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章:重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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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章:重建（上）
溫真譽“收容”了這兩名女侍官,帶著玉瑾留給自己的遺物，那冰涼的觸感穿透衣袖，像一道無聲的警示，引著她們三人向著地下避彈室出口的方向艱難挪動著。
這時,她們的耳邊卻突然傳來一聲驚恐的叫喊,那聲音,正是由一個年輕陵山士兵發出的。
溫真譽心頭一緊，加快腳步循聲而去，只見那士兵癱坐在一間密室門口，臉色慘白如紙，手指顫抖地指向門內。
她推門而入，在搖曳的燭火中，幾張狹小的床鋪上，幾個尚在總角之年的孩子躺在上面，早已沒有了聲息。
只有一個女孩還活著，她蜷縮在角落裏,看上去十分害怕,那個士兵就是被這樣的場面給驚嚇到了。
“她是我家夫人的女兒,被領袖他們過繼去了。”夕庭指了指角落裏一臉驚恐的容姬,向溫真譽解釋道。“若是說的難聽些，她完全就是被那群恬不知恥的暴徒強行搶走的。”
望著那張和玉瑾極其相似的臉,溫真譽不由得回想起兩人的二十年前,她們第一次見面的那一刻。
彼時她們都還是未經世事的少女，在陽光下許諾要守護彼此珍視的一切，卻終究抵不過命運的巨輪與人性的幽暗。
回憶的碎片與眼前的慘狀在燭火中碰撞、碎裂，二十年前的理想主義與二十年後的殘酷現實在此刻交匯，凝成一把穿心的利刃。
悲痛是為玉瑾，為那些無聲死去的孩子；憐憫是為眼前這個女孩，為所有在權力陰影下茍活的無辜者。
而更加深沈的，是對這層層疊疊的虛偽與暴行的無聲控訴。
她不由自主地走上前，緊緊抱住了容姬。那小小的身軀在懷中劇烈顫抖，像一只受驚的幼獸，讓溫真譽感受到一種不容推卸的責任。
“孩子，不要再哭了。”她的聲音沈穩而堅定，帶著一種足以穿透絕望的力量。
容姬緩緩擡起頭，淚水模糊的視線裏，映出溫真譽柔和卻如磐石般堅定的目光。
雖然對方是一個自己從未謀面的陌生人,卻讓自己感受到莫名的親切。
她知道,這個對自己和言悅色的人,大抵是值得她信任和尊重的。
容姬停止了哭泣，她知道，眼前這個女子臉上的嚴肅，不是冷漠，而是在這片荒誕世界中保持住的清醒；她話語裏的堅定，不是妄言，而是對被踐踏的正義的承諾。
在這片埋葬了太多真相與生命的陵寢裏，一種超越血緣的守護，正從廢墟之上悄然生長。
隨後,溫真譽一行人跨過了那片屍橫遍野、烏煙瘴氣的區域。
她們順著陡峭的階梯向上攀爬，地下避彈室的死寂與陰冷慢慢的被身後的黑暗吞噬，前方逐漸透出一抹刺眼的光亮。
踏上地面的那一刻，正午的陽光驟然傾瀉而下，卻沒有帶來絲毫暖意，反而讓她們徹底看清了這片土地的瘡痍：
斷壁殘垣在陽光下投下猙獰的陰影，焦黑的樹幹上還掛著未燃盡的布條，像一面面破碎的旗幟，嘲笑著曾經的“榮光”。
在陵山軍隊的駐紮處,夕顏和夕庭換上了陵山國衛生員的制服,以免遭到他人懷疑,容姬也被賦予了一個“故人之女”的新身份,成為了溫真譽的養女。
在一切都幾乎塵埃落定時,陵山軍隊已經在留有部分的駐軍之後準備撤離了。
只是,在經歷了多年的征戰之後,他們已經沒有當年那般躊躇滿志,意氣風發,反而顯得麻木而迷茫。
