豈為論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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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為論夙志
1915年2月，在“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上，由車雲山采制的信陽毛尖以其外形美觀，香氣清高，滋味濃醇，獨樹一幟，獲得普遍讚賞。據《信陽工商歷史特產資料》記載：“1915年信陽毛尖經該會評判結果，頒給世界茶葉金質獎狀與獎章”。當時的車雲毛尖雖色澤鮮嫩，白毫遍布，香高味濃，但茶條尚不夠細直。昔日的團茶不覆存在，綠茶種類增多，茶社將信陽出產的茶葉統稱為“烘青綠茶”，其中車雲山、連雲山、集雲山、雲霧山、天雲山、黑龍潭、白龍潭出產的茶葉被稱為“豫毛峰”，其它各地出產的茶葉被稱為“豫毛青”。信陽茶的核心產區“兩潭一寨五雲山”，即黑龍潭、白龍潭、何家寨、車雲山、連雲山、集雲山、雲霧山、天雲山，雛形初成。
信陽茶山的茶籽引自六安，也有引自杭州，在信陽大山裏種了百年，被風土同化，或又與古時遺留的當地品種雜交，逐漸變成人們說的“旱茶”、“本山茶”，《茶葉品種志》裏也正式錄為“信陽種”、“車雲種”，完成了本土化的蛻變。信陽茶人在獲金質獎章後大受鼓舞，他們紛紛開辟新茶園，擴建制茶作坊，改善茶葉加工技術，茶葉產量和質量短時期內得到極大的提升。
明中期由徽州興起的炒青法，傳播四方，逐漸在各地發展出當地名品與獨特的加工工藝。皖西一帶，六安、霍山、舒城、桐城，均分殺青、炒青的生、熟二鍋，用芒花、高粱、竹枝紮成小茶把子，代替只用手的操作，炒茶做形。“信陽毛尖”的名字來自其細圓緊直的外形，這種外形的形成又與信陽獨特的炒茶工藝有密切關系。當時，車雲茶社派人到名茶產區浙江西湖龍井和安徽六安，購買茶籽、觀摩學習制茶方法。它借鑒了西湖龍井的“理條”手法和六安瓜片的“帚掃殺青”制法，形成了自已獨特的風格。六安瓜片的鮮葉是單片，比較輕，所以六安瓜片的帚掃殺青所用茶把較輕而軟。信陽毛尖鮮葉原料的芽頭較多，相比較六安瓜片來說茶青較重。清代以前，在生鍋中炒制茶葉時，信陽茶工雙手各握一只用竹枝制作的小茶把同時操作，久之十分疲勞,難以長時間堅持。清末民初，車雲茶社茶工吳彥遠試用炒熟鍋的大茶把代替小茶把炒“生鍋”，兩手同握一只大茶把，左右手重力互相交替，減短勞累，意想不到的是這樣炒出來的效果更好。這種方法被紛紛效仿，稱“ 握把炒”。然而，這樣炒出的茶葉茶條彎曲欠光潤，於是茶工們又設法改進。1925年，車雲茶社的唐會卿試用“散把”炒茶，茶條滿鍋散開不成團，茶條也較緊勻，但茶仍欠直，外形不夠美觀。
信陽毛尖為細圓的條形茶，需要達到細圓緊直的效果。後來，吳彥遠在用散把炒制過程中，加入了理條的操作。西湖龍井是扁形茶，理條過程中先壓再理，重覆進行以達到龍井的扁平油潤及外形的一致性。於是在制作過程中不時用手抓起茶葉，觀看炒制程度，同時把結成團塊的茶葉撒開、甩出再炒，即抓條、甩條。如此反覆，炒出的茶條比較緊、直，色澤也變得鮮綠光潤。創新後的工藝使得茶條細園緊直，鋒苗顯露，外形更加美觀，更令人喜愛，這也為“信陽毛尖”的獨特制作工藝定了型。信陽毛尖制作工藝演變為竹枝大茶把，並加入龍井茶的抓條，自創甩條，只屬於信陽茶的工藝，，最終形成較為成熟的“傳統信陽毛尖炒制工藝”，並延續至今，有了毛尖湯清色綠，回味悠長的韻味。
民國政府開始設立茶業公所，統籌茶葉生產。信陽民間開始廣泛開山種茶，茶葉生產進入興盛階段，除了當時較為著名的“八大茶社”外，一些本地鄉紳也積極開山種茶，如清末雲南道臺淩羽中告老還鄉後，在潢川縣帶領農戶發展家庭茶園，帶動潢川茶葉興起。隨著“八大茶社”的建立，沈寂數百年的信陽茶文化快速覆興。一些茶社在信陽城內建立茶莊，專門銷售本山出產的茶葉。在繁華的市中心，眾多茶館臨街而立，為茶客提供高品質的水和茶，“浉河中心水，車雲山上茶”就此傳開。依河傍水的茶館軒窗開闊，茶客沖茶小憩，扶窗看藍天白雲，俯首觀浉河水韻，品茗下棋，不亦樂乎。“八大茶社”的崛起，為清末民初的信陽茶帶來了短暫的覆興，茶葉的種植，也從縣城附近山丘，延展到浉河西岸桐柏山系的大山裏。
