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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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討論晚年時，往往會令人很躊躇，因為既不想讓別人也不想讓自己太消沈，因此會傾向於關註晚年生活更令人愉快的側面，比如談談“死亡”這個詞，說說不斷來訪的年輕人，發現新的興趣愛好等等。但我必須承認，自己晚年生活相當大的一個部分，是為年紀比我大，或就算不比我大，但已衰老的人做點什麽事，或更糟的情況是，想做卻無法做什麽事。人不是按相同的速度變老的，因此最終大部分人都必須照顧別人，或被別人照顧，相對而言人們會更喜歡後者吧，但就算這是相對較好的選項，其實也遠不是樂觀的選項，我原來並不理解這一點，大概很多人也和我一樣吧。當然這也可能只是我自己的反應，世界上確實有很多無私的人，照顧別人對他們來說非常自然。但我只能為我的同類說話，對我們來說，這確實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我是因為巴裏才對此事有明顯感覺的。當然，在一定程度上，我也曾照顧過老朋友南·泰勒，她最近剛過世，但我只是全力幫她的朋友之一，所以盡管這個過程持續了兩年左右，卻從不需要我全職在場。但面對巴裏，卻是或說應該是，全天候的。
我們在20世紀60年代相遇，那時他是個希望自己沒結婚的已婚男人。這倒不是因為他不愛妻子，而是他忽然意識到一個事實，他曾一度懷疑但卻一直愚蠢地努力忽視的事實，那就是以他的性情來說，他根本不適合婚姻。他一向厭惡占有和被占有，不僅是理論上說說而已，他全身的每一個細胞均如此。他確信他不會因為喜歡甚至愛上別的女人而少愛妻子一點，可他的妻子在這一點上無法認同。他覺得妻子很不理性，覺得這是逼他欺騙，而他是個不願意欺騙的人。巴裏是個典型的不忠實丈夫，實際上，他非同尋常地確信自己有理，覺得“想成為某人的唯一”這種高於一切的想法是神經質的、不健康的，會引發很多疾病。
我四十三歲時（我比他大八歲）與他有相同的感受。與浪漫愛情背道而馳，我心裏懷著強烈的解脫之感，而且也已經習慣了不結婚，覺得婚姻困難重重，缺乏熱情，我寧願期望不一樣的生活。因此我們走到了一起，僅僅因為喜歡，而且身體上彼此吸引，卻完全沒有結婚的念頭。我們對於寫作和表演（巴裏是劇作家）的好壞見解相同，一致認為清晰、自然是首要素質。在一起的時候我們有很多話說，他曾告訴過我如果與太太分手，他唯一確定的是再不會結婚了，我還記得聽完這話後心裏曾一陣輕松，因為我不再有罪惡感了。這對我，甚至是個安慰。因為從那個時刻起，我就知道無論如何，總會有另一個人為他洗衣做飯，我可以享受愛的果實，卻並不需要在廚房裏艱苦努力。我吃驚地發現，盡管年輕時經歷了這麽多浪漫愛情的風風雨雨，到現在我才意識到自己最合適的角色顯然是做第三者。和巴裏的關系逐漸穩固，逐漸持續，但我們一直都更像是相互喜歡而不至於相互迷戀的朋友，這一點從來沒有改變過。
最後他的婚姻還是走到了頭（並非因為我，但為了方便起見，說我是理由也行），巴裏開始自己生活，但他並不擅長這個。我已經記不清他在何時、為了什麽搬進我的住所，因為這並沒有改變我們見面的次數，但我想應該是在我們不再做情人以後。唉，努力拼湊記憶的碎片來探究細節真是單調乏味的事情，但我相信就是在那個時候。只是我們從情愛轉化為穩定的伴侶是個漸變的過程，我確實不太記得準確時間了。
我所記得的時間，是很久以後巴裏開始生病的時間，那是2002年1月。實際上在這之前他就已經患糖尿病了，是老年人常見的輕度糖尿病，但剛開始時他並不了解這一病癥，後來他咨詢的醫生又恰好輕視了這些癥狀，告訴他不必擔心，只要藥物治療和飲食控制得當，病癥就能輕易控制。對這一建議，巴裏唯一聽進去的是“別擔心”和“藥物治療”，他說服自己和我相信只要吃藥，就萬事大吉，這是某醫生說的。這個某醫生，基於將來發生的一些事情，應該感到萬分幸運，因為我的出版商和我完完全全忘記了她的名字。我和巴裏共同生活期間，巴裏還為她的書捧過場呢。當時他身體狀況不錯，還挺喜歡她的。而我對糖尿病，除了知道癥狀厲害時需要註射胰島素外，一無所知，當我聽說巴裏連註射也不需要，真是覺得很輕松，所以就隨他由著性子犯蠢，卻沒有意識到這是個大錯。
