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1章 破繭（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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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是一個引人入勝的研究課題，因為它充滿著神秘與自相矛盾。對於紙來說，印
有圖案的一張綠色紙片與同樣大小的、從報紙或雜志上撕下來的一張紙片幾乎沒有什
麽區別，但是前一張紙可以使其持有者得到一定數量的食物、飲料、衣服及其他生活必
需品，而另一張紙只能用來引火。區別在何處呢？就在於這張綠色的紙上面印著：“ 美
利堅合眾國將向其持有者立即支付……美元”，或者其他具有該作用的文字，此外還加
上這是一種“ 法定貨幣”的聲明。但是，在目前的情況下，這種承諾僅意味著一張綠色紙
片可以與一張或幾張其他綠色紙片相互兌換，或者可以與鑄幣相互兌換，而這些鑄幣如
果被熔化並在市場上作為金屬出售，其所得將少於它們可以兌換的紙幣數量。法定貨
幣的身份僅意味著政府在對其債權的清償中接受這些紙，而且法院將把這些紙的支付
看做是對以美元表示的債務進行的清償。為什麽在私人的產品與服務交易中，這些紙
也能被私人接受呢？
一個簡單而正確的答案是，每個人都接受這些紙，是因為他堅信別人也會接受這些
紙。這些綠色的紙具有價值，這是因為每個人都認為它們具有價值；而每個人都認為它
們具有價值，是因為在人們的經歷中它們之前已經具有了價值。如果沒有一個共同的、
被人們普遍接受的交換媒介，那麽我們的經濟甚至可能超不過現有生產力水平的一小
部分；然而，這一共同的、被人們普遍接受的交換媒介，本質上卻是一種社會慣例，這種
社會慣例的存在完全歸功於人們對一種可以說是虛構之物的廣泛接受。
這種社會慣例，或者說虛構之物，或者任由你稱呼，並不是脆弱的。相反，一種公共
貨幣的社會價值是如此之大，即使在極端的刺激之下，人們仍將堅持持有這種東西———
當然，貨幣發行者從通貨膨脹中得到的部分收益正來自於此，從而通貨膨脹的動機也部
分來自於此。但是，這種東西也不是堅不可摧的：這種綠色紙數量的極端變動，正如美
國革命戰爭時期或各國在一戰及二戰之後經歷的惡性通貨膨脹時期所發生的情況，或
者這種綠色紙數量上的溫和變動再加上法律上與現實中對名義價格所作的最高限制，
如二戰以後的德國，會使先前作為貨幣發揮作用的這種紙一錢不值，並促使人們去尋求
替代品，如香煙與法國白蘭地酒，二戰後它們在德國曾一度成為交換媒介。
貨幣不過是一層面紗。“ 實際起作用的”力量是人們的能力、人們的勤奮與才智、人
們所掌握的資源、人們的經濟組織模式與政治組織模式，等等。正如John Stuart Mill在
一個多世紀以前所闡述的那樣：
“簡而言之，在社會經濟當中，沒有任何在本質上比貨幣更微不足道的東西了；當
然，貨幣作為一種節省時間與勞動的發明所具有的特性除外。它是一種可以使事物
更快、更方便地進行的機制，而當不存在貨幣時，事物將進行得較為緩慢且不方便，而
且，同許多其他機制一樣，當它出現失常時，只對本身產生獨特且獨立的影響。”
這一說法完全正確。然而也存在某些誤導，除非我們能夠認識到這一點，即幾乎不
存在一種為人類所擁有的發明，當其出現差錯時，其對社會造成的危害比貨幣更大。
每個人都認為他可以決定貨幣在其財富中的份額；然而，所有人可以持有的貨幣總
量，卻並非所有貨幣持有者所能控制的。每家銀行都認為其可以決定其資產中有多少
份額分別以現金和聯邦儲備銀行存款的形式持有，以滿足法定準備金要求和應急之需；
然而，所有銀行能夠持有的貨幣總量卻並非所有銀行能夠共同控制的。如果某一家銀
行的現金數量增加，那麽它可以借此獲得最多與這一增量相等的其他非現金資產；然
而，如果所有銀行的現金數量一起增加，那麽銀行系統可以借此得到相當於這一增量若
幹倍的其他資產。
在我們的分析過程中，表象的這種欺騙性反覆出現。在南北戰爭期間，以綠鈔表示
的黃金價格隨戰爭局勢的變化而一天天發生波動；但是，戰爭的局勢僅在很小的程度上
影響到這些波動———除非戰爭局勢影響到外國人持有綠鈔或以綠鈔表示的有價證券的
意願。這一影響更多地反映在棉花出口的大量減少，以及通過發行貨幣為戰爭籌集資
金時北方內部價格的上漲上。
為促進鑄幣支付的恢覆而采取的一項措施，即提高以外國貨幣表示的美元價值，與
Franklin D. Roosevelt 為達到完全相反的目的而采取的降低以外國貨幣表示的美元價值
