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級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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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動物
聽到這句話，不僅楊林凡一臉錯愕，連文森特都滿臉沒想到，畢竟千禧年的中國還是保守和傳統的，非婚生子不僅在道德上存在問題，連在法律上都是不合法的，要不是井弦的外公外婆有本事，他連戶口都上不了。
“你爸爸最近好嗎？”楊林凡換了個話題，來了一句最保守的問候，他覺得這句話總不會出錯了。
他這一開口，直接把井弦搞懵了：“啊？”
楊林凡看到井弦的反應，顯然也很懵：“不是他讓你來找我的？”
“我是來找他的。”井弦說道。
“……”楊林凡滿臉問號。
井弦的回答完全沒辦法在他腦中形成一個完整的敘事。
“我從出生起就沒見過他，前段時間我媽去世了，整理她遺物的時候，我找到了他寫給我媽的信，就想來找找看，想知道他是個什麽樣的人。”
井弦的語氣十分輕松，甚至還笑了一下。卻讓周圍每個人頓時感覺萬斤沈重。文森特和阮佳音都停下了筷子，在旁邊安靜了下來，盡量降低存在感。這種老媽去世老爹出走的情況，任誰都很難找到切入點開口安慰。
“我已經很多年沒見過他了。”楊林凡嘆了口氣。
井弦一聽，楞住了，完全不知道該問什麽。
文森特見狀直接出馬了：“您是什麽時候來法國的？衛東是什麽時候來的？你們是同事嗎？還是朋友？”
“我是97年來的，衛東比我晚來幾年。我們當時是同事，他到喜福門的時候，我還不是老板，也是打工的。那時候喜福門還在海盜街19號。”
“您是怎麽來的？”井弦插嘴問道。
“我啊，偷渡來的，在國內發生了點事，混不下去了，無奈之中選擇了出國。”楊林凡幹笑了一下。
“偷渡？”文森特詫異道。
“對啊，我有犯罪記錄根本不可能辦簽證，假護照也查得特別嚴，我最終找了個蛇頭幫我偷渡，也就是現在所說的移民中介。”
“那麽遠，路線怎麽走的啊？陸路還是水路？”文森特似乎對這個話題特別感興趣。
井弦覺得是他的職業敏感度在作祟，說不定這貨哪天就去當蛇頭也不一定。
楊林凡思考了一會兒，嘆了口氣，點了根煙：“我被蛇頭安排先飛到了俄羅斯，然後走歐洲陸路線。還有很多人走非洲線，他們拿著假護照從塞內加爾、科特迪瓦或者貝寧過境抵達法國。
到了俄羅斯剛下飛機，同伴的摩托羅拉就被蛇頭收了，我沒手機，但當時也很害怕，以為他們要扣押我們，想回去，但知道回不去了，就只能硬著頭皮跟中介上了車。車上有很多人，都是偷渡的。車子啟動後，我們的眼睛就被蒙上了，之後就是不斷地下車，上車。不知道在哪，也不知道去哪，什麽都看不到。
車開了兩天，再下車時，腳下已經是烏克蘭的領土了。在烏克蘭一等就是半個月，在這期間二十幾個人被關在一間屋子裏，吃得很差，大部分時間吃不飽，不能跟外界聯系，每天除了睡覺，就是發呆。我那時已經不後悔了，有點麻木了。
終於，我們再度出發了，車子每開到邊境，蛇頭都要我們全體下車，步行越過邊境，然後再上車繼續行進。就這樣走走停停，我們首先抵達了波蘭，接著是德國，最後到了法國。
我97年底到的法國，才知道大赦剛剛結束，所有人都拿到了身份。我沒趕上，當時沮喪極了，上一次大赦是1981年，下次遙遙無期。”
“您到了法國後，就一直在芒薩嗎？”井弦問道。