我沒有意識到他這麽做很愚蠢，是因為我所認識的他，除了僅有的一次他太太處理的緊急情況外，相當健康。在我的記憶裏，他連感冒、頭疼或消化不良都沒得過。如果別人生病，他的反應也通常很簡單：“是癌癥嗎？會死嗎？很疼嗎？”這幾個問題他一定會問，一旦打消了這幾個疑慮，他就覺得沒什麽問題了。過了一段時間，我發現他對自己的健康狀況，唯一關心的也只有疼痛，他比我所認識的任何人都不能忍受這一點。他如果受了傷，會瘋狂地要求醫生：“給我打嗎啡！”而且不斷堅持，別人如果拒絕，他就覺得那是施暴。這種態度，是他太太在場那次緊急狀況的後遺癥，當時他因腸絞痛異常痛苦，他原來劍橋的一個同學後來做了醫生，偷偷給他打了些嗎啡才緩解。這些嗎啡不僅給了他愉悅的安慰，還治好了他的病，或者說看似治好了他的病。所以到了現在，他一旦覺得哪裏痛，就會要求嗎啡，完全不思考別的問題。如果醫生護士建議他控制飲食，或解釋任何一種非止痛治療方案，他立刻就不搭理別人，他已經在內心深處決定：“這完全是無聊透頂、不討人喜歡的建議，我才不聽呢。”就是這個樣子。
但他並沒能任意胡鬧很久。早在2002年1月，這個某醫生把他送到皇家自由醫院，給他的陰莖做了個很小的幹預治療，兩天後他尿不出來了，細節我就不在此贅述了，你會為此感謝我的。整個過程異常折磨人，我們不得不連夜坐急救車趕到急診室，等了四個多小時，巴裏越來越痛苦，一個醫生給他插了根尿管……因為一系列覆雜的原因，在給他前列腺動動小手術解決這個問題（不是癌癥）前，他必須插尿管三個月。任何插過尿管的人都知道，不舒服和羞辱感只是最微不足道的反應，因為痛苦的感染很快會越來越甚。不久，我們就習慣了不斷往急診室跑的悲慘嚴酷的時光，後來終於等到了預約的手術時間，他們竟然在最後一秒鐘取消了手術，理由是巴裏的心臟無法承受（這個理由後來幸運而神秘地消失了），我們簡直驚呆了，關於下一步要怎麽辦，他們什麽也沒說，就送他回了家。我們當時沒有醫院的任何消息，只能絕望地給這個某醫生打電話，問她：“他這輩子都得插著尿管生活了嗎？”她回答說：“可憐的巴裏，有時候確實必須如此，恐怕是的。”
幾周後，我們聽說醫院給這個某醫生寫過一封信，告知巴裏的治療進展，但她原封未動。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麽，我們永遠也不可能搞清楚，只是能感覺到，作為唯一希望的她，竟然也漸漸消失了。我時不時去她的診所替巴裏取糖尿病藥片，藥片很快就送出來了，有一個小小的瞬間，我甚至覺得這個診所比我看病的那個好多了，因為不需要排隊，我壓根兒就沒想過那裏為什麽除我之外幾乎見不到一個病人！然後，如果巴裏需要去看病，預約電話的回答是：“醫生今天不在，請明天下午再試。”如果我問能不能見她的合夥醫生，“恐怕不行，他出診去了。”諸如此類，直到有一天我聽到了自己歇斯底裏的尖叫：“這個診所壓根兒就沒有醫生！”事已至此，巴裏才聽得進我一直跟他說的，如果早找我的醫生看病，情況會好得多。但現在才認識到這一點，這對我們想早點做手術的願望已經沒什麽幫助了。
在政府免費醫療系統三個月的經歷，加上暈頭暈腦的某醫生，把我和巴裏逼成了活死人，而我們還是一定程度上思維敏捷、見多識廣的老年人，如果是境況更差的老年人，遇見這種事情又會是什麽結果？只有天知道了。我們不再相信自己說的做的有什麽用，沒人願意告訴我們任何事，即使說了，也一定是愚弄我們、欺騙我們，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變得非常消沈，什麽也做不了，只是悲慘地坐等誰知道會發生些什麽。最後還是親愛的薩莉來救了我們，她趕到倫敦，打電話給皇家自由醫院的那個顧問在哈利大街註冊的診所，為巴裏預約看病。用我的話說，“看看花二百二十五英鎊後有什麽不同吧！”