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砥礪奮進的19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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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砥礪奮進的1953年
“陳外長、陳副總理：”
“年底將至，又到各會員國繳納聯合國會費的時間。但根據聯合國大會之《聯合國成員國義務責任公約》第五條款，會員國的聯合國會費總滯納額超過新近兩年會費總和之時，該國才會在聯合國大會上被處以不能列席參會之處罰，且這一處罰如遇到聯大召開有關重大事務的緊急會議、安全理事會輪值主席國建議召開的防務安全聽證會，則不生效。”
“我國1951年之會費由蔣介石政權繳納付清；1952年之會費我們按照期限全額付清。1953年如國家外匯支付存在困難，可斷然拖欠，並不會影響到我國在聯合國擔當責任和行使權益。聯合國會費拖欠在當今並非個例，我們沒有太多心理負擔。”
“伍修權 顧維鈞 1953.12.10”
好家夥，駐聯合國的代表團主動建議外交部，如果國內錢周轉不開，可以暫時當“老賴”。
中國在2020年的聯合國會費是4.1億美元，1953年的聯合國沒這麽大手大腳，畢竟第一支聯合國維和部隊是1956年才派出的。按照各種計算公式算出來的中國該交的會費是167萬美元。這個數字不多，也不少。如果按照去年年底中國手頭只結餘800多萬美元的家底計算，167萬美元還是有點肉疼的。
好在財經委和外匯管理局今年的手頭沒去年那麽緊了。扣除各種預支款、扣除年度該還的貸款之後，外匯管理局年底手頭可以隨時動用（主要是應急）的各國外匯折合1770萬美元，是去年底的兩倍多。
在1953年下半年，出口導向的紡織業建設項目開始陸續投產，給創匯帶來的效應越來越明顯。在仔細研判國際紡織業的市場空間，以及聽取在香港的英國中介商的行業預測之後，中央果斷決定，紡織業帶來的外匯收入增加值當中的60%又投入到了紡織產業中，以進一步擴大優勢領域。
其實也只能投入到紡織產業。紡織機械是當前西方對中國的封鎖禁運大背景下，為數不多的尚可正大光明地進口的工業機械之一。
而且中國也不是可以想買啥就買啥，還是遇到了一些限制。英國拒絕出售最先進的紡紗生產線，好像是因為英國的一部什麽行業保護法案，只能對外出售“次最新”型號的紡織機械。但這種“次新”的機械對於國內的紡織業也夠用了，當前國內的紡織企業設備參差不齊，新的有戰後投產的機械，舊的紡織廠還有清末和北洋時期的設備。1945~1948年出現的紡織機械拿到國內，絕對能提高紡織業的總體技術水平。
不過英國的這個出口禁令也給中國提了個醒。一五期間蘇聯援助的紡織機械廠被加強了，而且國內正在籌建第二個紡織機械廠。根據科技小組的指示，兩個紡織機械廠都被定義為“技術研發+生產”的綜合型企業。
紡織業的“計劃外”發展還帶來了另一個效應，上海及周邊地區、珠三角地區幾座城市都因此而擴張得很快。廣東省委比較有遠見，早早就在香港發行“地方債”改善城市的基礎設施。1953年，廣州的用電量步步攀升，到年底接近飽和，但新的燃煤發電廠以及電煤碼頭就快竣工了。
不只是在長三角和珠三角，整個中國範圍內，1953年各省、區、縣都在乒乒乓乓地動起來。91個重點項目所在地、200多個其他“非重點”的援建項目所在地，廠房和建築成片地拔地而起。雖然這些項目大多是重工業項目或者說軍事工業體系內的鏈條產業，但各地政府和黨組織還是收到了很明確的工作考核要求：
城市就業率、城市和鄉村的平均收入、財政收入、財政和建設支出、小學入學率、成人掃盲成果。
考核和工作成效要求是明確的，但實現的路線並不是中央定死的。在有一些產業或者事業方面可能對省區縣有要求，但並非全部工作都“被安排了”。
