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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重病室住了一個月,餘醫生才把我移出重病室,安排到三病室。

重病室其實和普通病室沒多大差別,只是重病室門口有兩把椅子,護士阿姨一般會坐在那裏值班,對重病室的病人照看要比普通病房嚴格一點罷了。

只要是進來的病號,基本都要先住進重病室,過渡一段時間,然後移到別的病房。

在重病室這一個月,我對四科有了了解,也可以說我對自己的處境有了了解。

我從一開始的反抗掙紮,不承認自己是精神病,到後來認清現實,承認自己有病。

被綁的那六天,是我掙紮反抗求生欲望最強烈的時候,我無時無刻不在嚎叫:“放了我,我沒病,放我出去,我不是精神病....”

嚎叫的聲嘶力竭,但沒人搭理我,我便由累生恨的罵人:“我曹尼瑪,我曹尼瑪,放了我啊,放了我啊......”

我的喊罵聲並沒有人搭理,倒把病房裏的張愛民吵到了,他便罵我:“你個臭精神病,嚎什麽嚎,吵死了,瑪德一直綁著你,一輩子把你綁在這裏。”

“我不是精神病,我沒病,我會出去的。”我看著張愛民說。

張愛民明顯是故意挑弄我,打發無聊的時間。

他戲謔裏夾雜汙辱的說道:“這裏那個不是住了三年五年的,你將來跟他們一樣,不,你住的比他們時間還要長,和張陽一樣,住十年,老死在這裏,這裏就是你的家。”

他不解氣又補充道:“你這臭精神病,你一直嚎,吵死人了,看你病的不輕,你全家估計都有病,你爸你媽都有病,才生出你這有病的種,將來你的孩子也是精神病,哦,你這死樣子,誰會嫁給你,倒八輩子黴……”

我神情有點恍惚,怔怔的看著他,慢悠悠的爭辯道:“我沒病。”

我聽出張愛民話語裏惡毒、歹毒的意思,此刻我還真沒病,其實有沒有病我自己還不清楚嗎,某個時刻我的確是精神病,但此刻我絕對不是,我清楚的很,我只是命運不好,黴運纏身罷了。

綁在床上的我,看著張愛民那年輕,白凈,帥氣的樣子,我心裏忽然覺得他是個雜種,是個惡魔,他看著是個人,長得還不錯,可人心隔肚皮,透著壞呢,這雜種……

見我弱弱的回覆,張愛民開心的狂笑,愈加的放肆說到:“你個精神病,四科以後就是你的家,你就一直住在這裏吧,你出不去,哈哈。”

本來就急於想出院的我,被他的話整著急了,急忙反抗的說:“你不也是精神病,我出不去,你也出不去。”

他冷笑一聲,看都沒看我一眼:“去尼瑪的,老子能和你一樣,老子是躁狂癥,不是精神病,在單位幹架把指導員打了,過幾天就有人來接我出院,你個臭精神病一直待在這裏吧。”

他還不解氣的罵一聲:“曹尼瑪的,和你這傻逼住一塊,真踏馬倒黴。”

張愛民不禮貌,挑釁的話把我激怒了,我張口朝他罵到:“我曹尼瑪,你以為我想和你住一塊,曹尼瑪的,囂張你媽的逼。”

張愛民沒想到我會罵他,他憤怒的臉一下漲紅,蹭的一下從床沿站起來,大聲說到:“我曹尼瑪,你再罵我媽試一下。”

嗬,這傻逼蠻橫的不行,只準他罵別人,別人罵他就不行。

好似我真日了他媽一樣,張愛民非常生氣,好似他真是一個大孝子呢,既然你想聽,那我也不慣著他,破口而出:“我日你媽,我日你媽,我日.....”

第三個日你媽還沒說出口,張愛民疾步走到我床前,揮手給了我一耳光,啪的一聲。

張愛民生氣憤怒的看著我,用手指指著我說:“你再罵一個試試。”

我四肢被牢牢的綁在床上,只能直挺挺別扭的坐在那裏,瞪大眼睛憤怒的瞪著他。

結結實實挨了他一耳光,可我沒被打怕,依舊怒目圓睜滿足他的要求,更大聲,底氣十足的喊道:“我草你媽,我草死你媽。”

“啪。”又是一耳光落在我臉上。

他甚至擡起腳踹我,這雜種欺負我被綁在床上,這雜種下死手,我的腿被他狠狠踹了兩腳,但我反倒生出一種拼刺刀視死如歸的勇氣,怒目而視的瞪著他。

四目相對,怒目而視,張愛民明顯被我兇狠的目光震住了,他準備往我身上踹第三腳時,完全沒了前兩腳的果敢與兇狠,他的眼神明顯有了怯意,明顯他洩了氣,第三腳踹到了床沿上,發出很響的沈悶聲,但實際並沒踹到我身上。

很明顯吃虧的是我,但我嘴巴不討饒,他打的猛我罵的猛,房間的病號小花比較心善老實,見情況不對趕緊過來拉架。

而坐在門外的阿姨,其實一開始就發現病房的對峙,可她並不管,在最後才從門口探個腦袋,說了句:“幹什麽呢。”

張愛民這才氣呼呼的回他的床上,不過從他走路的氣勢,以及神情,我看出他在為白打我三耳光而自鳴得意。

同時從門口阿姨的態度反應,我也明白,她是無心無意來管這種事,只要不打起來,不出事故人命,那麽武力暴力是被允許的。

看來不管什麽地方,沒有絕對的公平正義,都是憑實力爭取的,人就是分三六九等的。

經過幾天相處,我也發覺張愛民家裏條件似乎不錯,經常有人給他送來牛奶面包等一些好吃的。

阿姨總會喊:“張愛民有人給你送東西,來拿一下。”

那語氣的平和、和藹,與普通病號說話交流完全不一樣,好在病人大多都是普通人,有錢有勢的終歸是個例。

張愛民果然沒住多久,他就離開了,他離開時我還沒有搬出重病房。

在重病房,只要丁主任、餘主任來病區查房,我都像條狗似得,急忙上前極力辯解,想證明自己不是精神病,乞求他們放我出去。

不過他們大部分時間都不願搭理我,丁春燕醫生簡單禮貌的一句話:“你是餘醫生的病號,可以和餘醫生說。”

而餘主任或許從我絕望渴求的眼神中看出了我的可憐,他說:“只要你單位同意,你就可以出去。”

周三可以往外打電話,我便給母親打了電話,電話接通那一刻,我嗓子哽咽,幾乎說不出話,我是帶著哭腔說:“媽,我沒病,我想出院。”

電話那頭,母親也哭了,我聽到了母親擦眼淚的聲音:“兒子,你好些了吧。”

“嗯。”

“聽醫生的話,咱好好配合治療。”

“媽,我真沒病。”我祈求、哀求般無奈的說。

同時,我心裏一沈,咯咚一聲,覺得完了,母親也認為我有病,看來所有人都認為我有病了,現在自己認為自己沒病是不行的,沒人相信,沒人同意的。

回想不久前的事:“砸玻璃、夜裏不睡、被六七個戰友擡上車、胡言亂語、大喊大叫、尿褲子、航母、間諜.......”

那些亂七八遭的事,都是我腦子裏幻想出來的,並沒有什麽危機,可能是那段時間部隊的反間諜宣傳工作太到位,我陷入其中無法自拔。

我終於恍然大悟,現在就算把天說破,也證明不了自己沒有病了,無奈我只好向母親要了單位領導的手機號。

可只有一次通話機會,一旁的病友催促監督著,我只好要來紙筆記下單位的手機號碼,等待下周三打電話聯系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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