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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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林憫生於北京，二十四歲。我就是林憫。憫字是我老爹起的。
他說：“林憫，你要時時憫人，才能有人憫你。”我老爹是個搞哲學研究的，後來腦子壞了，所以被送去路口掃大街。他偶爾愛寫點小字，貼在我們家門口，寫的是一長串“憫憫憫憫憫憫憫憫”。
我媽看了說:“你是個神經病。”
我老爹說:“這是我思辨的自由。”
我剛從一個叫不出名字的學院被主動要求下鄉，主動的意思是最體面的被動。
我們那批知識青年被分到南方某個叫井欄公社的地方，說是改造靈魂的煉鋼爐。
我到的那天剛好下雨，牛棚漏雨，公社書記笑嘻嘻地對我說：“小林同志，歡迎你加入牛的隊伍。”
我知道他說的是秉持著老黃牛吃苦耐勞精神的隊伍，但我天生腦子時靈時不靈，剛好這時候腦子不靈，脫口而出：“牛很好，但是我更想當人。”書記笑不出來了。
這句話後來私底下傳開了，成了我的個人標簽。隊伍有人背後叫我“人憫同志”。不是說我是吃苦耐勞的好人民群眾，而是說我不識時務，愛裝逼，愛和領導對著幹。
這地方確實養了很多牛，不過養牛的人比牛還多，牛拉的屎比人的話還多。牛每天吃草，犁地，拉屎，人每天學習，養牛，學習。
每天早上四點鐘起床，天還沒亮就開始聚在一起圍讀，幾個光著膀子的壯漢圍坐在牛棚邊抽煙，討論語錄第幾卷第幾頁的話和現實有沒有矛盾。
我第一次參加大會一臉懵，一個叫大飛的家夥拍了拍我的肩，說：“你發言啊，不然就是沈默的資產階級。”
我說：“我可以沈默地發個言嗎？”
他笑了，露出一口被煙熏黃的牙，說：“你這個人，很有趣。”
其實我這個人並不有趣，大飛擅自解讀。
晚上我差點被安排掃大糞，他們叫做思想再教育。
後來我才知道，凡是看起來說話講理、穿褲子不拉褲鏈的，基本上都容易被送去幹最沒邏輯的活。
人不能太特立獨行，不然就不符合牛的隊伍。
後來，我認識了一個對我來說比較重要的男人，周望。
他是這個公社裏最不被註意的一個人，不高不矮，不胖不瘦，話少到能讓人懷疑他喉嚨是擺設。他總是自己一個人割草，割完就回牛棚，早上不開早會，晚上不參加晚訓，天天就坐在牛棚後的小池塘邊，看青蛙抱對下卵。他給青蛙起名字，最大的、生的最多的那只叫“老周”，他說是為了紀念自己的理想。
“你的理想是什麽？”我有一次鼓起勇氣問他。
他說：“不重要了，人要處於什麽位置，想什麽事，貴在自知之明。”
“所以你現在想幹什麽？”我又接著問。
周望看著青蛙說:“看它們抱對下卵。”
我得承認，他說這話的時候，我對他產生了一種不該有的興趣——不是那種非分之想的，而是哲學性的，思辨性的，批判性的。一個人，一個知識青年在青蛙抱對下卵這件事上投入了全部的精力，你不能不對他產生好奇，這讓我想到了王陽明的格物致知，聽說他老人家天天盯著竹子，格竹子。
周望是從上海下來的，據說原來是搞文學創作的，出過幾首酸詩，被罵成靡靡之音，這種事不提也罷。
他從不主動搭話，除了牛，只有我能跟他說上兩三句。我試圖接近他，像一個人試圖接近一只貓。他沒有炸毛抓我，但也沒有翹起尾巴蹭我。他的靜默像玻璃匣子裏裝著的幹燥昆蟲標本，掛在南方的回南天裏靜靜地發黴。
我說：“你晚上不來晚訓，不怕他們抓你？”
他說：“我來過一次。”
我問:“然後呢？”
他答:“他們在討論‘勞動是幸福的源泉’。我說了一句‘幸福也有可能是勞動編造的迷信’，然後就不讓我說話了。”