的措施是完全一致的。在這兩種情況中，財政部都從國外購買黃金。新政經濟學至少
在這一方面是正確的，所以在綠鈔時期，采取這一相同措施意味著，從國外購入黃金的
機械影響，使得鑄幣支付的恢覆更為困難，而並非更為容易。
盡管在45 年的時間裏，鑄幣支付的恢覆是一個主要的政治問題，但鑄幣支付的成
功恢覆，卻很少歸因於在其名義下采取的那些措施。政府的主要貢獻是少量減少高能
貨幣的數量———必須承認，鑒於擴大綠鈔發行的壓力，其在純粹的政治方面毫無建樹。
鑄幣支付的恢覆取得了成功，原因在於盡管貨幣存量溫和上漲，但產出的迅速增長使價
格水平下降了一半。對鑄幣支付的恢覆產生最大影響的政府措施，不是那些明確的貨
幣政策，而是那些促進了產出迅速增長的失職與授權行為。
“ 穩健貨幣論”對自由鑄造銀幣的倡導者進行攻擊的理由在於，銀幣的自由鑄造將
導致貨幣存量的過度迅速擴張，從而造成價格膨脹。人們之所以譴責財政部對白銀的
限制性購買政策，是因為他們相信這些購買過度地增加了貨幣存量，從而成為了引發通
貨膨脹的先兆，而無限制購買政策則能夠釋放通貨膨脹的壓力。事實上，假定金本位制
沒有被廢除，那麽由這場白銀騷動帶來的主要經濟危害也只是在於它使貨幣存量的增
長率過低，從而導致了通貨緊縮。它產生這種影響的原因在於，人們對美國將放棄金本
位制的恐慌減少了資本的流入，否則資本的流入會更多；或者說，這種恐慌造成了資本
外逃。相應地，這些情況要求美國國內的價格，要低於根據美國與外國的黃金官價所確
定的匯率下，為平衡國際收支所必需的水平。
1896年 Bryan 的失敗標志著這場白銀騷動的最高潮。其之所以成為最高潮，並不
是因為 Bryan 的雄辯失去了威力，也不是因為“ 穩健貨幣論”的倡導者通過爭論說服了
銀幣自由鑄造的倡導者，而是因為黃金的發現以及黃金開采與冶煉技術的改進，使黃金成為推行通貨膨脹的有效工具，而這正是 Bryan (及其追隨者試圖通過白銀來獲得的。
1907 年的銀行恐慌，產生了明顯不可抗拒的銀行改革壓力。然而，我們有理由相
信，至少對付這次恐慌的最後措施，即銀行對存款與現金兌換的一致限制，是一項治療
良策，它中止了這場流動性危機，從而避免了好銀行倒閉且成為大規模恐慌的犧牲品。
而且，它僅以嚴重但短暫的困境為代價，在短期的緊縮之後便迎來了經濟的覆蘇與
擴張。
聯邦儲備體系最終制定的改革措施，目的是防止未來發生任何此類的恐慌或兌換
限制，但事實上，其並沒能阻止美國經濟史上最嚴重的恐慌、最嚴厲的兌換限制以及銀
行系統的崩潰（這些災難發生在1930-1933年，截止於1933年 3月的銀行歇業期）。
意在促進貨幣穩定性的同一項改革，帶來了為期約30年的貨幣存量相對更大的不穩定
性，其不穩定程度高於任何我們數據所及的、存在聯邦儲備體系之前所經歷的水平，而
且，也許甚至高於整個美國歷史所經歷的任何水平（美國革命戰爭時期除外）。
股票市場的繁榮以及一戰期間通貨膨脹的陰影致使人們普遍相信，-*世紀-*年代
是一個通貨膨脹時期，而1929-1933年的經濟崩潰則是對此作出的反應。但事實上，
應該說-*世紀-*年代是一個相對通貨緊縮的時期：從1923年到1929年———通過比
較商業周期的高峰年份來避免周期性影響的幹擾———批發價格以年).的速度下降，
而貨幣存量以年".的速度增長，貨幣存量的增長率大體上是產出擴大所要求的增長
速度。在1927-1929年的商業周期性擴張中，批發價格出現了下降，這是1891-1893
年以來首次出現的批發價格在擴張期間的下降（雖然只是少量的下降），而此後再也沒
出現過這樣的情況。
1929-1933年的貨幣崩潰，並不是之前所發生情況的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而是這
一期間所實行的政策措施的結果。正如我們前面已經提到的那樣，在這一期間，本可以
通過各種政策的實施來制止這場貨幣崩潰。盡管聯邦儲備體系宣稱，它們所實行的是
一種寬松的貨幣政策，但事實上，它們所實行的是一種非常緊縮的貨幣政策。
新政的支持者強烈支持寬松的貨幣政策。而且，在20世紀30年代末出現了迅速
的貨幣擴張，這主要是由兩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即黃金價格的上漲及希特勒權力的擴
張，它們促進了資本向美國流動。這一迅速的貨幣擴張只歸因於黃金價格的上漲，而與
貨幣政策無關。盡管這一上漲產生了所預期的直接影響，但與此相伴的一些措施———
尤其是黃金的國有化、黃金條款的取消，以及貨幣政策以外的新政計劃———卻因阻礙了
