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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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章
楚孑回到學校, 剛進校門就遇到了馬思遠和史佳妤。
二人看著楚孑都直呼，已經認不出來他了！
楚孑雖然並沒有憔悴，精神頭也是一如既往的好, 但更瘦了一些。
但楚孑知道，他那不是瘦了, 是更緊致了。
一天十公裏自行車, 真的誰騎誰知道。
不過楚孑也沒打算再休息, 而是問向二人：“能不能把歷史系的課表給我一份？”
史佳妤和馬思遠立即心領神會：“你是想去蹭課吧？”
“是的, ”楚孑點了點頭, “雖然屠教授讓我上的課就那麽幾節, 但我還是都想去聽聽。”
雖然針對他們三個二專業的，學校出臺了與眾不同的培養模式，並沒有強求他們必須修哪些課程，而是以教授的評價與自主考試為主要的考個標準。
但畢竟身為考古專業的學生，沒怎麽上過課確實不太合適。
史佳妤直接掏出了一張大表格：“這個是大一到大三所有專業課的課表, 想聽哪個都去聽吧，我們專業的老師對蹭課還是蠻寬容的。”
因為歷史並不像是理工科, 需要先聽最基礎的才能聽得懂更高深一些的, 所以不僅僅是璞蘭大學, 別的大學歷史系也通常對旁聽的學生更寬容一些。
而有了史佳妤給的課表，楚孑也迅速地安排了自己的時間，他並不打算讓自己閑下來，不僅要蹭課，還要把時間利用到極致，能去蹭多少課就去蹭多少課。
這一蹭不要緊, 楚孑方才發現璞蘭大學的歷史學院真的有點東西。
比如說《中國通史》這門課程，並沒有安排一位教授走馬觀花的講解, 而是安排了幾位教授同時授課，有的教授專攻隋唐史，有的專攻宋元部分。
雖然楚孑跟了專攻秦漢考古的屠教授，但研究歷史也決不能只研究某一個朝代，所以這些課他都去聽了聽。
這也讓楚孑發現了，即使是講解歷史，不同的教授風格差別也很大。
在大眾心中，歷史似乎沒什麽可講的，無非就是把過去發生的事原原本本的再講一遍罷了，但其實並沒有這麽簡單。
比如專講明清史的趙教授，上課從來不帶書，而是往講臺上一靠，一節課四十五分鐘也不用ppt、不寫板報，而是像說評書一樣，從頭到尾就全講清楚了。
學問功底無比紮實，大家聽得也津津有味。
但有些教授就明顯不行了。
尤其是講述現代史的幾位教授，似乎都囿於意識形態的問題，講起課來照本宣科，沒有自己的學術觀點，完全沒法肆意發揮。
這種的也就算了，大家也都能理解是在顧慮什麽，但對於有些教授，楚孑完全不能忍。
歷史學院也有混子教授的存在，寫個板書一行字能有三個錯別字，學術水平差之又差，也不知道怎麽留校的。
不過想想連白牧歌那樣的老師都能留校，這些教授……
楚孑也只能呵呵了。
怪不得屠教授只給了楚孑一張紙那麽多的課要去聽，有些課的確是純粹浪費時間了。
屠教授指明讓楚孑去聽一聽肖院長親自授課的《遼金元史》，楚孑一去，發現確實很有講究。
因為一般的歷史學者其實並沒有那麽多的去研究遼金，或者僅限於了解遼上京、元大都這些著名的遺跡考古，但肖院長不僅專門研究這“冷門中的冷門”，還對蒙元史、八思巴字都有很高的研究造詣。
八思巴字是元忽必烈時期，由國師八思巴創造的文字，也被稱為“八思巴新蒙古字”，他的創造和推廣一定程度上是和蒙古人社會的進展是息息相關的。
這是一門拼音文字，說起來的話也算是脫胎於古藏文再加上一些梵文的字母，導致這種文字的字形非常難以辨識，而且模仿了漢字隸書的寫法，可以說是把幾種難學的因素全部疊加了。
肖院長在課堂上經常鼓勵大家多學或者說多去了解一種語言，才能更好的學習歷史。
