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一章:遲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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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一章:遲暮（上）
安華國，長寧市，國會大廈的穹頂在灰暗的天色下泛著冷硬的光。
赫連寧霜神情頹廢地坐在自己的辦公桌前，目光空洞地望向窗外那片灰暗的景象。
“呵，真是諷刺啊……”他對著空無一人的辦公室喃喃自語，聲音裏帶著一種近乎麻木的喑啞，記憶也不由自主的開始翻湧：很久以前，這裏本是連野草都難以紮根的荒原，安華國的先民裹著獸皮，在風雪裏鑿冰取水，在貧瘠的土地上播撒希望，靠著骨子裏那點不服輸的韌勁，才在絕境裏攢下了民族的根脈。
後來，王室的腐朽讓舊秩序崩塌，他在一片革新的呼聲中走上總理之位。
那時的他也曾站在這片土地上發誓，要讓安華擺脫貧困——工廠的煙囪拔地而起，鐵路在荒原上蜿蜒伸展，機器的轟鳴取代了風聲，長寧市像一塊被精心打磨的寶石，在工業的浪潮裏綻放出繁華的光澤。
可如今，這“未來”成了一座巨大的墳墓。戰爭的失利像一把鈍刀，日覆一日剮著這座城市的血肉——壯丁被抽光，工廠被炸毀，糧倉被掏空，曾經為工業奇跡歡呼的民眾，如今要麽逃向邊境，要麽躲在廢墟裏茍延殘喘。
所謂的“繁華大都市”，早已被窮兵黷武的國策榨成了一具空殼，街巷裏呼嘯的風聲，更像是對他當年“強國夢”的無情嘲諷。
此刻,赫連寧霜已經意識到,除了那些願意至死跟從自己的忠誠者之外,他幾乎已經失去了所有的支持與信任。
赫連寧霜苦心經營的“救世主”人設，早已在連綿戰火與民生雕敝中碎裂成齏粉。
那些曾被他用來蠱惑人心的謊言——“凈化主義帶來永恒繁榮”“戰爭是為民族謀未來”，在安華人民的血淚面前，也被撕得片甲不留。
建國伊始，他曾被捧上神壇，那時的安華人民，剛從王室覆滅的混亂中走出，亟需一個“領航者”——赫連寧霜便利用著這股來自人民群眾的渴望，將自己塑造成那個劈開蒙昧、帶來文明的英雄。
他用工業崛起的泡沫，讓民眾相信“跟著他，就能擺脫苦難”，可如今，泡沫破滅，露出底下不堪的真相：工廠裏生產的不是民生物資，而是殺人武器，鐵路運送的不是希望，而是被強征的壯丁與掠奪來的資源。
在百姓心中，他早已不是救苦脫難的神明。
那些在征兵令下與家人永別的青年，那些在饑荒中啃食樹皮的孩童，那些在轟炸後扒著廢墟哭喊的母親，早已用最痛的領悟，給了他最準確的定義——一個草菅人命的歷史罪人，甚至比傳說中以幼童為食的狐妖更加可怕可恨。
在這樣的時局裏，赫連寧霜的統治早已是風中殘燭，隨時都可能土崩瓦解、不覆存在。
在安華國洶湧的反戰浪潮中，有一位年僅十九歲的年輕人，以其鮮明的立場與特殊的身份，成為了反對者中一面獨特的旗幟。
他叫做孫君然,曾是神殿裏主管滿月之夜祈福的祭司,很受安華百姓們的尊重和景仰。
孫君然的降生，本就帶著一層傳奇色彩。
他從生下來就和別人不太一樣,不但皮膚比一般的孩子白皙,連頭發和眉毛也都是雪一樣的白色。
他的父母一開始很是害怕，擔心這是個什麽不詳之兆，就連忙將他送到神殿當中,請教當時還健在的首席祭司蔣永和,尋求一個解救他們的方法。
而當時的蔣永和一見到這個孩子,立既即顯露出萬分驚異的神色,德高望重的他竟走下神臺，跪在了地上,對著這對年輕夫婦拜了兩次,弄得他們手足無措。
“此子容貌異於常人,膚發皆白,應是司月之神下凡,是我們安華國天大的吉兆啊!”
