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0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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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1 章
《康橋中國史·宋代史下卷》（節選）
※鄉約
最早的《鄉約》起源和具體社會背景仍然充滿神秘, 無法確切考證。然而，它無疑充當了統一封建王朝帝國法律的替代品。在鄉約中，百姓對帝國的義務——主要是苦役和賦稅——被大幅度地減少, 取而代之的是相互勸誡，在必要時相互合作、相互幫助。遵守經濟、社會、治安方面的法律, 擺脫了君主控制民眾和精英謀取私利的陰影, 變得更加精簡和真誠。
中國最早有記載的書面鄉約很可能起源於山東省濟州附近的梁山山脈附近。一群逃避王朝追捕的不法之徒組成聚落，並影響周圍的村莊（註：普遍認為, 這些人的事跡便是中國古典小說《草莽英雄傳》的原型，雖然後者的描述多有誇張, 不可當做史料參考）為了擺脫王朝法律的束縛, 有人提出了《鄉約》, 逐漸演變成一種帶有反抗精神的自治形式。梁山團夥成員裴和吳對此貢獻良多。
當然, 即便是出自百姓之手的《鄉約》, 其執行過程也不可避免地需要動用暴力。梁山武裝集團充當了暴力的執行者。但幸運的是, 這個集團內部有著相當成熟的糾錯機制, 以及去中心化的領導方式, 避免暴力被濫用，從而確保了百姓對《鄉約》的服從和信任。
誠然，由於《鄉約》的締造者多為文化素養不高的平民, 他們在政治與經濟理論方面的知識相對匱乏，因此《鄉約》的初版條款並不夠嚴謹, 時常面臨難以實施的困境。然而，正是在不斷的試錯與摸索中，《鄉約》得以逐步完善, 而民眾也對此表示理解和接受。這種靈活性和適應性，與中央集權帝國中一項政令需要經過深思熟慮且一旦頒布就難以修改的僵化模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鄉約的制定與實施過程中, 民眾的智慧和創造力得到了充分的發揮，使得這一地方性的自治規章得以逐步成熟和完善。
在《鄉約》制度後期，豪強擁有的土地被嚴格限制，從而保障了在一定程度下的社會勞動的公平分配。一些學者認為，鄉約的發展對宋朝晚期的社會穩定產生了積極影響。它幫助普通人擺脫了統治階級的控制，減少了權力濫用和不公正的情況，同時為解決爭端、維護社區秩序和自我糾正提供了另一種法律制度。這種基於共識和相互幫助的自治形式貫穿了此後數個世紀的中國歷史。
中國以外的一些東亞地區，也逐漸接受了《鄉約》的傳播，並且籍此衍生出了適應性的版本。當然，其過程也並非是一直和平的。梁山武裝集團的武力威懾在其中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盡管不乏小型沖突，但在此後的數個世紀裏，由於《鄉約》共識根植人心，東亞地區再沒有發生過全面戰爭。度過了相當長的一段相對和平富足的時期，繼而導致了十三世紀後期的人口大爆炸和農作物改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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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城之亂
《鄉約》的大規模傳播，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一件相當戲劇性的事件——“都城之亂”。遵守鄉約威脅到統治階級的利益，促使了一種相當直接而愚蠢的反應——企圖毒死梁山領袖晁以及帝國官員宋，後者同情梁山集團，並且與集團中不少通緝犯有著相當深厚的私交。這激怒了一群羅賓漢式的英雄，他們攻入了都城，屠殺平民，還在病中的皇帝驚嚇而死。但是，出於某些未知的原因，他們並沒有像普通的叛亂團夥一樣，進一步發動針對王朝的戰爭，或是滿足於掠奪錢財及糧食，而是迫使新皇帝簽署了一項承認在一定t z範圍內《鄉約》合法性的政令，實質上創造了一個獨立的國家。當然，他們也在名義上宣布效忠趙宋家族，這也是帝國允許他們存在的原因之一。當時的皇帝並不知道，這項舉措實質上導致了多年後帝國的覆滅。