“不是，我原本在巴黎打工，但那邊競爭太激烈，留學生也都會出來打工，再加上查得嚴，工作特別難找。說個真事，一個中餐館出了兇殺案，死的是個刷碗工，消息傳出第二天，這個中餐館門外擠滿了中國人，老板以為是來吊唁的同胞，沒想到是來補缺的求職者。
特別殘酷對吧，但這就是現實。
那時的巴黎是溫州人的天下，我又不會講溫州話，更加困難。我每天在3區、13區和belleville美麗城之間輾轉，還是一無所獲。後來經人介紹，我來了芒薩，開始在喜福門做小工，慢慢升到二廚，後來是大廚。”
“衛東呢？他怎麽來的？什麽時候到的？”井弦問道。
“衛東沒告訴我他怎麽來的，走的哪條路線，但偷渡應該都大差不差。但他的狀態跟我們這些黑工都不一樣。他很從容，渾身上下散發著一種松弛感，像是來度假的，不像我們，上街時躲避警察，賺錢時算計同胞，每天睡醒就焦慮身份問題。
那是2002年的春節，我記得很清楚，老板娘早早打了烊，掛了停止營業的牌子，給夥計們準備了年夜飯，正當大家吃團年飯時，衛東就那麽推門進來了，背著把暗紅色的吉他，進門就問還有飯吃嗎。老板娘一見是個中國帥哥，又是大過年的，竟然破天荒沒罵人。
衛東這才意識到打烊了，但也沒走，取下吉後他問，能不能彈首歌換飯吃。老板娘樂了，同意了。
他唱歌很好聽，吉他彈得也好，我清楚記得他彈唱的是竇唯的《高級動物》。那首歌我在國內的時候也喜歡，要不是衛東的出現，我都差點忘了我也喜歡搖滾。
那些年，我們聽黑豹，我們聽唐朝，我們租農民房搞樂隊，我們憤怒，我們嘶吼，我們吶喊。我們活在憂國憂民之中，我們每天想操翻這個世界。但到了現在，我們蜷縮在異國的角落，刷著盤子，躲著警察，成為了陰暗的無身份的邊緣人。
我來法國那麽久，我一直不懂為什麽大家說法國浪漫，是衛東讓我明白了什麽是浪漫。他就是浪漫，能做出這種事的，就是浪漫的人，他很適合法國。不像我，我在國內和在法國過得毫無區別，都是陰溝裏穿梭的老鼠。
我很羨慕他這樣的人，自由，瀟灑，恣意。
那頓飯之後，衛東就留下來了，開始是洗碗打雜，慢慢是備菜，等到法語學得能進行基本交流了，老板娘就讓他去跑了堂，因為他長得好看。
老板娘說，也就是法國不流行，如果可以，她最想讓衛東去迎賓，那肯定客似雲來。
喜福門是包吃包住的，但他來的時候宿舍人滿了，他也沒計較，直接睡在了飯店大堂，一睡就是兩個月，等有人離職了，他才搬進了宿舍。
大家熟悉起來後，經常一起喝酒吹牛，說自己的過往，說別人的八卦，罵街，罵女人，罵天罵地。除了他，他從不說自己，也不打聽別人。我本以為他就是那種端著的文藝青年，但他不是，他好像就是什麽都不太在乎。
餐館工是最累的，我們每天下班恨不得倒頭就睡，他還能在連幹10小時後，去街頭閑逛，去看演出，去吹海風。
對我們這些黑戶最重要的事情，除了溫飽就是身份問題了。剛來的時候每天都很緊張，出個門遠遠看到警察就跑。後面經歷得多了，就麻木了，也不焦慮了。
我是我們當中最快拿到身份的，也可以說幸運，也可以說不幸，我拿的是庇護身份，但我不是漢奸反賊。我能拿到因為我在國內坐過牢，因為一些時代性的問題……被迫.害過。
拿到身份那天我哭了，我知道我這輩子是回不去了。但更讓我難過的是，其實根本沒人等著我回去。
我那時候勸過衛東也去申請庇護，他是藝術家，在國內是個搞地下搖滾的，那時候搞搖滾的人大部分都反這反那的，身上多少帶點麻煩。在法國，惹過麻煩的藝術家申請庇護特別容易，只要搞幾個作品罵罵自己國家，引導點反思，要是能引起官方註意和打壓就更好了。西方就喜歡咱們自己人攻擊自己國家的意識形態。