這種工作方式中央是從1952年初開始施行的，1952年全年——有不少地方搞得還是比較混亂的，從縣長縣委書記到下面的基層幹部年初如沒頭的蒼蠅，年底如熱鍋上的螞蟻。
1953年比1952年總體上有改善，這不是做數據做出來的而是真實的改善。這其中既有幹部隊伍的強制培訓、自我學習、實踐提高，也少不了換人。
……
“那個什麽東京通信工業株式會社，一出手就甩出個170萬美元的單子，9月我們開始交貨，他們9月底把錢款付清，然後就沒了？”
國資委主任李富春咂巴著嘴問道，“他們就不想再多訂點兒嗎？”
李強：“我猜，他們是在鼓搗點小動作。現在他們應該是在痛苦地糾結，是幹脆把這晶體管給仿冒了呢，還是直接買斷專利。”
李富春：“仿冒可不地道。買斷？你們不是在海外先掛了個專利申請，然後故意卡流程嗎，在申請過程中的專利當然也沒法提出買斷要求……再說我們也不會把制造專利授權出去，這可是賺大錢的玩意，而且也是關系到國防科技的。”
李強：“這可未必。外國這一行的水太深了，如果我們沒法保證自己的專利權益在海外變成收益，尋一家過硬的代理公司也未嘗不是辦法。但是啊，我感覺，這個什麽東京通信，現在該發現自己仿不了這東西，我估計，年底他們就會來再找我們了。”
中國電子產業的第一筆外貿訂單，是在1953年9月1日正式發貨的。20枚晶體管分四批陸續交付給了這個東京通信工業株式會社。他們拿到手之後經過各種測試，證明功能和描述的一樣，良品率符合合同要求，然後就……高高興興地回去了。
這讓李強、電子工業局和774A廠好一陣惆悵：這可是利潤率300%+的買賣！這位日本朋友，能不能多買點？請留步，請留步……哎！
“日本朋友”既沒有回來投訴，也沒有追加訂單，就這麽從9月一直放鴿子到12月。
1953年前11個月中國外貿總額83億元人民幣，其中出口37億，進口46億（含貸款輸入的設備總價）。晶體管出口是其中的一股清流，主要就是利潤率太高了。
要知道現在紡織品出口時實際上要退稅的——如果不退一些稅，現在國內的紡織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實際上是沒價格優勢的，或者說香港的中介商人不願意收。而晶體管呢，進出口貿易的時候不但不退稅，而且相對於它的出廠價，幾乎等於外國人在給我們白送錢。
可惜就可惜在晶體管出口只有170萬美元的總額。
既然沒在國際上廣泛打開市場，那李強就得推出後手了。1953年12月，天津產的“梅花”牌小型收音機下線。
“梅花”牌小型收音機內置4個晶體管和1個真空管，體積重量小得一般人根本不認為它是收音機。搞普通外貿的外國商人不認識三個腳的黃豆大小的零件，收音機總認得吧，這麽小巧的收音機絕對能大賣吧，只要賣出去，1954年電子產業的外貿額又能嗖地往上竄。
北京計算機中心設計的第一臺晶體管計算機“渾金”進入設計凍結階段，然後就是漫長的組織生產制造以及零部件進口流程。現在計算機上的核心零件倒是能自產了，可還有不少種類的零件得進口。上海計算機中心的中國第二臺計算機“璞玉二號”倒是制造得很順利，1953年10月第一次運行。
璞玉二號運行後不久，同濟和上交詢問他們學校能不能自己也配置一臺璞玉三號四號什麽的，造出來了就學校自己用，不用申請機時。這件事李強讓他們“等等”，因為晶體管時代就要到來了。
1953年底電子工業的另一件大事是軍用連排級便攜步話機（對講機）競標。
這是1951年李強、王諍安排下去的工作，兩年了，天津和上海的廠子該出活了。
上海無線電三廠拿出的果然是山寨的AN/PRC-6，全機用了4個真空電子管和2個晶體管。他們拿到晶體管的技術手冊和實物後確實做了一些修改，山寨機比正品的AN/PRC-6還短了1厘米，重量也輕一些。