雖然梁山武裝集團以驍勇善戰聞名，集團內部也有許多殺人如麻的犯罪分子，臭名昭著者如佛教僧侶魯和武，但最近的歷史證據表明，“都城之亂”中的屠殺可能並不是梁山居民的所為，而是其他一些對帝國不滿的勢力所為。許多普通百姓甚至被認為是叛軍的同情者，在皇帝的命令下被射殺。關於這個問題的學術討論仍在進行中，但無論如何，這表明到了宋朝晚期，帝國權威的控制已經受到了嚴重削弱，促使普通人開始在他們的社區內探索途徑。這很可能是《鄉約》以“替天行道”的旗幟成立的最初原因之一。
在“都城之亂”之後，帝國律法和梁山《鄉約》的法律制度在中國共存了相當長的時間，經歷了一段分庭抗禮的緊張時期。儒家統治思想開始受到質疑，取代以不同學派的政治學說。一些帝國省份在治理出現難題時，甚至也會效仿《鄉約》，並在長期的實踐過程中，將其演變成一定區域內帶有行政色彩的固定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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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
在《鄉約》得以通行的十年後，又一股潛藏在灰色地帶的武裝力量嶄露頭角——這便是由私鹽商販組成的武裝販運網絡。這些鹽商原本與《鄉約》領地進行靈活的走私貿易，但兩者顯然有著更為深層的聯系。在一次規模不大的鹽場與帝國官員的沖突成為了導火索後，他們宣布脫離帝國的統治，轉而加入執行《鄉約》的獨立地帶，徹底擺脫宋朝官賣食鹽的控制。
遺憾的是，帝國的武裝力量對此束手無策。究其原因，與其說是軍事上的力不從心，不如說是經濟上的受制於人。民間私鹽集團牢牢掌控了中國沿海的大部分產鹽地區，他們所采用的曬鹽法，其效率遠超帝國控制區的傳統煎鹽、井鹽、巖鹽生產方法。自此以後，曾經依賴國家壟斷的宋帝國鹽業體系徹底崩潰，“榷鹽法”名存實亡。在幾番無效的改革以後，帝國不得不完全依賴於這些鹽業私商的生產販運。帝國政府已然無力阻止這些鹽商對《鄉約》領地的效忠。
在宋朝覆滅之時，大批帝國境內的鹽業生產基地處於荒廢狀態，因為逐年縮水的鹽稅收入根本不足以覆蓋令它們保持產出的經濟成本。而與之產生鮮明對比的，是《鄉約》領地中逐年增加的食鹽生產和出口額，這些經濟收入彌補了《鄉約》初期領地內行政和司法上的不足，並且允許《鄉約》的執行集團進行一些大膽而富有建設性的改革。
曬鹽法的廣泛推廣，以及鹽貨的自由貿易，不僅極大地推動了《鄉約》領地的經濟騰飛，其影響力更是遠播至中國周邊眾多國家，使它們在經濟上受到了深刻的影響。這些深遠的變革之餘波，在後續的“外交”段落中會有更為詳盡的敘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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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自秦始皇以來，皇帝的中央集權統治被認為是最適合中國的政治制度——至少歷代皇帝是這麽認為的。這種錯覺一直延續到宋末。
鹽商起義後，許多地方武裝也紛紛宣布脫離帝國，加入《鄉約》領地，享受經濟生產的便利和安全保障。當然，這期間也曾與帝國發生過小規模的沖突，也有一些朝廷官員試圖通過改革來扭轉這種被動局面，但都以失敗告終。宋帝國對領土的實際控制逐漸減弱，經濟上也瀕臨崩潰，逐年縮水的稅收除了用來豢養華而不實的軍隊，便是用於大興土木和皇室成員享樂，引發了數次大規模民變。遺憾的是，帝國的統治者並沒有從中吸取教訓。