多年的征戰像一把鈍刀，反覆切割著他們的信念——起初是為了“正義”，後來是為了“生存”，到最後，連為何而戰都成了模糊的幻影。
溫真譽站在高處眺望這支隊伍，忽然覺得這一切都是如此的可悲。
史書總會歌頌勝利者的功勳，用宏大的敘述方式去記載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豐功偉績，卻並不會記述有多少普通人犧牲在這場以勝利為結局的戰爭當中，大多數的人，他們為這次勝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卻往往連一個名字都無法留下。
並且，在殘酷的戰爭之中，無論是正義方還是非正義方，勝利的一方還是失敗的一方，人民群眾所遭受的苦難總是無窮無盡的。
新生的驕陽終於掙脫雲層，將金色的光芒灑向這片廢墟。
迎著驕陽,飽受戰爭洗禮的人們也開始了戰後重建的工作,他們沒有歡呼，沒有哭泣，只是沈默地開始手中的工作——仿佛在說：比起爭論誰對誰錯，活下去，帶著傷痕活下去，才是對戰爭最倔強的反抗。
崢嶸的歲月,慷慨的誓言都已經成為了虛無的過往,留給人民的,只有未散的硝煙和永久的遺憾。
在重建過程之中,遠山緒和靜嘉杏子已然面目全非的屍體被從總理府的斷瓦殘垣之中拖拽了出來，扔到了一個即將被填埋的炮彈坑當中，接受著來自人民的唾棄與辱罵。
他們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終究無法消弭自己犯下的累累罪行，這樣的結局對於二人來說，也真是再合理不過了。
這一切，都是他們應得的下場。
人民痛恨他、唾罵他、詛咒他,直到一切都已成為歷史之後,才會有後人如其所願去懷念他。
安華國那邊也是如此,赫連寧霜那具焦黑殘缺的屍骨，最初被鄭重地陳列在博物館的玻璃櫃中，旁邊的銘牌冰冷地刻著“戰爭罪證”。可不過幾十年，玻璃櫃前的說明牌便換了措辭，從“罪證”到“爭議人物”，再到某一天，竟有學者在聚光燈下稱其為“推動時代變革的偉大領導者”。
這世間最可怕的遺忘，從不是記憶的消退，而是對苦難的刻意消解。
人們對於沒有降臨到自己身上的苦難總是持有一種冷漠的旁觀態度,甚至於將本該被釘在恥辱上的歷史罪人當作值得崇拜的榜樣,這真是一種令人感到可悲可嘆的現象。
1947年3月19日，陵山總統沈念突發腦溢血去世，享年58歲,溫真譽成為了他的繼任者。
望著國內這一片百廢待興的局面，溫真譽愈加相信自己當年執意選擇從政的想法是極其正確的。
並且，和沈知念那個利欲熏心的偽君子相比,溫真譽絕對可以算得上是一個勵精圖治,誠心為民的明智領導者。
她深刻地了解並同情著人民的苦難，而不是像某些人那樣,對他們視若不見。
她走進難民營時，不會避開那些沾滿汙泥的手；她查看糧倉時，會親自撥開表層的谷粒，看看底下是否藏著黴爛的真相。
有人勸她不必如此“親力親為”，說領袖當有領袖的威嚴，應當和普通百姓保持好一定的距離。
她卻只是望著遠處尚未封頂的校舍，嚴肅地說：“單純的威嚴有什麽用？它如果不能為人民遮風擋雨，便只是一塊冰冷的墓碑。”
彼時的陵山國，雖然早已擺脫了侵略者的踐踏和欺辱，卻仍處於焦土遍地,塵煙漫天的局面,大片殘垣斷瓦之下是民眾的無盡悲哀。
幸好,陵山國的人們遇見了一位真正為他們著想的稱職領袖,才讓戰後的覆興不再是癡人說夢。
