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蘇聯要我們搞點事情怎麽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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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蘇聯要我們搞點事情怎麽辦
5、60年代的臺獨運動主基地都在日本或香港，主要活動區域也是在境外，主要原因就是臺灣島內的臺獨分子很難存活，一冒頭就殺。
像這次廖文毅派出去的陳哲民、林純章兩人，他們奉命與臺北市的“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聯絡站聯系，但這個聯絡站早就被拿下，對外偽裝成還在繼續工作的樣子，陳哲民、林純章去就是自投羅網，走進屋子就被抓了。
在日本的“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不是現在唯一的臺獨組織。除此之外還有1948年在香港成立的“臺灣再解放聯盟”，以及1960年王育德剛剛在東京成立的“臺灣青年社”。
在1945年以前，“臺獨”算是進步力量。1928年，林木順、翁澤生、林日高等人在澎湃的幫助下建立了臺灣共產黨，明確主張從日本的殖民統治下解放臺灣，建立臺灣共和國。不過在日本的高壓政策之下，臺灣共產黨基本沒什麽作為。另一個臺灣獨立組織，鄭鑒洲等人在廣州所成立的“臺灣民主黨”，甚至就沒在臺灣島內展開過活動。
常凱申時期的臺獨性質開始變得覆雜化。一方面這些人起來造反就是被常凱申壓迫得受不了了，但另一方面，這些人又不想轉投共產主義。既不想和大陸一起，又不想跟常凱申一起過，這不就鬧獨立了嗎。
這種覆雜化甚至都體現在了大陸這邊的態度上。比如歷史書上對228暴動的定性，就體現了我方對臺灣歷次“事件”的糾結。
228事件是催生上文所說的臺灣再解放聯盟、臺灣民主獨立黨（“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直接原因。
在1960年上半年中美的官方接觸中，美國一方對中國提出的三條底線表示“基本讚同”，但是，在“如果臺灣宣布獨立，就激活武力統一手段”這一條，美國又表示出態度暧昧。
中方認為在香港和日本活動的臺灣獨立勢力既不是常凱申的盟友，也不是我方的盟友，說白了就是共同的敵人。美國認為臺灣人自己的政治主張應該包容，即便是常凱申，美國也不認為常凱申現在在臺灣搞的白色恐怖是正當的，不認為常凱申對臺獨分子見一個殺一個是正當的。
中方對美方的嘰嘰歪歪反應冷淡，第二天跳過了此話題。
這是因為在頭一天的會談之後，中方談判代表請示了中央，中央明確回覆了談判小組。
就這麽大點事。信不信“第三次國共合作”首先從反臺獨開始？
……
在艾森豪威爾任期的最後半年，美國的外交形勢似乎完全在按照他的意願在發展：
在東亞緩和，在歐洲緊張。
東亞緩和可以抽出美國寶貴的駐軍，把這些駐軍和軍費挪到歐洲去。現在美國駐日的軍隊可不是個空架子，而是滿滿當當的三個陸軍師和一個海軍陸戰師，再加上第七艦隊和第五航空隊，總人數13.6萬人。
1960年的美軍一共就20個師。除此之外美軍在韓國有1萬6千人，在臺灣有大幾千人，在菲律賓有大型海空基地和後勤基地。
在歐洲緊張——是真的緊張了，赫魯曉夫都暴怒了。
2月份法國進行了核試驗之後，赫魯曉夫先是憤怒，但憤怒不能解決問題，因此赫魯曉夫開始走“四部曲”的流程，先是憤怒，然後抗議，再然後冷靜下來慢慢接受現實。
到1960年4月底，赫魯曉夫答應參加5月份在巴黎舉行的美、蘇、英、法四國首腦會議，這次會議的主旨是承認法國擁有核武器這一事實，讓大家不要沖動，稍微緩一緩。
