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二十九：星光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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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外二十九：星光少年
溫星燃第一次對“藝術”有概念，是在六歲那年的夏夜。
老城區的筒子樓沒裝空調，風扇在天花板上吱呀轉著，母親林晚坐在小桌前調顏料，父親溫建明剛結束舞蹈課回家，汗濕的練功服還沒換，就蹲下來陪他拼積木。“燃燃看，媽媽畫的向日葵，像不像樓下花壇裏的？”林晚把畫紙推過來，明黃色的花瓣沾著未幹的顏料，邊緣暈出淡淡的橘色，像把夕陽揉進了畫裏。
那時的溫家是真的“暖”。林晚在社區開美術班，教小朋友畫水彩；溫建明在少年宮當舞蹈老師，最擅長編兒童舞。周末家裏總擠滿孩子，溫星燃要麽趴在畫架旁看媽媽調色，要麽跟著爸爸的學生一起壓腿，渾身沾著顏料和粉筆灰，卻笑得比誰都歡。
他童年記憶裏最清晰的畫面，是七歲生日那天。林晚給他畫了張肖像，畫裏的他舉著支棒棒糖，背後是片向日葵花田；溫建明則編了支小舞蹈，帶著少年宮的學生一起跳，結尾時孩子們圍著他唱生日歌，父親把他舉過頭頂，母親在一旁拍照，閃光燈亮起來的瞬間，他覺得自己像擁有了全世界。
“以後想做什麽？”林晚常摸著他的頭問。溫星燃總指著媽媽的畫架：“想跟媽媽一樣畫畫！”有時又會跟著爸爸的舞步晃：“也想跟爸爸一樣跳舞！”林晚就笑，把顏料塗在他鼻尖上：“我們燃燃，以後肯定是個有靈氣的孩子。”
那時的他不懂“靈氣”是什麽，只知道每天放學回家，能聞到媽媽煮的紅燒肉香，能看到爸爸在客廳練舞的背影，就是最幸福的事。他的童年像林晚畫裏的向日葵，永遠朝著陽光，連風裏都帶著甜。
變故是在他高一那年發生的。
那天是周五，溫星燃剛結束晚自習，背著書包蹦蹦跳跳往家走——他考了年級前十，還攢了零花錢給媽媽買了支新畫筆，想給她個驚喜。可推開門，沒看到往常坐在畫架前的媽媽，只有爸爸坐在沙發上，眉頭擰成一團，煙蒂在煙灰缸裏堆了半滿，客廳的燈沒開，只有窗外的路燈透進點微光。
“爸，我媽呢？”溫星燃放下書包，心裏突然慌了。溫建明擡頭，眼裏滿是紅血絲，聲音沙啞得像砂紙磨過木頭：“你媽……住院了，罕見的免疫系統病，我們現在去看看她。”
醫院的消毒水味狠狠壓過了林晚身上慣有的顏料香。病床上的她瘦了好多，臉色白得像張紙，頭發也沒了往日的光澤，卻還強撐著笑，伸手摸溫星燃的頭：“燃燃別怕，媽媽就是有點累，休息幾天就好。”
可溫星燃沒信。他在護士站門口，偷聽到爸爸跟醫生的對話——“後續治療至少要幾十萬”“得長期用藥，不能斷”。那串數字像塊燒紅的鐵，燙得他心口發疼。他攥著口袋裏給媽媽買的畫筆，指節都泛了白，卻沒敢在媽媽面前掉眼淚。
林晚的美術班停了，溫建明的舞蹈課從每天三節減到一節，剩下的時間全用來打零工——去工地搬磚，去餐廳當服務員，甚至淩晨三點去菜市場幫人卸貨。曾經站在舞臺上挺拔耀眼的舞者，漸漸彎了脊背，手上磨出了厚厚的繭子，連跳舞時都沒了往日的力氣。
溫星燃變了。以前愛跟同學打鬧的他，下課就趴在座位上做題；以前總纏著媽媽要顏料的他，把自己的畫筆、畫紙全賣了，換了幾百塊錢偷偷塞給爸爸；以前挑食的他，早餐只買一個饅頭，就著白開水咽下去，省下錢給媽媽買營養品。