《鄉約》第六十六年，宋朝最後一位皇帝主動退位，將帝國僅存的十三州拱手相讓，犧牲了自己的地位和特權，讓境內的人民終於享受到了經濟發展和富足的生活。史官們盛讚這位末帝的德行，雖然從當時的情況看來，如果他堅持與《鄉約》領地對抗，其臣民的不滿情緒將會日益加劇，後果不堪設想。因此，這一自願的決定也蘊含了政治考量。
當然，帝制也並非一去不返。《鄉約》實行一個世紀後，東亞局勢動蕩不安，先後有數位野心家試圖在《鄉約》框架內攫取過多權力，但大多被梁山集團中警惕的武術家所暗殺。十三世紀初，一個出身梁山集團的省份管理者試圖背叛《鄉約》，自立為帝，恢覆往日帝國榮光。忠誠於《鄉約》的百姓和梁山武裝勢力與他和追隨者們進行了艱苦的戰爭，最終捍衛了人民的自治權利。
直到中國航海家與歐洲和阿拉伯世界深入接觸，社會思潮泛濫，這個簡單而樸素的《鄉約》制度才逐漸轉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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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精神
體育精神在宋朝末年及鄉約時期的歷史中如此重要，以至於需要單獨一個章節來闡述。
據考證，最初的梁山武裝集團主要由有犯罪記錄並具有與帝國軍隊進行暴力對抗經驗的武術家組成。這也許正是《鄉約》中濃厚的體育精神的來源。在梁山勢力管轄的範圍內，良好的身體素質和高超的武術技巧被極力推崇，這和宋朝重文輕武的風氣形成了鮮明對比。同時這也保證了根基尚淺的《鄉約》得以順利實施。
在體育精神的推廣上，一位宋朝女性的尤為突出。漁民家庭出身的阮，其三個兄弟都是梁山犯罪團夥的早期成員，無可避免地，她也加入了這個反抗者組織，並且迅速躍升為其中的重要角色，以獨出心裁和劍走偏鋒的辦事風格而聞名。值得一提的是，在當時的宋朝文化中，女性承擔社會職責的例子雖然比較罕見，但並非絕無可能。在梁山團夥組成中，不少重要成員都是女性，這正反應了底層平民對於儒家禮教思想的蔑視。並且和團夥早期人才匱乏、不得不倚仗有能力的女性解決問題有關。
在梁山團夥遭遇危機時，阮曾經數次擔任代理領袖，帶領整個團夥脫離險境。但她的志向顯然不止於此。早在《鄉約》正式實施以前，她就在試探性地組織了以梁山為主辦地的地區性體育積分賽，奠定了梁山武裝集團以能力為晉升渠道的基礎，也籍此選拔出了許多優秀的男性和女性人才，加深了民間武術家的相識與聯絡，為日後《鄉約》的奠基和傳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在宋朝官方的記載中，阮參與了“都城之亂”，被帝國軍隊捕獲，並在監獄中早逝。這毫無疑義是梁山團夥的一大損失。但考慮到宋朝晚期的官方史料如此混亂——皇帝為了掩蓋自己在“都城之亂”中的無能，曾大肆清理事件的目擊者與參加鎮壓的官員，並且親自監督了史料的篡改——這一記載可能並不屬實。關於她的傳言仍舊活躍於此後的數十年間。從民間發掘的文字資料來看，《鄉約》時代的歷屆全國運動會，都有著阮進行設計的影子。
（註：阮的其他事跡，見“經濟”篇和“外交”篇）
《鄉約》領地的設立使得民眾沒有束縛的情況下，設計更為精密覆雜的大賽，並且邀請全國、乃至東亞地區各族優秀體育健兒參加。在賽事開辦過程中，所有參賽國家——即便是敵對國——都需要暫停作戰，以示對東道主的尊重。這個盛大的地區性運動會被認為是當今風靡中國的“全國運動會”雛形。很多受歡迎的比賽項目，例如俯臥撐、摔跤、劃龍舟、釣魚、越野障礙賽……都是從宋朝一直傳承而來，並見證了許多傳奇選手。
有人認為，這項有著數百年歷史的體育賽事與《鄉約》同等重要，它極大增強了區域凝聚力，並將公正與和平的信念深植於人們心中。此外，由於梁山集團對男性和女性身體素質的同等尊崇，致使在迅速擴大的《鄉約》領地裏，上層女性纏足的風氣曇花一現t z，很快成為了過時的潮流，為民眾所拋棄。很難想象，如果這一古怪而殘忍的習俗得以延續，會對十二世紀以後的中國人口造成多大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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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與技術