我笑得差點從水塘邊掉下去，和青蛙滾在一起。他點了根煙，遞我一根，說：“抽不抽？是城裏帶下來的。”
我抽了，這是我抽的第一根資本主義遺毒，頗有格調的細嘴香煙，水果味的。
我好奇地問他：“你抽這個，別人不說你嗎？”
他說：“說我？他們自己偷偷抽一毛一包的紅梅煙，罵我是假洋鬼子。”
“你是嗎？”我繼續追問。
周望吐出一口煙氣:“不是，我是真洋鬼子。”
他說完，我們對視一眼，都笑了。這笑聲在夜晚的池塘邊有點奇怪，不像同志階級的笑，倒像兩個要結夥幹壞事的小賊。他後來告訴我，他有一本書藏在牛棚下面，是本小說，《尤利西斯》。他說你看了別告訴別人，他們會以為你在看間諜電報。
我第一次看《尤利西斯》是在牛棚下面的稻草堆裏，腳下是牛的尿味和屎味，身邊是周望。他指著其中一段跟我說：“你不覺得他寫得就像我們現在這樣麽？每個國家每個時代都會經歷的。”
我翻了一頁，說：“我覺得我更像是一個精神病。”
他蹲在我身邊，離我很近，說：“精神病也有真實的情感。”
我沒說話。我就是覺得他好帥，說這話的時候特別像個人。
有一次我發燒，燒到不省人事，隊裏說不讓請假，因為要準備秋收，少一個人就少幹一份活。隊長說我曬曬就好，把寒氣曬掉病就好了。他喊了幾個人把我擡去曬場曬太陽，下午的太陽特別烈，我快曬癟了。周望看我生病了，給我扛來一捆稻草，把我整個人從頭到腳蓋起來，說：“你睡會兒，我去割草，割完草再來看你。”
我蓋著稻草，做了一個夢，夢見我和他一起坐在北平的城墻上，身後是沒拆的老胡同，陽光像個油滋滋的大餅，從天上掉下來。
他和我說：“你要是不下鄉，我們可能在王府井的豆汁店認識。”
我想了想說：“可我沒錢喝豆汁，你有嗎？”
他哦了一聲說：“那我們就坐門口，用搪瓷杯接自來水喝。”
我醒來以後，皮是幹的，嘴角是鹹的，不知道是汗還是眼淚，不知道。身上是細碎的稻草屑，黃澄澄的。隊裏的人說:“你發燒燒傻了吧，稻草堆裏做夢都在笑。”
我沒說話，只是在心裏默念了一句：“遭了，我肯定不正常了。”
但我又忍不住，總是想起他那天遞煙給我的時候，指尖碰到我手背的感覺。像一條細細的銀白色的魚，在曬幹水的泥塘裏，發光似的閃過，然後在眼皮裏消失了。
冬天特別特別冷。
冷到牛都不肯出棚，只一味地嚼著幹草。我們這些人還要跳廣播操取暖，其實我想待在牛棚裏，牛一直在吃草，把胃裏的草反芻出來，反覆地咀嚼，冒出熱氣，很暖和。跳操的時候，周望沒來，有人說他被抓去單獨教育了。原因是有人在他的床鋪下發現了《查泰萊夫人的情人》。
我心裏一涼，心想:“周望這人怎麽總是看禁書。”我不是為他擔心害怕，而是在發愁我藏在牛棚外墻縫裏的一冊《金瓶梅》被發現的話要怎麽辦。
我跑去找他的時候，他被兩個壯漢勸談，勸他承認自己是資產階級情調腐蝕的典型代表。他蹲坐在地上，臉色發白說：“我不是典型代表，我只是偶然誤入。”
我站在門外聽墻角，突然覺得自己是個不夠意思的哥們，在他最狼狽的時候站在了門檻外，和他劃清界限，而不是進屋陪著他一起挨罵。
我不知道這樣的感情是什麽，但我知道那是我一生為數不多的想要為一個人分擔點什麽的時刻。
公社書記說：“你們這些人啊，腦子不改造好，遲早要成為資產主_義的努力。”
我又開始說話不過腦子了，說一些大逆不道的話：“那我們現在是不是就是＊＊＊＊＊＊＊？”
結果就是我被書記一腳踹了出去，踢得不輕，痛得我趴在地上好久才起身，肋骨像被踹斷了。我靠著墻坐下，周望沖我看了一眼，那眼神不是悲憫，也不是感激，是一種好像早就預料到我會幹蠢事的溫柔。
他對我說：“你以後別來了，不要摻和和你沒關的事。”
我捂著胸口頂嘴：“要來，不來的話，我見不到你了。”
他笑了。
