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章：寒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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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章：寒溫(下)
靜嘉玉瑾握著信紙的手在顫抖，紙上的字跡仿佛化作了溫真譽含淚的眼。
她忽然明白，有些離別不是時空的阻隔，而是威權對個體的淩遲；有些承諾的破碎，從來不是命運的無常，而是世俗規訓對理想的絞殺。
她太清楚了，溫真譽不是敗給了命運的無常，而是栽在了以親情為名的綁架裏。
那些口口聲聲說著“守護”的人，恰恰是最兇狠的劊子手，他們毀掉一個靈魂的光芒，只為讓世界能夠永遠維持著他們眼中的“秩序”。
就像溫真譽的父母，他們總是懷著一種莫名其妙而又自以為是的驕傲心理，神志不清一般的認為讓女兒回家繼承家產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無論是對於女兒，還是對於他們自己，都百利而無一害。
像他們這樣自私的人，永遠學不會換位思考，只會一直站在自己的角度上，用本來就荒謬不堪的價值觀去編排著他人的命運，幹涉著他人的選擇。
自那封信將殘酷的真相剖開在眼前，靜嘉玉瑾的心底便生了一根執念的刺，深深紮進骨血裏——她暗下決心，待大學畢業那日，定要踏上前往陵山國的旅程。
無論如何，她也要再見溫真譽一面。
她要讓對方知道,無論彼此之間的距離有多麽遙遠，她都永遠不會輕易地放棄對方。
當大多數人在威權面前選擇沈默或順從，她偏要用這份執念證明：有些情誼值得用一生去守護，有些理想不該在強權下表現出被迫的順從。
縱使最終只能隔著高墻遙遙相望，她也要讓溫真譽知道，這世界上還有那麽一個人，在為她堅守著未竟的夢。
兩顆心的相依，從不需要物理空間的佐證。
它是亂世裏的一粒火種，是強權用盡陰謀詭計也終究無法熄滅的微光。
就這樣，靜嘉玉瑾將對溫真譽的無盡遺憾與徹骨悲痛，連同對未來那點不肯熄滅的企盼，一同熔鑄進了沈默的筆尖。
1930年的風裏，剛滿16歲的她，捧著一部《少年與玫瑰園》站在了世人面前。
小說裏的洛淺，是個被病痛困在方寸之間的少年，他無法離開房間，甚至無法離開自己的病床，連坐起來看看外面的世界都是一種奢望，
他總說窗外有片玫瑰園，裏面生長著紅色和白色的玫瑰花，紅的像火，白的像雪。它們的花瓣似乎永遠帶著晨露，浸人心脾的香氣能夠漫過破敗的院墻，淌進狹小的病房中，給他帶來心靈上的安慰與熨帖。
可是，那片所謂的玫瑰園在現實當中並不存在，所有美好的場景，都是這個少年在病痛當中的幻想，是一個瀕臨死去的人對這個充滿苦難的世界的最後的美化，可洛淺卻一直執著的相信那片玫瑰園真的存在於這個世界上，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也許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洛淺仍然相信著在自己無法觸及的窗外，有著一片無邊無際的玫瑰園。”靜嘉玉瑾在書中寫道，“他不知道，一切美好的景象，都是自己所幻想出來的。真實的世界，只是一片充斥著殘花與野草的荒蕪。”
可她緊接著又寫道：“即便這樣，洛淺的人生仍就是有意義的。
至少他還相信這世界上還有美好存在，這就已經足夠了。
在人的一生中，總需要有一個信念作為支撐。”
靜嘉玉瑾自己也知道，她寫這本小說的目的，根本不是為了單純的創造一個名叫洛淺的虛構角色，這沒有太多意義。
她真正要做的，是借那個少年之口，訴說著自己與溫真譽的命運，以及宣洩著那些一直被壓抑在內心深處的情感。