這話和很多語言學家所謂的“語言影響思維模式”的理論十分相似，每個朝代都有自己的思維模式和社會風氣，很大程度就折射在了當時的語言上。
而因為楚孑在面試環節展現過自己的語言天賦，所以在課上經常被肖院長cue到，甚至下了課也找他說：“你既然對甲骨文有研究，又是學考古的，肯定要多學一學別的語言啊，不僅僅是蒙語，日語、法語、藏語，都要來一定才行！”
對於知識，楚孑向來是來者不拒的。
所以，楚孑除了學歷史之外，又一步邁入了語言的深坑，就連朝鮮語之類的小眾語言也稍微學習了一下。
幸虧有學習空間的存在，讓他能應付起這些相當龐雜的指示，而多半是因為屬於同種語言系統，他發現自己在日語和朝鮮語方面的進步飛快，不過一個來月就算是入門了。
而這也能讓他半蒙半查的看懂霓虹國和太極國的文獻歷史資料，也不算是再看天書了，知識面又是飛速擴大，讓楚孑很是滿足。
除了這些外文資料和課程之外，楚孑內心覺得最喜歡聽得課是《華國封建社會形態》，這門課程雖然是受到《資本論》的影響和啟發，但並沒有囿於馬克思主義原理去分析華國封建的土地關系和地主經濟這些議題。
因為，眾所周知，馬克思提出的五種社會形態，即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這套理論爭議頗多。
一方面，很多人認為，將這五種社會形態作為人類歷史發展必經的普遍規律，還認為其中有循序遞進的關系，這個想法本身就從根本上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
通觀整個世界範圍，其實除了西歐來看，也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是符合這五個社會形態的步驟發展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也都被不同民族在不同的時代超越過。
當然，當代的很多國內學者對這個學說保持了支持的態度，認為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堅持用這五個形態指導我們的學術研究。
《華國封建社會形態》這門課則是將兩種觀點都表明了出來，讓大家去選擇自己的立場，甚至鼓勵學生展開辯論。
畢竟，黎汝清曾經在《萬山紅遍》中說過一句話，“真理越辯越明，道理越講越清。”
如果一個理論被提出來之後從未經過質疑，或者說從來只通過堵嘴的方式不讓別人來辯，那麽提出者的立場和動機，就很有問題了。
上完這門課，楚孑也一直在思考，這樣的理論到底是不是正確的。
也唯有經過這樣自己的思考，信仰才能逐漸堅定。
這可能也是學習歷史的意義。
歷史並不是一味的去了解過去，更珍貴的其實是用來反思現在。
楚孑就這樣，享受著在學校的生活，也享受著思考的過程。
但同時，他聽到了一個逸聞。
他們有一次歷史講座中用到了一本書，叫《歷史文獻研究從論》。
而這本書的作者是劉乃和女士。
劉乃和其實是稱得上一聲“先生”的，但楚孑對這樣“把有所成就的女士尊稱為先生”的叫法持質疑的態度，於是在心裏仍稱對方為女士。
本來楚孑對這位前輩女學者也只是敬佩和敬仰的態度，但史佳妤顯然對其的了解更深，每每看到楚孑在讀她的著作就會跟他講起故事來。
劉乃和女士是陳垣先生的學生。
陳垣先生是一位很出名的歷史學家，在元史、歷史文獻學和宗教史方面都有很高的研究造詣，《元西域人華化考》和《校勘學釋例》都是至今都會讓歷史系學生頻繁閱讀的書籍，楚孑也讀過。
不過當然了，讓楚孑記憶深刻的並不是這樣的事。
