表各種覆合的聲母、韻母，是中國最早的速記著作。後來出現的各種漢字速記法基本以此為根據。
{6}郁秉堅（1901年11月～1983年）學名蘊瑋，號彬翁。江蘇無錫人，民國22年起任上海電話局總工程師，民國26年八一三抗戰爆發，郁率領部分電信人員接受交通部留守上海的任務。翌年春，郁兼管電報局的留守任務後，請美國人白郎（Beron）和盧賽（Rusy）出面在租界內成立美商通信社、環球無線電公司和新聞無線電公司三個營業性無線電臺，建立上海與國際間，上海與後方的公眾及新聞通信渠道，並領導交通部留滬機構與遷至重慶的交通部通報的秘密電臺。
{7}即《中國娃娃》（A Chinese baby amid the wreckage）是中國抗日戰爭期間極為著名之戰地攝影作品，該作品首度公開於1937年的美國《生活雜志》。攝影者為美籍華裔戰地記者王小亭，時間地點則為淞滬會戰、8月28日的上海南火車站。
{8}《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 a documentary record）是英國《曼徹斯特衛報》記者田伯烈編著、出版於1938年的紀實著作，是世界上第一本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史料專著圖書。
{9}事實上76號內部的布局應該不是這樣。此處為劇情所需特別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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