從不同角度研究歷史可以得出不同的結論。盡管經濟史研究人員認為鄉約的通行離不開甩掉宋朝的沈重支出包袱、以及鹽業創新所帶來的大量財政盈餘，但科學史研究人員可能會有不同的看法。梁山團夥招募了眾多技術精湛的科學家和技術人員，很多都是被宋朝帝國迫害而被迫逃亡到團夥當中的。在這個重視個人才能、鄙視黨派之爭的群體中，他們的創造力得到了認可，並且得到了充足的經濟支持。他們對《鄉約》領地的經濟發展做出了如此大的貢獻，以至於到宋朝末期，人們驚奇地發現，《鄉約》領地的農業生產和軍事力量都遠遠高於相鄰的帝國轄境。
實行《鄉約》的山東河北地區，百姓的生活水平比其他地方都高。據後來的統計，在《鄉約》自治的前十年裏，山東十六州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20%，比同期的京畿路要高出三倍，比最富庶的兩浙地區高一倍半，人口增長則遠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
不少學者認為，這或許得益於《齊民要術》這本寶貴的農業指南的支持，其支持者在鄉約運動中打破了農業知識的壟斷，將其傳授到全境。結果是，當其他地區發生旱災和饑荒時，山東人民仍然可以吃到菽粟和高粱。再加上生活水平的差距，許多外省人背井離鄉，投奔山東。盡管朝廷設置了重重障礙，但普通百姓為確保家庭安康和繁榮的決心，無論多大的困難都無法阻擋。
在工匠淩和數學家蔣的合作下，梁山武裝集團改造了原本就十分先進的火器，致使自身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占據東亞地區的武力絕對優勢。在一位道教修行者公孫的努力下——盡管他們的初衷只是制作長生不老的丹藥——采礦業得以迅速發展，進而導致冶金技術的大幅改革，造出了更加耐磨損的農具和更加堅韌的兵器。一位從帝國倒戈到梁山集團的船舶工程師孟參與設計了可以抵禦遠洋風浪、並且航速提升50%的中式帆船。鑒於《鄉約》領地逐漸擴展到了幾乎所有的中國沿海地區，實質上壟斷了大多數出海港口，這些帆船的應用極大地推動了民間遠洋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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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與文化
如果說梁山反抗團夥與《鄉約》的濫觴給帝國帶來什麽積極的作用，那便是在宋帝國末期，文學藝術達到了空前的高度。文人們哀嘆帝國的衰落，並抓緊時間進行奢侈的狂歡。由於《鄉約》領地提供了更加優越和安全的生活環境，許多人紛紛湧向那裏，並試圖憑借自己豐富的文化知識在這個新型的草莽政權中嶄露頭角。皇帝試圖通過培植和獎賞文人來限制人才的流失，但吸引而來的多是沈溺於自我享受和奉承當權的自私知識分子。這個時期的詩詞和筆記反映了這種末世狂歡的戲劇性，當然也有很多關心國家和民生的作品，其作者大多沒有得到帝國的優待。
在《鄉約》領地裏，很顯然，由於重文輕武的風氣得到扭轉，花費巨大的時間和金錢來培養一個埋首經書的學者被認為是浪費資源的事——至少在《鄉約》前期的數十年是如此。科舉制度的缺失使得梁山管理集團只能依賴於已有的文人儲備，以及從帝國策反一些不滿的文人——後者的數量十分龐大，足以填補高級管理人才的空缺。這段時間唯一可以稱道的，便是民間文學和說書藝術被系統地記錄並且傳播，明顯是出於實用主義的目的。