八卦是人類的天性，楚孑也不能免俗，史佳妤對劉乃和女士和陳垣先生之間“不好明說”的故事有好多。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二人在晚年共同編纂的諸多圖書了，比如研究時間跨越長達四十年的《五代史》。
可以說，陳垣先生如果沒有劉乃和的幫助，是不可能有這些著作問世的。
但二人的關系，除了師徒之外的一切都是個謎。
可能到了暮年，二人之間也並沒有分的那麽清楚，他們是同志、是戰友、是師徒，也有超越這些之外的關系。
曾慶瑛女士就曾在她的著作《陳垣和家人》寫道:“1998年，劉乃和以八十高齡病逝。她的去世，也帶走了與陳垣先生的一段感情，有些事情，恐怕成為永遠的秘密了。”
不論什麽時代，師生之間的隱秘情感都是會被眾人議論的。
但楚孑聽完倒也沒太放在心上，因為與這些故事相比，二人的成就更為矚目。
除卻學術方面的成就之外，陳垣先生的書法可以說得上是一絕，而劉乃和更是其書法的重視傳人，堪稱精美絕倫，被當時的友人評價具有米芾之風。
楚孑喜歡書法，屠鑾教授也是，所以對書法寫得好的人自然敬仰。
更何況，從二人的書法中就能看出一脈相承的穩重與踏實，這才能攀登歷史學的諸多高峰。
閑下來的時候，楚孑也開始重新練起了書法。
他覺得似乎學習了歷史以後，整個人也靜了下來，說句可能有點過分的話，是對自己的認識都提升了。
但這樣靜好的歲月並沒持續太久。
兩個月後，他忽然接到了屠教授的電話。
對，沒錯，是電話。
那位連微信都沒有，只和楚孑用郵件溝通的教授竟然破天荒的給他打了個電話。
“楚孑，收拾行李，出長差。”
夜很深了，屠教授的語氣很急，絲毫不容楚孑辯駁。
“一座古墓被盜了，社科院考古所成立了聯合考古隊要進行搶救性發掘。”
“推掉你後面的一切事，這個項目很可能會改變一段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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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孑回到學校, 剛進校門就遇到了馬思遠和史佳妤。
二人看著楚孑都直呼，已經認不出來他了！
楚孑雖然並沒有憔悴，精神頭也是一如既往的好, 但更瘦了一些。
但楚孑知道，他那不是瘦了, 是更緊致了。
一天十公裏自行車, 真的誰騎誰知道。
不過楚孑也沒打算再休息, 而是問向二人：“能不能把歷史系的課表給我一份？”
史佳妤和馬思遠立即心領神會：“你是想去蹭課吧？”
“是的, ”楚孑點了點頭, “雖然屠教授讓我上的課就那麽幾節, 但我還是都想去聽聽。”
雖然針對他們三個二專業的，學校出臺了與眾不同的培養模式，並沒有強求他們必須修哪些課程，而是以教授的評價與自主考試為主要的考個標準。
但畢竟身為考古專業的學生，沒怎麽上過課確實不太合適。
史佳妤直接掏出了一張大表格：“這個是大一到大三所有專業課的課表, 想聽哪個都去聽吧，我們專業的老師對蹭課還是蠻寬容的。”
因為歷史並不像是理工科, 需要先聽最基礎的才能聽得懂更高深一些的, 所以不僅僅是璞蘭大學, 別的大學歷史系也通常對旁聽的學生更寬容一些。
而有了史佳妤給的課表，楚孑也迅速地安排了自己的時間，他並不打算讓自己閑下來，不僅要蹭課，還要把時間利用到極致，能去蹭多少課就去蹭多少課。
這一蹭不要緊, 楚孑方才發現璞蘭大學的歷史學院真的有點東西。
比如說《中國通史》這門課程，並沒有安排一位教授走馬觀花的講解, 而是安排了幾位教授同時授課，有的教授專攻隋唐史，有的專攻宋元部分。
雖然楚孑跟了專攻秦漢考古的屠教授，但研究歷史也決不能只研究某一個朝代，所以這些課他都去聽了聽。
