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遇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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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遇難者
22歲的年輕女孩怎麽也沒有想過，自己會這樣死在重慶的防空洞裏。
她不是沒有幻想過死亡，但是在她青春又熱烈的腦海裏，她即便死也應該死得壯烈、有意義、有價值。或許是在游行示威中被來鎮壓的警察用子彈貫穿胸膛；或許是被政府的鷹犬逮捕，在刑訊中以死明志；或許幹脆走上了前線，用鮮血來澆築抵禦侵略者的圍墻……
總之，不是像現在這樣，和上萬人一起擠在防空隧道裏面，從下午到晚上，空氣逐漸稀薄，呼吸不過來，想要出去卻打不開上了鎖的閘門。身體被壓在不斷往前擠的人群中，因為窒息倒下，又被繼續往前湧的人踩踏上來。
她後悔今天來重慶了，她本應該在成都華西壩的校園裏上課，上午是英國文學，老師講到湖畔派詩人，柯勒律治、華茲華斯……她原本是不喜歡這些落伍過時的文學意象的，覺得與此刻的民族危機相比，太無用、太軟弱人心志。
早在念高中的時候，她就發現，自己所關心、在意的，與周圍的同學們有很大不同。
民國廿五年，張學良和楊虎城將軍在西安發動事變，逼蔣抗日。在她看來，這當然是義舉。日本人已經侵占了東北，中央政府卻一再退讓，行政院長甚至為了向日本示好，要在首都南京種日本的國花櫻花樹。
為了聲援西安，她第一次參加了抗日游行活動，和隊伍中的其他青年抱著一樣樸素卻熾熱的目的，要求國民政府停止內戰，對抗外敵。
發現女兒熱衷於進步活動的父母表達過擔心，卻被反問在北洋政府接受日本“二十一條”的時候，他們是怎樣的心情。
在這種時候，父母總是要輸給子女的。
不過到了第二年，盧溝橋事件發生，蔣介石在廬山發表抗戰聲明，他們才在另一個層面放下心來，對女兒講：“你看，政府已經決定統一戰線，就用不著你一個女孩子整天搖旗吶喊了。你馬上也要進大學 ，讀書學習才是你的首要任務，抗日打仗是中央軍人的任務。”
但是，考到金陵女子大學的外語系，並沒有改變她對於更先進思想文化的追求。她對大學自由的環境充滿向往，以為一定能認識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她邀請同班同學一起參加讀書會，可是響應者寥寥，而即便同她去的，在一兩次後也開始找借口回絕。在她的追問之下，才有同學說了實話，原來也是父母的告誡，叫她們在大學只專心讀書，不要參加有政治色彩的活動。
她先是覺得沮喪，後來便感到憤慨。尤其在學校於當年冬天經過流亡遷到成都後，她更感到沈溺於讀濟慈、雪萊無法拯救現下這個在戰火中的中國。她要走出去，走出宿舍、教室、校園，投入能改變國家命運的鬥爭。
那時候的成都華西壩，不止有一個金陵女大，還有金陵大學、華西大學、齊魯大學。幾個學校的進步團體互相碰面結識，決定團結起來，繼續進行抗日宣傳活動。
進行活動，當然會遭遇憲兵或者特務的幹預，但她自有一番掩人耳目的方法。
每次出學校參加集會或是示威游行，如果遇到突擊檢查要逃命，她便從外衣褲裏抽出穿在裏面的連衣裙，又從包裏掏出一雙皮鞋換上，便立刻從揮著拳頭的進步學生變成蓮步輕移的嬌小姐。
這個方法幾乎屢試不爽，她可以大大方方地從憲兵面前走過，對方也只認為她是無意間路過，而且看她非富即貴的打扮，也不會輕易敢去盤查。
唯有一次，實在是來不及了。
不知從哪兒冒出來的便衣特務沖散了游行隊伍，有人大喊“警察抓人了”，街上一下就亂了。
她也被人從背後撞倒，手裏寫著標語的傳單飛散出去，踉蹌地跌在街邊的一間店鋪門口。她剛要爬起來，就被拉住了胳膊，她心下一緊，以為是被抓了，剛要甩手掙脫，只聽一個女孩的聲音。
“你躲到店裏來。”
她擡起頭，瞧見一張與自己年齡相仿的臉，白凈秀氣，只是此刻細細的眉毛微蹙起，嚴肅地看著自己。