在1947到1949這兩年的時間之中,陵山國的一切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在溫真譽舍私為公的不懈付出之下，那些坍塌的房屋，破敗的庭院,都得到了有效的修繕及重建,因戰亂而無家可歸的百姓也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這蛻變從不是憑空降臨的奇跡，而是無數個清晨與深夜裏，政策文件上未幹的墨跡、工地上夯土的回聲、難民營裏分發物資的登記冊，共同壘起的重生。
溫真譽從未將“舍私為公”掛在嘴邊，卻讓新政府的每一項政令都帶著一種刀刃向內的堅定和決絕：
在削減冗餘的開支時，她率先封存了總統府的專用庫房；分配救濟糧時，她親自核查名單，確保沒有一粒多餘的糧食落入特權階層的口袋。
有人說她“不近人情”，她卻只是淡淡回應道：“我們的國家現在正處於一個百廢待興的狀態，任何‘人情’都不該淩駕於人民群眾對幸福生活的追求之上。”
同時,那些曾為凈化主義所洗腦而成為戰爭機器，大興擴張、破壞和平的侵略者們也因為自己犯下的累累罪行而付出了應有的代價。
這代價從不是簡單的覆仇，而是要在世人眼前剖開一個真相：所有以“大義”為名的殺戮，本質上都是對人性最徹底的背叛。
1948年1月7日,陵山國慕花城國際軍事法庭之中，戰爭的主要謀劃者及責任人——那些未來得及結束自己生命的帝國高層,將在這裏接受審判。
他們曾滿懷豪情壯志的在地圖上用紅筆圈定侵略的疆域，如今卻連擡頭直視旁聽席的勇氣都已喪失。
在這群人之中,身居總理高位的方瑜,自然成為了最先受到審判的戰犯。
此時的方瑜,早已失去了曾經在遠山緒身邊當秘書時那樣的意氣風發和神采飛揚。
相反,他神情憔悴、面色蒼白,纖瘦的軀體被包裹在一件不合身的破舊大衣之中,顯得病弱而頹唐。
這幾個月,他在監獄中的生活可實在是不太好過--頻繁的“提審”和低劣的飲食條件已經讓他的身體幾乎徹底垮掉。
當方瑜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時，他的眼中似乎已經失去了一切光澤,空洞而絕望地註視著前方。
幾名警衛將他強行固定在被告席的鐵椅上時，他沒有掙紮，仿佛連反抗的力氣都已被絕望吞噬——或許直到此刻他才明白，權力的游戲一旦以人命為籌碼，最終的輸家從來只有自己。
高臺上的法官宣讀罪狀的聲音，像一把精準的手術刀，逐層剖開他的罪行。
當“死刑”二字從法官口中落下時，整個法庭靜得能聽見塵埃落地的聲響。
他沒有辯駁,也沒有上訴,盡管他知道,自己的過錯也許並沒有他們所說的的那樣不可饒恕。
只是，他已經累了，良心的譴責與身體上的折磨已經讓他失去了哪怕半點活下去的欲望。
就算是為了贖罪,為了自己心中的片刻安寧,對嗎
平心而論,將這樣大宗的罪責盡數推予一個從未上過戰場的文官,這顯然不大合適。
盡管在帝國最後的日子裏,方瑜在遠山緒的強制之下簽署了太量關於殺害俘虜和囚犯的命令文書,致使不計其數的陵山軍民因此而喪失生命。
究其根本,他也不過是帝國的一枚棋子，遠山緒的替罪羊罷了。
面對著總理的命令,他沒有任何的選擇權,只能無條件地絕對服從於對方,甚至連最後成為帝國的繼任領袖,也不過是充當一個為遠山緒“接盤”的無奈角色。
可悲的是,他直到最後一刻也沒能認清這個殘酷的現實,只是將一切地罪名無言地承擔到自己身上。