商業投資而產生了相反的影響。在這一時期，聯邦儲備體系獲得新權力後所采取的一
項主要的貨幣措施，就是於1936年及1937年將法定準備金率提高一倍。這一措施的采
取並不打算立即帶來顯著的通貨緊縮影響，而主要是作為一項“ 預防性”的措施。聯邦
儲備體系滿足於這樣一種超額準備充足且分布廣泛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再加上財
政部的黃金對沖政策，聯邦儲備體系的這項措施就產生了嚴重的通貨緊縮效應。
從表面上看，20世紀30年代的白銀購買計劃的目標是，提高白銀在國家貨幣儲備
中的比例，將其由1/6提高到1/3，但實際上，而其主要目的卻是援助白銀礦工。該項計
劃在1933-1960年間的總支出為20億美元，即為使美國的一個白銀礦工得到1美元的收益，至少需支出5美元。然而，使白銀比例增加到1/3的目標卻從來沒有實現過。但
是20世紀30年代的這一白銀購買計劃卻著實使中國經受了幾年嚴重的通貨緊縮，使
中國永遠地脫離了銀本位制，墨西哥也暫時脫離了銀本位制，並且它也可算作是在經濟
及政治上削弱中國的一個主要因素。
人們曾普遍認為二戰將伴隨著嚴重的失業。聯邦儲備體系曾準備迎接這一結果，
並且欣然接受債券支持計劃，因為聯邦儲備體系認為該計劃將與戰後所需的寬松的貨
幣政策一致。在這種情況下，通貨膨脹（而非通貨緊縮）突然降臨，成為更大的危機，而
且在朝鮮戰爭帶來的通貨膨脹的額外推動下，聯邦儲備體系最終被迫放棄債券支持計
劃這一自縛的鎖鏈。
在美國發生的事情同樣也在國外發生了。人們曾普遍認為：貨幣數量對經濟產生
的影響很小，除非對貨幣數量的控制能夠成為這樣一種手段，即可以使長期利率保持在
低於不存在控制時的水平；這種對貨幣數量的控制反過來或許能使總需求水平有所提
高，如若不能，那麽這一總需求水平將是不完善的。寬松的貨幣政策是幾乎一成不變的
藥方，而通貨膨脹則是幾乎一成不變的結果。只有放棄寬松的貨幣政策，通貨膨脹才能
夠被終止。由此再次得出的一個結論是，一般而言，貨幣對經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與百年貨幣史前3/4 個時期當中貨幣流通速度的下降相對比，幾乎在整個戰後期
間，貨幣流通速度一直持續上升。這種上升大部分明顯是對戰時貨幣流通速度下降所
作出的回調。但是，由於這一上升的規模太大，且持續的時間太長，以至於我們不能僅
僅以此作為解釋。人們曾經給出了無數的解釋：從貨幣替代物更為廣泛的可得性及其
更為良好的特性，到利率的提高，再到人們對通貨膨脹的恐懼。然而我們傾向於相信，
盡管這些因素可能都曾發揮過某種作用，但是對戰時貨幣流通速度下降作出超調的那
部分貨幣流通速度的上升，主要是由於全體公眾對經濟穩定的信心增強。與這一解釋
相一致，我們預期下降趨勢在長期內將會得以恢覆。但是，我們過於相信這些表面現
象，以至於我們根本無法確定它們的欺騙性何在。在對這些解釋進行最終的區分前，我
們將不得不等待實踐來揭示真相。
然而，我們對一件事是確信無疑的，那就是貨幣的發展將繼續為其未來進程的見證
人提供意外事件———而研究貨幣的學者及政治家們一旦忽略了這些意外事件，後果將
不堪設想。
貨幣存量變化與其他經濟變量變化之間的緊密關系本身，既不能說明引發變化的
原因，也無法說明變化影響的方向。貨幣方面的變動可能隨著其他經濟變量獨立產生
的變化而變化，國民收入和價格也可能隨著貨幣方面獨立產生的變化而變化。這二者
可能是相互作用的，且每一方的變化都可能存在一些獨立的因素；或者，二者可能都受
到第三種因素變化的影響而相應地發生變化。分析貨幣歷史上非常重要的、範圍廣泛
的定性證據，具有非常大的價值，因為這樣可以對已有統計數據的這些可能性解釋加以
辨析。至少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可以超出這些數字本身，對引起這種特殊變化的先前情況
加以辨析，而當我們通過計算機處理這些特殊變化的統計數字後，其特殊性將不覆存在。
從我們之前的論述來看，可以充分肯定的一點是，貨幣方面的變動實際上常常是獨
立的，因為貨幣方面的變動通常不是商業情況同期變化的直接或必然結果。
最明顯的例子可能要數1897-1914年的貨幣擴張，這次貨幣擴張是世界性的，且
反映了黃金產量的增加。黃金產量的增加一定程度上是前幾十年價格水平下降的結
果，因此，也可以說其反映了貨幣變動與經濟變動之間的相互作用。但是很明顯，這次
貨幣擴張並不是由同期國民收入和價格水平的上升所引起的。因為單純的國民收入和