如果要對比帝國領土與鄉約領地的風氣，女性文學家李的作品提供了最為全面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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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橋中國史·宋代史下卷》（節選）
※鄉約
最早的《鄉約》起源和具體社會背景仍然充滿神秘, 無法確切考證。然而，它無疑充當了統一封建王朝帝國法律的替代品。在鄉約中，百姓對帝國的義務——主要是苦役和賦稅——被大幅度地減少, 取而代之的是相互勸誡，在必要時相互合作、相互幫助。遵守經濟、社會、治安方面的法律, 擺脫了君主控制民眾和精英謀取私利的陰影, 變得更加精簡和真誠。
中國最早有記載的書面鄉約很可能起源於山東省濟州附近的梁山山脈附近。一群逃避王朝追捕的不法之徒組成聚落，並影響周圍的村莊（註：普遍認為, 這些人的事跡便是中國古典小說《草莽英雄傳》的原型，雖然後者的描述多有誇張, 不可當做史料參考）為了擺脫王朝法律的束縛, 有人提出了《鄉約》, 逐漸演變成一種帶有反抗精神的自治形式。梁山團夥成員裴和吳對此貢獻良多。
當然, 即便是出自百姓之手的《鄉約》, 其執行過程也不可避免地需要動用暴力。梁山武裝集團充當了暴力的執行者。但幸運的是, 這個集團內部有著相當成熟的糾錯機制, 以及去中心化的領導方式, 避免暴力被濫用，從而確保了百姓對《鄉約》的服從和信任。
誠然，由於《鄉約》的締造者多為文化素養不高的平民, 他們在政治與經濟理論方面的知識相對匱乏，因此《鄉約》的初版條款並不夠嚴謹, 時常面臨難以實施的困境。然而，正是在不斷的試錯與摸索中，《鄉約》得以逐步完善, 而民眾也對此表示理解和接受。這種靈活性和適應性，與中央集權帝國中一項政令需要經過深思熟慮且一旦頒布就難以修改的僵化模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鄉約的制定與實施過程中, 民眾的智慧和創造力得到了充分的發揮，使得這一地方性的自治規章得以逐步成熟和完善。
在《鄉約》制度後期，豪強擁有的土地被嚴格限制，從而保障了在一定程度下的社會勞動的公平分配。一些學者認為，鄉約的發展對宋朝晚期的社會穩定產生了積極影響。它幫助普通人擺脫了統治階級的控制，減少了權力濫用和不公正的情況，同時為解決爭端、維護社區秩序和自我糾正提供了另一種法律制度。這種基於共識和相互幫助的自治形式貫穿了此後數個世紀的中國歷史。
中國以外的一些東亞地區，也逐漸接受了《鄉約》的傳播，並且籍此衍生出了適應性的版本。當然，其過程也並非是一直和平的。梁山武裝集團的武力威懾在其中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盡管不乏小型沖突，但在此後的數個世紀裏，由於《鄉約》共識根植人心，東亞地區再沒有發生過全面戰爭。度過了相當長的一段相對和平富足的時期，繼而導致了十三世紀後期的人口大爆炸和農作物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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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城之亂
《鄉約》的大規模傳播，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一件相當戲劇性的事件——“都城之亂”。遵守鄉約威脅到統治階級的利益，促使了一種相當直接而愚蠢的反應——企圖毒死梁山領袖晁以及帝國官員宋，後者同情梁山集團，並且與集團中不少通緝犯有著相當深厚的私交。這激怒了一群羅賓漢式的英雄，他們攻入了都城，屠殺平民，還在病中的皇帝驚嚇而死。但是，出於某些未知的原因，他們並沒有像普通的叛亂團夥一樣，進一步發動針對王朝的戰爭，或是滿足於掠奪錢財及糧食，而是迫使新皇帝簽署了一項承認在一定t z範圍內《鄉約》合法性的政令，實質上創造了一個獨立的國家。當然，他們也在名義上宣布效忠趙宋家族，這也是帝國允許他們存在的原因之一。當時的皇帝並不知道，這項舉措實質上導致了多年後帝國的覆滅。