那時候來法的藝術家似乎大多走的都是這條路，尤其是90年過來那批。他們這個群體在法國有個名字叫“流亡藝術家”，僅僅靠當反賊就能換身份賺得盆滿缽滿，也沒什麽損失，確實誘惑巨大。
他們不在乎出賣誰，畢竟自私才是人的本性。更何況，出來的人，不少跟我一樣在國內是混不下去的，恨曾經的國家是很合理的行為。我開始也恨，後來慢慢年紀大了，想開了很多事，也就不恨了。
衛東始終不肯申請庇護，我以為他怕回不去，又建議他可以找人結婚拿身份，畢竟那麽多人追他，其中不乏法國籍的，他隨便找一個伴兒就能留下了。但他也沒有，他說他是不婚主義。
他好像不在乎身份，就像我之前說的，他什麽都不在乎。
後來，衛東忽然就辭職了，走得特別突然，跟誰都沒打招呼，再也沒出現過。我一直覺得他應該是離開芒薩了，不然都在同一個城市，怎麽就幾十年見不到呢？
前幾年聽人說在新港那邊見過他，我試著去找過幾次，那邊有中國人打工的地方我都去了，但沒找到。我總覺得他能回來看看我，一直等到現在也沒等到。”
楊林凡講述完後，沈默了下來，不停地抽著煙，眼神裏全是困在回憶中的疲憊感。
井弦也不想再打擾他，不再提問，他有點心虛，感覺自己的好奇心打破了別人寧靜的心緒。
這頓飯的後半段大家在幾乎沒什麽交流的情況下吃完了。
臨別時，楊林凡苦笑一聲：“我開始還以為是他讓你來看我呢？看來是我想多了。”
井弦不知道該說什麽，就只是笑了笑。
幾番道謝後，三個人走出餐廳，各有各的感慨。
井弦思考著衛東申請身份的類型，文森特琢磨著楊林凡偷渡的細節，阮佳音則是一臉感動地感慨道：
“真沒想到，人能愛得這麽深，這麽多年了還念念不忘。”
“啊？”井弦和文森特同時轉頭詫異地看向阮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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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這句話，不僅楊林凡一臉錯愕，連文森特都滿臉沒想到，畢竟千禧年的中國還是保守和傳統的，非婚生子不僅在道德上存在問題，連在法律上都是不合法的，要不是井弦的外公外婆有本事，他連戶口都上不了。
“你爸爸最近好嗎？”楊林凡換了個話題，來了一句最保守的問候，他覺得這句話總不會出錯了。
他這一開口，直接把井弦搞懵了：“啊？”
楊林凡看到井弦的反應，顯然也很懵：“不是他讓你來找我的？”
“我是來找他的。”井弦說道。
“……”楊林凡滿臉問號。
井弦的回答完全沒辦法在他腦中形成一個完整的敘事。
“我從出生起就沒見過他，前段時間我媽去世了，整理她遺物的時候，我找到了他寫給我媽的信，就想來找找看，想知道他是個什麽樣的人。”
井弦的語氣十分輕松，甚至還笑了一下。卻讓周圍每個人頓時感覺萬斤沈重。文森特和阮佳音都停下了筷子，在旁邊安靜了下來，盡量降低存在感。這種老媽去世老爹出走的情況，任誰都很難找到切入點開口安慰。
“我已經很多年沒見過他了。”楊林凡嘆了口氣。
井弦一聽，楞住了，完全不知道該問什麽。
文森特見狀直接出馬了：“您是什麽時候來法國的？衛東是什麽時候來的？你們是同事嗎？還是朋友？”
“我是97年來的，衛東比我晚來幾年。我們當時是同事，他到喜福門的時候，我還不是老板，也是打工的。那時候喜福門還在海盜街19號。”
“您是怎麽來的？”井弦插嘴問道。
“我啊，偷渡來的，在國內發生了點事，混不下去了，無奈之中選擇了出國。”楊林凡幹笑了一下。