這個罩在白外套下的神秘人物，曾經當著我們的面在走廊的一角消失無影，現在卻變得態度和藹，滿口承諾，對我們的所有問題一一作答，十分清晰。不不不，巴裏當然不需要一輩子都插尿管，這種事絕少發生，他確定在巴裏身上也不會發生；手術延誤只是因為他需要在術前與心臟科專家會診，確定是使用普通麻醉還是硬膜外麻醉，不巧心臟科專家度假去了，三周之內暫時還回不來。回家以後我才忽然想到，這個假期休得也太長了點吧，而與顧問面對面時，只因為他回答了我的問題，對待我們就像對待理性的成年人，我們就深覺感激，連起碼的理性思考都沒有了。疾病帶來的羞辱感更深了，我們依然是活死人，只不過在那一個瞬間，我們變成了快樂的活死人而已。
三周最後拖成了將近五周，痛苦難熬的五周，我們打了無數個焦躁不安的電話，顧問最終宣布第二天手術時，還不忘情緒化地加一句：“明天反正是要動手術的，和你們打的電話無關。”這立刻讓我覺得和電話有關。手術很成功，盡管幾周後傷口才愈合，還不斷感染，並且，巴裏從此就沒有恢覆健康。
就是從這個時候，我開始寫日記，我過去從沒寫過，我大段大段地寫，有時會隔幾天，而不是按日子順著寫，因而更像回憶，不像通常的日記，其中有一段描述了我和巴裏的關系：
已經不記得和巴裏的關系開始時，我是否有過躊躇，這麽快、這麽滿懷激情地再次和已婚男人在一起，我想或許也曾經有過遲疑吧。但我清晰地記得，當我知道他有個善良能幹的太太時，心裏有多安慰，因為我不再需要為照顧他而憂心忡忡了。後來瑪麗一腳把他踢了出來，他最後和我生活在一起，但這種“不必照顧他”的狀態並沒有改變。那時候我們已經不再有激情的性愛，他對結婚比我還沒興趣，所以，我們就像兩個朋友一樣決定住在一起，而不是組成家庭。當然，我幫他洗衣服，他做飯給我吃，這些都沒有問題。最近幾年，他的怪癖越來越厲害，變得有點討厭，我想我也一樣，沒什麽不同，我們只不過溫和地朝著各自的方向漂流而去，所以我們在一起時並沒有幽閉恐懼。我想很少有一種男女關系能像我們頭八年那樣既快樂，同時還能做到相互不索取。並且，這種彼此不索取的關系還快樂地持續了四十多年！
後來，他的前列腺出了問題。雖然不照顧他是個根深蒂固的習慣，但你畢竟不能無視一個人泌尿系統罷工的事實吧？那個可怕的夜晚，當我們撥通999叫急救車時，就已經陷入了“必須照顧”的情形之中。
有意思的是，一方面我為必須花這麽多時間為他做事、為他擔憂而異常沮喪；另一方面，我卻從未質疑過自己該不該這麽做。這種沮喪盡管真實，卻僅存於表面，在我的內心深處，想都沒想就覺得應該照顧他。
但我還是被自己接受這件事的程度嚇到了。有一次他住院時便秘了，主要原因是尿管插得不好，不能承受任何輕微刺激，這讓他覺得很害怕，所以基本上不願意動，完全僵在那裏。醫院給他用了疏導劑，我下午到醫院時護士告訴我：“我一直想讓他去衛生間，但他說你不來他就不去。”我一到床邊他就說：“感謝上帝你終於來了，現在我可以上廁所了。”（在這裏我想再占用幾行字描述一下隨後的場景和細節。）幸好廁所裏有很多紙巾，還有個很大的有蓋垃圾桶來放用過的紙巾，以及足夠的熱水。把他、坐圈和地板弄幹凈並不難，我震驚的是自己竟然不介意為他做這些事情，沒有畏懼，沒有厭惡，似乎疏離地看著自己做事，好像在工作，不需要刻意努力，像個職業護士一樣。但與此同時，我卻非常吃驚，的確，我覺得吃驚，不是因為我做了多少，而是因為我不需要刻意努力就能做到。回到床上後，巴裏說幸好我在那兒，我尖酸刻薄地回答說護士陪他上廁所也應該沒問題吧，他說：“是啊，也行，但有你在我覺得更舒服！”這事發生後，我才意識到，經過這麽多年，我的角色幾乎已經變成了妻子，我想經過了這麽長時間的快樂豁免，終於輪到我嘗嘗布丁的味道，這也算公平吧，我不再芥蒂“我的方式”失去了多少。但我還是覺得，若能夠逃脫這種責任是多麽快樂的事啊。