有次周末，他去醫院陪床，看到媽媽偷偷把藥片藏在枕頭下——她怕藥太貴，想省著吃。溫星燃再也忍不住，抱著媽媽哭了：“媽你別省，藥我來想辦法買，我能賺錢！”林晚也哭了，摸著他的頭說：“是媽媽沒用，讓你這麽小就操心。”
那天起，溫星燃心裏就紮了個念頭：一定要快點賺錢，治好媽媽的病。
高中三年，他活得像個不停轉的“陀螺”。白天在學校拼命學習，晚上就去兼職——發傳單、給小學生當家教、在商場門口幫人舉廣告牌，有時忙到淩晨一兩點，趴在書桌上就能睡著，第二天鬧鐘沒響就醒了，怕耽誤上課。
他的成績始終穩在年級前幾，不是因為“愛學習”，是他知道，只有考上好大學，才能有更多賺錢的機會。老師勸他“別太拼，註意身體”，他只笑著說“沒事，我扛得住”——他不敢停，怕一停，媽媽的藥就斷了。
十八歲那年，高考結束的第二天，溫星燃沒去跟同學聚會，也沒查成績，揣著自己攢的幾百塊錢，跑遍了北京的各大模特公司。他長得好，身高竄到了188，眉眼幹凈又帶著股不服輸的倔強，有家公司的經紀人一眼就看中了他：“簽三年，保底年薪十萬，表現好還有提成。”
十萬塊，對當時的溫家來說，是救命錢。經紀人遞來合同的時候，溫星燃的手在抖——他知道模特行業不好做，可能要拍自己不喜歡的照片，可能要應付各種應酬，可一想到媽媽的醫藥費，他還是咬著牙，在合同上簽了自己的名字。
“你為什麽想當模特？”簽合同的時候，經紀人問他。溫星燃擡頭，眼裏滿是堅定：“賺錢，給我媽治病。”經紀人楞了一下，隨即拍了拍他的肩：“挺實在，不過想長久做下去，光靠‘賺錢’可不夠。”
那時的他還不懂這句話的意思，直到進了公司才明白——模特遠不止“站在鏡頭前擺姿勢”。他要學臺步，踩著高跟鞋在練功房裏走得腳腕紅腫；要學表情管理，對著鏡子練幾百遍笑、冷臉的表情；要控制體重，明明餓到胃疼，也只敢吃蔬菜沙拉。
最累的時候，他一天趕三個拍攝場，從早上五點拍到淩晨兩點，回到出租屋連脫鞋的力氣都沒有，倒頭就睡。可每次拿到工資，他第一時間把錢打給爸爸，聽到電話裏“你媽媽的藥續上了”的聲音，就覺得所有的累都值了。
也是在這一年，他收到了北京電影學院表演系的錄取通知書。選擇表演，不是因為“熱愛”，是經紀人說“學表演能提升鏡頭感，以後能接更多優質資源，賺更多錢”。他抱著“多賺錢”的念頭，走進了北電的校門，卻沒料到，在這裏，他會真正愛上“藝術”。
第一次上表演課，老師讓他們演“分別”的場景。溫星燃站在舞臺上，腦子裏突然閃過媽媽住院時，自己在病房外偷偷哭的畫面——他沒刻意“演”，只是把當時的情緒放了出來，眼淚就忍不住掉了下來。下課的時候，老師拍著他的肩說：“你有天賦，要好好把握，藝術能帶你看到不一樣的世界。”
那天晚上，溫星燃在宿舍裏想了很久。他想起小時候看媽媽畫畫時，媽媽說“顏料能畫出心裏的光”；想起爸爸跳舞時，眼裏藏不住的熱愛；想起自己在鏡頭前，慢慢找到狀態時的踏實感——原來“藝術”不是冷冰冰的“賺錢工具”，是能把心裏的情緒說出來的“出口”，是能讓他感受到“活著的熱烈”的東西。
他開始認真上表演課，跟著老師學臺詞，學肢體表達，學怎麽走進角色的內心；他開始在拍攝間隙看電影、看話劇，把喜歡的片段記在筆記本上，反覆琢磨；他甚至重新買了畫筆和畫紙，在出租屋的墻上畫滿了向日葵——像媽媽當年畫的那樣，永遠朝著陽光。