1960年5月14日，四國首腦會議召開前一個星期，一架U-2高空偵察機從土耳其起飛，在23000米高度慢悠悠向蘇聯飛去。它的任務是偵察蘇聯位在帕米爾高原的塞米巴拉金斯克（STS）核試驗場、部署有Tu-95戰略轟炸機的多隆空軍基地、蘇聯防空軍下轄的多隆地對空導彈試驗場，以及拜科努爾航天發射場。
這不是U-2第一次進入蘇聯偵察，不過U-2對蘇聯的偵察頻率不太高，都是偷偷摸摸、一兩個月飛一次。蘇聯現在還沒有擊落U-2的手段，但蘇聯的雷達可能發現在高空飛行的U-2，引起外交方面的麻煩。不能每次蘇聯發現U-2都說這是迷航的氣象觀察飛機吧。
而且，美國空軍高層認為蘇聯沒有辦法擊落23000~25000米高度飛行的U-2，這也有點托大了。空軍情報局/CIA都傳遞了很多份情報，顯示蘇聯早就開始研制能在20000米高度以上飛行的截擊機，現在搞不好已經服役；蘇聯的防空導彈打得非常高，絕不是以前估計的20000米升限，而是25000米。
但基層情報機構提供的信息，高層不一定會聽。
這架U-2在進入蘇聯國土250公裏之後，蘇聯的對空警戒雷達捕捉到了U-2的信號。
3月份U-2進入過一次蘇聯，那時候蘇聯的對空警戒雷達就發現了它，只是沒有進行攔截——蘇聯有S75（薩姆-2）防空導彈，不但蘇聯有，中國也仿制了，可S75雖然最大升限是25000米，但導彈要很艱難才能爬升到25000米的高度，站位稍微不好，U-2就不在S75導彈營的射界之內了。
3月份的U-2就是這樣安然返回的。5月份的這架U-2運氣不好——直向一個S75導彈營飛去，航跡基本就是從正上方經過導彈營的頭頂。
既然這麽巧，那蘇聯導彈營就不客氣了。
U-2的飛行員格倫唐納威先是雷達告警器顯示有地面警戒雷達在掃他，接著後半球有一架蘇-9截擊機在努力追趕、爬高。爬到19000米蘇-9放棄，返航。
唐納威松了一口氣，以為事情就這麽過去了，沒想到20分鐘之後，雷達告警器顯示有連續波在照射他的飛機，疑似已被鎖定。防空導彈？
當然是防空導彈。不是一枚，也不是兩枚，蘇聯一口氣發射了14枚S75導彈，一個導彈營的導彈全部發射上天，就為了打他！
當天晚上，美軍基地沒有等到這架U-2返航，飛行員下落不明。
三天之後，看蘇聯語焉不詳的樣子，美國趕緊聲明是有一架氣象觀測機“誤入”蘇聯領土，飛機是和平目的，飛行員也是民間飛行員，希望蘇聯不要擊落這架民用目的的飛機。
然後蘇聯“刷”地向全世界展示了被俘的飛行員的畫面，包括唐納威本人的證件——他是美國空軍上尉，不是什麽民間飛行員。
U-2擊墜事件讓美蘇之間的對抗驟然升溫。赫魯曉夫還是飛到了巴黎參加四國首腦會議，但在會議上他不斷斥責美國對蘇聯進行偵察，挑起新一輪爭端。不僅如此，在和艾森豪威爾面對面會談時，赫魯曉夫還拍著桌子要求艾森豪威爾對此事道歉。
人家是二戰時的五星上將，你那時候還是個州書記呢。氣場強大的艾森豪威爾對赫魯曉夫拍桌子的舉動毫無反應，拒絕了赫魯曉夫的道歉要求，氣得赫魯曉夫提前離開會場返回國內。
回國之後赫魯曉夫馬上讓這個被俘的飛行員上法庭受審，判入獄3年及苦役7年。格倫唐納威開始了在西伯利亞種土豆的艱苦生活，直到一年零九個月後，一個克格勃上校魯道夫阿貝爾在美國紐約因間諜罪被捕，格倫唐納威這才被交換回國，一在美國落地就喜提國防部服役獎章、情報之星獎章、銀星勳章、飛行優異十字勳章和戰俘勳章。
……
“赫魯曉夫向我們發了一封電報，是以蘇共中央主席團的名義發給中央書記處的。”
在會議室，總理手拿一份電報。這封電報很長，一頁紙居然寫不下，正文延伸到了第二頁。
劉委員長瀏覽了一遍電報：“這寫的什麽鬼呀。”
幾個人傳看了一遍電報，寫得還真是“潦草”，不是說字跡，而是說邏輯，有點顛三倒四前言不搭後語的感覺。劉委員長看完電報就很肯定地說，這絕對不是蘇工中央主席團集體審閱過的電報，而是赫魯曉夫一個人起草的。
要不，還是請蘇聯駐華大使過來親口說說？
蘇聯駐華大使斯捷潘契爾沃年科果然說得更有條理一些。事情是這樣的：
赫魯曉夫被U-2事件和四國首腦會議氣到了（主要是後者，他認為在四國首腦會議中自己受到了輕視），認為蘇聯提出的緩和政策並沒有換來美國及北約的信任，他們仍然無孔不入、想盡一切辦法地欺負蘇聯。美國不可信，北約不可信。