也許，從那天他們在陳松竹家中相遇的那一刻起，一切從開始就全都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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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真譽“收容”了這兩名女侍官,帶著玉瑾留給自己的遺物，那冰涼的觸感穿透衣袖，像一道無聲的警示，引著她們三人向著地下避彈室出口的方向艱難挪動著。
這時,她們的耳邊卻突然傳來一聲驚恐的叫喊,那聲音,正是由一個年輕陵山士兵發出的。
溫真譽心頭一緊，加快腳步循聲而去，只見那士兵癱坐在一間密室門口，臉色慘白如紙，手指顫抖地指向門內。
她推門而入，在搖曳的燭火中，幾張狹小的床鋪上，幾個尚在總角之年的孩子躺在上面，早已沒有了聲息。
只有一個女孩還活著，她蜷縮在角落裏,看上去十分害怕,那個士兵就是被這樣的場面給驚嚇到了。
“她是我家夫人的女兒,被領袖他們過繼去了。”夕庭指了指角落裏一臉驚恐的容姬,向溫真譽解釋道。“若是說的難聽些，她完全就是被那群恬不知恥的暴徒強行搶走的。”
望著那張和玉瑾極其相似的臉,溫真譽不由得回想起兩人的二十年前,她們第一次見面的那一刻。
彼時她們都還是未經世事的少女，在陽光下許諾要守護彼此珍視的一切，卻終究抵不過命運的巨輪與人性的幽暗。
回憶的碎片與眼前的慘狀在燭火中碰撞、碎裂，二十年前的理想主義與二十年後的殘酷現實在此刻交匯，凝成一把穿心的利刃。
悲痛是為玉瑾，為那些無聲死去的孩子；憐憫是為眼前這個女孩，為所有在權力陰影下茍活的無辜者。
而更加深沈的，是對這層層疊疊的虛偽與暴行的無聲控訴。
她不由自主地走上前，緊緊抱住了容姬。那小小的身軀在懷中劇烈顫抖，像一只受驚的幼獸，讓溫真譽感受到一種不容推卸的責任。
“孩子，不要再哭了。”她的聲音沈穩而堅定，帶著一種足以穿透絕望的力量。
容姬緩緩擡起頭，淚水模糊的視線裏，映出溫真譽柔和卻如磐石般堅定的目光。
雖然對方是一個自己從未謀面的陌生人,卻讓自己感受到莫名的親切。
她知道,這個對自己和言悅色的人,大抵是值得她信任和尊重的。
容姬停止了哭泣，她知道，眼前這個女子臉上的嚴肅，不是冷漠，而是在這片荒誕世界中保持住的清醒；她話語裏的堅定，不是妄言，而是對被踐踏的正義的承諾。
在這片埋葬了太多真相與生命的陵寢裏，一種超越血緣的守護，正從廢墟之上悄然生長。
隨後,溫真譽一行人跨過了那片屍橫遍野、烏煙瘴氣的區域。
她們順著陡峭的階梯向上攀爬，地下避彈室的死寂與陰冷慢慢的被身後的黑暗吞噬，前方逐漸透出一抹刺眼的光亮。
踏上地面的那一刻，正午的陽光驟然傾瀉而下，卻沒有帶來絲毫暖意，反而讓她們徹底看清了這片土地的瘡痍：
斷壁殘垣在陽光下投下猙獰的陰影，焦黑的樹幹上還掛著未燃盡的布條，像一面面破碎的旗幟，嘲笑著曾經的“榮光”。
在陵山軍隊的駐紮處,夕顏和夕庭換上了陵山國衛生員的制服,以免遭到他人懷疑,容姬也被賦予了一個“故人之女”的新身份,成為了溫真譽的養女。
在一切都幾乎塵埃落定時,陵山軍隊已經在留有部分的駐軍之後準備撤離了。
只是,在經歷了多年的征戰之後,他們已經沒有當年那般躊躇滿志,意氣風發,反而顯得麻木而迷茫。
多年的征戰像一把鈍刀，反覆切割著他們的信念——起初是為了“正義”，後來是為了“生存”，到最後，連為何而戰都成了模糊的幻影。
溫真譽站在高處眺望這支隊伍，忽然覺得這一切都是如此的可悲。