笑得像燒紅半邊天的晚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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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憫生於北京，二十四歲。我就是林憫。憫字是我老爹起的。
他說：“林憫，你要時時憫人，才能有人憫你。”我老爹是個搞哲學研究的，後來腦子壞了，所以被送去路口掃大街。他偶爾愛寫點小字，貼在我們家門口，寫的是一長串“憫憫憫憫憫憫憫憫”。
我媽看了說:“你是個神經病。”
我老爹說:“這是我思辨的自由。”
我剛從一個叫不出名字的學院被主動要求下鄉，主動的意思是最體面的被動。
我們那批知識青年被分到南方某個叫井欄公社的地方，說是改造靈魂的煉鋼爐。
我到的那天剛好下雨，牛棚漏雨，公社書記笑嘻嘻地對我說：“小林同志，歡迎你加入牛的隊伍。”
我知道他說的是秉持著老黃牛吃苦耐勞精神的隊伍，但我天生腦子時靈時不靈，剛好這時候腦子不靈，脫口而出：“牛很好，但是我更想當人。”書記笑不出來了。
這句話後來私底下傳開了，成了我的個人標簽。隊伍有人背後叫我“人憫同志”。不是說我是吃苦耐勞的好人民群眾，而是說我不識時務，愛裝逼，愛和領導對著幹。
這地方確實養了很多牛，不過養牛的人比牛還多，牛拉的屎比人的話還多。牛每天吃草，犁地，拉屎，人每天學習，養牛，學習。
每天早上四點鐘起床，天還沒亮就開始聚在一起圍讀，幾個光著膀子的壯漢圍坐在牛棚邊抽煙，討論語錄第幾卷第幾頁的話和現實有沒有矛盾。
我第一次參加大會一臉懵，一個叫大飛的家夥拍了拍我的肩，說：“你發言啊，不然就是沈默的資產階級。”
我說：“我可以沈默地發個言嗎？”
他笑了，露出一口被煙熏黃的牙，說：“你這個人，很有趣。”
其實我這個人並不有趣，大飛擅自解讀。
晚上我差點被安排掃大糞，他們叫做思想再教育。
後來我才知道，凡是看起來說話講理、穿褲子不拉褲鏈的，基本上都容易被送去幹最沒邏輯的活。
人不能太特立獨行，不然就不符合牛的隊伍。
後來，我認識了一個對我來說比較重要的男人，周望。
他是這個公社裏最不被註意的一個人，不高不矮，不胖不瘦，話少到能讓人懷疑他喉嚨是擺設。他總是自己一個人割草，割完就回牛棚，早上不開早會，晚上不參加晚訓，天天就坐在牛棚後的小池塘邊，看青蛙抱對下卵。他給青蛙起名字，最大的、生的最多的那只叫“老周”，他說是為了紀念自己的理想。
“你的理想是什麽？”我有一次鼓起勇氣問他。
他說：“不重要了，人要處於什麽位置，想什麽事，貴在自知之明。”
“所以你現在想幹什麽？”我又接著問。
周望看著青蛙說:“看它們抱對下卵。”
我得承認，他說這話的時候，我對他產生了一種不該有的興趣——不是那種非分之想的，而是哲學性的，思辨性的，批判性的。一個人，一個知識青年在青蛙抱對下卵這件事上投入了全部的精力，你不能不對他產生好奇，這讓我想到了王陽明的格物致知，聽說他老人家天天盯著竹子，格竹子。
周望是從上海下來的，據說原來是搞文學創作的，出過幾首酸詩，被罵成靡靡之音，這種事不提也罷。
他從不主動搭話，除了牛，只有我能跟他說上兩三句。我試圖接近他，像一個人試圖接近一只貓。他沒有炸毛抓我，但也沒有翹起尾巴蹭我。他的靜默像玻璃匣子裏裝著的幹燥昆蟲標本，掛在南方的回南天裏靜靜地發黴。
我說：“你晚上不來晚訓，不怕他們抓你？”
他說：“我來過一次。”
我問:“然後呢？”
他答:“他們在討論‘勞動是幸福的源泉’。我說了一句‘幸福也有可能是勞動編造的迷信’，然後就不讓我說話了。”
我笑得差點從水塘邊掉下去，和青蛙滾在一起。他點了根煙，遞我一根，說：“抽不抽？是城裏帶下來的。”
我抽了，這是我抽的第一根資本主義遺毒，頗有格調的細嘴香煙，水果味的。