當然這種自動轉換為妻子的改變也不錯，因為看起來我從此將一直承擔這個角色了。巴裏的前列腺問題解決了，糖尿病問題卻日趨嚴重，不久後他就必須增加胰島素治療。不過這事他倒可以自己操作，因此對我是很大的解脫，只是註射並沒有讓他的情況改善多少。大部分糖尿病患者一旦接受治療並配合控制飲食，往往可以過正常生活，但巴裏，或許因為他拒絕在正確飲食方面做任何努力，看起來是要永久性地衰竭下去了，他幾乎不能下床。為此我有深深的罪惡感，只是這種罪惡感還沒有強到能讓我有所行動，我發現自己根本不可能鐵腕地控制巴裏的飲食，因為若要那樣做，不僅需要每天做飯，還得強迫他吃不喜歡的東西，而這一點，沒人能做得到。當然，我可以做點什麽防止他吃喜歡的東西……很自然地，我不再買蛋糕、甜餅幹等食物，而這個臥床不起的男人，趁每周有三四次被帶去圖書館借書的機會，只要我不在場，就毫不遲疑地沖向商店買咖啡、蛋糕或油炸圈餅，只有當他的血糖讀數沖上天花板，自己感覺實在糟糕之時，才停止這種白癡行為。但這種理性狀態僅僅在閱讀中感覺不太糟（實際上從沒好過）時才能維持，只要感覺稍微良好，他又故態覆萌。想讓他遠離肥肉，遠離咖啡裏添加的兩大坨奶油幾乎是不可能的。看到同樣熟悉的薩莉和女兒傑薩米也和我一樣管不了他，我稍微覺得安慰，她們勸解說我也做不了什麽，但縱然如此，我還是無法抑制地覺得我這個“妻子”，真是表現得不怎麽樣啊。
他最大的問題，也就是他口中自己的“弱點”，即隨著所承受的痛苦增加，他的精力可怕地慢慢枯竭，這個過程越來越嚴重，到最後他幾乎喪失了對一切的興趣。這個智力水平上乘的男人現在除了偵探小說之外什麽也不讀，而且就連這樣的書他也一本都讀不完。他會從圖書館書架上隨意挑選五六本偵探小說，第二天就嚷嚷著要還回去，因為（真令人吃驚啊）這些書“讀不下去”，但如果我給他點別的什麽，他又會說“別打攪我”。他不能被電視上體育臺之外的任何東西“打攪”，而且漸漸地，他想看的體育節目也越來越少，現在走進他房間我經常發現電視機雖然開著，他卻臉朝另一個方向躺著。他甚至不再主動和我說話，即使和他說話，他也僅僅回答簡單的一兩個單詞而已。一天天過去，他除了“晚飯吃什麽”以及“能帶我去圖書館嗎”之外，什麽也不說，這意味著在他的生命裏，吃是僅存的快樂來源。在這種情況下，再剝奪他唯一能享受的食物似乎過於殘酷，我無法控制地時時想到，如果一個生命已被如此殘酷地衰減，吃幾口油炸圈餅讓它再短點，又有什麽關系①？
2006年夏天他有過一段回光返照的時刻，當時皇家宮廷劇院在其樓上劇場舉行了整季的朗讀會，精選20世紀60年代讓這一劇院出名的那些劇作，其中就有巴裏寫的《晃蕩者》。這一朗讀會由帕姆·布賴頓執導，他曾是《晃蕩者》首場演出的導演，皇家宮廷劇院的星探們還找來一些非常出色的年輕演員（劇中大部分角色是中學男生）。巴裏對此非常激動，但我們還是有點茫然，不知道該期待什麽。最後表演非常出色，甚至有幾分鐘觀眾們都忘記了他們只是在看一場朗讀會，感覺似乎是在觀看此劇的完整演出，我們真覺得是個非常榮耀的意外。觀眾的反應與每一個劇作家所期待的一樣，最後巴裏走上臺去感謝相關人員，他在臺上看上去又矮又老，哽咽著說：“我從來，從來都沒有料到會再次看到這出戲演出。”觀眾把他擡起來，薩莉和我都落了淚。傑薩米和比徹姆此前從未看過他的戲，完全入迷了，傑薩米不斷重覆“這是我看過的最好的戲”。表演後在酒吧還搞了個聚會，一場混亂好玩的老朋友相見的歡樂瞬間。在回程的出租車上，我問巴裏：“這會讓你重獲新生嗎？”他平靜地回答：“哦不會，不可能了。”確實沒有。
我們的生活又回到了既悲哀又無聊的狀態。有時我問自己，到底是什麽，讓我，以及我確信其他不計其數的老年夫妻或伴侶在類似情況下，能夠堅持彼此照顧？我能給出的唯一答案，只能用比喻來說明，盡管一株植物的根和長在莖幹頂端的花朵或果實看起來差異很大，但依然屬於同一個東西的不同部分。對我來說，從愛裏生長出來的責任和義務，看起來也如此不同，卻也是同一個東西的不同部分。否則的話，責任如此不受歡迎，怎麽還會這麽不費力就和愛綁在了一起？一個人在這種情況下沒有選擇第二條路，因為對他來說，沒有第二條路。也許一個無私的人（這樣的人確實存在）會把做好事當成工作，從中獲得滿足；但一個自私的人，一邊承擔著責任，一邊也許會盡力想辦法逃避，或盡量補償自己。這個辦法也許不值得讚美，但我覺得我不是唯一這樣做的老人。