史書總會歌頌勝利者的功勳，用宏大的敘述方式去記載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豐功偉績，卻並不會記述有多少普通人犧牲在這場以勝利為結局的戰爭當中，大多數的人，他們為這次勝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卻往往連一個名字都無法留下。
並且，在殘酷的戰爭之中，無論是正義方還是非正義方，勝利的一方還是失敗的一方，人民群眾所遭受的苦難總是無窮無盡的。
新生的驕陽終於掙脫雲層，將金色的光芒灑向這片廢墟。
迎著驕陽,飽受戰爭洗禮的人們也開始了戰後重建的工作,他們沒有歡呼，沒有哭泣，只是沈默地開始手中的工作——仿佛在說：比起爭論誰對誰錯，活下去，帶著傷痕活下去，才是對戰爭最倔強的反抗。
崢嶸的歲月,慷慨的誓言都已經成為了虛無的過往,留給人民的,只有未散的硝煙和永久的遺憾。
在重建過程之中,遠山緒和靜嘉杏子已然面目全非的屍體被從總理府的斷瓦殘垣之中拖拽了出來，扔到了一個即將被填埋的炮彈坑當中，接受著來自人民的唾棄與辱罵。
他們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終究無法消弭自己犯下的累累罪行，這樣的結局對於二人來說，也真是再合理不過了。
這一切，都是他們應得的下場。
人民痛恨他、唾罵他、詛咒他,直到一切都已成為歷史之後,才會有後人如其所願去懷念他。
安華國那邊也是如此,赫連寧霜那具焦黑殘缺的屍骨，最初被鄭重地陳列在博物館的玻璃櫃中，旁邊的銘牌冰冷地刻著“戰爭罪證”。可不過幾十年，玻璃櫃前的說明牌便換了措辭，從“罪證”到“爭議人物”，再到某一天，竟有學者在聚光燈下稱其為“推動時代變革的偉大領導者”。
這世間最可怕的遺忘，從不是記憶的消退，而是對苦難的刻意消解。
人們對於沒有降臨到自己身上的苦難總是持有一種冷漠的旁觀態度,甚至於將本該被釘在恥辱上的歷史罪人當作值得崇拜的榜樣,這真是一種令人感到可悲可嘆的現象。
1947年3月19日，陵山總統沈念突發腦溢血去世，享年58歲,溫真譽成為了他的繼任者。
望著國內這一片百廢待興的局面，溫真譽愈加相信自己當年執意選擇從政的想法是極其正確的。
並且，和沈知念那個利欲熏心的偽君子相比,溫真譽絕對可以算得上是一個勵精圖治,誠心為民的明智領導者。
她深刻地了解並同情著人民的苦難，而不是像某些人那樣,對他們視若不見。
她走進難民營時，不會避開那些沾滿汙泥的手；她查看糧倉時，會親自撥開表層的谷粒，看看底下是否藏著黴爛的真相。
有人勸她不必如此“親力親為”，說領袖當有領袖的威嚴，應當和普通百姓保持好一定的距離。
她卻只是望著遠處尚未封頂的校舍，嚴肅地說：“單純的威嚴有什麽用？它如果不能為人民遮風擋雨，便只是一塊冰冷的墓碑。”
彼時的陵山國，雖然早已擺脫了侵略者的踐踏和欺辱，卻仍處於焦土遍地,塵煙漫天的局面,大片殘垣斷瓦之下是民眾的無盡悲哀。
幸好,陵山國的人們遇見了一位真正為他們著想的稱職領袖,才讓戰後的覆興不再是癡人說夢。