我好奇地問他：“你抽這個，別人不說你嗎？”
他說：“說我？他們自己偷偷抽一毛一包的紅梅煙，罵我是假洋鬼子。”
“你是嗎？”我繼續追問。
周望吐出一口煙氣:“不是，我是真洋鬼子。”
他說完，我們對視一眼，都笑了。這笑聲在夜晚的池塘邊有點奇怪，不像同志階級的笑，倒像兩個要結夥幹壞事的小賊。他後來告訴我，他有一本書藏在牛棚下面，是本小說，《尤利西斯》。他說你看了別告訴別人，他們會以為你在看間諜電報。
我第一次看《尤利西斯》是在牛棚下面的稻草堆裏，腳下是牛的尿味和屎味，身邊是周望。他指著其中一段跟我說：“你不覺得他寫得就像我們現在這樣麽？每個國家每個時代都會經歷的。”
我翻了一頁，說：“我覺得我更像是一個精神病。”
他蹲在我身邊，離我很近，說：“精神病也有真實的情感。”
我沒說話。我就是覺得他好帥，說這話的時候特別像個人。
有一次我發燒，燒到不省人事，隊裏說不讓請假，因為要準備秋收，少一個人就少幹一份活。隊長說我曬曬就好，把寒氣曬掉病就好了。他喊了幾個人把我擡去曬場曬太陽，下午的太陽特別烈，我快曬癟了。周望看我生病了，給我扛來一捆稻草，把我整個人從頭到腳蓋起來，說：“你睡會兒，我去割草，割完草再來看你。”
我蓋著稻草，做了一個夢，夢見我和他一起坐在北平的城墻上，身後是沒拆的老胡同，陽光像個油滋滋的大餅，從天上掉下來。
他和我說：“你要是不下鄉，我們可能在王府井的豆汁店認識。”
我想了想說：“可我沒錢喝豆汁，你有嗎？”
他哦了一聲說：“那我們就坐門口，用搪瓷杯接自來水喝。”
我醒來以後，皮是幹的，嘴角是鹹的，不知道是汗還是眼淚，不知道。身上是細碎的稻草屑，黃澄澄的。隊裏的人說:“你發燒燒傻了吧，稻草堆裏做夢都在笑。”
我沒說話，只是在心裏默念了一句：“遭了，我肯定不正常了。”
但我又忍不住，總是想起他那天遞煙給我的時候，指尖碰到我手背的感覺。像一條細細的銀白色的魚，在曬幹水的泥塘裏，發光似的閃過，然後在眼皮裏消失了。
冬天特別特別冷。
冷到牛都不肯出棚，只一味地嚼著幹草。我們這些人還要跳廣播操取暖，其實我想待在牛棚裏，牛一直在吃草，把胃裏的草反芻出來，反覆地咀嚼，冒出熱氣，很暖和。跳操的時候，周望沒來，有人說他被抓去單獨教育了。原因是有人在他的床鋪下發現了《查泰萊夫人的情人》。
我心裏一涼，心想:“周望這人怎麽總是看禁書。”我不是為他擔心害怕，而是在發愁我藏在牛棚外墻縫裏的一冊《金瓶梅》被發現的話要怎麽辦。
我跑去找他的時候，他被兩個壯漢勸談，勸他承認自己是資產階級情調腐蝕的典型代表。他蹲坐在地上，臉色發白說：“我不是典型代表，我只是偶然誤入。”
我站在門外聽墻角，突然覺得自己是個不夠意思的哥們，在他最狼狽的時候站在了門檻外，和他劃清界限，而不是進屋陪著他一起挨罵。
我不知道這樣的感情是什麽，但我知道那是我一生為數不多的想要為一個人分擔點什麽的時刻。
公社書記說：“你們這些人啊，腦子不改造好，遲早要成為資產主_義的努力。”
我又開始說話不過腦子了，說一些大逆不道的話：“那我們現在是不是就是＊＊＊＊＊＊＊？”
結果就是我被書記一腳踹了出去，踢得不輕，痛得我趴在地上好久才起身，肋骨像被踹斷了。我靠著墻坐下，周望沖我看了一眼，那眼神不是悲憫，也不是感激，是一種好像早就預料到我會幹蠢事的溫柔。
他對我說：“你以後別來了，不要摻和和你沒關的事。”
我捂著胸口頂嘴：“要來，不來的話，我見不到你了。”
他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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