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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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新分隊叫希望大隊。這名字聽上去非常糊弄人，實際上它也確實是糊弄人。
希望大隊不養牛，它養蠶。是的，蠶，吐絲結繭的那種。理由是養蠶可以讓人們學會春蠶到死絲方盡的無私奉獻精神，領導說這叫蠶絲理想。有人反駁說我們這裏不產桑樹，哪來的蠶絲理想。
領導指指點點地說：“理想要從無到有，從有到精，不能坐享其成，要大膽開拓創新。”
於是我從每天餵牛吃草變成每天擼桑葉餵蠶。蠶的生活比較好，住在特制的竹匾裏，有專人照料，不用出工，不用開會，不被趙小石跟在身子後面記錄，說你有非組織戀情傾向！
我每天都羨慕它們，甚至一度想把自己塞進蠶匾裏，吃一吃桑葉，看會不會也能吐出絲來。
在這段新的勞動生活裏，我養成了一個習慣，每晚寫信給周望，寫完不去寄，藏在床板下。
第一封信我是這樣寫的：
「周望：
今天我擼了一整天的桑葉，感覺像在給桑樹拔毛，拔得太狠，樹都有點禿了。隊裏一個姓丁的女同志說我幹活很溫柔，我突然想到你，你割草餵牛的時候，是不是也不出聲、不皺眉，這應該就是丁同志說的溫柔。你好像不是在給牛割草，而是在給地球刮胡子。
我這裏沒有池塘，只有一個廢棄的水井，蚊子多得可以把人淹死。我站在井邊試著跟青蛙說話，但這裏的青蛙說的是另一種方言，我聽不懂，它也聽不懂。
如果你還在池塘邊看青蛙，記得別踩到老周，它可能還愛著你。
林憫」
這封信寫完我笑了，笑得差點從椅子上滾下來。蠶不會笑，它們只是咬桑葉，“沙沙沙”地響，像是稱讚我寫得好。
第二封寫得深情一點：
「周望：
今天有個叫老羅的同志問我是不是從北京來的，我說是。他就問：“北京人是不是都談理想？”我說：“不，北京人和北京人也有區別，有人談理想，有人談戀愛，有人談歷史。”
他可能不理解，所以問我：“你談什麽？”
我想了想告訴他：“我談青蛙。”
他應該還是沒聽懂，但他笑了。你說人是不是都這樣，聽不懂你在說什麽，但怕自己顯得傻，什麽都不懂，就會以笑作答，給你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感覺。
我有時候也在想，你是不是也不懂我在說什麽。但你和其他人不一樣，從來都不笑，你只點頭，好像很鄭重地記下了我說過的廢話。
如果你現在點頭了，那就說明你過得好好的，又記下一大段我說的廢話。
林憫」
這封信寫完我哭了，眼淚滴在蠶的桑葉上，它們不理我，照吃不誤。我趕緊把桑葉拿出來擦幹凈，聽說蠶吃了沾水的桑葉會死，蠶絲理想的本體這麽脆弱，一點點水都能要了它們的命。
有時候我幻想周望就在我身邊，躺在我床鋪對面，看我寫的信，然後問我：“你寫的誰？”
我立馬告訴他：“寫的你。”
他把信紙翻來覆去地看，說：“你寫的是你想象中的我。”
我就笑。大笑。因為這話只有他會說。
隊裏日子不算難熬，但也遠不到有趣。有一回公社來檢查，說我們大隊“思想萎靡，精神怠惰”，領導立刻安排我們每天清晨做操的時候喊口號：“讓蠶繭出精神，讓桑葉變信仰！”
這口號喊了好幾天，蠶繭有沒有出精神，桑葉有沒有變信仰，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變得更傻了。清晨霧大，我一邊喊口號，一邊覺得自己在聚眾參加一場大型夢游集會。
老羅有天半夜醒來說夢話：“桑葉會不會進化成信仰？”