在1947到1949這兩年的時間之中,陵山國的一切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在溫真譽舍私為公的不懈付出之下，那些坍塌的房屋，破敗的庭院,都得到了有效的修繕及重建,因戰亂而無家可歸的百姓也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這蛻變從不是憑空降臨的奇跡，而是無數個清晨與深夜裏，政策文件上未幹的墨跡、工地上夯土的回聲、難民營裏分發物資的登記冊，共同壘起的重生。
溫真譽從未將“舍私為公”掛在嘴邊，卻讓新政府的每一項政令都帶著一種刀刃向內的堅定和決絕：
在削減冗餘的開支時，她率先封存了總統府的專用庫房；分配救濟糧時，她親自核查名單，確保沒有一粒多餘的糧食落入特權階層的口袋。
有人說她“不近人情”，她卻只是淡淡回應道：“我們的國家現在正處於一個百廢待興的狀態，任何‘人情’都不該淩駕於人民群眾對幸福生活的追求之上。”
同時,那些曾為凈化主義所洗腦而成為戰爭機器，大興擴張、破壞和平的侵略者們也因為自己犯下的累累罪行而付出了應有的代價。
這代價從不是簡單的覆仇，而是要在世人眼前剖開一個真相：所有以“大義”為名的殺戮，本質上都是對人性最徹底的背叛。
1948年1月7日,陵山國慕花城國際軍事法庭之中，戰爭的主要謀劃者及責任人——那些未來得及結束自己生命的帝國高層,將在這裏接受審判。
他們曾滿懷豪情壯志的在地圖上用紅筆圈定侵略的疆域，如今卻連擡頭直視旁聽席的勇氣都已喪失。
在這群人之中,身居總理高位的方瑜,自然成為了最先受到審判的戰犯。
此時的方瑜,早已失去了曾經在遠山緒身邊當秘書時那樣的意氣風發和神采飛揚。
相反,他神情憔悴、面色蒼白,纖瘦的軀體被包裹在一件不合身的破舊大衣之中,顯得病弱而頹唐。
這幾個月,他在監獄中的生活可實在是不太好過--頻繁的“提審”和低劣的飲食條件已經讓他的身體幾乎徹底垮掉。
當方瑜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時，他的眼中似乎已經失去了一切光澤,空洞而絕望地註視著前方。
幾名警衛將他強行固定在被告席的鐵椅上時，他沒有掙紮，仿佛連反抗的力氣都已被絕望吞噬——或許直到此刻他才明白，權力的游戲一旦以人命為籌碼，最終的輸家從來只有自己。
高臺上的法官宣讀罪狀的聲音，像一把精準的手術刀，逐層剖開他的罪行。
當“死刑”二字從法官口中落下時，整個法庭靜得能聽見塵埃落地的聲響。
他沒有辯駁,也沒有上訴,盡管他知道,自己的過錯也許並沒有他們所說的的那樣不可饒恕。
只是，他已經累了，良心的譴責與身體上的折磨已經讓他失去了哪怕半點活下去的欲望。
就算是為了贖罪,為了自己心中的片刻安寧,對嗎
平心而論,將這樣大宗的罪責盡數推予一個從未上過戰場的文官,這顯然不大合適。
盡管在帝國最後的日子裏,方瑜在遠山緒的強制之下簽署了太量關於殺害俘虜和囚犯的命令文書,致使不計其數的陵山軍民因此而喪失生命。
究其根本,他也不過是帝國的一枚棋子，遠山緒的替罪羊罷了。
面對著總理的命令,他沒有任何的選擇權,只能無條件地絕對服從於對方,甚至連最後成為帝國的繼任領袖,也不過是充當一個為遠山緒“接盤”的無奈角色。
可悲的是,他直到最後一刻也沒能認清這個殘酷的現實,只是將一切地罪名無言地承擔到自己身上。
也許，從那天他們在陳松竹家中相遇的那一刻起，一切從開始就全都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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