之前社會主義陣營對美國的緩和政策過於軟弱了，從現在開始，應該對美國強硬起來。蘇聯將會在歐洲增強軍事力量，增強政治手段以與北約的侵略抗衡，在東方戰線，作為對蘇聯的策應，希望中國同志也采取一些更強硬的措施。
聽完契爾沃年科的解釋，中央書記處沈默了。這，有點尷尬啊。
第二份公文包顯示的未來景象要如何改變？中央書記處集體討論的結果是，首先要讓中國更快地變強，這是未來10年內中央的主要工作。在此基礎上，才可以做一些其他的積極主動的事情。
要讓中國更強，與美國的關系緩和下來是十分必要的，打開和全世界交流的窗口，迅速發展工業，實現城市化，拉平城鄉差別和東西部差別。同時，由於第二個公文包裏內含的科技、工業、經濟情報十分豐富，這就讓打開窗口之後的中國有更大的發揮空間。
如果外部環境又倒退到劍拔弩張的狀態，那一切就無從談起。
但現在赫魯曉夫的電報帶來了一個新的問題：
別忘了，1950年2月，我們和蘇聯簽署的可是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同盟！
既然現在是同盟狀態，那東西兩個方向必須做出一些策應。
劉副主席：“我們是該做一些動作，我不是說我們要‘敷衍’啊，但是，這些動作應該是既有國際的影響力，同時，又不會從本質上導致中美重新進入軍事對抗的動作。”
朱總司令：“現在海峽兩岸，國民黨的軍隊又重新收縮回去了。空軍121空戰之後嚷嚷著要扳回一局，可121之後，國民黨的飛機又不出來了，只在臺灣海峽裏飛，不到福建上空飛行。我們的飛機深入到臺灣海峽中央去殲滅他們的飛機，現在的情報體系還沒有建設好。海軍方面我了解到的情況也差不多，現在國民黨的軍艦活動範圍不超出臺灣海峽，在廣州外海、上海外海，已經一兩年沒有看見國軍軍艦了。”
總司令想的是，蘇聯說要搞點事，我們就把常凱申揍一頓，也算有個交待。但常凱申龜起來了，這可不好。
總理：“或許，我們不應該把目光只限於海峽兩岸？”
總司令：“恩來，你是說，我們直接與美國發生對抗？”
總理還是笑著搖了搖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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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0年代的臺獨運動主基地都在日本或香港，主要活動區域也是在境外，主要原因就是臺灣島內的臺獨分子很難存活，一冒頭就殺。
像這次廖文毅派出去的陳哲民、林純章兩人，他們奉命與臺北市的“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聯絡站聯系，但這個聯絡站早就被拿下，對外偽裝成還在繼續工作的樣子，陳哲民、林純章去就是自投羅網，走進屋子就被抓了。
在日本的“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不是現在唯一的臺獨組織。除此之外還有1948年在香港成立的“臺灣再解放聯盟”，以及1960年王育德剛剛在東京成立的“臺灣青年社”。
在1945年以前，“臺獨”算是進步力量。1928年，林木順、翁澤生、林日高等人在澎湃的幫助下建立了臺灣共產黨，明確主張從日本的殖民統治下解放臺灣，建立臺灣共和國。不過在日本的高壓政策之下，臺灣共產黨基本沒什麽作為。另一個臺灣獨立組織，鄭鑒洲等人在廣州所成立的“臺灣民主黨”，甚至就沒在臺灣島內展開過活動。
常凱申時期的臺獨性質開始變得覆雜化。一方面這些人起來造反就是被常凱申壓迫得受不了了，但另一方面，這些人又不想轉投共產主義。既不想和大陸一起，又不想跟常凱申一起過，這不就鬧獨立了嗎。
這種覆雜化甚至都體現在了大陸這邊的態度上。比如歷史書上對228暴動的定性，就體現了我方對臺灣歷次“事件”的糾結。
228事件是催生上文所說的臺灣再解放聯盟、臺灣民主獨立黨（“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直接原因。