“快點。”女孩一邊催促，一邊把她拉進了店面裏，還拍掉了她手裏最後捏著的一張傳單。
這是一家藥材鋪，女孩把她推進櫃臺後面，讓她蹲下躲好，自己則站在旁邊。她在一片喧鬧中聽見撥算盤的聲音。
有急促的腳步闖進來，似乎看了一圈，發現沒有可疑的人，便又走了。
直到街上游行的、抓人的都走了，女孩又等了一會兒，才低下頭說：“沒事了，你起來吧。”
她腿蹲麻了，站起來的時候崴了一下，被女孩扶住，二人四目相對時她才想起說一聲：“謝謝。”還不等女孩回應，她看著櫃臺上的算盤和賬簿，又問出剛剛一直好奇的問題，“你一個女孩子竟然做賬房先生？”
“你一個大學生，竟然還覺得女孩不能算賬？”
她一楞，沒有生氣，反而笑起來：“你說得對，賬房小姐。”
大學生出生在南洋，幾歲回國時，南京話都聽不大懂，但父親卻是登上了報紙的“愛國華商”。她是那個時代教會學校的產物，父母雖然不在身邊，卻重視她的教育，還鼓勵她大學畢業以後去美國讀研究所。而賬房小姐的父母來自重慶郊區，雖然也珍愛這麽一個獨女，卻不得不指望她在中學畢業後就承擔起家庭的部分責任，讓她在成都親戚家謀一份工作。
兩個完全不同背景的女孩在機緣巧合下成為朋友，大學生半真半假地說對方是自己的救命恩人，賬房小姐帶著點家長的口氣教育她：“你好好一個學生，不去上課，鬧什麽運動啊革命……”
若換成別人這麽說，大學生早就翻臉了，但偏偏對著這個賬房小姐，她眼珠一轉，笑容裏帶出狡黠：“你這麽想要上大學，不如替我去上課吧！”
大學生要組織進步活動，有時候會跟學校裏的課程時間沖突，碰上愛點名的教授，總不能每次都讓同學幫忙喊到。眼前的女孩跟自己同年，差不多的高矮身段，頭發綁成她慣常的樣子再換身衣裳，從遠處看還真能以假亂真。
賬房小姐初聽她的主意覺得荒謬，但又止不住地心動。藥材鋪的生意並不很忙，反正她也不負責抓藥，做賬可以晚上回家再補。於是，兩個女孩一合計，第二天就去了學校熟悉教室環境。
大學生的同學知道她一向胡鬧，見她找來一個“替身”也只笑罵兩句，便承諾會在她逃課的時候幫忙掩護瞞天過海。時間久了，她們甚至幹脆管賬房小姐叫大學生的名字，對著本人反而故意問：“你是哪位？”
當然都是玩笑話。
到了大學最後一年，只有真大學生才會面對是畢業後何去何從的問題。身邊好些同學選擇向國外的研究所提交申請信，但大學生偷偷對賬房小姐講，自己想去延安。
那個時候，延安是所有進步青年心目中的聖地。
但大學生還是有顧慮。父親在國內的投資項目中，不乏有政府參與，現在雖然是國共合作，可如果自己當真一條路走向左，難保家裏不會受到影響。就在她猶豫不決的時候，民國三十年初發生的一件事，還是將她徹底地推向了當局的對立面。
1月18日，大學生為了應付期末考試而早起去圖書館自習，然而剛坐下沒多久，一個齊魯大學的讀書會同學便將一份當日的《新華日報》拍在她的面前。在報紙的第二版中間，是署名周恩來的十六字題詞：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發生在安徽的皖南事變，時隔半個月，才終於被國統區唯一的共產黨報紙披露出來。
大學生不再猶豫了。
她最新的胡鬧計劃，是告訴父母自己被美國的某所學校錄取，會在漢口碼頭坐上遠渡重洋的客輪，但實際上，她會在輪船起航之前跳下甲板。而在她抵達延安以後，會像很多她知道的人一樣，改掉自己名字，成為了一個新的人。
不過，在那之前，她會繼續活動，發揮自己對周圍人的影響力，揭發國民黨“假抗日真剿共”的面目。
這就是她在1941年6月5日這一天抵達重慶的原因。計劃裏，她會在第二天加入由中央大學牽頭的一次示威游行，還會見到共產黨在重慶的組織和領導人，對她在下個月去延安進行具體的安排。
然而，所有這一切，都不會發生了。
在空襲預警中，大學生同周圍的居民一起，湧進了位於十八梯的大隧道公共防空洞。防空洞外面，是二十多架日軍飛機撕裂了天空，對這座城市進行又一次從白天到黑夜的轟炸。
沒有人能說，重慶市民幾年下來對空襲習以為常了，因為沒有人能對災難習以為常。但是那一天的隧道裏，又是另一種地獄。