價格水平的上升，一般會引起世界範圍內黃金產量的下降，並且在金本位制下，國民收
入和價格水平的上升會引起黃金從個別國家流出。如果貨幣和國民收入的共同變動並
非完全一致，那麽影響的方向必定是從貨幣到國民收入。
一戰和二戰期間，貨幣存量經歷的兩次主要增長幾乎同樣明顯。在兩次世界大戰
的早期階段，由於參戰國用其所有可以迅速調用的資源來購買美國的戰爭物資，因此黃
金大量流入美國，這一時期貨幣存量的增長反映了這一事實。由於黃金的流動在1914
年以前就已經存在了，所以這一時期黃金的流入不是國內外經濟活動同期變動的副產
品，而是兩次世界大戰爆發的結果，是交戰國政治當局有計劃的政治決策的結果。在兩
次世界大戰的晚期，美國貨幣存量的增加反映了美國當局為戰爭費用開支籌集資金的
政治決策。這些政策包括實現高能貨幣數量的大擴張，也延續了以黃金流入為開端的
貨幣存量的增長。這再次說明，如果貨幣存量、名義國民收入和價格水平的變動不一
致，也不是由某一共同原因造成的，那麽影響的方向必定是從貨幣到國民收入。
鑄幣支付的恢覆以及白銀時期反映了貨幣方面變動巨大的獨立性，也反映了貨幣
變動與商業變動之間相當覆雜的作用與相互作用。19世紀70年代對恢覆鑄幣支付的
各種讚成與反對壓力，以及%"世紀"#年代銀幣的自由鑄造壓力，是決定事件發展的主
要因素。盡管這兩種主要因素並不獨立於經濟的長期發展進程，但是二者在某種程度上都獨立於同期的經濟活動進程。這兩者也受到了這些事件進程很大的影響：反對恢
覆鑄幣支付的壓力以及讚同銀幣自由鑄造的壓力，都或者因為商業活動步伐的減慢或
下降，或者因為農產品價格的下降而得到加強。更為重要的是，國內外的農業收成情
況、19世紀70年代鐵路部門的發展，以及19世紀90年代倫敦貨幣市場的發展等此類
同期事件，對那些由政治壓力引起貨幣價值波動的特定時期有著重大的影響，而這些波
動又反過來作用於商業狀況和政治立場。
聯邦儲備體系的建立，為研究貨幣問題的學者提供了一種為確定影響方向而進行
的控制性實驗的替代方法，這種替代方法比社會學家通常可以使用的替代方法更為近
似。有時，聯邦儲備體系只是其他力量借以發揮作用的一種途徑———兩次世界大戰期
間，以及’&世紀(&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裏，聯邦儲備體系大體上處於消極被動的狀態；
而且二戰以後，聯邦儲備體系支持政府證券價格的政策，使其幾乎失去了發揮獨立能動
性的餘地。但是，聯邦儲備體系的建立使一小部分人具有了某種權力，並且這種權力被
他們反覆行使，通過一個深思熟慮的過程，以重大、明確的方式改變事件的進程———這
裏所描述的過程與控制性實驗的方法相類似。的確，貨幣當局的行動，會極大地受到它
們行使權力的社會輿論和認知程度的影響。貨幣當局的態度、它們所進行的實驗，以及
它們對實驗結果作出的詮釋等，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同期事件的發展勢態以及對貨幣
現象的認知程度。對於自然科學家決定進行何種實驗以及根據以前的實驗和同期的知
識體系對實驗結果進行說明而言，這一點同樣成立。在這兩種情況下，依賴於現有知識
體系並沒有改變科學的獨立性，即獨立於控制性變量變動中的早期或同期的事件進程。
在這兩種情況下，上述說法的含義僅僅在於，後來的學者可以根據改變了的知識體系對
這些實驗結果重新作出詮釋，並得出與最初的實驗者不同的結論。
實際上，要確定貨幣當局的措施所產生的準確影響也總是很困難的，而且通常是不
可能的。貨幣當局的措施通常是在多種其他因素交錯中采取的，所以很難搞清楚觀察
到的結果究竟是由貨幣當局的措施所引起的，還是由某些環境因素所引起的。對於自
然科學家的實驗來說，這一點同樣是成立的。沒有任何實驗是可以被完全控制的，而且
大部分實驗對於已經通過檢驗並得到證實的知識體系更新來說，貢獻甚微。恰恰是那
些少有的決定性實驗使實驗課題豁然開朗———使我們對於那些較為不重要的然而在決
定性實驗作出之前又十分必要的實驗視而不見。
聯邦儲備體系建立以來的貨幣歷史記錄中，存在著三種與這種決定性實驗相對應
的行動。在這三種情況下，聯邦儲備體系都曾經有計劃地采取大規模的政策措施，而這
些政策措施不應被視為是名義收入與價格的同期變動的必然經濟結果。同自然科學家
的決定性實驗一樣，這些措施的結果是如此的一致和明確，以至於其解釋不容置疑。這是聯邦儲備體系實行具有極強約束力的委員會法令的三個時期（而且這也是僅有的
三個時期）。
作者有話要說：