隨後,蔣永和就將孫君然收養在神殿之中,囑托自己的女兒好生照顧他，並且給了這對夫妻大量的錢糧補助,還為他們修建了新屋。
孫君然從小離開父母,寄住在神殿之中,受到萬千安華民眾的崇拜敬仰,過著王公貴族一般錦衣玉食的生活,並且和總理的幾個孩子一同長大。
然而,生活在崇拜中的孫君然卻並不喜歡這樣看似無憂無慮的日子,甚至幾度想著逃離現狀。
他自幼接觸外來的新式教育，那些關於“人權”“自由”的文字，像鑰匙一樣打開了他被“神”禁錮的思維。
這也導致了他根本不相信人們口中所謂神明的存在,在他眼中,那些對神明虔誠信仰的人都實在是無聊並且愚昧至極。
並且,他認為人們崇拜的只是他身體中那個虛無縹緲的神明,而不是他本身。
那些信眾的擁護越是狂熱，他心中的反抗欲望就越是熾烈——他要撕碎這層“神”的偽裝，奪回被剝奪的命運自主權。
在他看來,他根本就不是什麽司月神君下凡,他只是他自己,只是一個和其他人沒多大區別的普通人而已。
從小生活在神殿裏,孫君然失去了自由,也失去了對自己命運的掌控權利,他只是一個被當權者綁縛在廟堂之上的“物件”，甚至隨時都可以被拋棄。
孫君然十二歲那年，安華國與陵山國之間的戰火驟然燃起，燒斷了無數家庭的安寧。
到了1939年,很多和他同樣年齡的孩子都被強制送往了戰場,他和神殿中的其他祭司由於身為神職人員免受征召,才得以逃過一劫。
他看著神殿院墻之外那些被卡車拉走，也許再也回不來的同齡人，第一次感受到“特殊”帶來的不是榮耀，而是一種沈甸甸的割裂感。
到了1945年,19歲的孫君然再也無法忍受總理的殘酷暴行。
赫連寧霜曾拍著他的肩膀說“你是安華的福星”，那份看似視若己出的關懷，在他眼中不過是精心計算的權術——用一個“神化”的少年去安撫惶恐的民心，用宗教的外衣去包裹戰爭的獠牙。
並且，現在的局勢之下，赫連寧霜的“神言論”已經趨進於支離破碎,這也讓孫君然深刻地意識到,現在的自己堅決不能再坐以待斃了。
反抗的念頭，如野草般在心底瘋長——他要的不是顛覆誰的統治，而是奪回那個被“神格”剝奪的、屬於“孫君然”的人生。
他從來不是靜嘉玉瑾那樣胸懷家國的理想主義者，也沒有明月誠“為人民而戰”的宏大抱負。
他的覺悟裏沒有“民族解放”的壯闊，只有“自我救贖”的執拗。
有人說他是極端的自我主義者，可他的“自我”裏沒有絲毫利己的貪婪——他不在乎權力，不貪圖財富，只想要一個普通人最基本的權利：按自己的意志活著。
因此,他領導人民進行奮起反抗時,也並不是為了什麽和平與幸福，他只是想讓每一個人都能主率自己的命運，擁有自己的人生。
這樣的出發點，或許帶著少年人的理想與單純，卻在安華國這片被“凈化主義”異化的土地上，爆發出驚人的力量。
1945年4月19日,孫君然領導著長寧城中為數不多的百姓進行了反對總理統治的抵抗運動。
人民渴望和平,君然渴望獨立,他們都不願在這樣的時局之中一直茍且下去了。
“我們的人生,應當屬於我們自己,這是任何人也無法改變的！”
雖然城中的百姓已經寥寥無幾，且大多數都是些老弱病殘和從陵山國撤回的失意而頹廢的士兵,但當反抗的意志變得足夠強烈時,人民的信念也會變得異常的堅定。
他們或許握不動步槍，卻能用石塊砸碎總督府的窗戶，他們也許喊不出激昂的口號，卻能用沈默的罷/工癱瘓反/動/政府的後勤。
在絕境中迸發出的力量，從來不能簡單的用體格去衡量。
當孫君然站在廢墟上，手中揮舞著旗幟，高聲喊出“我們的人生該屬於自己”時，這些被戰爭碾碎了生活的人，忽然從彼此眼中看到了久違的光芒——那是被“凈化主義”壓制已久的求生欲，是被強權剝奪殆盡的尊嚴感。
所謂“高山深海”，在這樣的信念面前，不過是紙糊的障礙：翻不過去，便踏成平地；跨不過去，便填成通途。
“此愛翻山海,山海亦可平。”這就是人民的力量。