這也讓楚孑發現了，即使是講解歷史，不同的教授風格差別也很大。
在大眾心中，歷史似乎沒什麽可講的，無非就是把過去發生的事原原本本的再講一遍罷了，但其實並沒有這麽簡單。
比如專講明清史的趙教授，上課從來不帶書，而是往講臺上一靠，一節課四十五分鐘也不用ppt、不寫板報，而是像說評書一樣，從頭到尾就全講清楚了。
學問功底無比紮實，大家聽得也津津有味。
但有些教授就明顯不行了。
尤其是講述現代史的幾位教授，似乎都囿於意識形態的問題，講起課來照本宣科，沒有自己的學術觀點，完全沒法肆意發揮。
這種的也就算了，大家也都能理解是在顧慮什麽，但對於有些教授，楚孑完全不能忍。
歷史學院也有混子教授的存在，寫個板書一行字能有三個錯別字，學術水平差之又差，也不知道怎麽留校的。
不過想想連白牧歌那樣的老師都能留校，這些教授……
楚孑也只能呵呵了。
怪不得屠教授只給了楚孑一張紙那麽多的課要去聽，有些課的確是純粹浪費時間了。
屠教授指明讓楚孑去聽一聽肖院長親自授課的《遼金元史》，楚孑一去，發現確實很有講究。
因為一般的歷史學者其實並沒有那麽多的去研究遼金，或者僅限於了解遼上京、元大都這些著名的遺跡考古，但肖院長不僅專門研究這“冷門中的冷門”，還對蒙元史、八思巴字都有很高的研究造詣。
八思巴字是元忽必烈時期，由國師八思巴創造的文字，也被稱為“八思巴新蒙古字”，他的創造和推廣一定程度上是和蒙古人社會的進展是息息相關的。
這是一門拼音文字，說起來的話也算是脫胎於古藏文再加上一些梵文的字母，導致這種文字的字形非常難以辨識，而且模仿了漢字隸書的寫法，可以說是把幾種難學的因素全部疊加了。
肖院長在課堂上經常鼓勵大家多學或者說多去了解一種語言，才能更好的學習歷史。
這話和很多語言學家所謂的“語言影響思維模式”的理論十分相似，每個朝代都有自己的思維模式和社會風氣，很大程度就折射在了當時的語言上。
而因為楚孑在面試環節展現過自己的語言天賦，所以在課上經常被肖院長cue到，甚至下了課也找他說：“你既然對甲骨文有研究，又是學考古的，肯定要多學一學別的語言啊，不僅僅是蒙語，日語、法語、藏語，都要來一定才行！”
對於知識，楚孑向來是來者不拒的。
所以，楚孑除了學歷史之外，又一步邁入了語言的深坑，就連朝鮮語之類的小眾語言也稍微學習了一下。
幸虧有學習空間的存在，讓他能應付起這些相當龐雜的指示，而多半是因為屬於同種語言系統，他發現自己在日語和朝鮮語方面的進步飛快，不過一個來月就算是入門了。
而這也能讓他半蒙半查的看懂霓虹國和太極國的文獻歷史資料，也不算是再看天書了，知識面又是飛速擴大，讓楚孑很是滿足。
除了這些外文資料和課程之外，楚孑內心覺得最喜歡聽得課是《華國封建社會形態》，這門課程雖然是受到《資本論》的影響和啟發，但並沒有囿於馬克思主義原理去分析華國封建的土地關系和地主經濟這些議題。
因為，眾所周知，馬克思提出的五種社會形態，即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這套理論爭議頗多。
一方面，很多人認為，將這五種社會形態作為人類歷史發展必經的普遍規律，還認為其中有循序遞進的關系，這個想法本身就從根本上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
通觀整個世界範圍，其實除了西歐來看，也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是符合這五個社會形態的步驟發展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也都被不同民族在不同的時代超越過。