本章內容是作者摘抄的美國貨幣史（弗裏德曼）），實際內容去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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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圖案的一張綠色紙片與同樣大小的、從報紙或雜志上撕下來的一張紙片幾乎沒有什
麽區別，但是前一張紙可以使其持有者得到一定數量的食物、飲料、衣服及其他生活必
需品，而另一張紙只能用來引火。區別在何處呢？就在於這張綠色的紙上面印著：“ 美
利堅合眾國將向其持有者立即支付……美元”，或者其他具有該作用的文字，此外還加
上這是一種“ 法定貨幣”的聲明。但是，在目前的情況下，這種承諾僅意味著一張綠色紙
片可以與一張或幾張其他綠色紙片相互兌換，或者可以與鑄幣相互兌換，而這些鑄幣如
果被熔化並在市場上作為金屬出售，其所得將少於它們可以兌換的紙幣數量。法定貨
幣的身份僅意味著政府在對其債權的清償中接受這些紙，而且法院將把這些紙的支付
看做是對以美元表示的債務進行的清償。為什麽在私人的產品與服務交易中，這些紙
也能被私人接受呢？
一個簡單而正確的答案是，每個人都接受這些紙，是因為他堅信別人也會接受這些
紙。這些綠色的紙具有價值，這是因為每個人都認為它們具有價值；而每個人都認為它
們具有價值，是因為在人們的經歷中它們之前已經具有了價值。如果沒有一個共同的、
被人們普遍接受的交換媒介，那麽我們的經濟甚至可能超不過現有生產力水平的一小
部分；然而，這一共同的、被人們普遍接受的交換媒介，本質上卻是一種社會慣例，這種
社會慣例的存在完全歸功於人們對一種可以說是虛構之物的廣泛接受。
這種社會慣例，或者說虛構之物，或者任由你稱呼，並不是脆弱的。相反，一種公共
貨幣的社會價值是如此之大，即使在極端的刺激之下，人們仍將堅持持有這種東西———
當然，貨幣發行者從通貨膨脹中得到的部分收益正來自於此，從而通貨膨脹的動機也部
分來自於此。但是，這種東西也不是堅不可摧的：這種綠色紙數量的極端變動，正如美
國革命戰爭時期或各國在一戰及二戰之後經歷的惡性通貨膨脹時期所發生的情況，或
者這種綠色紙數量上的溫和變動再加上法律上與現實中對名義價格所作的最高限制，
如二戰以後的德國，會使先前作為貨幣發揮作用的這種紙一錢不值，並促使人們去尋求
替代品，如香煙與法國白蘭地酒，二戰後它們在德國曾一度成為交換媒介。
貨幣不過是一層面紗。“ 實際起作用的”力量是人們的能力、人們的勤奮與才智、人
們所掌握的資源、人們的經濟組織模式與政治組織模式，等等。正如John Stuart Mill在
一個多世紀以前所闡述的那樣：
“簡而言之，在社會經濟當中，沒有任何在本質上比貨幣更微不足道的東西了；當
然，貨幣作為一種節省時間與勞動的發明所具有的特性除外。它是一種可以使事物
更快、更方便地進行的機制，而當不存在貨幣時，事物將進行得較為緩慢且不方便，而
且，同許多其他機制一樣，當它出現失常時，只對本身產生獨特且獨立的影響。”
這一說法完全正確。然而也存在某些誤導，除非我們能夠認識到這一點，即幾乎不
存在一種為人類所擁有的發明，當其出現差錯時，其對社會造成的危害比貨幣更大。
每個人都認為他可以決定貨幣在其財富中的份額；然而，所有人可以持有的貨幣總
量，卻並非所有貨幣持有者所能控制的。每家銀行都認為其可以決定其資產中有多少
份額分別以現金和聯邦儲備銀行存款的形式持有，以滿足法定準備金要求和應急之需；
然而，所有銀行能夠持有的貨幣總量卻並非所有銀行能夠共同控制的。如果某一家銀
行的現金數量增加，那麽它可以借此獲得最多與這一增量相等的其他非現金資產；然
而，如果所有銀行的現金數量一起增加，那麽銀行系統可以借此得到相當於這一增量若
幹倍的其他資產。
在我們的分析過程中，表象的這種欺騙性反覆出現。在南北戰爭期間，以綠鈔表示
的黃金價格隨戰爭局勢的變化而一天天發生波動；但是，戰爭的局勢僅在很小的程度上
影響到這些波動———除非戰爭局勢影響到外國人持有綠鈔或以綠鈔表示的有價證券的
意願。這一影響更多地反映在棉花出口的大量減少，以及通過發行貨幣為戰爭籌集資
金時北方內部價格的上漲上。
為促進鑄幣支付的恢覆而采取的一項措施，即提高以外國貨幣表示的美元價值，與
Franklin D. Roosevelt 為達到完全相反的目的而采取的降低以外國貨幣表示的美元價值
的措施是完全一致的。在這兩種情況中，財政部都從國外購買黃金。新政經濟學至少
在這一方面是正確的，所以在綠鈔時期，采取這一相同措施意味著，從國外購入黃金的