媽媽的病情漸漸穩定，家裏的債務也慢慢還清。溫星燃終於不用再為“錢”拼命，卻反而更努力了——因為他現在努力的理由，多了個“熱愛”。他接的戲越來越有深度，拍的雜志封面越來越有質感，從當初那個“為了賺錢當模特”的少年，慢慢變成了“有自己風格的藝人”。
後來他遇到了沈逾白，在鎏金品牌發布會上，那個穿著西裝、氣質清冷的男人，卻在他摔倒時第一時間扶了他；在靜川茶館，那個據說“不好接近”的投資人，卻陪他聊了一下午的表演；在荷蘭的花田，那個“理性到極致”的沈總，卻會陪他一起畫向日葵。
有次溫星燃在畫室畫畫，沈逾白坐在旁邊看。他畫的是片向日葵花田，花田中間站著兩個人，手牽著手，背後是風車。“這是誰啊？”沈逾白指著畫裏的人問。溫星燃笑著說：“你猜。”沈逾白捏了捏他的手，語氣帶著點無奈又溫柔：“除了我們，還能有誰。”
溫星燃擡頭看他，陽光透過窗戶照在沈逾白的臉上，睫毛投下淡淡的陰影。他突然想起高一那年，在醫院走廊裏攥著畫筆哭的自己，想起十八歲簽模特合同時顫抖的手，想起第一次在表演課上哭出來的瞬間——原來所有的苦難，都是為了讓他遇到更好的人，更好的自己。
“以前我畫畫，只畫向日葵，”溫星燃放下畫筆，靠在沈逾白懷裏，“現在我畫向日葵，還要加上你。”沈逾白抱著他，指尖輕輕劃過畫紙上的兩個人，聲音低沈又溫柔：“以後的每幅畫裏，都有我們。”
畫室裏很安靜，只有窗外的風吹過樹葉的聲音。畫紙上的向日葵開得正好，兩個人的影子在陽光裏交疊在一起，像極了他們走過的路——從各自的風雨裏走來，卻在彼此的懷裏，找到了屬於他們的、永不褪色的陽光。
就像林晚當年說的那樣，他果然成了個“有靈氣的孩子”，只是這份靈氣裏，多了份經歷風雨後的堅韌，多了份被愛滋養後的溫柔——而這一切，都藏在他畫裏的每一筆、每一抹色彩裏，藏在他和沈逾白相守的每一個日常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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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星燃第一次對“藝術”有概念，是在六歲那年的夏夜。
老城區的筒子樓沒裝空調，風扇在天花板上吱呀轉著，母親林晚坐在小桌前調顏料，父親溫建明剛結束舞蹈課回家，汗濕的練功服還沒換，就蹲下來陪他拼積木。“燃燃看，媽媽畫的向日葵，像不像樓下花壇裏的？”林晚把畫紙推過來，明黃色的花瓣沾著未幹的顏料，邊緣暈出淡淡的橘色，像把夕陽揉進了畫裏。
那時的溫家是真的“暖”。林晚在社區開美術班，教小朋友畫水彩；溫建明在少年宮當舞蹈老師，最擅長編兒童舞。周末家裏總擠滿孩子，溫星燃要麽趴在畫架旁看媽媽調色，要麽跟著爸爸的學生一起壓腿，渾身沾著顏料和粉筆灰，卻笑得比誰都歡。
他童年記憶裏最清晰的畫面，是七歲生日那天。林晚給他畫了張肖像，畫裏的他舉著支棒棒糖，背後是片向日葵花田；溫建明則編了支小舞蹈，帶著少年宮的學生一起跳，結尾時孩子們圍著他唱生日歌，父親把他舉過頭頂，母親在一旁拍照，閃光燈亮起來的瞬間，他覺得自己像擁有了全世界。
“以後想做什麽？”林晚常摸著他的頭問。溫星燃總指著媽媽的畫架：“想跟媽媽一樣畫畫！”有時又會跟著爸爸的舞步晃：“也想跟爸爸一樣跳舞！”林晚就笑，把顏料塗在他鼻尖上：“我們燃燃，以後肯定是個有靈氣的孩子。”
那時的他不懂“靈氣”是什麽，只知道每天放學回家，能聞到媽媽煮的紅燒肉香，能看到爸爸在客廳練舞的背影，就是最幸福的事。他的童年像林晚畫裏的向日葵，永遠朝著陽光，連風裏都帶著甜。