那些在永緒國並肩走過的日子，那些關於理想、關於未來的約定，不就像洛淺窗外的玫瑰園嗎？
溫真譽的理想被強權碾碎，恰如只存在於幻想當中的玫瑰園被現實世界的狂風撕扯成殘花野草，可那份真心相信過的美好，早已被刻進了生命的肌理，無法消除，也無法抹去。
靜嘉玉瑾知道，這部小說或許根本無法改變溫真譽的命運，卻至少能讓那些同樣困在“殘花野草”中的人看見：哪怕玫瑰只開在夢裏，相信本身，就已是對抗荒蕪的光芒。
1932年6月,18歲的靜嘉玉瑾即將結束自己三年的大學生活,將要正式進入社會工作了，按照她自己的意願,她將要成為一名中學教師。
“我要當一個對社會，對人民有貢獻的人，要讓更多的孩子能夠通過學習有用的知識來改變自己的命運。”
在那之前,她還是想著再去見溫真譽一面。
她們之間的感情,是重重山海也無法阻擋的。
“所愛隔山海，山海皆可平。”這句話，成了兩人感情最為貼切而生動的寫照。
然而,正是在那一天的畢業儀式上,一場突如其來的禍端降臨在了她的身上。
身為“優秀畢業生”的靜嘉玉瑾和另外一百餘人在政策的幹預之下被迫送往總理府,去接受所謂的“思想教育”。
山海江河是有形的阻礙，是有心人可以全力以赴著去翻躍的;遠山緒的政策卻是無形的藩籬,是用盡一切力氣也無法跨越的一道坎,是一場屬於這172名年輕人乃至於所有永緒人民的悲劇。
在那一刻,靜嘉玉瑾心中糾纏了三年的故人與舊夢,一瞬間破碎地徹底,變成了一地無法拼湊完全的碎片——在政策的施壓之下,她永遠也無法見到自己心心念念的人了。
她知道,進了總理府這種地方,就是“一入宮門深似海”,幾乎再也沒有離開的可能,在已知的可悲命運之下,靜嘉玉瑾不得不強迫自己妝作冷靜與順從。
在這樣的局勢之下，一切都是迫不得已。
在此後的十五天時間之內,靜嘉玉瑾在一場場的慷慨演講中,在一次次的思想灌輸中,在一聲聲的“凈化主義萬歲”中,逐漸地臣服於領袖遠山緒先生難以言表的個人魅力,從而徹底失去了自己的初心。
像她這樣的年輕人,無論自詡有多麽意志堅定,在面對著花言巧語的煽動之時,也不由得會被帶了節奏,從而走上一條與自己初心與本性完全樣道而馳的不歸路。
十五天的時間，雖然並不算漫長，卻也足以改變一個人的一切,甚至讓玉瑾認為自己虛度了十八年的光陰。
她認為自己先前所有的作品都是“過分利己主義”的“自私產物”,為凈化主義而創作才會讓自己的人生有意義!
就這樣,靜嘉玉瑾將未能見故人一面的遺憾放下了，盡管在心中仍然時時描繪著溫真譽的面容。
她搖身一變，成了意志如頑石般堅定的凈化主義者，成了領袖遠山緒身邊最為狂熱的信徒之一，成了永緒帝國構建過程中一塊不可或缺的基石，更成了遠山緒那套恐怖統治機器得以運轉的助推者與幫兇——她親手為自己戴上了枷鎖，卻以為握住了通往光明的鑰匙。
這世間的荒誕，往往在對比中顯得愈發刺眼。昔日，當溫真譽深受偽史論者的蒙騙，錯誤的把導致無數無辜群眾蒙難的罪魁禍首連啟平當做一代偉人的時候，靜嘉玉瑾還能展示出自己獨特的清醒認知，以真實的史料作為佐證，告知對方那段不為人知歷史的真實模樣，以避免其陷入別有用心者為了欺騙民眾而刻意構建的陷阱之中。
她總是說著：“對於萬事萬物，我們要有自己的見解，不能拘泥於經驗，也不能受制於權威。”“人民群眾應該擦亮眼睛，主動尋覓歷史的真相，而不是只聽那些當權者編造出來的鬼話，把自己放到一個愚昧無知的境地上。”
當時的靜嘉玉瑾，她是那樣的明智，又是那樣的清醒。
她不但能夠通過人民群眾的角度分析問題，甚至還能主動站到對面的立場上去，用那些陰謀家們的思考方式來解讀他們之所以選擇用那些外人難以理解的手段來欺騙人民的原因，可謂是知己知彼，面面俱到。
可是現在的她，已經徹底變了模樣，她的明智，她的清醒，此時就如同深秋時節的枝頭枯葉，徹底一去不覆返了。