我和說夢話的老羅搭話：“你夢見卡夫卡的《變形計》了？”
他嘟囔著：“什麽便？”
我笑了，沒法和老羅解釋。沒有意義，老羅聽不懂解釋，他只知道匯報和做檢討。我決定下一次寫信，把這件事寫在信裏告訴你。
我偶爾還會夢見周望。有一次夢見我們兩人回到北京，蹲在豆汁店門口用搪瓷杯喝豆汁。周望看著路過的行人說：“你看他腳上有痣。”我說：“不是痣，是鞋子上的泥。”周望搖搖頭，笑著說：“你看看你腳上，也有痣。”
我醒來後低頭看自己腳，真的有一顆黑點，我懷疑是昨天走地頭踩死的蚊子。隨後我就把做的夢忘了一幹二凈。
那天我沒有寫信。我覺得寫不出什麽。周望在我夢裏，我已經把我想說的話都告訴他了。
不過，我還是給周望寫了第三封信，因為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夢到我。
「周望：
你走了太久了，我有時候都開始懷疑這個世上你是不是真的存在過，是不是真的有你這麽一個人。因為我發現你留在我記憶裏的樣子越來越簡化了，像畫報裏的剪影，只剩幾個關鍵詞，青蛙、煙、小說、點頭。
這些關鍵詞，我每想到你一次，就會用一次，不知道什麽時候可以增添一些新的。
我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我，但我記得你冬天說的那句：“那咱們剛好，合成正常的體溫。”
周望，如果你現在覺得冷，就請你記住：我這邊熱著。
林憫」
這封信我寫得很認真，甚至寫上了日期。是1974年3月17日，天晴，有風。風吹得吃桑葉的蠶都停了口，在聽我寫信。
我把這封信疊好，放在床板下，和前兩封放一起。這是第三封了。蠶每天結絲，我每天寫信，我們都活在一種不確定中，它們不知道什麽時候可以結繭，我不知道周望什麽時候會再出現。
只是有時候我會想，如果我也能像蠶一樣結繭，是不是就能給自己做一個繭，在黑暗裏做一個不被幹擾的夢，夢見我和他一起，在街頭，在池塘邊，在不需要理由去相伴的小地方，說著悄悄話。
可惜現實不讓人做這種夢。
也可惜，我還醒著。
又過去一天，希望大隊的生活並不像它的名字那樣令人充滿希望，除非你對蠶有種執著到變態的熱愛。蠶在竹匾裏吃葉子、拉屎、吐絲、沈默，像是在默默模仿著我們的人生。
分隊裏有個叫唐師傅的人，四十歲出頭，據說以前是個電影放映員，因為在露天電影裏放了一段有激情吻戲的外國電影，被歸為“文化流毒傳播者”，發配到這裏當桑葉收割員。他的任務是，每天清晨五點去後山割桑葉，用一輛沒有閘的獨輪車拉回來。
唐師傅挺喜歡我。他說我眼裏有光。
我笑著說：“大家眼裏都有光，看得見光才能看得見方向。”
唐師傅又說我的光和其他人的不一樣。
我不知道他說的什麽意思，沒有回他的話。
有一天，隊裏來了新通知，說要在我們大隊拍宣傳照，用來展示“知識青年與勞動群眾的融合精神”。我們被要求穿統一的藍布上衣，站成勞動三角：一個割葉，一個餵蠶，一個在背後笑。
我被安排在笑的位置。攝影的人是縣裏的美術老師，姓陳，腦袋又尖又細，瘦得像支鉛筆，拍照前總要對我們說：“大家笑得燦爛一點，給群眾起到帶頭作用。”
大家紛紛笑得跟抽筋似的，硬是把我比了下去，顯得我笑得勉強了。
陳老師對我很不滿意，張口就說：“你怎麽像剛死了媽？”
我認真回答他：“媽死了，就該哭了，不是笑。”
他氣得揪我領子。我拍掉他的手，說：“我不是沒笑，只是笑不到他們那種程度，這也是我的錯嗎？”
他最終沒讓我入鏡。於是宣傳照上，把我換成了唐師傅。唐師傅笑得很好，不會被罵死了媽。
又過了幾天的晚上，我終於寫出第四封信，比前幾封都長。
「周望：
今天我們分隊來了一個新知青，女的，叫黃佩佩，名字很像電影裏的女主角，長得也挺像，鼻子尖，眼睛大。