變故是在他高一那年發生的。
那天是周五，溫星燃剛結束晚自習，背著書包蹦蹦跳跳往家走——他考了年級前十，還攢了零花錢給媽媽買了支新畫筆，想給她個驚喜。可推開門，沒看到往常坐在畫架前的媽媽，只有爸爸坐在沙發上，眉頭擰成一團，煙蒂在煙灰缸裏堆了半滿，客廳的燈沒開，只有窗外的路燈透進點微光。
“爸，我媽呢？”溫星燃放下書包，心裏突然慌了。溫建明擡頭，眼裏滿是紅血絲，聲音沙啞得像砂紙磨過木頭：“你媽……住院了，罕見的免疫系統病，我們現在去看看她。”
醫院的消毒水味狠狠壓過了林晚身上慣有的顏料香。病床上的她瘦了好多，臉色白得像張紙，頭發也沒了往日的光澤，卻還強撐著笑，伸手摸溫星燃的頭：“燃燃別怕，媽媽就是有點累，休息幾天就好。”
可溫星燃沒信。他在護士站門口，偷聽到爸爸跟醫生的對話——“後續治療至少要幾十萬”“得長期用藥，不能斷”。那串數字像塊燒紅的鐵，燙得他心口發疼。他攥著口袋裏給媽媽買的畫筆，指節都泛了白，卻沒敢在媽媽面前掉眼淚。
林晚的美術班停了，溫建明的舞蹈課從每天三節減到一節，剩下的時間全用來打零工——去工地搬磚，去餐廳當服務員，甚至淩晨三點去菜市場幫人卸貨。曾經站在舞臺上挺拔耀眼的舞者，漸漸彎了脊背，手上磨出了厚厚的繭子，連跳舞時都沒了往日的力氣。
溫星燃變了。以前愛跟同學打鬧的他，下課就趴在座位上做題；以前總纏著媽媽要顏料的他，把自己的畫筆、畫紙全賣了，換了幾百塊錢偷偷塞給爸爸；以前挑食的他，早餐只買一個饅頭，就著白開水咽下去，省下錢給媽媽買營養品。
有次周末，他去醫院陪床，看到媽媽偷偷把藥片藏在枕頭下——她怕藥太貴，想省著吃。溫星燃再也忍不住，抱著媽媽哭了：“媽你別省，藥我來想辦法買，我能賺錢！”林晚也哭了，摸著他的頭說：“是媽媽沒用，讓你這麽小就操心。”
那天起，溫星燃心裏就紮了個念頭：一定要快點賺錢，治好媽媽的病。
高中三年，他活得像個不停轉的“陀螺”。白天在學校拼命學習，晚上就去兼職——發傳單、給小學生當家教、在商場門口幫人舉廣告牌，有時忙到淩晨一兩點，趴在書桌上就能睡著，第二天鬧鐘沒響就醒了，怕耽誤上課。
他的成績始終穩在年級前幾，不是因為“愛學習”，是他知道，只有考上好大學，才能有更多賺錢的機會。老師勸他“別太拼，註意身體”，他只笑著說“沒事，我扛得住”——他不敢停，怕一停，媽媽的藥就斷了。
十八歲那年，高考結束的第二天，溫星燃沒去跟同學聚會，也沒查成績，揣著自己攢的幾百塊錢，跑遍了北京的各大模特公司。他長得好，身高竄到了188，眉眼幹凈又帶著股不服輸的倔強，有家公司的經紀人一眼就看中了他：“簽三年，保底年薪十萬，表現好還有提成。”
十萬塊，對當時的溫家來說，是救命錢。經紀人遞來合同的時候，溫星燃的手在抖——他知道模特行業不好做，可能要拍自己不喜歡的照片，可能要應付各種應酬，可一想到媽媽的醫藥費，他還是咬著牙，在合同上簽了自己的名字。
“你為什麽想當模特？”簽合同的時候，經紀人問他。溫星燃擡頭，眼裏滿是堅定：“賺錢，給我媽治病。”經紀人楞了一下，隨即拍了拍他的肩：“挺實在，不過想長久做下去，光靠‘賺錢’可不夠。”
那時的他還不懂這句話的意思，直到進了公司才明白——模特遠不止“站在鏡頭前擺姿勢”。他要學臺步，踩著高跟鞋在練功房裏走得腳腕紅腫；要學表情管理，對著鏡子練幾百遍笑、冷臉的表情；要控制體重，明明餓到胃疼，也只敢吃蔬菜沙拉。