天津無線電廠拿出的是自行設計的對講機704型，全機使用了6個晶體管。他們拿到晶體管手冊之後把原先的設計方案幾乎推倒重來，但讓李強搖頭嘆氣的是，天津廠的704型對講機用了全晶體管，體積重量竟然和上海的山寨改進型差不多。
看來天津廠的工業設計水準有待提高啊。
第三個競爭者是“額外”闖入的，設計單位是南京特種電信技術研究所，“小紅樓”。
小紅樓這是摟草打兔子，他們拿到晶體管的技術手冊，本來是要他們用來改進現役雷達或研發新雷達時用的。可了解到總參通信部在進行軍用對講機的招標之後，小紅樓楞是在3個月之內攢出了一個對講機的樣品，跑來競爭了。
這個對講機……想不到吧，在三個樣品中體積最小、重量最輕。
“看看我們的步話機，大家不要笑話哈。”
“南京機”的主任設計師韓樂用最得意的語氣說最謙虛的話。
“我們小紅樓呢，是個雷達所，只是雷達這東西也是電子工業範疇，和對講機沾點兒邊，所以也硬著頭皮著做出來一個，讓大家見笑了見笑了。”
小紅樓只分配了兩個人來做對講機，一個主任設計師，一個副主任設計師。而且這兩個人還不是全職設計對講機的，他們還是314乙雷達的改進設計小組成員。韓樂的這番話讓“天津機”和“上海機”的設計小組臉上風雲變幻：明知道你是在炫耀，可就是找不到把柄，好氣喲。
“你們這個步話機這麽小，它的通話距離能保證嗎？”
韓樂：“我也不知道能不能過關，不過標書上寫的是平原10公裏，我想達標應該是沒問題的吧，就是不知道和你們的型號比起來如何。不過也沒關系，通話距離達標了就過關了，超出1公裏只加1分而已。待會兒測試就見分曉了。”
“三個團隊的同志，現在招標測試第一項開始。”
總參通信部，負責競標事務的蔣凱雷處長一臉嚴肅地宣布事情。“請各團隊確定自己的產品處於可進行測試的狀態。”
“確定。”“確定。”“確定。”
“那我就開始了。各位應該明白這一項測試意味著什麽。”
蔣處長先拿起天津設計的那一對測試機，向左走兩步，一揚手，撲通撲通兩聲，這兩臺“天津機”被扔進了裝滿水的大桶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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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外長、陳副總理：”
“年底將至，又到各會員國繳納聯合國會費的時間。但根據聯合國大會之《聯合國成員國義務責任公約》第五條款，會員國的聯合國會費總滯納額超過新近兩年會費總和之時，該國才會在聯合國大會上被處以不能列席參會之處罰，且這一處罰如遇到聯大召開有關重大事務的緊急會議、安全理事會輪值主席國建議召開的防務安全聽證會，則不生效。”
“我國1951年之會費由蔣介石政權繳納付清；1952年之會費我們按照期限全額付清。1953年如國家外匯支付存在困難，可斷然拖欠，並不會影響到我國在聯合國擔當責任和行使權益。聯合國會費拖欠在當今並非個例，我們沒有太多心理負擔。”
“伍修權 顧維鈞 1953.12.10”
好家夥，駐聯合國的代表團主動建議外交部，如果國內錢周轉不開，可以暫時當“老賴”。
中國在2020年的聯合國會費是4.1億美元，1953年的聯合國沒這麽大手大腳，畢竟第一支聯合國維和部隊是1956年才派出的。按照各種計算公式算出來的中國該交的會費是167萬美元。這個數字不多，也不少。如果按照去年年底中國手頭只結餘800多萬美元的家底計算，167萬美元還是有點肉疼的。
好在財經委和外匯管理局今年的手頭沒去年那麽緊了。扣除各種預支款、扣除年度該還的貸款之後，外匯管理局年底手頭可以隨時動用（主要是應急）的各國外匯折合1770萬美元，是去年底的兩倍多。
在1953年下半年，出口導向的紡織業建設項目開始陸續投產，給創匯帶來的效應越來越明顯。在仔細研判國際紡織業的市場空間，以及聽取在香港的英國中介商的行業預測之後，中央果斷決定，紡織業帶來的外匯收入增加值當中的60%又投入到了紡織產業中，以進一步擴大優勢領域。