她一來就問：“有沒有人能陪我唱歌？”全隊人都哄上去，只有我走了。
她晚上唱歌，一首接一首，《洪湖水浪打浪》《映山紅》，我在被窩裏聽得耳膜發癢。突然，她唱起《送別》。我一下子想起你，也想起趙小石，他要是聽見了，怕是要在小本子裏寫上靡靡哀樂腐壞思想。
我突然想到，你走的時候，沒有告別，我這邊也沒送行。我們像兩只蠶，被分別放進不同的竹匾。
你知道蠶為什麽吐絲嗎？因為它們想躲進去，不是為了變成蛾子，而是不想一個人。
我也開始吐絲了。只是我的絲叫信，結成的繭藏在床板底下，不出聲音。
林憫」
這封信寫得我手都酸了，但我沒停，一直在寫。我甚至在信尾畫了一只蠶，背著行囊走在山路上，像你那天離開牛棚時的樣子。
又一日，我值夜班餵蠶。蠶房悶熱，滿是潮味。我昏昏欲睡時，聽見門外有人說話。我以為是幻聽，結果仔細聽，竟是陳老師和領導。
陳老師說：“宣傳照被退了，說那幾個人笑得像精神病人。”
領導說：“都笑癲了，被退回是正常的。”
陳老師用鼻子哼氣：“還有一個不笑的，被批成‘思想不積極分子’，上頭要我盯著。”
我突然清醒了。他們說的那個人，是我。
我很想沖出去反駁：“我有笑，哪怕是被罵死了媽。”
但我沒有出去，因為外頭的是陳老師和領導。
晚上我沒寫信。我把前三封翻出來，又看了一遍。每個字都還好好地活著，它們在等你，像我一樣。
我開始覺得，這些信，其實不是寫給你的，是寫給活下去的自己。
蠶都開始結繭了。它們閉上眼，開始沈睡，等待一個不知道會不會到來的春天。
我躺在床上想：要是人也能結繭，醒來發現你在身邊，該多好。
但我知道，人不能。人醒來後只會發現，時間過去了，自己還活著，蠶變成了絲，故人變成了夢。
而夢，也變成了夢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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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大隊不養牛，它養蠶。是的，蠶，吐絲結繭的那種。理由是養蠶可以讓人們學會春蠶到死絲方盡的無私奉獻精神，領導說這叫蠶絲理想。有人反駁說我們這裏不產桑樹，哪來的蠶絲理想。
領導指指點點地說：“理想要從無到有，從有到精，不能坐享其成，要大膽開拓創新。”
於是我從每天餵牛吃草變成每天擼桑葉餵蠶。蠶的生活比較好，住在特制的竹匾裏，有專人照料，不用出工，不用開會，不被趙小石跟在身子後面記錄，說你有非組織戀情傾向！
我每天都羨慕它們，甚至一度想把自己塞進蠶匾裏，吃一吃桑葉，看會不會也能吐出絲來。
在這段新的勞動生活裏，我養成了一個習慣，每晚寫信給周望，寫完不去寄，藏在床板下。
第一封信我是這樣寫的：
「周望：
今天我擼了一整天的桑葉，感覺像在給桑樹拔毛，拔得太狠，樹都有點禿了。隊裏一個姓丁的女同志說我幹活很溫柔，我突然想到你，你割草餵牛的時候，是不是也不出聲、不皺眉，這應該就是丁同志說的溫柔。你好像不是在給牛割草，而是在給地球刮胡子。
我這裏沒有池塘，只有一個廢棄的水井，蚊子多得可以把人淹死。我站在井邊試著跟青蛙說話，但這裏的青蛙說的是另一種方言，我聽不懂，它也聽不懂。
如果你還在池塘邊看青蛙，記得別踩到老周，它可能還愛著你。
林憫」
這封信寫完我笑了，笑得差點從椅子上滾下來。蠶不會笑，它們只是咬桑葉，“沙沙沙”地響，像是稱讚我寫得好。
第二封寫得深情一點：
「周望：
今天有個叫老羅的同志問我是不是從北京來的，我說是。他就問：“北京人是不是都談理想？”我說：“不，北京人和北京人也有區別，有人談理想，有人談戀愛，有人談歷史。”