對於外國的偽史論者，她還能堅持自己的見解，條理清晰的去反駁和批判，面對產生於自己國家的野心家，她卻輕而易舉的上了對方的當，把追隨一種錯誤的意識形態當做自己生命存在的惟一意義。
這不是簡單的糊塗，而是清醒者主動選擇的沈淪，是理智對狂熱的屈膝，荒謬得令人恐懼，悲哀得讓人心顫。
人總是這樣，在審視他人的迷局時，能充當最清醒的旁觀者，用邏輯與事實搭建起評判的高塔；可一旦身處自己的棋局，便成了當局者，任由情感與欲望模糊了視線，將陷阱誤認為坦途。
所謂的“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從來不是命運的簡單玩笑，而是人性中那道難以逾越的鴻溝——我們總以為自己能跳出思維的囚籠，卻往往在不經意間，成為了囚籠的鍛造者。
如今，這個被稱作“鐵薔薇”的堅強女子,這位深深崇拜並信仰著凈化主義的帝國宣傳部長,將要在此刻跟從著她的領袖先生一同乘坐列車前往陵山國，執行這一場極其重要的外交任務。
雖然她總自認為自己足夠堅毅和剛強,並且不會被兒女情長之類的事情輕易牽絆住。
但隨著窗外的景象逐漸地飄逝,列車距離著自己曾夢寐以求的國度愈來愈近,玉瑾還是不由得泛出了兩行熱淚。
此時,善於察言觀色的方瑜似乎發現了她表情的異樣,或許只是單純為了獻殷勤而已,關切地說:
“部長。您怎麽了,是有什麽不舒服嗎”
“我沒事,只是想起一些往事罷了。”
自從那日在車站送別知己,已是經過了七年的光景了。
在這七年間,兩人幾乎已經完全斷絕了聯系。
靜嘉玉瑾卻仍舊無法徹底忘記那個曾給自己的青春染上色彩的溫真譽，也許再為無情的人，也會被內心深處一點塵封的記憶所觸動。
畢竟,這是一段只屬於她的故人舊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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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嘉玉瑾握著信紙的手在顫抖，紙上的字跡仿佛化作了溫真譽含淚的眼。
她忽然明白，有些離別不是時空的阻隔，而是威權對個體的淩遲；有些承諾的破碎，從來不是命運的無常，而是世俗規訓對理想的絞殺。
她太清楚了，溫真譽不是敗給了命運的無常，而是栽在了以親情為名的綁架裏。
那些口口聲聲說著“守護”的人，恰恰是最兇狠的劊子手，他們毀掉一個靈魂的光芒，只為讓世界能夠永遠維持著他們眼中的“秩序”。
就像溫真譽的父母，他們總是懷著一種莫名其妙而又自以為是的驕傲心理，神志不清一般的認為讓女兒回家繼承家產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無論是對於女兒，還是對於他們自己，都百利而無一害。
像他們這樣自私的人，永遠學不會換位思考，只會一直站在自己的角度上，用本來就荒謬不堪的價值觀去編排著他人的命運，幹涉著他人的選擇。
自那封信將殘酷的真相剖開在眼前，靜嘉玉瑾的心底便生了一根執念的刺，深深紮進骨血裏——她暗下決心，待大學畢業那日，定要踏上前往陵山國的旅程。
無論如何，她也要再見溫真譽一面。
她要讓對方知道,無論彼此之間的距離有多麽遙遠，她都永遠不會輕易地放棄對方。
當大多數人在威權面前選擇沈默或順從，她偏要用這份執念證明：有些情誼值得用一生去守護，有些理想不該在強權下表現出被迫的順從。
縱使最終只能隔著高墻遙遙相望，她也要讓溫真譽知道，這世界上還有那麽一個人，在為她堅守著未竟的夢。
兩顆心的相依，從不需要物理空間的佐證。
它是亂世裏的一粒火種，是強權用盡陰謀詭計也終究無法熄滅的微光。
就這樣，靜嘉玉瑾將對溫真譽的無盡遺憾與徹骨悲痛，連同對未來那點不肯熄滅的企盼，一同熔鑄進了沈默的筆尖。
1930年的風裏，剛滿16歲的她，捧著一部《少年與玫瑰園》站在了世人面前。