①後來，在本文寫作之後，又發現除糖尿病之外他還有心臟的毛病。——作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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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晚年時，往往會令人很躊躇，因為既不想讓別人也不想讓自己太消沈，因此會傾向於關註晚年生活更令人愉快的側面，比如談談“死亡”這個詞，說說不斷來訪的年輕人，發現新的興趣愛好等等。但我必須承認，自己晚年生活相當大的一個部分，是為年紀比我大，或就算不比我大，但已衰老的人做點什麽事，或更糟的情況是，想做卻無法做什麽事。人不是按相同的速度變老的，因此最終大部分人都必須照顧別人，或被別人照顧，相對而言人們會更喜歡後者吧，但就算這是相對較好的選項，其實也遠不是樂觀的選項，我原來並不理解這一點，大概很多人也和我一樣吧。當然這也可能只是我自己的反應，世界上確實有很多無私的人，照顧別人對他們來說非常自然。但我只能為我的同類說話，對我們來說，這確實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我是因為巴裏才對此事有明顯感覺的。當然，在一定程度上，我也曾照顧過老朋友南·泰勒，她最近剛過世，但我只是全力幫她的朋友之一，所以盡管這個過程持續了兩年左右，卻從不需要我全職在場。但面對巴裏，卻是或說應該是，全天候的。
我們在20世紀60年代相遇，那時他是個希望自己沒結婚的已婚男人。這倒不是因為他不愛妻子，而是他忽然意識到一個事實，他曾一度懷疑但卻一直愚蠢地努力忽視的事實，那就是以他的性情來說，他根本不適合婚姻。他一向厭惡占有和被占有，不僅是理論上說說而已，他全身的每一個細胞均如此。他確信他不會因為喜歡甚至愛上別的女人而少愛妻子一點，可他的妻子在這一點上無法認同。他覺得妻子很不理性，覺得這是逼他欺騙，而他是個不願意欺騙的人。巴裏是個典型的不忠實丈夫，實際上，他非同尋常地確信自己有理，覺得“想成為某人的唯一”這種高於一切的想法是神經質的、不健康的，會引發很多疾病。
我四十三歲時（我比他大八歲）與他有相同的感受。與浪漫愛情背道而馳，我心裏懷著強烈的解脫之感，而且也已經習慣了不結婚，覺得婚姻困難重重，缺乏熱情，我寧願期望不一樣的生活。因此我們走到了一起，僅僅因為喜歡，而且身體上彼此吸引，卻完全沒有結婚的念頭。我們對於寫作和表演（巴裏是劇作家）的好壞見解相同，一致認為清晰、自然是首要素質。在一起的時候我們有很多話說，他曾告訴過我如果與太太分手，他唯一確定的是再不會結婚了，我還記得聽完這話後心裏曾一陣輕松，因為我不再有罪惡感了。這對我，甚至是個安慰。因為從那個時刻起，我就知道無論如何，總會有另一個人為他洗衣做飯，我可以享受愛的果實，卻並不需要在廚房裏艱苦努力。我吃驚地發現，盡管年輕時經歷了這麽多浪漫愛情的風風雨雨，到現在我才意識到自己最合適的角色顯然是做第三者。和巴裏的關系逐漸穩固，逐漸持續，但我們一直都更像是相互喜歡而不至於相互迷戀的朋友，這一點從來沒有改變過。
最後他的婚姻還是走到了頭（並非因為我，但為了方便起見，說我是理由也行），巴裏開始自己生活，但他並不擅長這個。我已經記不清他在何時、為了什麽搬進我的住所，因為這並沒有改變我們見面的次數，但我想應該是在我們不再做情人以後。唉，努力拼湊記憶的碎片來探究細節真是單調乏味的事情，但我相信就是在那個時候。只是我們從情愛轉化為穩定的伴侶是個漸變的過程，我確實不太記得準確時間了。
我所記得的時間，是很久以後巴裏開始生病的時間，那是2002年1月。實際上在這之前他就已經患糖尿病了，是老年人常見的輕度糖尿病，但剛開始時他並不了解這一病癥，後來他咨詢的醫生又恰好輕視了這些癥狀，告訴他不必擔心，只要藥物治療和飲食控制得當，病癥就能輕易控制。對這一建議，巴裏唯一聽進去的是“別擔心”和“藥物治療”，他說服自己和我相信只要吃藥，就萬事大吉，這是某醫生說的。這個某醫生，基於將來發生的一些事情，應該感到萬分幸運，因為我的出版商和我完完全全忘記了她的名字。我和巴裏共同生活期間，巴裏還為她的書捧過場呢。當時他身體狀況不錯，還挺喜歡她的。而我對糖尿病，除了知道癥狀厲害時需要註射胰島素外，一無所知，當我聽說巴裏連註射也不需要，真是覺得很輕松，所以就隨他由著性子犯蠢，卻沒有意識到這是個大錯。