其實也只能投入到紡織產業。紡織機械是當前西方對中國的封鎖禁運大背景下，為數不多的尚可正大光明地進口的工業機械之一。
而且中國也不是可以想買啥就買啥，還是遇到了一些限制。英國拒絕出售最先進的紡紗生產線，好像是因為英國的一部什麽行業保護法案，只能對外出售“次最新”型號的紡織機械。但這種“次新”的機械對於國內的紡織業也夠用了，當前國內的紡織企業設備參差不齊，新的有戰後投產的機械，舊的紡織廠還有清末和北洋時期的設備。1945~1948年出現的紡織機械拿到國內，絕對能提高紡織業的總體技術水平。
不過英國的這個出口禁令也給中國提了個醒。一五期間蘇聯援助的紡織機械廠被加強了，而且國內正在籌建第二個紡織機械廠。根據科技小組的指示，兩個紡織機械廠都被定義為“技術研發+生產”的綜合型企業。
紡織業的“計劃外”發展還帶來了另一個效應，上海及周邊地區、珠三角地區幾座城市都因此而擴張得很快。廣東省委比較有遠見，早早就在香港發行“地方債”改善城市的基礎設施。1953年，廣州的用電量步步攀升，到年底接近飽和，但新的燃煤發電廠以及電煤碼頭就快竣工了。
不只是在長三角和珠三角，整個中國範圍內，1953年各省、區、縣都在乒乒乓乓地動起來。91個重點項目所在地、200多個其他“非重點”的援建項目所在地，廠房和建築成片地拔地而起。雖然這些項目大多是重工業項目或者說軍事工業體系內的鏈條產業，但各地政府和黨組織還是收到了很明確的工作考核要求：
城市就業率、城市和鄉村的平均收入、財政收入、財政和建設支出、小學入學率、成人掃盲成果。
考核和工作成效要求是明確的，但實現的路線並不是中央定死的。在有一些產業或者事業方面可能對省區縣有要求，但並非全部工作都“被安排了”。
這種工作方式中央是從1952年初開始施行的，1952年全年——有不少地方搞得還是比較混亂的，從縣長縣委書記到下面的基層幹部年初如沒頭的蒼蠅，年底如熱鍋上的螞蟻。
1953年比1952年總體上有改善，這不是做數據做出來的而是真實的改善。這其中既有幹部隊伍的強制培訓、自我學習、實踐提高，也少不了換人。
……
“那個什麽東京通信工業株式會社，一出手就甩出個170萬美元的單子，9月我們開始交貨，他們9月底把錢款付清，然後就沒了？”
國資委主任李富春咂巴著嘴問道，“他們就不想再多訂點兒嗎？”
李強：“我猜，他們是在鼓搗點小動作。現在他們應該是在痛苦地糾結，是幹脆把這晶體管給仿冒了呢，還是直接買斷專利。”
李富春：“仿冒可不地道。買斷？你們不是在海外先掛了個專利申請，然後故意卡流程嗎，在申請過程中的專利當然也沒法提出買斷要求……再說我們也不會把制造專利授權出去，這可是賺大錢的玩意，而且也是關系到國防科技的。”
李強：“這可未必。外國這一行的水太深了，如果我們沒法保證自己的專利權益在海外變成收益，尋一家過硬的代理公司也未嘗不是辦法。但是啊，我感覺，這個什麽東京通信，現在該發現自己仿不了這東西，我估計，年底他們就會來再找我們了。”
中國電子產業的第一筆外貿訂單，是在1953年9月1日正式發貨的。20枚晶體管分四批陸續交付給了這個東京通信工業株式會社。他們拿到手之後經過各種測試，證明功能和描述的一樣，良品率符合合同要求，然後就……高高興興地回去了。
這讓李強、電子工業局和774A廠好一陣惆悵：這可是利潤率300%+的買賣！這位日本朋友，能不能多買點？請留步，請留步……哎！
“日本朋友”既沒有回來投訴，也沒有追加訂單，就這麽從9月一直放鴿子到12月。
1953年前11個月中國外貿總額83億元人民幣，其中出口37億，進口46億（含貸款輸入的設備總價）。晶體管出口是其中的一股清流，主要就是利潤率太高了。