機械影響，使得鑄幣支付的恢覆更為困難，而並非更為容易。
盡管在45 年的時間裏，鑄幣支付的恢覆是一個主要的政治問題，但鑄幣支付的成
功恢覆，卻很少歸因於在其名義下采取的那些措施。政府的主要貢獻是少量減少高能
貨幣的數量———必須承認，鑒於擴大綠鈔發行的壓力，其在純粹的政治方面毫無建樹。
鑄幣支付的恢覆取得了成功，原因在於盡管貨幣存量溫和上漲，但產出的迅速增長使價
格水平下降了一半。對鑄幣支付的恢覆產生最大影響的政府措施，不是那些明確的貨
幣政策，而是那些促進了產出迅速增長的失職與授權行為。
“ 穩健貨幣論”對自由鑄造銀幣的倡導者進行攻擊的理由在於，銀幣的自由鑄造將
導致貨幣存量的過度迅速擴張，從而造成價格膨脹。人們之所以譴責財政部對白銀的
限制性購買政策，是因為他們相信這些購買過度地增加了貨幣存量，從而成為了引發通
貨膨脹的先兆，而無限制購買政策則能夠釋放通貨膨脹的壓力。事實上，假定金本位制
沒有被廢除，那麽由這場白銀騷動帶來的主要經濟危害也只是在於它使貨幣存量的增
長率過低，從而導致了通貨緊縮。它產生這種影響的原因在於，人們對美國將放棄金本
位制的恐慌減少了資本的流入，否則資本的流入會更多；或者說，這種恐慌造成了資本
外逃。相應地，這些情況要求美國國內的價格，要低於根據美國與外國的黃金官價所確
定的匯率下，為平衡國際收支所必需的水平。
1896年 Bryan 的失敗標志著這場白銀騷動的最高潮。其之所以成為最高潮，並不
是因為 Bryan 的雄辯失去了威力，也不是因為“ 穩健貨幣論”的倡導者通過爭論說服了
銀幣自由鑄造的倡導者，而是因為黃金的發現以及黃金開采與冶煉技術的改進，使黃金成為推行通貨膨脹的有效工具，而這正是 Bryan (及其追隨者試圖通過白銀來獲得的。
1907 年的銀行恐慌，產生了明顯不可抗拒的銀行改革壓力。然而，我們有理由相
信，至少對付這次恐慌的最後措施，即銀行對存款與現金兌換的一致限制，是一項治療
良策，它中止了這場流動性危機，從而避免了好銀行倒閉且成為大規模恐慌的犧牲品。
而且，它僅以嚴重但短暫的困境為代價，在短期的緊縮之後便迎來了經濟的覆蘇與
擴張。
聯邦儲備體系最終制定的改革措施，目的是防止未來發生任何此類的恐慌或兌換
限制，但事實上，其並沒能阻止美國經濟史上最嚴重的恐慌、最嚴厲的兌換限制以及銀
行系統的崩潰（這些災難發生在1930-1933年，截止於1933年 3月的銀行歇業期）。
意在促進貨幣穩定性的同一項改革，帶來了為期約30年的貨幣存量相對更大的不穩定
性，其不穩定程度高於任何我們數據所及的、存在聯邦儲備體系之前所經歷的水平，而
且，也許甚至高於整個美國歷史所經歷的任何水平（美國革命戰爭時期除外）。
股票市場的繁榮以及一戰期間通貨膨脹的陰影致使人們普遍相信，-*世紀-*年代
是一個通貨膨脹時期，而1929-1933年的經濟崩潰則是對此作出的反應。但事實上，
應該說-*世紀-*年代是一個相對通貨緊縮的時期：從1923年到1929年———通過比
較商業周期的高峰年份來避免周期性影響的幹擾———批發價格以年).的速度下降，
而貨幣存量以年".的速度增長，貨幣存量的增長率大體上是產出擴大所要求的增長
速度。在1927-1929年的商業周期性擴張中，批發價格出現了下降，這是1891-1893
年以來首次出現的批發價格在擴張期間的下降（雖然只是少量的下降），而此後再也沒
出現過這樣的情況。
1929-1933年的貨幣崩潰，並不是之前所發生情況的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而是這
一期間所實行的政策措施的結果。正如我們前面已經提到的那樣，在這一期間，本可以
通過各種政策的實施來制止這場貨幣崩潰。盡管聯邦儲備體系宣稱，它們所實行的是
一種寬松的貨幣政策，但事實上，它們所實行的是一種非常緊縮的貨幣政策。
新政的支持者強烈支持寬松的貨幣政策。而且，在20世紀30年代末出現了迅速
的貨幣擴張，這主要是由兩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即黃金價格的上漲及希特勒權力的擴
張，它們促進了資本向美國流動。這一迅速的貨幣擴張只歸因於黃金價格的上漲，而與
貨幣政策無關。盡管這一上漲產生了所預期的直接影響，但與此相伴的一些措施———
尤其是黃金的國有化、黃金條款的取消，以及貨幣政策以外的新政計劃———卻因阻礙了
商業投資而產生了相反的影響。在這一時期，聯邦儲備體系獲得新權力後所采取的一
項主要的貨幣措施，就是於1936年及1937年將法定準備金率提高一倍。這一措施的采
取並不打算立即帶來顯著的通貨緊縮影響，而主要是作為一項“ 預防性”的措施。聯邦
