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靚仔，打工定係做生意啊？”

深水埗警署的火警烏龍像一塊投入平靜水面的石頭，漣漪迅速擴散又很快被強行壓下。官方說法是“老舊線路短路引發自動滅火裝置誤啟動”，但內部流傳的小道消息卻繪聲繪色，將此事與前一天那個神秘的“七號”來電以及檔案室的混亂聯系起來。一種無聲的緊張氣氛在警署內部彌漫，每個人看彼此的眼神都多了幾分審視和猜忌。

路遙藏身於城市褶皺的最深處，一個由偷渡客、破產者和邊緣人組成的臨時窩棚區。空氣汙濁，但匿名性是他此刻最好的護身符。他手上那幾張從簽收簿上匆匆記下的紙片，像烙鐵一樣燙手。

“搬運工”的代號，異常的發放頻率，模糊的簽名，以及黃Sir和更高層官員交替出現的審批名字……這些碎片指向一個隱藏在正常警務活動下的灰色資金流。這很可能就是“郵差”傳遞情報所維護的，或者本身就在輸送的利益鏈條的一部分。

分量足夠重，但也足夠危險。一旦曝光，牽扯到的人絕不會坐以待斃。

直接交給警方內部其他部門？風險不可控。黃Sir能坐到這個位置，背後必然有盤根錯節的關系網，誰知道哪個部門是幹凈的？很可能東西交上去，下一秒就回到了黃Sir桌上。

交給媒體？香港的媒體素有“無冕之王”的稱號，尤其是幾家敢言的報紙。但同樣，他無法判斷哪家媒體有足夠的魄力接手，又能保護好信息來源。一旦走漏風聲，後果不堪設想。

他需要一種更間接、更安全的方式，將這顆炸彈拋出去，讓它在自己可控的範圍內爆炸。

他想到了那些專門挖掘政商醜聞、作風大膽的市井周刊和獨立調查記者。他們往往更靈活，也更需要爆炸性的新聞素材。

接下來的兩天，路遙像幽靈一樣穿梭於不同的公共圖書館和報刊亭，仔細翻閱各種小眾報刊，尋找合適的目標。

他最終鎖定了一家以揭露黑幕聞名的周刊《鏡報》，以及一位署名“老槍”、以調查深入和背景深厚著稱的獨立記者。

他用最後一點錢，買了一套最便宜的信紙信封和一支最普通的圓珠筆。

在一個嘈雜的快餐店角落，他戴上手套，開始寫信。字跡刻意模仿印刷體，工整而毫無個性。

信的內容極其簡潔，沒有任何稱呼和落款：

“深水埗警署內部存在異常資金流動，代號‘搬運工’。涉及線人費及特別行動津貼審批。關鍵證據藏於警署檔案室‘過期待銷毀’區域，年度特別行動津貼簽收簿，重點關註‘搬運工’條目及審批簽名。真偽自查。”

他將信紙疊好，裝入信封。收件人地址寫了《鏡報》編輯部，以及那位“老槍”記者常用的一個郵箱地址。寄件人信息空白。

然後他選擇了幾個位於不同區域、人流量巨大的郵政信箱，分兩次，在不同時間，將兩封內容相同的信投了進去。

做完這一切，他再次消失在人群中，如同水滴匯入大海。

現在，他能做的只有等待。

他知道，《鏡報》和“老槍”這類媒體，對於這種來自內部的爆料，尤其是涉及警隊的敏感信息，必然會極其謹慎地進行核實。但他們也絕不會放過這種可能引發轟動的線索。

接下來的幾天，路遙不斷更換藏身地點。

街面上似乎平靜，但他能感覺到水面下的暗流更加洶湧。黃Sir的人像梳子一樣梳理著深水埗，尋找任何可能的線索。

同時，他也密切關註著報紙和電視新聞。一切似乎風平浪靜。

直到第三天下午，他在一個茶餐廳的電視上看到一則短暫的新聞快訊：“據悉，警方內部監督機構近日正對某分區警署的財務流程進行例行審計……”

路遙端著杯子的手微微一滯。

風暴正在醞釀。

當天晚上，他在一處僻陋的天臺角落，用那個廉價的預付費手機，再次撥通了深水埗警署的電話，要求轉接黃Sir。

電話接通，黃Sir的聲音傳來，依舊試圖保持平穩，但那壓抑不住的焦躁和一絲疲憊卻透過聽筒清晰地傳遞過來：“你還敢打來？”

路遙沒有說話，只是用手指有節奏地、輕輕地敲擊了三下話筒。

嗒。嗒。嗒。

聲音不大，卻像重錘一樣敲在寂靜的線路上。

然後，他直接掛斷了電話，拆電池，扔卡。

他什麽也沒說，但又仿佛什麽都說了。那三聲敲擊，是一個提醒，一個嘲諷，更是一個無聲的警告——我知道發生了什麽，我還在看著你。

他想象著電話那頭黃Sir的表情，想象著他砸掉電話的暴怒，以及隨之而來的、更深的恐懼和疑慮。

審計已經開始。“搬運工”的秘密還能藏多久？黃Sir現在必然如熱鍋上的螞蟻，既要應付內部的審查，又要瘋狂地搜尋他這個“七號”。

水已經被攪得更渾。

路遙望著腳下燈火璀璨卻暗藏殺機的城市，眼神冰冷。

他現在需要做的，就是在這場風暴徹底爆發前，保護好自己，並尋找下一個機會。

黃Sir的陣腳已亂，他的機會，或許就快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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