小說裏的洛淺，是個被病痛困在方寸之間的少年，他無法離開房間，甚至無法離開自己的病床，連坐起來看看外面的世界都是一種奢望，
他總說窗外有片玫瑰園，裏面生長著紅色和白色的玫瑰花，紅的像火，白的像雪。它們的花瓣似乎永遠帶著晨露，浸人心脾的香氣能夠漫過破敗的院墻，淌進狹小的病房中，給他帶來心靈上的安慰與熨帖。
可是，那片所謂的玫瑰園在現實當中並不存在，所有美好的場景，都是這個少年在病痛當中的幻想，是一個瀕臨死去的人對這個充滿苦難的世界的最後的美化，可洛淺卻一直執著的相信那片玫瑰園真的存在於這個世界上，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也許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洛淺仍然相信著在自己無法觸及的窗外，有著一片無邊無際的玫瑰園。”靜嘉玉瑾在書中寫道，“他不知道，一切美好的景象，都是自己所幻想出來的。真實的世界，只是一片充斥著殘花與野草的荒蕪。”
可她緊接著又寫道：“即便這樣，洛淺的人生仍就是有意義的。
至少他還相信這世界上還有美好存在，這就已經足夠了。
在人的一生中，總需要有一個信念作為支撐。”
靜嘉玉瑾自己也知道，她寫這本小說的目的，根本不是為了單純的創造一個名叫洛淺的虛構角色，這沒有太多意義。
她真正要做的，是借那個少年之口，訴說著自己與溫真譽的命運，以及宣洩著那些一直被壓抑在內心深處的情感。
那些在永緒國並肩走過的日子，那些關於理想、關於未來的約定，不就像洛淺窗外的玫瑰園嗎？
溫真譽的理想被強權碾碎，恰如只存在於幻想當中的玫瑰園被現實世界的狂風撕扯成殘花野草，可那份真心相信過的美好，早已被刻進了生命的肌理，無法消除，也無法抹去。
靜嘉玉瑾知道，這部小說或許根本無法改變溫真譽的命運，卻至少能讓那些同樣困在“殘花野草”中的人看見：哪怕玫瑰只開在夢裏，相信本身，就已是對抗荒蕪的光芒。
1932年6月,18歲的靜嘉玉瑾即將結束自己三年的大學生活,將要正式進入社會工作了，按照她自己的意願,她將要成為一名中學教師。
“我要當一個對社會，對人民有貢獻的人，要讓更多的孩子能夠通過學習有用的知識來改變自己的命運。”
在那之前,她還是想著再去見溫真譽一面。
她們之間的感情,是重重山海也無法阻擋的。
“所愛隔山海，山海皆可平。”這句話，成了兩人感情最為貼切而生動的寫照。
然而,正是在那一天的畢業儀式上,一場突如其來的禍端降臨在了她的身上。
身為“優秀畢業生”的靜嘉玉瑾和另外一百餘人在政策的幹預之下被迫送往總理府,去接受所謂的“思想教育”。
山海江河是有形的阻礙，是有心人可以全力以赴著去翻躍的;遠山緒的政策卻是無形的藩籬,是用盡一切力氣也無法跨越的一道坎,是一場屬於這172名年輕人乃至於所有永緒人民的悲劇。
在那一刻,靜嘉玉瑾心中糾纏了三年的故人與舊夢,一瞬間破碎地徹底,變成了一地無法拼湊完全的碎片——在政策的施壓之下,她永遠也無法見到自己心心念念的人了。
她知道,進了總理府這種地方,就是“一入宮門深似海”,幾乎再也沒有離開的可能,在已知的可悲命運之下,靜嘉玉瑾不得不強迫自己妝作冷靜與順從。
在這樣的局勢之下，一切都是迫不得已。
在此後的十五天時間之內,靜嘉玉瑾在一場場的慷慨演講中,在一次次的思想灌輸中,在一聲聲的“凈化主義萬歲”中,逐漸地臣服於領袖遠山緒先生難以言表的個人魅力,從而徹底失去了自己的初心。
像她這樣的年輕人,無論自詡有多麽意志堅定,在面對著花言巧語的煽動之時,也不由得會被帶了節奏,從而走上一條與自己初心與本性完全樣道而馳的不歸路。
十五天的時間，雖然並不算漫長，卻也足以改變一個人的一切,甚至讓玉瑾認為自己虛度了十八年的光陰。
她認為自己先前所有的作品都是“過分利己主義”的“自私產物”,為凈化主義而創作才會讓自己的人生有意義!