在1960年上半年中美的官方接觸中，美國一方對中國提出的三條底線表示“基本讚同”，但是，在“如果臺灣宣布獨立，就激活武力統一手段”這一條，美國又表示出態度暧昧。
中方認為在香港和日本活動的臺灣獨立勢力既不是常凱申的盟友，也不是我方的盟友，說白了就是共同的敵人。美國認為臺灣人自己的政治主張應該包容，即便是常凱申，美國也不認為常凱申現在在臺灣搞的白色恐怖是正當的，不認為常凱申對臺獨分子見一個殺一個是正當的。
中方對美方的嘰嘰歪歪反應冷淡，第二天跳過了此話題。
這是因為在頭一天的會談之後，中方談判代表請示了中央，中央明確回覆了談判小組。
就這麽大點事。信不信“第三次國共合作”首先從反臺獨開始？
……
在艾森豪威爾任期的最後半年，美國的外交形勢似乎完全在按照他的意願在發展：
在東亞緩和，在歐洲緊張。
東亞緩和可以抽出美國寶貴的駐軍，把這些駐軍和軍費挪到歐洲去。現在美國駐日的軍隊可不是個空架子，而是滿滿當當的三個陸軍師和一個海軍陸戰師，再加上第七艦隊和第五航空隊，總人數13.6萬人。
1960年的美軍一共就20個師。除此之外美軍在韓國有1萬6千人，在臺灣有大幾千人，在菲律賓有大型海空基地和後勤基地。
在歐洲緊張——是真的緊張了，赫魯曉夫都暴怒了。
2月份法國進行了核試驗之後，赫魯曉夫先是憤怒，但憤怒不能解決問題，因此赫魯曉夫開始走“四部曲”的流程，先是憤怒，然後抗議，再然後冷靜下來慢慢接受現實。
到1960年4月底，赫魯曉夫答應參加5月份在巴黎舉行的美、蘇、英、法四國首腦會議，這次會議的主旨是承認法國擁有核武器這一事實，讓大家不要沖動，稍微緩一緩。
1960年5月14日，四國首腦會議召開前一個星期，一架U-2高空偵察機從土耳其起飛，在23000米高度慢悠悠向蘇聯飛去。它的任務是偵察蘇聯位在帕米爾高原的塞米巴拉金斯克（STS）核試驗場、部署有Tu-95戰略轟炸機的多隆空軍基地、蘇聯防空軍下轄的多隆地對空導彈試驗場，以及拜科努爾航天發射場。
這不是U-2第一次進入蘇聯偵察，不過U-2對蘇聯的偵察頻率不太高，都是偷偷摸摸、一兩個月飛一次。蘇聯現在還沒有擊落U-2的手段，但蘇聯的雷達可能發現在高空飛行的U-2，引起外交方面的麻煩。不能每次蘇聯發現U-2都說這是迷航的氣象觀察飛機吧。
而且，美國空軍高層認為蘇聯沒有辦法擊落23000~25000米高度飛行的U-2，這也有點托大了。空軍情報局/CIA都傳遞了很多份情報，顯示蘇聯早就開始研制能在20000米高度以上飛行的截擊機，現在搞不好已經服役；蘇聯的防空導彈打得非常高，絕不是以前估計的20000米升限，而是25000米。
但基層情報機構提供的信息，高層不一定會聽。
這架U-2在進入蘇聯國土250公裏之後，蘇聯的對空警戒雷達捕捉到了U-2的信號。
3月份U-2進入過一次蘇聯，那時候蘇聯的對空警戒雷達就發現了它，只是沒有進行攔截——蘇聯有S75（薩姆-2）防空導彈，不但蘇聯有，中國也仿制了，可S75雖然最大升限是25000米，但導彈要很艱難才能爬升到25000米的高度，站位稍微不好，U-2就不在S75導彈營的射界之內了。
3月份的U-2就是這樣安然返回的。5月份的這架U-2運氣不好——直向一個S75導彈營飛去，航跡基本就是從正上方經過導彈營的頭頂。
既然這麽巧，那蘇聯導彈營就不客氣了。
U-2的飛行員格倫唐納威先是雷達告警器顯示有地面警戒雷達在掃他，接著後半球有一架蘇-9截擊機在努力追趕、爬高。爬到19000米蘇-9放棄，返航。
唐納威松了一口氣，以為事情就這麽過去了，沒想到20分鐘之後，雷達告警器顯示有連續波在照射他的飛機，疑似已被鎖定。防空導彈？
當然是防空導彈。不是一枚，也不是兩枚，蘇聯一口氣發射了14枚S75導彈，一個導彈營的導彈全部發射上天，就為了打他！
當天晚上，美軍基地沒有等到這架U-2返航，飛行員下落不明。
三天之後，看蘇聯語焉不詳的樣子，美國趕緊聲明是有一架氣象觀測機“誤入”蘇聯領土，飛機是和平目的，飛行員也是民間飛行員，希望蘇聯不要擊落這架民用目的的飛機。