儲備體系滿足於這樣一種超額準備充足且分布廣泛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再加上財
政部的黃金對沖政策，聯邦儲備體系的這項措施就產生了嚴重的通貨緊縮效應。
從表面上看，20世紀30年代的白銀購買計劃的目標是，提高白銀在國家貨幣儲備
中的比例，將其由1/6提高到1/3，但實際上，而其主要目的卻是援助白銀礦工。該項計
劃在1933-1960年間的總支出為20億美元，即為使美國的一個白銀礦工得到1美元的收益，至少需支出5美元。然而，使白銀比例增加到1/3的目標卻從來沒有實現過。但
是20世紀30年代的這一白銀購買計劃卻著實使中國經受了幾年嚴重的通貨緊縮，使
中國永遠地脫離了銀本位制，墨西哥也暫時脫離了銀本位制，並且它也可算作是在經濟
及政治上削弱中國的一個主要因素。
人們曾普遍認為二戰將伴隨著嚴重的失業。聯邦儲備體系曾準備迎接這一結果，
並且欣然接受債券支持計劃，因為聯邦儲備體系認為該計劃將與戰後所需的寬松的貨
幣政策一致。在這種情況下，通貨膨脹（而非通貨緊縮）突然降臨，成為更大的危機，而
且在朝鮮戰爭帶來的通貨膨脹的額外推動下，聯邦儲備體系最終被迫放棄債券支持計
劃這一自縛的鎖鏈。
在美國發生的事情同樣也在國外發生了。人們曾普遍認為：貨幣數量對經濟產生
的影響很小，除非對貨幣數量的控制能夠成為這樣一種手段，即可以使長期利率保持在
低於不存在控制時的水平；這種對貨幣數量的控制反過來或許能使總需求水平有所提
高，如若不能，那麽這一總需求水平將是不完善的。寬松的貨幣政策是幾乎一成不變的
藥方，而通貨膨脹則是幾乎一成不變的結果。只有放棄寬松的貨幣政策，通貨膨脹才能
夠被終止。由此再次得出的一個結論是，一般而言，貨幣對經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與百年貨幣史前3/4 個時期當中貨幣流通速度的下降相對比，幾乎在整個戰後期
間，貨幣流通速度一直持續上升。這種上升大部分明顯是對戰時貨幣流通速度下降所
作出的回調。但是，由於這一上升的規模太大，且持續的時間太長，以至於我們不能僅
僅以此作為解釋。人們曾經給出了無數的解釋：從貨幣替代物更為廣泛的可得性及其
更為良好的特性，到利率的提高，再到人們對通貨膨脹的恐懼。然而我們傾向於相信，
盡管這些因素可能都曾發揮過某種作用，但是對戰時貨幣流通速度下降作出超調的那
部分貨幣流通速度的上升，主要是由於全體公眾對經濟穩定的信心增強。與這一解釋
相一致，我們預期下降趨勢在長期內將會得以恢覆。但是，我們過於相信這些表面現
象，以至於我們根本無法確定它們的欺騙性何在。在對這些解釋進行最終的區分前，我
們將不得不等待實踐來揭示真相。
然而，我們對一件事是確信無疑的，那就是貨幣的發展將繼續為其未來進程的見證
人提供意外事件———而研究貨幣的學者及政治家們一旦忽略了這些意外事件，後果將
不堪設想。
貨幣存量變化與其他經濟變量變化之間的緊密關系本身，既不能說明引發變化的
原因，也無法說明變化影響的方向。貨幣方面的變動可能隨著其他經濟變量獨立產生
的變化而變化，國民收入和價格也可能隨著貨幣方面獨立產生的變化而變化。這二者
可能是相互作用的，且每一方的變化都可能存在一些獨立的因素；或者，二者可能都受
到第三種因素變化的影響而相應地發生變化。分析貨幣歷史上非常重要的、範圍廣泛
的定性證據，具有非常大的價值，因為這樣可以對已有統計數據的這些可能性解釋加以
辨析。至少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可以超出這些數字本身，對引起這種特殊變化的先前情況
加以辨析，而當我們通過計算機處理這些特殊變化的統計數字後，其特殊性將不覆存在。
從我們之前的論述來看，可以充分肯定的一點是，貨幣方面的變動實際上常常是獨
立的，因為貨幣方面的變動通常不是商業情況同期變化的直接或必然結果。
最明顯的例子可能要數1897-1914年的貨幣擴張，這次貨幣擴張是世界性的，且
反映了黃金產量的增加。黃金產量的增加一定程度上是前幾十年價格水平下降的結
果，因此，也可以說其反映了貨幣變動與經濟變動之間的相互作用。但是很明顯，這次
貨幣擴張並不是由同期國民收入和價格水平的上升所引起的。因為單純的國民收入和
價格水平的上升，一般會引起世界範圍內黃金產量的下降，並且在金本位制下，國民收
入和價格水平的上升會引起黃金從個別國家流出。如果貨幣和國民收入的共同變動並
非完全一致，那麽影響的方向必定是從貨幣到國民收入。