就這樣,靜嘉玉瑾將未能見故人一面的遺憾放下了，盡管在心中仍然時時描繪著溫真譽的面容。
她搖身一變，成了意志如頑石般堅定的凈化主義者，成了領袖遠山緒身邊最為狂熱的信徒之一，成了永緒帝國構建過程中一塊不可或缺的基石，更成了遠山緒那套恐怖統治機器得以運轉的助推者與幫兇——她親手為自己戴上了枷鎖，卻以為握住了通往光明的鑰匙。
這世間的荒誕，往往在對比中顯得愈發刺眼。昔日，當溫真譽深受偽史論者的蒙騙，錯誤的把導致無數無辜群眾蒙難的罪魁禍首連啟平當做一代偉人的時候，靜嘉玉瑾還能展示出自己獨特的清醒認知，以真實的史料作為佐證，告知對方那段不為人知歷史的真實模樣，以避免其陷入別有用心者為了欺騙民眾而刻意構建的陷阱之中。
她總是說著：“對於萬事萬物，我們要有自己的見解，不能拘泥於經驗，也不能受制於權威。”“人民群眾應該擦亮眼睛，主動尋覓歷史的真相，而不是只聽那些當權者編造出來的鬼話，把自己放到一個愚昧無知的境地上。”
當時的靜嘉玉瑾，她是那樣的明智，又是那樣的清醒。
她不但能夠通過人民群眾的角度分析問題，甚至還能主動站到對面的立場上去，用那些陰謀家們的思考方式來解讀他們之所以選擇用那些外人難以理解的手段來欺騙人民的原因，可謂是知己知彼，面面俱到。
可是現在的她，已經徹底變了模樣，她的明智，她的清醒，此時就如同深秋時節的枝頭枯葉，徹底一去不覆返了。
對於外國的偽史論者，她還能堅持自己的見解，條理清晰的去反駁和批判，面對產生於自己國家的野心家，她卻輕而易舉的上了對方的當，把追隨一種錯誤的意識形態當做自己生命存在的惟一意義。
這不是簡單的糊塗，而是清醒者主動選擇的沈淪，是理智對狂熱的屈膝，荒謬得令人恐懼，悲哀得讓人心顫。
人總是這樣，在審視他人的迷局時，能充當最清醒的旁觀者，用邏輯與事實搭建起評判的高塔；可一旦身處自己的棋局，便成了當局者，任由情感與欲望模糊了視線，將陷阱誤認為坦途。
所謂的“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從來不是命運的簡單玩笑，而是人性中那道難以逾越的鴻溝——我們總以為自己能跳出思維的囚籠，卻往往在不經意間，成為了囚籠的鍛造者。
如今，這個被稱作“鐵薔薇”的堅強女子,這位深深崇拜並信仰著凈化主義的帝國宣傳部長,將要在此刻跟從著她的領袖先生一同乘坐列車前往陵山國，執行這一場極其重要的外交任務。
雖然她總自認為自己足夠堅毅和剛強,並且不會被兒女情長之類的事情輕易牽絆住。
但隨著窗外的景象逐漸地飄逝,列車距離著自己曾夢寐以求的國度愈來愈近,玉瑾還是不由得泛出了兩行熱淚。
此時,善於察言觀色的方瑜似乎發現了她表情的異樣,或許只是單純為了獻殷勤而已,關切地說:
“部長。您怎麽了,是有什麽不舒服嗎”
“我沒事,只是想起一些往事罷了。”
自從那日在車站送別知己,已是經過了七年的光景了。
在這七年間,兩人幾乎已經完全斷絕了聯系。
靜嘉玉瑾卻仍舊無法徹底忘記那個曾給自己的青春染上色彩的溫真譽，也許再為無情的人，也會被內心深處一點塵封的記憶所觸動。
畢竟,這是一段只屬於她的故人舊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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