雖然梁山武裝集團以驍勇善戰聞名，集團內部也有許多殺人如麻的犯罪分子，臭名昭著者如佛教僧侶魯和武，但最近的歷史證據表明，“都城之亂”中的屠殺可能並不是梁山居民的所為，而是其他一些對帝國不滿的勢力所為。許多普通百姓甚至被認為是叛軍的同情者，在皇帝的命令下被射殺。關於這個問題的學術討論仍在進行中，但無論如何，這表明到了宋朝晚期，帝國權威的控制已經受到了嚴重削弱，促使普通人開始在他們的社區內探索途徑。這很可能是《鄉約》以“替天行道”的旗幟成立的最初原因之一。
在“都城之亂”之後，帝國律法和梁山《鄉約》的法律制度在中國共存了相當長的時間，經歷了一段分庭抗禮的緊張時期。儒家統治思想開始受到質疑，取代以不同學派的政治學說。一些帝國省份在治理出現難題時，甚至也會效仿《鄉約》，並在長期的實踐過程中，將其演變成一定區域內帶有行政色彩的固定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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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
在《鄉約》得以通行的十年後，又一股潛藏在灰色地帶的武裝力量嶄露頭角——這便是由私鹽商販組成的武裝販運網絡。這些鹽商原本與《鄉約》領地進行靈活的走私貿易，但兩者顯然有著更為深層的聯系。在一次規模不大的鹽場與帝國官員的沖突成為了導火索後，他們宣布脫離帝國的統治，轉而加入執行《鄉約》的獨立地帶，徹底擺脫宋朝官賣食鹽的控制。
遺憾的是，帝國的武裝力量對此束手無策。究其原因，與其說是軍事上的力不從心，不如說是經濟上的受制於人。民間私鹽集團牢牢掌控了中國沿海的大部分產鹽地區，他們所采用的曬鹽法，其效率遠超帝國控制區的傳統煎鹽、井鹽、巖鹽生產方法。自此以後，曾經依賴國家壟斷的宋帝國鹽業體系徹底崩潰，“榷鹽法”名存實亡。在幾番無效的改革以後，帝國不得不完全依賴於這些鹽業私商的生產販運。帝國政府已然無力阻止這些鹽商對《鄉約》領地的效忠。
在宋朝覆滅之時，大批帝國境內的鹽業生產基地處於荒廢狀態，因為逐年縮水的鹽稅收入根本不足以覆蓋令它們保持產出的經濟成本。而與之產生鮮明對比的，是《鄉約》領地中逐年增加的食鹽生產和出口額，這些經濟收入彌補了《鄉約》初期領地內行政和司法上的不足，並且允許《鄉約》的執行集團進行一些大膽而富有建設性的改革。
曬鹽法的廣泛推廣，以及鹽貨的自由貿易，不僅極大地推動了《鄉約》領地的經濟騰飛，其影響力更是遠播至中國周邊眾多國家，使它們在經濟上受到了深刻的影響。這些深遠的變革之餘波，在後續的“外交”段落中會有更為詳盡的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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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自秦始皇以來，皇帝的中央集權統治被認為是最適合中國的政治制度——至少歷代皇帝是這麽認為的。這種錯覺一直延續到宋末。
鹽商起義後，許多地方武裝也紛紛宣布脫離帝國，加入《鄉約》領地，享受經濟生產的便利和安全保障。當然，這期間也曾與帝國發生過小規模的沖突，也有一些朝廷官員試圖通過改革來扭轉這種被動局面，但都以失敗告終。宋帝國對領土的實際控制逐漸減弱，經濟上也瀕臨崩潰，逐年縮水的稅收除了用來豢養華而不實的軍隊，便是用於大興土木和皇室成員享樂，引發了數次大規模民變。遺憾的是，帝國的統治者並沒有從中吸取教訓。
《鄉約》第六十六年，宋朝最後一位皇帝主動退位，將帝國僅存的十三州拱手相讓，犧牲了自己的地位和特權，讓境內的人民終於享受到了經濟發展和富足的生活。史官們盛讚這位末帝的德行，雖然從當時的情況看來，如果他堅持與《鄉約》領地對抗，其臣民的不滿情緒將會日益加劇，後果不堪設想。因此，這一自願的決定也蘊含了政治考量。