1945年4月23日，這場由一個少年點燃的反抗之火，終於燒到了安華國的權力核心。
赫連寧霜坐在空蕩寂靜的國會大廈裏，聽著窗外傳來的此起彼伏的呼喊聲，第一次嘗到了“民心盡失”的滋味。
他在退位協定上簽下名字的手在顫抖，不是因為恐懼，而是因為不甘——他到最後也不明白，自己築起的工業帝國、發動的“偉大戰爭”，為何會被自己“深深愛著”的人民推翻。
“明明我做的這一切都是在為了人民，為了讓他們徹底擺脫低等民族的標簽，為了讓我們的國家強大起來，在國際社會上占有一席之地，可他們為什麽，為什麽根本不理解我啊！”直到這最後一刻，赫連寧霜仍然沒有認識到自己窮兵黷武的錯誤，在他的認知當中，自己的所作所為永遠是正確的，永遠是有利於國家發展的。
他不知道，在他這些自我感動的政策之下，多少無辜百姓徹底淪為了戰爭中的炮灰，又有多少人失去自己的親人和家園。
他確實愛著自己的人民，可這份所謂的愛，早已在狂妄野心和偏執本性的共同作用之下變了味道，失了本質，化作了一種以愛為名的控制欲，沿著一條錯誤的道路不斷狂奔著。
隨後，他與情人程玲月被“安置”在郊區的莊園，徹底地失去了自己的權力與自由。
曾經號令千軍萬馬的手，如今連莊園的大門都無法自由開啟；曾經被萬民“敬仰”的聲音，如今只能在空蕩的庭院裏與風聲為伴。
權力的崩塌往往如此諷刺：它來時如雷霆萬鈞，去時卻如塵埃落地，只留下一個被歷史遺忘的背影。
而此時的蔣碧水，早已帶著六個孩子回到了父親留下的祖居。
從1941年開始,兩人的關系就已經產生了無法修覆的裂痕,她親眼目睹過百姓被戰爭摧殘的慘狀，勸說自己的丈夫“戰爭該停了”，卻被赫連寧霜斥為“不思進取的婦人之仁”；她曾藏起過反戰傳單，卻被丈夫視為“背叛”。
這場分居，不是夫妻間的賭氣，而是一個女人對暴政最無聲的反抗——她用離開，劃清了與那場罪惡戰爭的界限，用沈默控訴著那個被權力異化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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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華國，長寧市，國會大廈的穹頂在灰暗的天色下泛著冷硬的光。
赫連寧霜神情頹廢地坐在自己的辦公桌前，目光空洞地望向窗外那片灰暗的景象。
“呵，真是諷刺啊……”他對著空無一人的辦公室喃喃自語，聲音裏帶著一種近乎麻木的喑啞，記憶也不由自主的開始翻湧：很久以前，這裏本是連野草都難以紮根的荒原，安華國的先民裹著獸皮，在風雪裏鑿冰取水，在貧瘠的土地上播撒希望，靠著骨子裏那點不服輸的韌勁，才在絕境裏攢下了民族的根脈。
後來，王室的腐朽讓舊秩序崩塌，他在一片革新的呼聲中走上總理之位。
那時的他也曾站在這片土地上發誓，要讓安華擺脫貧困——工廠的煙囪拔地而起，鐵路在荒原上蜿蜒伸展，機器的轟鳴取代了風聲，長寧市像一塊被精心打磨的寶石，在工業的浪潮裏綻放出繁華的光澤。
可如今，這“未來”成了一座巨大的墳墓。戰爭的失利像一把鈍刀，日覆一日剮著這座城市的血肉——壯丁被抽光，工廠被炸毀，糧倉被掏空，曾經為工業奇跡歡呼的民眾，如今要麽逃向邊境，要麽躲在廢墟裏茍延殘喘。
所謂的“繁華大都市”，早已被窮兵黷武的國策榨成了一具空殼，街巷裏呼嘯的風聲，更像是對他當年“強國夢”的無情嘲諷。
此刻,赫連寧霜已經意識到,除了那些願意至死跟從自己的忠誠者之外,他幾乎已經失去了所有的支持與信任。
赫連寧霜苦心經營的“救世主”人設，早已在連綿戰火與民生雕敝中碎裂成齏粉。
那些曾被他用來蠱惑人心的謊言——“凈化主義帶來永恒繁榮”“戰爭是為民族謀未來”，在安華人民的血淚面前，也被撕得片甲不留。