閘門從外面被鎖上，有衛兵把守，在防空警報解除之前，不可以打開。這種不靈活、實施者又怕擔責的僵死規則，便導致了避難者即便缺氧，也無法離開這個封閉的空間。直到晚上十一時，日軍的轟炸停止，洞門這才被打開，然而此時，踩踏已經發生了。
當時中國的戶籍制度相當不完善，由此在後來引發了關於發生在這片土地上好幾次屠殺的真實受害者人數的討論和爭議。而在隧道慘案這件事上，官方通報的遇難者人數，也從最初的461人，上升到992人。
但具體的數字對那些想要盡快了結事情的人來說，只是一個加速蓋棺定論的工具，數字所代表的人命並不在他們的考量範圍內。自然，他們也不會在意無數沒有登記在冊的游魂。
世界上唯一知道大學生或許出事了的，只有賬房小姐。但她也只在事件發生的多日以後才到重慶，去找了原本組織在次日進行抗議活動的中大讀書會，得知大學生和成都來的同學當時下榻在市中心以西的旅店。她又去了那間旅店，卻發現旅店在空襲中被毀，街對面幸存的面館老板告訴她，他們附近的人當天下午都去了就近的十八梯隧道避難。
作為幸存者的面館老板拿出一份當地報紙，上面用了兩個版面公布了隧道遇難者名單——裏面並沒有大學生的名字。
到另一座城市參加秘密活動的企業家千金是不會把能證明自己是誰的身份證件帶在身上的，因此在重慶市政府統計大隧道慘案中的遇難者時，她那具被反覆踩踏過的軀體只能被歸入確定不了身份的無名氏，被運到城外掩埋。
面館老板看著眼前跟自己有著相同口音的幺妹兒面色蒼白，心下也明白了幾分。
“都是小鬼子害的。”他說。
這件事當然也算在日本人的頭上。只是防空洞為什麽會在那天擠進那麽多人，外面守衛的士兵為什麽在明知裏面人開始缺氧後也不打開門？賬房小姐在不得不接受好友已經死亡的事實之餘，還是有諸多問題盤桓在心頭，但她也知道，這些問題不會有答案。
與此同時，在成都，一個穿德國制式軍裝、帽檐上有青天白日徽的男人走進了賬房小姐工作的那間中藥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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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歲的年輕女孩怎麽也沒有想過，自己會這樣死在重慶的防空洞裏。
她不是沒有幻想過死亡，但是在她青春又熱烈的腦海裏，她即便死也應該死得壯烈、有意義、有價值。或許是在游行示威中被來鎮壓的警察用子彈貫穿胸膛；或許是被政府的鷹犬逮捕，在刑訊中以死明志；或許幹脆走上了前線，用鮮血來澆築抵禦侵略者的圍墻……
總之，不是像現在這樣，和上萬人一起擠在防空隧道裏面，從下午到晚上，空氣逐漸稀薄，呼吸不過來，想要出去卻打不開上了鎖的閘門。身體被壓在不斷往前擠的人群中，因為窒息倒下，又被繼續往前湧的人踩踏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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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念高中的時候，她就發現，自己所關心、在意的，與周圍的同學們有很大不同。
民國廿五年，張學良和楊虎城將軍在西安發動事變，逼蔣抗日。在她看來，這當然是義舉。日本人已經侵占了東北，中央政府卻一再退讓，行政院長甚至為了向日本示好，要在首都南京種日本的國花櫻花樹。
為了聲援西安，她第一次參加了抗日游行活動，和隊伍中的其他青年抱著一樣樸素卻熾熱的目的，要求國民政府停止內戰，對抗外敵。
發現女兒熱衷於進步活動的父母表達過擔心，卻被反問在北洋政府接受日本“二十一條”的時候，他們是怎樣的心情。
在這種時候，父母總是要輸給子女的。
不過到了第二年，盧溝橋事件發生，蔣介石在廬山發表抗戰聲明，他們才在另一個層面放下心來，對女兒講：“你看，政府已經決定統一戰線，就用不著你一個女孩子整天搖旗吶喊了。你馬上也要進大學 ，讀書學習才是你的首要任務，抗日打仗是中央軍人的任務。”