他可能不理解，所以問我：“你談什麽？”
我想了想告訴他：“我談青蛙。”
他應該還是沒聽懂，但他笑了。你說人是不是都這樣，聽不懂你在說什麽，但怕自己顯得傻，什麽都不懂，就會以笑作答，給你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感覺。
我有時候也在想，你是不是也不懂我在說什麽。但你和其他人不一樣，從來都不笑，你只點頭，好像很鄭重地記下了我說過的廢話。
如果你現在點頭了，那就說明你過得好好的，又記下一大段我說的廢話。
林憫」
這封信寫完我哭了，眼淚滴在蠶的桑葉上，它們不理我，照吃不誤。我趕緊把桑葉拿出來擦幹凈，聽說蠶吃了沾水的桑葉會死，蠶絲理想的本體這麽脆弱，一點點水都能要了它們的命。
有時候我幻想周望就在我身邊，躺在我床鋪對面，看我寫的信，然後問我：“你寫的誰？”
我立馬告訴他：“寫的你。”
他把信紙翻來覆去地看，說：“你寫的是你想象中的我。”
我就笑。大笑。因為這話只有他會說。
隊裏日子不算難熬，但也遠不到有趣。有一回公社來檢查，說我們大隊“思想萎靡，精神怠惰”，領導立刻安排我們每天清晨做操的時候喊口號：“讓蠶繭出精神，讓桑葉變信仰！”
這口號喊了好幾天，蠶繭有沒有出精神，桑葉有沒有變信仰，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變得更傻了。清晨霧大，我一邊喊口號，一邊覺得自己在聚眾參加一場大型夢游集會。
老羅有天半夜醒來說夢話：“桑葉會不會進化成信仰？”
我和說夢話的老羅搭話：“你夢見卡夫卡的《變形計》了？”
他嘟囔著：“什麽便？”
我笑了，沒法和老羅解釋。沒有意義，老羅聽不懂解釋，他只知道匯報和做檢討。我決定下一次寫信，把這件事寫在信裏告訴你。
我偶爾還會夢見周望。有一次夢見我們兩人回到北京，蹲在豆汁店門口用搪瓷杯喝豆汁。周望看著路過的行人說：“你看他腳上有痣。”我說：“不是痣，是鞋子上的泥。”周望搖搖頭，笑著說：“你看看你腳上，也有痣。”
我醒來後低頭看自己腳，真的有一顆黑點，我懷疑是昨天走地頭踩死的蚊子。隨後我就把做的夢忘了一幹二凈。
那天我沒有寫信。我覺得寫不出什麽。周望在我夢裏，我已經把我想說的話都告訴他了。
不過，我還是給周望寫了第三封信，因為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夢到我。
「周望：
你走了太久了，我有時候都開始懷疑這個世上你是不是真的存在過，是不是真的有你這麽一個人。因為我發現你留在我記憶裏的樣子越來越簡化了，像畫報裏的剪影，只剩幾個關鍵詞，青蛙、煙、小說、點頭。
這些關鍵詞，我每想到你一次，就會用一次，不知道什麽時候可以增添一些新的。
我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我，但我記得你冬天說的那句：“那咱們剛好，合成正常的體溫。”
周望，如果你現在覺得冷，就請你記住：我這邊熱著。
林憫」
這封信我寫得很認真，甚至寫上了日期。是1974年3月17日，天晴，有風。風吹得吃桑葉的蠶都停了口，在聽我寫信。
我把這封信疊好，放在床板下，和前兩封放一起。這是第三封了。蠶每天結絲，我每天寫信，我們都活在一種不確定中，它們不知道什麽時候可以結繭，我不知道周望什麽時候會再出現。
只是有時候我會想，如果我也能像蠶一樣結繭，是不是就能給自己做一個繭，在黑暗裏做一個不被幹擾的夢，夢見我和他一起，在街頭，在池塘邊，在不需要理由去相伴的小地方，說著悄悄話。