我沒有意識到他這麽做很愚蠢，是因為我所認識的他，除了僅有的一次他太太處理的緊急情況外，相當健康。在我的記憶裏，他連感冒、頭疼或消化不良都沒得過。如果別人生病，他的反應也通常很簡單：“是癌癥嗎？會死嗎？很疼嗎？”這幾個問題他一定會問，一旦打消了這幾個疑慮，他就覺得沒什麽問題了。過了一段時間，我發現他對自己的健康狀況，唯一關心的也只有疼痛，他比我所認識的任何人都不能忍受這一點。他如果受了傷，會瘋狂地要求醫生：“給我打嗎啡！”而且不斷堅持，別人如果拒絕，他就覺得那是施暴。這種態度，是他太太在場那次緊急狀況的後遺癥，當時他因腸絞痛異常痛苦，他原來劍橋的一個同學後來做了醫生，偷偷給他打了些嗎啡才緩解。這些嗎啡不僅給了他愉悅的安慰，還治好了他的病，或者說看似治好了他的病。所以到了現在，他一旦覺得哪裏痛，就會要求嗎啡，完全不思考別的問題。如果醫生護士建議他控制飲食，或解釋任何一種非止痛治療方案，他立刻就不搭理別人，他已經在內心深處決定：“這完全是無聊透頂、不討人喜歡的建議，我才不聽呢。”就是這個樣子。
但他並沒能任意胡鬧很久。早在2002年1月，這個某醫生把他送到皇家自由醫院，給他的陰莖做了個很小的幹預治療，兩天後他尿不出來了，細節我就不在此贅述了，你會為此感謝我的。整個過程異常折磨人，我們不得不連夜坐急救車趕到急診室，等了四個多小時，巴裏越來越痛苦，一個醫生給他插了根尿管……因為一系列覆雜的原因，在給他前列腺動動小手術解決這個問題（不是癌癥）前，他必須插尿管三個月。任何插過尿管的人都知道，不舒服和羞辱感只是最微不足道的反應，因為痛苦的感染很快會越來越甚。不久，我們就習慣了不斷往急診室跑的悲慘嚴酷的時光，後來終於等到了預約的手術時間，他們竟然在最後一秒鐘取消了手術，理由是巴裏的心臟無法承受（這個理由後來幸運而神秘地消失了），我們簡直驚呆了，關於下一步要怎麽辦，他們什麽也沒說，就送他回了家。我們當時沒有醫院的任何消息，只能絕望地給這個某醫生打電話，問她：“他這輩子都得插著尿管生活了嗎？”她回答說：“可憐的巴裏，有時候確實必須如此，恐怕是的。”
幾周後，我們聽說醫院給這個某醫生寫過一封信，告知巴裏的治療進展，但她原封未動。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麽，我們永遠也不可能搞清楚，只是能感覺到，作為唯一希望的她，竟然也漸漸消失了。我時不時去她的診所替巴裏取糖尿病藥片，藥片很快就送出來了，有一個小小的瞬間，我甚至覺得這個診所比我看病的那個好多了，因為不需要排隊，我壓根兒就沒想過那裏為什麽除我之外幾乎見不到一個病人！然後，如果巴裏需要去看病，預約電話的回答是：“醫生今天不在，請明天下午再試。”如果我問能不能見她的合夥醫生，“恐怕不行，他出診去了。”諸如此類，直到有一天我聽到了自己歇斯底裏的尖叫：“這個診所壓根兒就沒有醫生！”事已至此，巴裏才聽得進我一直跟他說的，如果早找我的醫生看病，情況會好得多。但現在才認識到這一點，這對我們想早點做手術的願望已經沒什麽幫助了。
在政府免費醫療系統三個月的經歷，加上暈頭暈腦的某醫生，把我和巴裏逼成了活死人，而我們還是一定程度上思維敏捷、見多識廣的老年人，如果是境況更差的老年人，遇見這種事情又會是什麽結果？只有天知道了。我們不再相信自己說的做的有什麽用，沒人願意告訴我們任何事，即使說了，也一定是愚弄我們、欺騙我們，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變得非常消沈，什麽也做不了，只是悲慘地坐等誰知道會發生些什麽。最後還是親愛的薩莉來救了我們，她趕到倫敦，打電話給皇家自由醫院的那個顧問在哈利大街註冊的診所，為巴裏預約看病。用我的話說，“看看花二百二十五英鎊後有什麽不同吧！”這個罩在白外套下的神秘人物，曾經當著我們的面在走廊的一角消失無影，現在卻變得態度和藹，滿口承諾，對我們的所有問題一一作答，十分清晰。不不不，巴裏當然不需要一輩子都插尿管，這種事絕少發生，他確定在巴裏身上也不會發生；手術延誤只是因為他需要在術前與心臟科專家會診，確定是使用普通麻醉還是硬膜外麻醉，不巧心臟科專家度假去了，三周之內暫時還回不來。回家以後我才忽然想到，這個假期休得也太長了點吧，而與顧問面對面時，只因為他回答了我的問題，對待我們就像對待理性的成年人，我們就深覺感激，連起碼的理性思考都沒有了。疾病帶來的羞辱感更深了，我們依然是活死人，只不過在那一個瞬間，我們變成了快樂的活死人而已。
