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走

江月讀大四的時候，她弟弟讀高二。

江禹洲成績很不好，高一下學期的幾次考試，所有學科的分數加起來，連兩百分都湊不夠。

高二新學期開學，有藝考培訓的機構在校外發傳單，不知怎麽了，江禹洲就突然跑回家說要轉成藝體生，學美術。

家裏人都不懂什麽藝體、藝考之類的，便讓江月跟學校老師打電話咨詢。

咨詢完，江月給出了很客觀的建議。

如果美術學得好，是可以憑藝考去到理想的學校。可是學美術並不是逃避文化課的借口，不用心學，照樣考不上大學。

江月的話讓江禹洲翻臉了，吵著說是家裏人在耽誤他的前途。

父母心疼兒子，隨即滿口答應。

十多萬的集訓費，家裏說拿就拿，還說等到藝考結束，會給江禹洲請一對一的輔導，專程提高文化課成績。

明明家裏最近幾年做生意賠了不少錢，但他們還是決定，就算是借錢和貸款，也會讓弟弟學美術。

一番話下來，江月覺得自己特別難堪。

她依稀記得，她高中時數學成績不好，跟家裏說想去輔導班補補課，家裏只說自己好好學就行，去輔導班還浪費錢。

她上小學時，班裏的很多同學都會去上興趣班，學唱歌跳舞和各種樂器。

別人都有可以展示的特長，她心裏羨慕得不得了，她跟家裏說她想去學吉他，家裏只說沒錢送她去學。

記憶中，家裏似乎也沒有窮過，雖然不算大富大貴，但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弟弟說要去學跆拳道時，他們第二天就能帶著弟弟去報名，弟弟腳上的鞋子是幾千塊錢一雙的。

可是，為什麽每次她需要家裏的時候，他們都說沒錢。

大概，沒錢只不過是借口罷了。

沒愛才是答案。

五月中旬，江月正忙著準備畢業論文的答辯，忽然接到一通莫名其妙的電話。

是家裏打來的。

母親說鎮上一個賣家電的老板相中她了，想讓她做兒媳婦。

“我跟你說啊，那家人可有錢了，家裏好幾輛車，還在市裏買了兩套房呢。”

“你要是嫁過去，可一點都不虧。”

“你也不用操心工作了，進門就享福，再生個孩子，以後你這日子就更好過了。”

“女孩子總歸是要嫁人的，你馬上就畢業了，也該是時候定下來了。”

爭辯無用，頑固的思想不是幾句簡單的話語就能改變的。

江月默默聽完，然後直接掛了電話。

畢業典禮那天，很多同學的家長都來了。

他們有收不完的花束，拍不完的照片。

只有江月，孤零零的一個人，穿著學士服游蕩在操場，偶爾被陌生的同學拉住，讓她幫忙給拍個合照。

她接過手機，看著畫面中歡笑的一家三口，心裏是說不出的酸澀。

那一刻，她像什麽呢？

像乞丐，像流浪狗，像沒有糖果吃的小孩。

在這樣具有紀念意義的日子裏，她依然無人在意。

在這場熱鬧與歡喜中，她守著一個人的孤獨。

江月討厭她的家人，討厭身邊的人。

那麽，走吧？逃吧？

反正也沒人在乎，去哪裏都無所謂吧。

生性懦弱的江月，生平第一次有了這樣大膽的念頭——她要走。

要一個人走得遠遠的，讓誰也找不到她。

撥穗結束，江月回到宿舍收拾行李。

所有的教材和課外書早就被江月按斤賣給了學校裏的二手書店，其他的零碎物品，一半在畢業生跳瘙市場上賣掉了，另一半丟到了宿舍樓下的垃圾桶裏。

能帶走的東西不多，一個大號的行李箱，一個編織袋，一個背包，足夠裝下她所有的家當。

再去輔導員辦公室領完學位證和畢業證，去一卡通服務點註銷掉校園卡，去學生公寓管理處交還鑰匙，就能出發了。

江月沒有跟任何人告別。

她背著包，提上行李箱和編織袋下樓。

夜幕降臨後的校園依舊熱鬧，路燈光照著一個個步履匆匆的影子，操場上有樂隊在唱歌，歌聲和歡呼聲傳了很遠很遠，校門口外賣存放點堆積的花束，不知道在等著誰和誰。

一切的一切，都將遠離了。

江月坐上了一趟開往兩千公裏外的列車。

沒有任何計劃，全憑著直覺和心意前進。

硬座坐得人腰酸背痛，江月這才後知後覺地意識到，她其實該去買個臥鋪才對。

可一想到要穿越好幾個車廂去排隊辦理補票，江月就不想動彈。

心情不好時，她不想跟人講話，也害怕跟人講話。

算了，還是熬著吧。

這小半輩子不都是在苦裏熬著的嗎，好像也不差這三十多個小時了。

坐累了，就起來到車廂連接處站一會兒。

旁邊和對面位置上的人，換了一撥又一撥，江月靠著車窗冥想，想那個家，想曠也，想這一路的苦與痛，想那為數不多的歡喜。

“前方到站是本次列車的終點站……”

聽到廣播聲，江月擰開礦泉水瓶，喝了口水讓自己清醒清醒。

她把車窗的簾子綁起來，窗外的夜色映入眼簾。

星星點點的，全是城市的燈火。

高樓上的霓虹燈，斑馬線前的一排排汽車尾燈，匯成流淌的星河。

外面還下著小雨，整座城市都是潮濕的。

細雨中，燈光也像是被暈染了似的，朦朦朧朧，如夢似幻。

恍惚之中，江月不禁在想，現在是夢？還是從前是夢呢？

多希望從前的所有事都只是一場噩夢，醒來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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