當然，帝制也並非一去不返。《鄉約》實行一個世紀後，東亞局勢動蕩不安，先後有數位野心家試圖在《鄉約》框架內攫取過多權力，但大多被梁山集團中警惕的武術家所暗殺。十三世紀初，一個出身梁山集團的省份管理者試圖背叛《鄉約》，自立為帝，恢覆往日帝國榮光。忠誠於《鄉約》的百姓和梁山武裝勢力與他和追隨者們進行了艱苦的戰爭，最終捍衛了人民的自治權利。
直到中國航海家與歐洲和阿拉伯世界深入接觸，社會思潮泛濫，這個簡單而樸素的《鄉約》制度才逐漸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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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精神
體育精神在宋朝末年及鄉約時期的歷史中如此重要，以至於需要單獨一個章節來闡述。
據考證，最初的梁山武裝集團主要由有犯罪記錄並具有與帝國軍隊進行暴力對抗經驗的武術家組成。這也許正是《鄉約》中濃厚的體育精神的來源。在梁山勢力管轄的範圍內，良好的身體素質和高超的武術技巧被極力推崇，這和宋朝重文輕武的風氣形成了鮮明對比。同時這也保證了根基尚淺的《鄉約》得以順利實施。
在體育精神的推廣上，一位宋朝女性的尤為突出。漁民家庭出身的阮，其三個兄弟都是梁山犯罪團夥的早期成員，無可避免地，她也加入了這個反抗者組織，並且迅速躍升為其中的重要角色，以獨出心裁和劍走偏鋒的辦事風格而聞名。值得一提的是，在當時的宋朝文化中，女性承擔社會職責的例子雖然比較罕見，但並非絕無可能。在梁山團夥組成中，不少重要成員都是女性，這正反應了底層平民對於儒家禮教思想的蔑視。並且和團夥早期人才匱乏、不得不倚仗有能力的女性解決問題有關。
在梁山團夥遭遇危機時，阮曾經數次擔任代理領袖，帶領整個團夥脫離險境。但她的志向顯然不止於此。早在《鄉約》正式實施以前，她就在試探性地組織了以梁山為主辦地的地區性體育積分賽，奠定了梁山武裝集團以能力為晉升渠道的基礎，也籍此選拔出了許多優秀的男性和女性人才，加深了民間武術家的相識與聯絡，為日後《鄉約》的奠基和傳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在宋朝官方的記載中，阮參與了“都城之亂”，被帝國軍隊捕獲，並在監獄中早逝。這毫無疑義是梁山團夥的一大損失。但考慮到宋朝晚期的官方史料如此混亂——皇帝為了掩蓋自己在“都城之亂”中的無能，曾大肆清理事件的目擊者與參加鎮壓的官員，並且親自監督了史料的篡改——這一記載可能並不屬實。關於她的傳言仍舊活躍於此後的數十年間。從民間發掘的文字資料來看，《鄉約》時代的歷屆全國運動會，都有著阮進行設計的影子。
（註：阮的其他事跡，見“經濟”篇和“外交”篇）
《鄉約》領地的設立使得民眾沒有束縛的情況下，設計更為精密覆雜的大賽，並且邀請全國、乃至東亞地區各族優秀體育健兒參加。在賽事開辦過程中，所有參賽國家——即便是敵對國——都需要暫停作戰，以示對東道主的尊重。這個盛大的地區性運動會被認為是當今風靡中國的“全國運動會”雛形。很多受歡迎的比賽項目，例如俯臥撐、摔跤、劃龍舟、釣魚、越野障礙賽……都是從宋朝一直傳承而來，並見證了許多傳奇選手。
有人認為，這項有著數百年歷史的體育賽事與《鄉約》同等重要，它極大增強了區域凝聚力，並將公正與和平的信念深植於人們心中。此外，由於梁山集團對男性和女性身體素質的同等尊崇，致使在迅速擴大的《鄉約》領地裏，上層女性纏足的風氣曇花一現t z，很快成為了過時的潮流，為民眾所拋棄。很難想象，如果這一古怪而殘忍的習俗得以延續，會對十二世紀以後的中國人口造成多大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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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與技術