最累的時候，他一天趕三個拍攝場，從早上五點拍到淩晨兩點，回到出租屋連脫鞋的力氣都沒有，倒頭就睡。可每次拿到工資，他第一時間把錢打給爸爸，聽到電話裏“你媽媽的藥續上了”的聲音，就覺得所有的累都值了。
也是在這一年，他收到了北京電影學院表演系的錄取通知書。選擇表演，不是因為“熱愛”，是經紀人說“學表演能提升鏡頭感，以後能接更多優質資源，賺更多錢”。他抱著“多賺錢”的念頭，走進了北電的校門，卻沒料到，在這裏，他會真正愛上“藝術”。
第一次上表演課，老師讓他們演“分別”的場景。溫星燃站在舞臺上，腦子裏突然閃過媽媽住院時，自己在病房外偷偷哭的畫面——他沒刻意“演”，只是把當時的情緒放了出來，眼淚就忍不住掉了下來。下課的時候，老師拍著他的肩說：“你有天賦，要好好把握，藝術能帶你看到不一樣的世界。”
那天晚上，溫星燃在宿舍裏想了很久。他想起小時候看媽媽畫畫時，媽媽說“顏料能畫出心裏的光”；想起爸爸跳舞時，眼裏藏不住的熱愛；想起自己在鏡頭前，慢慢找到狀態時的踏實感——原來“藝術”不是冷冰冰的“賺錢工具”，是能把心裏的情緒說出來的“出口”，是能讓他感受到“活著的熱烈”的東西。
他開始認真上表演課，跟著老師學臺詞，學肢體表達，學怎麽走進角色的內心；他開始在拍攝間隙看電影、看話劇，把喜歡的片段記在筆記本上，反覆琢磨；他甚至重新買了畫筆和畫紙，在出租屋的墻上畫滿了向日葵——像媽媽當年畫的那樣，永遠朝著陽光。
媽媽的病情漸漸穩定，家裏的債務也慢慢還清。溫星燃終於不用再為“錢”拼命，卻反而更努力了——因為他現在努力的理由，多了個“熱愛”。他接的戲越來越有深度，拍的雜志封面越來越有質感，從當初那個“為了賺錢當模特”的少年，慢慢變成了“有自己風格的藝人”。
後來他遇到了沈逾白，在鎏金品牌發布會上，那個穿著西裝、氣質清冷的男人，卻在他摔倒時第一時間扶了他；在靜川茶館，那個據說“不好接近”的投資人，卻陪他聊了一下午的表演；在荷蘭的花田，那個“理性到極致”的沈總，卻會陪他一起畫向日葵。
有次溫星燃在畫室畫畫，沈逾白坐在旁邊看。他畫的是片向日葵花田，花田中間站著兩個人，手牽著手，背後是風車。“這是誰啊？”沈逾白指著畫裏的人問。溫星燃笑著說：“你猜。”沈逾白捏了捏他的手，語氣帶著點無奈又溫柔：“除了我們，還能有誰。”
溫星燃擡頭看他，陽光透過窗戶照在沈逾白的臉上，睫毛投下淡淡的陰影。他突然想起高一那年，在醫院走廊裏攥著畫筆哭的自己，想起十八歲簽模特合同時顫抖的手，想起第一次在表演課上哭出來的瞬間——原來所有的苦難，都是為了讓他遇到更好的人，更好的自己。
“以前我畫畫，只畫向日葵，”溫星燃放下畫筆，靠在沈逾白懷裏，“現在我畫向日葵，還要加上你。”沈逾白抱著他，指尖輕輕劃過畫紙上的兩個人，聲音低沈又溫柔：“以後的每幅畫裏，都有我們。”
畫室裏很安靜，只有窗外的風吹過樹葉的聲音。畫紙上的向日葵開得正好，兩個人的影子在陽光裏交疊在一起，像極了他們走過的路——從各自的風雨裏走來，卻在彼此的懷裏，找到了屬於他們的、永不褪色的陽光。
就像林晚當年說的那樣，他果然成了個“有靈氣的孩子”，只是這份靈氣裏，多了份經歷風雨後的堅韌，多了份被愛滋養後的溫柔——而這一切，都藏在他畫裏的每一筆、每一抹色彩裏，藏在他和沈逾白相守的每一個日常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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