“偷渡？”文森特詫異道。
“對啊，我有犯罪記錄根本不可能辦簽證，假護照也查得特別嚴，我最終找了個蛇頭幫我偷渡，也就是現在所說的移民中介。”
“那麽遠，路線怎麽走的啊？陸路還是水路？”文森特似乎對這個話題特別感興趣。
井弦覺得是他的職業敏感度在作祟，說不定這貨哪天就去當蛇頭也不一定。
楊林凡思考了一會兒，嘆了口氣，點了根煙：“我被蛇頭安排先飛到了俄羅斯，然後走歐洲陸路線。還有很多人走非洲線，他們拿著假護照從塞內加爾、科特迪瓦或者貝寧過境抵達法國。
到了俄羅斯剛下飛機，同伴的摩托羅拉就被蛇頭收了，我沒手機，但當時也很害怕，以為他們要扣押我們，想回去，但知道回不去了，就只能硬著頭皮跟中介上了車。車上有很多人，都是偷渡的。車子啟動後，我們的眼睛就被蒙上了，之後就是不斷地下車，上車。不知道在哪，也不知道去哪，什麽都看不到。
車開了兩天，再下車時，腳下已經是烏克蘭的領土了。在烏克蘭一等就是半個月，在這期間二十幾個人被關在一間屋子裏，吃得很差，大部分時間吃不飽，不能跟外界聯系，每天除了睡覺，就是發呆。我那時已經不後悔了，有點麻木了。
終於，我們再度出發了，車子每開到邊境，蛇頭都要我們全體下車，步行越過邊境，然後再上車繼續行進。就這樣走走停停，我們首先抵達了波蘭，接著是德國，最後到了法國。
我97年底到的法國，才知道大赦剛剛結束，所有人都拿到了身份。我沒趕上，當時沮喪極了，上一次大赦是1981年，下次遙遙無期。”
“您到了法國後，就一直在芒薩嗎？”井弦問道。
“不是，我原本在巴黎打工，但那邊競爭太激烈，留學生也都會出來打工，再加上查得嚴，工作特別難找。說個真事，一個中餐館出了兇殺案，死的是個刷碗工，消息傳出第二天，這個中餐館門外擠滿了中國人，老板以為是來吊唁的同胞，沒想到是來補缺的求職者。
特別殘酷對吧，但這就是現實。
那時的巴黎是溫州人的天下，我又不會講溫州話，更加困難。我每天在3區、13區和belleville美麗城之間輾轉，還是一無所獲。後來經人介紹，我來了芒薩，開始在喜福門做小工，慢慢升到二廚，後來是大廚。”
“衛東呢？他怎麽來的？什麽時候到的？”井弦問道。
“衛東沒告訴我他怎麽來的，走的哪條路線，但偷渡應該都大差不差。但他的狀態跟我們這些黑工都不一樣。他很從容，渾身上下散發著一種松弛感，像是來度假的，不像我們，上街時躲避警察，賺錢時算計同胞，每天睡醒就焦慮身份問題。
那是2002年的春節，我記得很清楚，老板娘早早打了烊，掛了停止營業的牌子，給夥計們準備了年夜飯，正當大家吃團年飯時，衛東就那麽推門進來了，背著把暗紅色的吉他，進門就問還有飯吃嗎。老板娘一見是個中國帥哥，又是大過年的，竟然破天荒沒罵人。
衛東這才意識到打烊了，但也沒走，取下吉後他問，能不能彈首歌換飯吃。老板娘樂了，同意了。
他唱歌很好聽，吉他彈得也好，我清楚記得他彈唱的是竇唯的《高級動物》。那首歌我在國內的時候也喜歡，要不是衛東的出現，我都差點忘了我也喜歡搖滾。
那些年，我們聽黑豹，我們聽唐朝，我們租農民房搞樂隊，我們憤怒，我們嘶吼，我們吶喊。我們活在憂國憂民之中，我們每天想操翻這個世界。但到了現在，我們蜷縮在異國的角落，刷著盤子，躲著警察，成為了陰暗的無身份的邊緣人。
我來法國那麽久，我一直不懂為什麽大家說法國浪漫，是衛東讓我明白了什麽是浪漫。他就是浪漫，能做出這種事的，就是浪漫的人，他很適合法國。不像我，我在國內和在法國過得毫無區別，都是陰溝裏穿梭的老鼠。