建國伊始，他曾被捧上神壇，那時的安華人民，剛從王室覆滅的混亂中走出，亟需一個“領航者”——赫連寧霜便利用著這股來自人民群眾的渴望，將自己塑造成那個劈開蒙昧、帶來文明的英雄。
他用工業崛起的泡沫，讓民眾相信“跟著他，就能擺脫苦難”，可如今，泡沫破滅，露出底下不堪的真相：工廠裏生產的不是民生物資，而是殺人武器，鐵路運送的不是希望，而是被強征的壯丁與掠奪來的資源。
在百姓心中，他早已不是救苦脫難的神明。
那些在征兵令下與家人永別的青年，那些在饑荒中啃食樹皮的孩童，那些在轟炸後扒著廢墟哭喊的母親，早已用最痛的領悟，給了他最準確的定義——一個草菅人命的歷史罪人，甚至比傳說中以幼童為食的狐妖更加可怕可恨。
在這樣的時局裏，赫連寧霜的統治早已是風中殘燭，隨時都可能土崩瓦解、不覆存在。
在安華國洶湧的反戰浪潮中，有一位年僅十九歲的年輕人，以其鮮明的立場與特殊的身份，成為了反對者中一面獨特的旗幟。
他叫做孫君然,曾是神殿裏主管滿月之夜祈福的祭司,很受安華百姓們的尊重和景仰。
孫君然的降生，本就帶著一層傳奇色彩。
他從生下來就和別人不太一樣,不但皮膚比一般的孩子白皙,連頭發和眉毛也都是雪一樣的白色。
他的父母一開始很是害怕，擔心這是個什麽不詳之兆，就連忙將他送到神殿當中,請教當時還健在的首席祭司蔣永和,尋求一個解救他們的方法。
而當時的蔣永和一見到這個孩子,立既即顯露出萬分驚異的神色,德高望重的他竟走下神臺，跪在了地上,對著這對年輕夫婦拜了兩次,弄得他們手足無措。
“此子容貌異於常人,膚發皆白,應是司月之神下凡,是我們安華國天大的吉兆啊!”
隨後,蔣永和就將孫君然收養在神殿之中,囑托自己的女兒好生照顧他，並且給了這對夫妻大量的錢糧補助,還為他們修建了新屋。
孫君然從小離開父母,寄住在神殿之中,受到萬千安華民眾的崇拜敬仰,過著王公貴族一般錦衣玉食的生活,並且和總理的幾個孩子一同長大。
然而,生活在崇拜中的孫君然卻並不喜歡這樣看似無憂無慮的日子,甚至幾度想著逃離現狀。
他自幼接觸外來的新式教育，那些關於“人權”“自由”的文字，像鑰匙一樣打開了他被“神”禁錮的思維。
這也導致了他根本不相信人們口中所謂神明的存在,在他眼中,那些對神明虔誠信仰的人都實在是無聊並且愚昧至極。
並且,他認為人們崇拜的只是他身體中那個虛無縹緲的神明,而不是他本身。
那些信眾的擁護越是狂熱，他心中的反抗欲望就越是熾烈——他要撕碎這層“神”的偽裝，奪回被剝奪的命運自主權。
在他看來,他根本就不是什麽司月神君下凡,他只是他自己,只是一個和其他人沒多大區別的普通人而已。
從小生活在神殿裏,孫君然失去了自由,也失去了對自己命運的掌控權利,他只是一個被當權者綁縛在廟堂之上的“物件”，甚至隨時都可以被拋棄。
孫君然十二歲那年，安華國與陵山國之間的戰火驟然燃起，燒斷了無數家庭的安寧。
到了1939年,很多和他同樣年齡的孩子都被強制送往了戰場,他和神殿中的其他祭司由於身為神職人員免受征召,才得以逃過一劫。
他看著神殿院墻之外那些被卡車拉走，也許再也回不來的同齡人，第一次感受到“特殊”帶來的不是榮耀，而是一種沈甸甸的割裂感。
到了1945年,19歲的孫君然再也無法忍受總理的殘酷暴行。
赫連寧霜曾拍著他的肩膀說“你是安華的福星”，那份看似視若己出的關懷，在他眼中不過是精心計算的權術——用一個“神化”的少年去安撫惶恐的民心，用宗教的外衣去包裹戰爭的獠牙。
並且，現在的局勢之下，赫連寧霜的“神言論”已經趨進於支離破碎,這也讓孫君然深刻地意識到,現在的自己堅決不能再坐以待斃了。
反抗的念頭，如野草般在心底瘋長——他要的不是顛覆誰的統治，而是奪回那個被“神格”剝奪的、屬於“孫君然”的人生。