要知道現在紡織品出口時實際上要退稅的——如果不退一些稅，現在國內的紡織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實際上是沒價格優勢的，或者說香港的中介商人不願意收。而晶體管呢，進出口貿易的時候不但不退稅，而且相對於它的出廠價，幾乎等於外國人在給我們白送錢。
可惜就可惜在晶體管出口只有170萬美元的總額。
既然沒在國際上廣泛打開市場，那李強就得推出後手了。1953年12月，天津產的“梅花”牌小型收音機下線。
“梅花”牌小型收音機內置4個晶體管和1個真空管，體積重量小得一般人根本不認為它是收音機。搞普通外貿的外國商人不認識三個腳的黃豆大小的零件，收音機總認得吧，這麽小巧的收音機絕對能大賣吧，只要賣出去，1954年電子產業的外貿額又能嗖地往上竄。
北京計算機中心設計的第一臺晶體管計算機“渾金”進入設計凍結階段，然後就是漫長的組織生產制造以及零部件進口流程。現在計算機上的核心零件倒是能自產了，可還有不少種類的零件得進口。上海計算機中心的中國第二臺計算機“璞玉二號”倒是制造得很順利，1953年10月第一次運行。
璞玉二號運行後不久，同濟和上交詢問他們學校能不能自己也配置一臺璞玉三號四號什麽的，造出來了就學校自己用，不用申請機時。這件事李強讓他們“等等”，因為晶體管時代就要到來了。
1953年底電子工業的另一件大事是軍用連排級便攜步話機（對講機）競標。
這是1951年李強、王諍安排下去的工作，兩年了，天津和上海的廠子該出活了。
上海無線電三廠拿出的果然是山寨的AN/PRC-6，全機用了4個真空電子管和2個晶體管。他們拿到晶體管的技術手冊和實物後確實做了一些修改，山寨機比正品的AN/PRC-6還短了1厘米，重量也輕一些。
天津無線電廠拿出的是自行設計的對講機704型，全機使用了6個晶體管。他們拿到晶體管手冊之後把原先的設計方案幾乎推倒重來，但讓李強搖頭嘆氣的是，天津廠的704型對講機用了全晶體管，體積重量竟然和上海的山寨改進型差不多。
看來天津廠的工業設計水準有待提高啊。
第三個競爭者是“額外”闖入的，設計單位是南京特種電信技術研究所，“小紅樓”。
小紅樓這是摟草打兔子，他們拿到晶體管的技術手冊，本來是要他們用來改進現役雷達或研發新雷達時用的。可了解到總參通信部在進行軍用對講機的招標之後，小紅樓楞是在3個月之內攢出了一個對講機的樣品，跑來競爭了。
這個對講機……想不到吧，在三個樣品中體積最小、重量最輕。
“看看我們的步話機，大家不要笑話哈。”
“南京機”的主任設計師韓樂用最得意的語氣說最謙虛的話。
“我們小紅樓呢，是個雷達所，只是雷達這東西也是電子工業範疇，和對講機沾點兒邊，所以也硬著頭皮著做出來一個，讓大家見笑了見笑了。”
小紅樓只分配了兩個人來做對講機，一個主任設計師，一個副主任設計師。而且這兩個人還不是全職設計對講機的，他們還是314乙雷達的改進設計小組成員。韓樂的這番話讓“天津機”和“上海機”的設計小組臉上風雲變幻：明知道你是在炫耀，可就是找不到把柄，好氣喲。
“你們這個步話機這麽小，它的通話距離能保證嗎？”
韓樂：“我也不知道能不能過關，不過標書上寫的是平原10公裏，我想達標應該是沒問題的吧，就是不知道和你們的型號比起來如何。不過也沒關系，通話距離達標了就過關了，超出1公裏只加1分而已。待會兒測試就見分曉了。”
“三個團隊的同志，現在招標測試第一項開始。”
總參通信部，負責競標事務的蔣凱雷處長一臉嚴肅地宣布事情。“請各團隊確定自己的產品處於可進行測試的狀態。”
“確定。”“確定。”“確定。”
“那我就開始了。各位應該明白這一項測試意味著什麽。”
蔣處長先拿起天津設計的那一對測試機，向左走兩步，一揚手，撲通撲通兩聲，這兩臺“天津機”被扔進了裝滿水的大桶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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