我很羨慕他這樣的人，自由，瀟灑，恣意。
那頓飯之後，衛東就留下來了，開始是洗碗打雜，慢慢是備菜，等到法語學得能進行基本交流了，老板娘就讓他去跑了堂，因為他長得好看。
老板娘說，也就是法國不流行，如果可以，她最想讓衛東去迎賓，那肯定客似雲來。
喜福門是包吃包住的，但他來的時候宿舍人滿了，他也沒計較，直接睡在了飯店大堂，一睡就是兩個月，等有人離職了，他才搬進了宿舍。
大家熟悉起來後，經常一起喝酒吹牛，說自己的過往，說別人的八卦，罵街，罵女人，罵天罵地。除了他，他從不說自己，也不打聽別人。我本以為他就是那種端著的文藝青年，但他不是，他好像就是什麽都不太在乎。
餐館工是最累的，我們每天下班恨不得倒頭就睡，他還能在連幹10小時後，去街頭閑逛，去看演出，去吹海風。
對我們這些黑戶最重要的事情，除了溫飽就是身份問題了。剛來的時候每天都很緊張，出個門遠遠看到警察就跑。後面經歷得多了，就麻木了，也不焦慮了。
我是我們當中最快拿到身份的，也可以說幸運，也可以說不幸，我拿的是庇護身份，但我不是漢奸反賊。我能拿到因為我在國內坐過牢，因為一些時代性的問題……被迫.害過。
拿到身份那天我哭了，我知道我這輩子是回不去了。但更讓我難過的是，其實根本沒人等著我回去。
我那時候勸過衛東也去申請庇護，他是藝術家，在國內是個搞地下搖滾的，那時候搞搖滾的人大部分都反這反那的，身上多少帶點麻煩。在法國，惹過麻煩的藝術家申請庇護特別容易，只要搞幾個作品罵罵自己國家，引導點反思，要是能引起官方註意和打壓就更好了。西方就喜歡咱們自己人攻擊自己國家的意識形態。
那時候來法的藝術家似乎大多走的都是這條路，尤其是90年過來那批。他們這個群體在法國有個名字叫“流亡藝術家”，僅僅靠當反賊就能換身份賺得盆滿缽滿，也沒什麽損失，確實誘惑巨大。
他們不在乎出賣誰，畢竟自私才是人的本性。更何況，出來的人，不少跟我一樣在國內是混不下去的，恨曾經的國家是很合理的行為。我開始也恨，後來慢慢年紀大了，想開了很多事，也就不恨了。
衛東始終不肯申請庇護，我以為他怕回不去，又建議他可以找人結婚拿身份，畢竟那麽多人追他，其中不乏法國籍的，他隨便找一個伴兒就能留下了。但他也沒有，他說他是不婚主義。
他好像不在乎身份，就像我之前說的，他什麽都不在乎。
後來，衛東忽然就辭職了，走得特別突然，跟誰都沒打招呼，再也沒出現過。我一直覺得他應該是離開芒薩了，不然都在同一個城市，怎麽就幾十年見不到呢？
前幾年聽人說在新港那邊見過他，我試著去找過幾次，那邊有中國人打工的地方我都去了，但沒找到。我總覺得他能回來看看我，一直等到現在也沒等到。”
楊林凡講述完後，沈默了下來，不停地抽著煙，眼神裏全是困在回憶中的疲憊感。
井弦也不想再打擾他，不再提問，他有點心虛，感覺自己的好奇心打破了別人寧靜的心緒。
這頓飯的後半段大家在幾乎沒什麽交流的情況下吃完了。
臨別時，楊林凡苦笑一聲：“我開始還以為是他讓你來看我呢？看來是我想多了。”
井弦不知道該說什麽，就只是笑了笑。
幾番道謝後，三個人走出餐廳，各有各的感慨。
井弦思考著衛東申請身份的類型，文森特琢磨著楊林凡偷渡的細節，阮佳音則是一臉感動地感慨道：
“真沒想到，人能愛得這麽深，這麽多年了還念念不忘。”
“啊？”井弦和文森特同時轉頭詫異地看向阮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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