三周最後拖成了將近五周，痛苦難熬的五周，我們打了無數個焦躁不安的電話，顧問最終宣布第二天手術時，還不忘情緒化地加一句：“明天反正是要動手術的，和你們打的電話無關。”這立刻讓我覺得和電話有關。手術很成功，盡管幾周後傷口才愈合，還不斷感染，並且，巴裏從此就沒有恢覆健康。
就是從這個時候，我開始寫日記，我過去從沒寫過，我大段大段地寫，有時會隔幾天，而不是按日子順著寫，因而更像回憶，不像通常的日記，其中有一段描述了我和巴裏的關系：
已經不記得和巴裏的關系開始時，我是否有過躊躇，這麽快、這麽滿懷激情地再次和已婚男人在一起，我想或許也曾經有過遲疑吧。但我清晰地記得，當我知道他有個善良能幹的太太時，心裏有多安慰，因為我不再需要為照顧他而憂心忡忡了。後來瑪麗一腳把他踢了出來，他最後和我生活在一起，但這種“不必照顧他”的狀態並沒有改變。那時候我們已經不再有激情的性愛，他對結婚比我還沒興趣，所以，我們就像兩個朋友一樣決定住在一起，而不是組成家庭。當然，我幫他洗衣服，他做飯給我吃，這些都沒有問題。最近幾年，他的怪癖越來越厲害，變得有點討厭，我想我也一樣，沒什麽不同，我們只不過溫和地朝著各自的方向漂流而去，所以我們在一起時並沒有幽閉恐懼。我想很少有一種男女關系能像我們頭八年那樣既快樂，同時還能做到相互不索取。並且，這種彼此不索取的關系還快樂地持續了四十多年！
後來，他的前列腺出了問題。雖然不照顧他是個根深蒂固的習慣，但你畢竟不能無視一個人泌尿系統罷工的事實吧？那個可怕的夜晚，當我們撥通999叫急救車時，就已經陷入了“必須照顧”的情形之中。
有意思的是，一方面我為必須花這麽多時間為他做事、為他擔憂而異常沮喪；另一方面，我卻從未質疑過自己該不該這麽做。這種沮喪盡管真實，卻僅存於表面，在我的內心深處，想都沒想就覺得應該照顧他。
但我還是被自己接受這件事的程度嚇到了。有一次他住院時便秘了，主要原因是尿管插得不好，不能承受任何輕微刺激，這讓他覺得很害怕，所以基本上不願意動，完全僵在那裏。醫院給他用了疏導劑，我下午到醫院時護士告訴我：“我一直想讓他去衛生間，但他說你不來他就不去。”我一到床邊他就說：“感謝上帝你終於來了，現在我可以上廁所了。”（在這裏我想再占用幾行字描述一下隨後的場景和細節。）幸好廁所裏有很多紙巾，還有個很大的有蓋垃圾桶來放用過的紙巾，以及足夠的熱水。把他、坐圈和地板弄幹凈並不難，我震驚的是自己竟然不介意為他做這些事情，沒有畏懼，沒有厭惡，似乎疏離地看著自己做事，好像在工作，不需要刻意努力，像個職業護士一樣。但與此同時，我卻非常吃驚，的確，我覺得吃驚，不是因為我做了多少，而是因為我不需要刻意努力就能做到。回到床上後，巴裏說幸好我在那兒，我尖酸刻薄地回答說護士陪他上廁所也應該沒問題吧，他說：“是啊，也行，但有你在我覺得更舒服！”這事發生後，我才意識到，經過這麽多年，我的角色幾乎已經變成了妻子，我想經過了這麽長時間的快樂豁免，終於輪到我嘗嘗布丁的味道，這也算公平吧，我不再芥蒂“我的方式”失去了多少。但我還是覺得，若能夠逃脫這種責任是多麽快樂的事啊。