從不同角度研究歷史可以得出不同的結論。盡管經濟史研究人員認為鄉約的通行離不開甩掉宋朝的沈重支出包袱、以及鹽業創新所帶來的大量財政盈餘，但科學史研究人員可能會有不同的看法。梁山團夥招募了眾多技術精湛的科學家和技術人員，很多都是被宋朝帝國迫害而被迫逃亡到團夥當中的。在這個重視個人才能、鄙視黨派之爭的群體中，他們的創造力得到了認可，並且得到了充足的經濟支持。他們對《鄉約》領地的經濟發展做出了如此大的貢獻，以至於到宋朝末期，人們驚奇地發現，《鄉約》領地的農業生產和軍事力量都遠遠高於相鄰的帝國轄境。
實行《鄉約》的山東河北地區，百姓的生活水平比其他地方都高。據後來的統計，在《鄉約》自治的前十年裏，山東十六州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20%，比同期的京畿路要高出三倍，比最富庶的兩浙地區高一倍半，人口增長則遠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
不少學者認為，這或許得益於《齊民要術》這本寶貴的農業指南的支持，其支持者在鄉約運動中打破了農業知識的壟斷，將其傳授到全境。結果是，當其他地區發生旱災和饑荒時，山東人民仍然可以吃到菽粟和高粱。再加上生活水平的差距，許多外省人背井離鄉，投奔山東。盡管朝廷設置了重重障礙，但普通百姓為確保家庭安康和繁榮的決心，無論多大的困難都無法阻擋。
在工匠淩和數學家蔣的合作下，梁山武裝集團改造了原本就十分先進的火器，致使自身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占據東亞地區的武力絕對優勢。在一位道教修行者公孫的努力下——盡管他們的初衷只是制作長生不老的丹藥——采礦業得以迅速發展，進而導致冶金技術的大幅改革，造出了更加耐磨損的農具和更加堅韌的兵器。一位從帝國倒戈到梁山集團的船舶工程師孟參與設計了可以抵禦遠洋風浪、並且航速提升50%的中式帆船。鑒於《鄉約》領地逐漸擴展到了幾乎所有的中國沿海地區，實質上壟斷了大多數出海港口，這些帆船的應用極大地推動了民間遠洋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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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與文化
如果說梁山反抗團夥與《鄉約》的濫觴給帝國帶來什麽積極的作用，那便是在宋帝國末期，文學藝術達到了空前的高度。文人們哀嘆帝國的衰落，並抓緊時間進行奢侈的狂歡。由於《鄉約》領地提供了更加優越和安全的生活環境，許多人紛紛湧向那裏，並試圖憑借自己豐富的文化知識在這個新型的草莽政權中嶄露頭角。皇帝試圖通過培植和獎賞文人來限制人才的流失，但吸引而來的多是沈溺於自我享受和奉承當權的自私知識分子。這個時期的詩詞和筆記反映了這種末世狂歡的戲劇性，當然也有很多關心國家和民生的作品，其作者大多沒有得到帝國的優待。
在《鄉約》領地裏，很顯然，由於重文輕武的風氣得到扭轉，花費巨大的時間和金錢來培養一個埋首經書的學者被認為是浪費資源的事——至少在《鄉約》前期的數十年是如此。科舉制度的缺失使得梁山管理集團只能依賴於已有的文人儲備，以及從帝國策反一些不滿的文人——後者的數量十分龐大，足以填補高級管理人才的空缺。這段時間唯一可以稱道的，便是民間文學和說書藝術被系統地記錄並且傳播，明顯是出於實用主義的目的。
如果要對比帝國領土與鄉約領地的風氣，女性文學家李的作品提供了最為全面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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