一戰和二戰期間，貨幣存量經歷的兩次主要增長幾乎同樣明顯。在兩次世界大戰
的早期階段，由於參戰國用其所有可以迅速調用的資源來購買美國的戰爭物資，因此黃
金大量流入美國，這一時期貨幣存量的增長反映了這一事實。由於黃金的流動在1914
年以前就已經存在了，所以這一時期黃金的流入不是國內外經濟活動同期變動的副產
品，而是兩次世界大戰爆發的結果，是交戰國政治當局有計劃的政治決策的結果。在兩
次世界大戰的晚期，美國貨幣存量的增加反映了美國當局為戰爭費用開支籌集資金的
政治決策。這些政策包括實現高能貨幣數量的大擴張，也延續了以黃金流入為開端的
貨幣存量的增長。這再次說明，如果貨幣存量、名義國民收入和價格水平的變動不一
致，也不是由某一共同原因造成的，那麽影響的方向必定是從貨幣到國民收入。
鑄幣支付的恢覆以及白銀時期反映了貨幣方面變動巨大的獨立性，也反映了貨幣
變動與商業變動之間相當覆雜的作用與相互作用。19世紀70年代對恢覆鑄幣支付的
各種讚成與反對壓力，以及%"世紀"#年代銀幣的自由鑄造壓力，是決定事件發展的主
要因素。盡管這兩種主要因素並不獨立於經濟的長期發展進程，但是二者在某種程度上都獨立於同期的經濟活動進程。這兩者也受到了這些事件進程很大的影響：反對恢
覆鑄幣支付的壓力以及讚同銀幣自由鑄造的壓力，都或者因為商業活動步伐的減慢或
下降，或者因為農產品價格的下降而得到加強。更為重要的是，國內外的農業收成情
況、19世紀70年代鐵路部門的發展，以及19世紀90年代倫敦貨幣市場的發展等此類
同期事件，對那些由政治壓力引起貨幣價值波動的特定時期有著重大的影響，而這些波
動又反過來作用於商業狀況和政治立場。
聯邦儲備體系的建立，為研究貨幣問題的學者提供了一種為確定影響方向而進行
的控制性實驗的替代方法，這種替代方法比社會學家通常可以使用的替代方法更為近
似。有時，聯邦儲備體系只是其他力量借以發揮作用的一種途徑———兩次世界大戰期
間，以及’&世紀(&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裏，聯邦儲備體系大體上處於消極被動的狀態；
而且二戰以後，聯邦儲備體系支持政府證券價格的政策，使其幾乎失去了發揮獨立能動
性的餘地。但是，聯邦儲備體系的建立使一小部分人具有了某種權力，並且這種權力被
他們反覆行使，通過一個深思熟慮的過程，以重大、明確的方式改變事件的進程———這
裏所描述的過程與控制性實驗的方法相類似。的確，貨幣當局的行動，會極大地受到它
們行使權力的社會輿論和認知程度的影響。貨幣當局的態度、它們所進行的實驗，以及
它們對實驗結果作出的詮釋等，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同期事件的發展勢態以及對貨幣
現象的認知程度。對於自然科學家決定進行何種實驗以及根據以前的實驗和同期的知
識體系對實驗結果進行說明而言，這一點同樣成立。在這兩種情況下，依賴於現有知識
體系並沒有改變科學的獨立性，即獨立於控制性變量變動中的早期或同期的事件進程。
在這兩種情況下，上述說法的含義僅僅在於，後來的學者可以根據改變了的知識體系對
這些實驗結果重新作出詮釋，並得出與最初的實驗者不同的結論。
實際上，要確定貨幣當局的措施所產生的準確影響也總是很困難的，而且通常是不
可能的。貨幣當局的措施通常是在多種其他因素交錯中采取的，所以很難搞清楚觀察
到的結果究竟是由貨幣當局的措施所引起的，還是由某些環境因素所引起的。對於自
然科學家的實驗來說，這一點同樣是成立的。沒有任何實驗是可以被完全控制的，而且
大部分實驗對於已經通過檢驗並得到證實的知識體系更新來說，貢獻甚微。恰恰是那
些少有的決定性實驗使實驗課題豁然開朗———使我們對於那些較為不重要的然而在決
定性實驗作出之前又十分必要的實驗視而不見。
聯邦儲備體系建立以來的貨幣歷史記錄中，存在著三種與這種決定性實驗相對應
的行動。在這三種情況下，聯邦儲備體系都曾經有計劃地采取大規模的政策措施，而這
些政策措施不應被視為是名義收入與價格的同期變動的必然經濟結果。同自然科學家
的決定性實驗一樣，這些措施的結果是如此的一致和明確，以至於其解釋不容置疑。這是聯邦儲備體系實行具有極強約束力的委員會法令的三個時期（而且這也是僅有的
三個時期）。
作者有話要說：
本章內容是作者摘抄的美國貨幣史（弗裏德曼）），實際內容去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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