當然這種自動轉換為妻子的改變也不錯，因為看起來我從此將一直承擔這個角色了。巴裏的前列腺問題解決了，糖尿病問題卻日趨嚴重，不久後他就必須增加胰島素治療。不過這事他倒可以自己操作，因此對我是很大的解脫，只是註射並沒有讓他的情況改善多少。大部分糖尿病患者一旦接受治療並配合控制飲食，往往可以過正常生活，但巴裏，或許因為他拒絕在正確飲食方面做任何努力，看起來是要永久性地衰竭下去了，他幾乎不能下床。為此我有深深的罪惡感，只是這種罪惡感還沒有強到能讓我有所行動，我發現自己根本不可能鐵腕地控制巴裏的飲食，因為若要那樣做，不僅需要每天做飯，還得強迫他吃不喜歡的東西，而這一點，沒人能做得到。當然，我可以做點什麽防止他吃喜歡的東西……很自然地，我不再買蛋糕、甜餅幹等食物，而這個臥床不起的男人，趁每周有三四次被帶去圖書館借書的機會，只要我不在場，就毫不遲疑地沖向商店買咖啡、蛋糕或油炸圈餅，只有當他的血糖讀數沖上天花板，自己感覺實在糟糕之時，才停止這種白癡行為。但這種理性狀態僅僅在閱讀中感覺不太糟（實際上從沒好過）時才能維持，只要感覺稍微良好，他又故態覆萌。想讓他遠離肥肉，遠離咖啡裏添加的兩大坨奶油幾乎是不可能的。看到同樣熟悉的薩莉和女兒傑薩米也和我一樣管不了他，我稍微覺得安慰，她們勸解說我也做不了什麽，但縱然如此，我還是無法抑制地覺得我這個“妻子”，真是表現得不怎麽樣啊。
他最大的問題，也就是他口中自己的“弱點”，即隨著所承受的痛苦增加，他的精力可怕地慢慢枯竭，這個過程越來越嚴重，到最後他幾乎喪失了對一切的興趣。這個智力水平上乘的男人現在除了偵探小說之外什麽也不讀，而且就連這樣的書他也一本都讀不完。他會從圖書館書架上隨意挑選五六本偵探小說，第二天就嚷嚷著要還回去，因為（真令人吃驚啊）這些書“讀不下去”，但如果我給他點別的什麽，他又會說“別打攪我”。他不能被電視上體育臺之外的任何東西“打攪”，而且漸漸地，他想看的體育節目也越來越少，現在走進他房間我經常發現電視機雖然開著，他卻臉朝另一個方向躺著。他甚至不再主動和我說話，即使和他說話，他也僅僅回答簡單的一兩個單詞而已。一天天過去，他除了“晚飯吃什麽”以及“能帶我去圖書館嗎”之外，什麽也不說，這意味著在他的生命裏，吃是僅存的快樂來源。在這種情況下，再剝奪他唯一能享受的食物似乎過於殘酷，我無法控制地時時想到，如果一個生命已被如此殘酷地衰減，吃幾口油炸圈餅讓它再短點，又有什麽關系①？
2006年夏天他有過一段回光返照的時刻，當時皇家宮廷劇院在其樓上劇場舉行了整季的朗讀會，精選20世紀60年代讓這一劇院出名的那些劇作，其中就有巴裏寫的《晃蕩者》。這一朗讀會由帕姆·布賴頓執導，他曾是《晃蕩者》首場演出的導演，皇家宮廷劇院的星探們還找來一些非常出色的年輕演員（劇中大部分角色是中學男生）。巴裏對此非常激動，但我們還是有點茫然，不知道該期待什麽。最後表演非常出色，甚至有幾分鐘觀眾們都忘記了他們只是在看一場朗讀會，感覺似乎是在觀看此劇的完整演出，我們真覺得是個非常榮耀的意外。觀眾的反應與每一個劇作家所期待的一樣，最後巴裏走上臺去感謝相關人員，他在臺上看上去又矮又老，哽咽著說：“我從來，從來都沒有料到會再次看到這出戲演出。”觀眾把他擡起來，薩莉和我都落了淚。傑薩米和比徹姆此前從未看過他的戲，完全入迷了，傑薩米不斷重覆“這是我看過的最好的戲”。表演後在酒吧還搞了個聚會，一場混亂好玩的老朋友相見的歡樂瞬間。在回程的出租車上，我問巴裏：“這會讓你重獲新生嗎？”他平靜地回答：“哦不會，不可能了。”確實沒有。
我們的生活又回到了既悲哀又無聊的狀態。有時我問自己，到底是什麽，讓我，以及我確信其他不計其數的老年夫妻或伴侶在類似情況下，能夠堅持彼此照顧？我能給出的唯一答案，只能用比喻來說明，盡管一株植物的根和長在莖幹頂端的花朵或果實看起來差異很大，但依然屬於同一個東西的不同部分。對我來說，從愛裏生長出來的責任和義務，看起來也如此不同，卻也是同一個東西的不同部分。否則的話，責任如此不受歡迎，怎麽還會這麽不費力就和愛綁在了一起？一個人在這種情況下沒有選擇第二條路，因為對他來說，沒有第二條路。也許一個無私的人（這樣的人確實存在）會把做好事當成工作，從中獲得滿足；但一個自私的人，一邊承擔著責任，一邊也許會盡力想辦法逃避，或盡量補償自己。這個辦法也許不值得讚美，但我覺得我不是唯一這樣做的老人。
①後來，在本文寫作之後，又發現除糖尿病之外他還有心臟的毛病。——作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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