當然，當代的很多國內學者對這個學說保持了支持的態度，認為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堅持用這五個形態指導我們的學術研究。
《華國封建社會形態》這門課則是將兩種觀點都表明了出來，讓大家去選擇自己的立場，甚至鼓勵學生展開辯論。
畢竟，黎汝清曾經在《萬山紅遍》中說過一句話，“真理越辯越明，道理越講越清。”
如果一個理論被提出來之後從未經過質疑，或者說從來只通過堵嘴的方式不讓別人來辯，那麽提出者的立場和動機，就很有問題了。
上完這門課，楚孑也一直在思考，這樣的理論到底是不是正確的。
也唯有經過這樣自己的思考，信仰才能逐漸堅定。
這可能也是學習歷史的意義。
歷史並不是一味的去了解過去，更珍貴的其實是用來反思現在。
楚孑就這樣，享受著在學校的生活，也享受著思考的過程。
但同時，他聽到了一個逸聞。
他們有一次歷史講座中用到了一本書，叫《歷史文獻研究從論》。
而這本書的作者是劉乃和女士。
劉乃和其實是稱得上一聲“先生”的，但楚孑對這樣“把有所成就的女士尊稱為先生”的叫法持質疑的態度，於是在心裏仍稱對方為女士。
本來楚孑對這位前輩女學者也只是敬佩和敬仰的態度，但史佳妤顯然對其的了解更深，每每看到楚孑在讀她的著作就會跟他講起故事來。
劉乃和女士是陳垣先生的學生。
陳垣先生是一位很出名的歷史學家，在元史、歷史文獻學和宗教史方面都有很高的研究造詣，《元西域人華化考》和《校勘學釋例》都是至今都會讓歷史系學生頻繁閱讀的書籍，楚孑也讀過。
不過當然了，讓楚孑記憶深刻的並不是這樣的事。
八卦是人類的天性，楚孑也不能免俗，史佳妤對劉乃和女士和陳垣先生之間“不好明說”的故事有好多。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二人在晚年共同編纂的諸多圖書了，比如研究時間跨越長達四十年的《五代史》。
可以說，陳垣先生如果沒有劉乃和的幫助，是不可能有這些著作問世的。
但二人的關系，除了師徒之外的一切都是個謎。
可能到了暮年，二人之間也並沒有分的那麽清楚，他們是同志、是戰友、是師徒，也有超越這些之外的關系。
曾慶瑛女士就曾在她的著作《陳垣和家人》寫道:“1998年，劉乃和以八十高齡病逝。她的去世，也帶走了與陳垣先生的一段感情，有些事情，恐怕成為永遠的秘密了。”
不論什麽時代，師生之間的隱秘情感都是會被眾人議論的。
但楚孑聽完倒也沒太放在心上，因為與這些故事相比，二人的成就更為矚目。
除卻學術方面的成就之外，陳垣先生的書法可以說得上是一絕，而劉乃和更是其書法的重視傳人，堪稱精美絕倫，被當時的友人評價具有米芾之風。
楚孑喜歡書法，屠鑾教授也是，所以對書法寫得好的人自然敬仰。
更何況，從二人的書法中就能看出一脈相承的穩重與踏實，這才能攀登歷史學的諸多高峰。
閑下來的時候，楚孑也開始重新練起了書法。
他覺得似乎學習了歷史以後，整個人也靜了下來，說句可能有點過分的話，是對自己的認識都提升了。
但這樣靜好的歲月並沒持續太久。
兩個月後，他忽然接到了屠教授的電話。
對，沒錯，是電話。
那位連微信都沒有，只和楚孑用郵件溝通的教授竟然破天荒的給他打了個電話。
“楚孑，收拾行李，出長差。”
夜很深了，屠教授的語氣很急，絲毫不容楚孑辯駁。
“一座古墓被盜了，社科院考古所成立了聯合考古隊要進行搶救性發掘。”
“推掉你後面的一切事，這個項目很可能會改變一段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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