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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懷之走了。

我不知他去了哪裏，派人滿大街去尋他，人還沒找到，譚二爺就登門到訪了。

譚二爺說，有一封章懷之的口信，要帶給他母親。

懷之名義上的“母親”是我，他有話要和我說。

我屏退下人，就差把譚二爺關起來審問：“懷之到底去哪了？你實話告訴我。”

“他去了哪裏，我倒不知道，”譚二爺笑笑，“我只知道，他投身革命去了。”

投身革命？我急了：“你不要告訴我，他和同盟會的人混在一起。”

我頂著個章家太太的名分，不得不深居簡出，卻並非什麽也不懂，懷之平日裏讀過的報紙，我命人拿過來，也細心讀一遍。他在想什麽，在憂慮什麽，我一猜便知。

我只是不願相信。

那是一九零七年。

五月，同盟會於潮州發動黃岡起義失敗，死傷不計，義軍剛烈，從容赴死，在得不到彈藥補給的情況下以身肉搏，無奈雙方兵力懸殊，二百餘人不幸遭清軍慘殺，幸存者流離失所。其後國內起義頻發，六月，惠州七女湖起義，十二月，鎮南關起義，他們說，一股新的力量正在萌發，像那冉冉升起的初陽。

這才是懷之心之所向，我以為我能懂他，能站在他身後堅定地支持他，但當懷之真正離開我時，我才發現我已惶然不能自掩。我害怕，怕他死，怕他此生與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萬琳兒，我愛你，你知不知道”，怕我今世回答他的最後一句話卻是“茶涼了，節同時異，你該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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