可惜現實不讓人做這種夢。
也可惜，我還醒著。
又過去一天，希望大隊的生活並不像它的名字那樣令人充滿希望，除非你對蠶有種執著到變態的熱愛。蠶在竹匾裏吃葉子、拉屎、吐絲、沈默，像是在默默模仿著我們的人生。
分隊裏有個叫唐師傅的人，四十歲出頭，據說以前是個電影放映員，因為在露天電影裏放了一段有激情吻戲的外國電影，被歸為“文化流毒傳播者”，發配到這裏當桑葉收割員。他的任務是，每天清晨五點去後山割桑葉，用一輛沒有閘的獨輪車拉回來。
唐師傅挺喜歡我。他說我眼裏有光。
我笑著說：“大家眼裏都有光，看得見光才能看得見方向。”
唐師傅又說我的光和其他人的不一樣。
我不知道他說的什麽意思，沒有回他的話。
有一天，隊裏來了新通知，說要在我們大隊拍宣傳照，用來展示“知識青年與勞動群眾的融合精神”。我們被要求穿統一的藍布上衣，站成勞動三角：一個割葉，一個餵蠶，一個在背後笑。
我被安排在笑的位置。攝影的人是縣裏的美術老師，姓陳，腦袋又尖又細，瘦得像支鉛筆，拍照前總要對我們說：“大家笑得燦爛一點，給群眾起到帶頭作用。”
大家紛紛笑得跟抽筋似的，硬是把我比了下去，顯得我笑得勉強了。
陳老師對我很不滿意，張口就說：“你怎麽像剛死了媽？”
我認真回答他：“媽死了，就該哭了，不是笑。”
他氣得揪我領子。我拍掉他的手，說：“我不是沒笑，只是笑不到他們那種程度，這也是我的錯嗎？”
他最終沒讓我入鏡。於是宣傳照上，把我換成了唐師傅。唐師傅笑得很好，不會被罵死了媽。
又過了幾天的晚上，我終於寫出第四封信，比前幾封都長。
「周望：
今天我們分隊來了一個新知青，女的，叫黃佩佩，名字很像電影裏的女主角，長得也挺像，鼻子尖，眼睛大。
她一來就問：“有沒有人能陪我唱歌？”全隊人都哄上去，只有我走了。
她晚上唱歌，一首接一首，《洪湖水浪打浪》《映山紅》，我在被窩裏聽得耳膜發癢。突然，她唱起《送別》。我一下子想起你，也想起趙小石，他要是聽見了，怕是要在小本子裏寫上靡靡哀樂腐壞思想。
我突然想到，你走的時候，沒有告別，我這邊也沒送行。我們像兩只蠶，被分別放進不同的竹匾。
你知道蠶為什麽吐絲嗎？因為它們想躲進去，不是為了變成蛾子，而是不想一個人。
我也開始吐絲了。只是我的絲叫信，結成的繭藏在床板底下，不出聲音。
林憫」
這封信寫得我手都酸了，但我沒停，一直在寫。我甚至在信尾畫了一只蠶，背著行囊走在山路上，像你那天離開牛棚時的樣子。
又一日，我值夜班餵蠶。蠶房悶熱，滿是潮味。我昏昏欲睡時，聽見門外有人說話。我以為是幻聽，結果仔細聽，竟是陳老師和領導。
陳老師說：“宣傳照被退了，說那幾個人笑得像精神病人。”
領導說：“都笑癲了，被退回是正常的。”
陳老師用鼻子哼氣：“還有一個不笑的，被批成‘思想不積極分子’，上頭要我盯著。”
我突然清醒了。他們說的那個人，是我。
我很想沖出去反駁：“我有笑，哪怕是被罵死了媽。”
但我沒有出去，因為外頭的是陳老師和領導。
晚上我沒寫信。我把前三封翻出來，又看了一遍。每個字都還好好地活著，它們在等你，像我一樣。
我開始覺得，這些信，其實不是寫給你的，是寫給活下去的自己。
蠶都開始結繭了。它們閉上眼，開始沈睡，等待一個不知道會不會到來的春天。
我躺在床上想：要是人也能結繭，醒來發現你在身邊，該多好。
但我知道，人不能。人醒來後只會發現，時間過去了，自己還活著，蠶變成了絲，故人變成了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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