然後蘇聯“刷”地向全世界展示了被俘的飛行員的畫面，包括唐納威本人的證件——他是美國空軍上尉，不是什麽民間飛行員。
U-2擊墜事件讓美蘇之間的對抗驟然升溫。赫魯曉夫還是飛到了巴黎參加四國首腦會議，但在會議上他不斷斥責美國對蘇聯進行偵察，挑起新一輪爭端。不僅如此，在和艾森豪威爾面對面會談時，赫魯曉夫還拍著桌子要求艾森豪威爾對此事道歉。
人家是二戰時的五星上將，你那時候還是個州書記呢。氣場強大的艾森豪威爾對赫魯曉夫拍桌子的舉動毫無反應，拒絕了赫魯曉夫的道歉要求，氣得赫魯曉夫提前離開會場返回國內。
回國之後赫魯曉夫馬上讓這個被俘的飛行員上法庭受審，判入獄3年及苦役7年。格倫唐納威開始了在西伯利亞種土豆的艱苦生活，直到一年零九個月後，一個克格勃上校魯道夫阿貝爾在美國紐約因間諜罪被捕，格倫唐納威這才被交換回國，一在美國落地就喜提國防部服役獎章、情報之星獎章、銀星勳章、飛行優異十字勳章和戰俘勳章。
……
“赫魯曉夫向我們發了一封電報，是以蘇共中央主席團的名義發給中央書記處的。”
在會議室，總理手拿一份電報。這封電報很長，一頁紙居然寫不下，正文延伸到了第二頁。
劉委員長瀏覽了一遍電報：“這寫的什麽鬼呀。”
幾個人傳看了一遍電報，寫得還真是“潦草”，不是說字跡，而是說邏輯，有點顛三倒四前言不搭後語的感覺。劉委員長看完電報就很肯定地說，這絕對不是蘇工中央主席團集體審閱過的電報，而是赫魯曉夫一個人起草的。
要不，還是請蘇聯駐華大使過來親口說說？
蘇聯駐華大使斯捷潘契爾沃年科果然說得更有條理一些。事情是這樣的：
赫魯曉夫被U-2事件和四國首腦會議氣到了（主要是後者，他認為在四國首腦會議中自己受到了輕視），認為蘇聯提出的緩和政策並沒有換來美國及北約的信任，他們仍然無孔不入、想盡一切辦法地欺負蘇聯。美國不可信，北約不可信。
之前社會主義陣營對美國的緩和政策過於軟弱了，從現在開始，應該對美國強硬起來。蘇聯將會在歐洲增強軍事力量，增強政治手段以與北約的侵略抗衡，在東方戰線，作為對蘇聯的策應，希望中國同志也采取一些更強硬的措施。
聽完契爾沃年科的解釋，中央書記處沈默了。這，有點尷尬啊。
第二份公文包顯示的未來景象要如何改變？中央書記處集體討論的結果是，首先要讓中國更快地變強，這是未來10年內中央的主要工作。在此基礎上，才可以做一些其他的積極主動的事情。
要讓中國更強，與美國的關系緩和下來是十分必要的，打開和全世界交流的窗口，迅速發展工業，實現城市化，拉平城鄉差別和東西部差別。同時，由於第二個公文包裏內含的科技、工業、經濟情報十分豐富，這就讓打開窗口之後的中國有更大的發揮空間。
如果外部環境又倒退到劍拔弩張的狀態，那一切就無從談起。
但現在赫魯曉夫的電報帶來了一個新的問題：
別忘了，1950年2月，我們和蘇聯簽署的可是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同盟！
既然現在是同盟狀態，那東西兩個方向必須做出一些策應。
劉副主席：“我們是該做一些動作，我不是說我們要‘敷衍’啊，但是，這些動作應該是既有國際的影響力，同時，又不會從本質上導致中美重新進入軍事對抗的動作。”
朱總司令：“現在海峽兩岸，國民黨的軍隊又重新收縮回去了。空軍121空戰之後嚷嚷著要扳回一局，可121之後，國民黨的飛機又不出來了，只在臺灣海峽裏飛，不到福建上空飛行。我們的飛機深入到臺灣海峽中央去殲滅他們的飛機，現在的情報體系還沒有建設好。海軍方面我了解到的情況也差不多，現在國民黨的軍艦活動範圍不超出臺灣海峽，在廣州外海、上海外海，已經一兩年沒有看見國軍軍艦了。”
總司令想的是，蘇聯說要搞點事，我們就把常凱申揍一頓，也算有個交待。但常凱申龜起來了，這可不好。
總理：“或許，我們不應該把目光只限於海峽兩岸？”
總司令：“恩來，你是說，我們直接與美國發生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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