他從來不是靜嘉玉瑾那樣胸懷家國的理想主義者，也沒有明月誠“為人民而戰”的宏大抱負。
他的覺悟裏沒有“民族解放”的壯闊，只有“自我救贖”的執拗。
有人說他是極端的自我主義者，可他的“自我”裏沒有絲毫利己的貪婪——他不在乎權力，不貪圖財富，只想要一個普通人最基本的權利：按自己的意志活著。
因此,他領導人民進行奮起反抗時,也並不是為了什麽和平與幸福，他只是想讓每一個人都能主率自己的命運，擁有自己的人生。
這樣的出發點，或許帶著少年人的理想與單純，卻在安華國這片被“凈化主義”異化的土地上，爆發出驚人的力量。
1945年4月19日,孫君然領導著長寧城中為數不多的百姓進行了反對總理統治的抵抗運動。
人民渴望和平,君然渴望獨立,他們都不願在這樣的時局之中一直茍且下去了。
“我們的人生,應當屬於我們自己,這是任何人也無法改變的！”
雖然城中的百姓已經寥寥無幾，且大多數都是些老弱病殘和從陵山國撤回的失意而頹廢的士兵,但當反抗的意志變得足夠強烈時,人民的信念也會變得異常的堅定。
他們或許握不動步槍，卻能用石塊砸碎總督府的窗戶，他們也許喊不出激昂的口號，卻能用沈默的罷/工癱瘓反/動/政府的後勤。
在絕境中迸發出的力量，從來不能簡單的用體格去衡量。
當孫君然站在廢墟上，手中揮舞著旗幟，高聲喊出“我們的人生該屬於自己”時，這些被戰爭碾碎了生活的人，忽然從彼此眼中看到了久違的光芒——那是被“凈化主義”壓制已久的求生欲，是被強權剝奪殆盡的尊嚴感。
所謂“高山深海”，在這樣的信念面前，不過是紙糊的障礙：翻不過去，便踏成平地；跨不過去，便填成通途。
“此愛翻山海,山海亦可平。”這就是人民的力量。
1945年4月23日，這場由一個少年點燃的反抗之火，終於燒到了安華國的權力核心。
赫連寧霜坐在空蕩寂靜的國會大廈裏，聽著窗外傳來的此起彼伏的呼喊聲，第一次嘗到了“民心盡失”的滋味。
他在退位協定上簽下名字的手在顫抖，不是因為恐懼，而是因為不甘——他到最後也不明白，自己築起的工業帝國、發動的“偉大戰爭”，為何會被自己“深深愛著”的人民推翻。
“明明我做的這一切都是在為了人民，為了讓他們徹底擺脫低等民族的標簽，為了讓我們的國家強大起來，在國際社會上占有一席之地，可他們為什麽，為什麽根本不理解我啊！”直到這最後一刻，赫連寧霜仍然沒有認識到自己窮兵黷武的錯誤，在他的認知當中，自己的所作所為永遠是正確的，永遠是有利於國家發展的。
他不知道，在他這些自我感動的政策之下，多少無辜百姓徹底淪為了戰爭中的炮灰，又有多少人失去自己的親人和家園。
他確實愛著自己的人民，可這份所謂的愛，早已在狂妄野心和偏執本性的共同作用之下變了味道，失了本質，化作了一種以愛為名的控制欲，沿著一條錯誤的道路不斷狂奔著。
隨後，他與情人程玲月被“安置”在郊區的莊園，徹底地失去了自己的權力與自由。
曾經號令千軍萬馬的手，如今連莊園的大門都無法自由開啟；曾經被萬民“敬仰”的聲音，如今只能在空蕩的庭院裏與風聲為伴。
權力的崩塌往往如此諷刺：它來時如雷霆萬鈞，去時卻如塵埃落地，只留下一個被歷史遺忘的背影。
而此時的蔣碧水，早已帶著六個孩子回到了父親留下的祖居。
從1941年開始,兩人的關系就已經產生了無法修覆的裂痕,她親眼目睹過百姓被戰爭摧殘的慘狀，勸說自己的丈夫“戰爭該停了”，卻被赫連寧霜斥為“不思進取的婦人之仁”；她曾藏起過反戰傳單，卻被丈夫視為“背叛”。
這場分居，不是夫妻間的賭氣，而是一個女人對暴政最無聲的反抗——她用離開，劃清了與那場罪惡戰爭的界限，用沈默控訴著那個被權力異化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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