但是，考到金陵女子大學的外語系，並沒有改變她對於更先進思想文化的追求。她對大學自由的環境充滿向往，以為一定能認識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她邀請同班同學一起參加讀書會，可是響應者寥寥，而即便同她去的，在一兩次後也開始找借口回絕。在她的追問之下，才有同學說了實話，原來也是父母的告誡，叫她們在大學只專心讀書，不要參加有政治色彩的活動。
她先是覺得沮喪，後來便感到憤慨。尤其在學校於當年冬天經過流亡遷到成都後，她更感到沈溺於讀濟慈、雪萊無法拯救現下這個在戰火中的中國。她要走出去，走出宿舍、教室、校園，投入能改變國家命運的鬥爭。
那時候的成都華西壩，不止有一個金陵女大，還有金陵大學、華西大學、齊魯大學。幾個學校的進步團體互相碰面結識，決定團結起來，繼續進行抗日宣傳活動。
進行活動，當然會遭遇憲兵或者特務的幹預，但她自有一番掩人耳目的方法。
每次出學校參加集會或是示威游行，如果遇到突擊檢查要逃命，她便從外衣褲裏抽出穿在裏面的連衣裙，又從包裏掏出一雙皮鞋換上，便立刻從揮著拳頭的進步學生變成蓮步輕移的嬌小姐。
這個方法幾乎屢試不爽，她可以大大方方地從憲兵面前走過，對方也只認為她是無意間路過，而且看她非富即貴的打扮，也不會輕易敢去盤查。
唯有一次，實在是來不及了。
不知從哪兒冒出來的便衣特務沖散了游行隊伍，有人大喊“警察抓人了”，街上一下就亂了。
她也被人從背後撞倒，手裏寫著標語的傳單飛散出去，踉蹌地跌在街邊的一間店鋪門口。她剛要爬起來，就被拉住了胳膊，她心下一緊，以為是被抓了，剛要甩手掙脫，只聽一個女孩的聲音。
“你躲到店裏來。”
她擡起頭，瞧見一張與自己年齡相仿的臉，白凈秀氣，只是此刻細細的眉毛微蹙起，嚴肅地看著自己。
“快點。”女孩一邊催促，一邊把她拉進了店面裏，還拍掉了她手裏最後捏著的一張傳單。
這是一家藥材鋪，女孩把她推進櫃臺後面，讓她蹲下躲好，自己則站在旁邊。她在一片喧鬧中聽見撥算盤的聲音。
有急促的腳步闖進來，似乎看了一圈，發現沒有可疑的人，便又走了。
直到街上游行的、抓人的都走了，女孩又等了一會兒，才低下頭說：“沒事了，你起來吧。”
她腿蹲麻了，站起來的時候崴了一下，被女孩扶住，二人四目相對時她才想起說一聲：“謝謝。”還不等女孩回應，她看著櫃臺上的算盤和賬簿，又問出剛剛一直好奇的問題，“你一個女孩子竟然做賬房先生？”
“你一個大學生，竟然還覺得女孩不能算賬？”
她一楞，沒有生氣，反而笑起來：“你說得對，賬房小姐。”
大學生出生在南洋，幾歲回國時，南京話都聽不大懂，但父親卻是登上了報紙的“愛國華商”。她是那個時代教會學校的產物，父母雖然不在身邊，卻重視她的教育，還鼓勵她大學畢業以後去美國讀研究所。而賬房小姐的父母來自重慶郊區，雖然也珍愛這麽一個獨女，卻不得不指望她在中學畢業後就承擔起家庭的部分責任，讓她在成都親戚家謀一份工作。
兩個完全不同背景的女孩在機緣巧合下成為朋友，大學生半真半假地說對方是自己的救命恩人，賬房小姐帶著點家長的口氣教育她：“你好好一個學生，不去上課，鬧什麽運動啊革命……”
若換成別人這麽說，大學生早就翻臉了，但偏偏對著這個賬房小姐，她眼珠一轉，笑容裏帶出狡黠：“你這麽想要上大學，不如替我去上課吧！”
大學生要組織進步活動，有時候會跟學校裏的課程時間沖突，碰上愛點名的教授，總不能每次都讓同學幫忙喊到。眼前的女孩跟自己同年，差不多的高矮身段，頭發綁成她慣常的樣子再換身衣裳，從遠處看還真能以假亂真。
賬房小姐初聽她的主意覺得荒謬，但又止不住地心動。藥材鋪的生意並不很忙，反正她也不負責抓藥，做賬可以晚上回家再補。於是，兩個女孩一合計，第二天就去了學校熟悉教室環境。
大學生的同學知道她一向胡鬧，見她找來一個“替身”也只笑罵兩句，便承諾會在她逃課的時候幫忙掩護瞞天過海。時間久了，她們甚至幹脆管賬房小姐叫大學生的名字，對著本人反而故意問：“你是哪位？”
當然都是玩笑話。
到了大學最後一年，只有真大學生才會面對是畢業後何去何從的問題。身邊好些同學選擇向國外的研究所提交申請信，但大學生偷偷對賬房小姐講，自己想去延安。
那個時候，延安是所有進步青年心目中的聖地。
但大學生還是有顧慮。父親在國內的投資項目中，不乏有政府參與，現在雖然是國共合作，可如果自己當真一條路走向左，難保家裏不會受到影響。就在她猶豫不決的時候，民國三十年初發生的一件事，還是將她徹底地推向了當局的對立面。
1月18日，大學生為了應付期末考試而早起去圖書館自習，然而剛坐下沒多久，一個齊魯大學的讀書會同學便將一份當日的《新華日報》拍在她的面前。在報紙的第二版中間，是署名周恩來的十六字題詞：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發生在安徽的皖南事變，時隔半個月，才終於被國統區唯一的共產黨報紙披露出來。
大學生不再猶豫了。
她最新的胡鬧計劃，是告訴父母自己被美國的某所學校錄取，會在漢口碼頭坐上遠渡重洋的客輪，但實際上，她會在輪船起航之前跳下甲板。而在她抵達延安以後，會像很多她知道的人一樣，改掉自己名字，成為了一個新的人。
不過，在那之前，她會繼續活動，發揮自己對周圍人的影響力，揭發國民黨“假抗日真剿共”的面目。
這就是她在1941年6月5日這一天抵達重慶的原因。計劃裏，她會在第二天加入由中央大學牽頭的一次示威游行，還會見到共產黨在重慶的組織和領導人，對她在下個月去延安進行具體的安排。
然而，所有這一切，都不會發生了。
在空襲預警中，大學生同周圍的居民一起，湧進了位於十八梯的大隧道公共防空洞。防空洞外面，是二十多架日軍飛機撕裂了天空，對這座城市進行又一次從白天到黑夜的轟炸。
沒有人能說，重慶市民幾年下來對空襲習以為常了，因為沒有人能對災難習以為常。但是那一天的隧道裏，又是另一種地獄。
閘門從外面被鎖上，有衛兵把守，在防空警報解除之前，不可以打開。這種不靈活、實施者又怕擔責的僵死規則，便導致了避難者即便缺氧，也無法離開這個封閉的空間。直到晚上十一時，日軍的轟炸停止，洞門這才被打開，然而此時，踩踏已經發生了。
當時中國的戶籍制度相當不完善，由此在後來引發了關於發生在這片土地上好幾次屠殺的真實受害者人數的討論和爭議。而在隧道慘案這件事上，官方通報的遇難者人數，也從最初的461人，上升到992人。
但具體的數字對那些想要盡快了結事情的人來說，只是一個加速蓋棺定論的工具，數字所代表的人命並不在他們的考量範圍內。自然，他們也不會在意無數沒有登記在冊的游魂。
世界上唯一知道大學生或許出事了的，只有賬房小姐。但她也只在事件發生的多日以後才到重慶，去找了原本組織在次日進行抗議活動的中大讀書會，得知大學生和成都來的同學當時下榻在市中心以西的旅店。她又去了那間旅店，卻發現旅店在空襲中被毀，街對面幸存的面館老板告訴她，他們附近的人當天下午都去了就近的十八梯隧道避難。
作為幸存者的面館老板拿出一份當地報紙，上面用了兩個版面公布了隧道遇難者名單——裏面並沒有大學生的名字。
到另一座城市參加秘密活動的企業家千金是不會把能證明自己是誰的身份證件帶在身上的，因此在重慶市政府統計大隧道慘案中的遇難者時，她那具被反覆踩踏過的軀體只能被歸入確定不了身份的無名氏，被運到城外掩埋。
面館老板看著眼前跟自己有著相同口音的幺妹兒面色蒼白，心下也明白了幾分。
“都是小鬼子害的。”他說。
這件事當然也算在日本人的頭上。只是防空洞為什麽會在那天擠進那麽多人，外面守衛的士兵為什麽在明知裏面人開始缺氧後也不打開門？賬房小姐在不得不接受好友已經死亡的事實之餘，還是有諸多問題盤桓在心頭，但她也知道，這些問題不會有答案。
與此同時，在成都，一個穿德國制式軍裝、帽檐上有青天白日徽的男人走進了賬房小姐工作的那間中藥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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