河南在民國北洋政府初期，承續清末4個道臺，按豫東（開封）、豫西（洛陽）、豫北（黃河北）、豫南（信陽）分四個區域，不稱最高首長“道尹”而恢覆唐代“觀察使”官職。提學使裁撤後，陳善同因有“正三品”的銜級，1913年1月19日被外放任“豫西觀察使”。這就相當於今天的“副省長”外放“某某市長”實職。不過，陳善同趕上了“白朗起義”和“二次革命”，他一個文人不谙軍事，很快就被邊緣化了。
1912年冬，白朗在豫西地區起事，劫富濟貧，策應南方的反袁，很快發展到近萬人。張鎮芳系一無能之輩，無力鎮壓，坐失良機。表兄弟也不能例外，1914年2月張鎮芳被袁世凱撤職，另派湖北都督段祺瑞兼領河南都督。白朗軍避實擊虛，聲東擊西，從豫西打到陜西、往南打到豫南，又從豫南打到安徽。段祺瑞作為袁世凱的陸軍總長4月調回北京，張鎮芳和段祺瑞打白朗都沒有原任黃河北的總兵的趙倜出色。趙倜1913年9月由豫北地區調任河南護軍使，主管全省軍務。
白朗主力進入陜甘後，趙倜率軍尾追截堵，白朗軍被逼入四川，遭川軍阻擊被迫返回河南，又被北洋軍夾擊，1914年8月潰敗四散。趙倜任河南護軍使時，段祺瑞的河南都督交由田文烈“兼護”。1914年平定白朗後，趙倜和田文烈顛倒了個個兒，趙倜由將軍改任督軍，田文烈由都督改兼將軍。由此開始了趙倜8年河南土皇帝的統治，直到被馮玉祥趕走。
而陳善同則不擅軍事，多次呈辭獲免，由“豫西觀察使”回調省府開封。此後當選為北洋政府時期的北京臨時參議院議員。
作為舊吏和技術範領導，新督軍趙倜還是很看重他的，1918年3月陳善同始任河南省實業廳廳長。實業廳長任上，他創建了開封馬道街勸業場；在河南各縣大興工業，引進美國棉種分給各縣種植，以此解決良種和高品質原料問題；設置專門機構各道署“桑蠶局”“美棉收購總所”，派人傳授技術技能；河南最早一批現代工業開始興起，杞縣、商城造棉廠和鄭州豫豐紗廠相繼建立；他作為文化人在專註實業的同時，還提議創辦《實業日報》輿論支持工業振興，抵禦外資侵襲；創立“實業學堂”培養專門人才，為後續發展蓄力。
1920年9月16日，陳善同調任河南省財政廳廳長。他又開始整頓全省厘稅制度，清理原財長財廳賬目，從而發現“槍價案”和豫泉官銀“賑濟案”，將之公諸於世。
原本以為提其財長能為自己聚財斂財的趙倜，大為不滿，加上陳善同又與此際省長張鳳臺聯名簽署批準教育經費獨立預算，觸動了趙倜的基本利益，趙倜便暗下擠兌之心。次年，國會選舉時，陳善同為其弟弟陳善榘運動連任議員，結果被趙倜借故開缺。迫其辭去財政廳長專任河南河務局長兼河南通志局局長。
1922年，第一次直奉大戰後趙倜兄弟在河南的統治瓦解，馮玉祥繼任河南督軍。馮玉祥沒有在河南履任許久，就被調到北京任“陸軍檢閱使”。當時吳佩孚是“兩湖巡閱使”，大本營駐軍洛陽，河南亦是其禁臠。聯馮驅趙後擠走馮玉祥，河南就直接在其治下了，他派其24師師長張福來就任“督理河南軍務善後事宜”，頂替了馮玉祥。
張福來對原任河南軍政人員均無大的變動，省長仍是張鳳臺。原擬頂替陳善同的河南省黃河河務總局局長鄧長耀是馮玉祥的人隨馮去了北京，張鳳臺依然任用頗有人望的陳善同繼任。
在黃河河務局任上，陳善同縈繞於心的始終是黃河河道治理。他勤於修守防險，重視近代河工技術應用，他防汛防災賑災一體統籌，組織水文測量專業隊；為河道工段增設電話、水文站；擠資金購置測量儀器，組織水文測量隊，興修沿河修汽車道與鋪設輕便鐵軌，使河南境黃河得以安瀾。他采取“以工代賑”的方法解決民工生活和勞力問題；賑濟專款據實結算，尾款如數上繳，避免貪腐。但是在那個時代，陳善同不擅與官僚體系沆瀣一氣，最得心應手的還應是在河南通志局局長任上著書立說上。河防之餘，接續編纂前任吳永湘主編的《豫河志》初稿，於1923年付諸出版，後又呈準主編《豫河續志》，於民國十四年（1925年）成書，記述民國以來河南黃河的治理。他作序希望豫人要永矢勿忘先人治河恩澤，並揭露河工弊端，告誡後人要時刻警惕黃河潛在的危險。此外他留下的著作還有《樗園奏稿》4卷，及《春秋國際公約》《春秋集傳例義輯要》《陳氏族譜》《先荊南公崇祀名宦鄉賢錄》等。
1924年，馮玉祥和陜西陸軍第1師長胡景翼、第15混成旅旅長孫岳，趁第二次直奉戰爭之機，聯手奉軍掣肘打垮了曹錕、吳佩孚的直系政府。被扶持上去的段祺瑞臨時執政任命胡景翼為河南省“督辦”取代了張福來。同時，孫岳也被任命為河南省長，取代了張鳳臺。孫岳不願來河南，想任直隸督辦。孫就派了自己的參謀長何遂代理河南省長。後來孫直隸督辦未果，作為馮玉祥“國民軍副總司令和第三軍軍長”的他率部東走，擊敗了奉系李景林部，還是就任了直隸督辦兼省長。
隨後而來的吳佩孚覆起，直奉聯手令馮玉祥國民軍南口大敗。胡景翼病死河南任上，其部下岳維峻接任。孫岳上海就醫。何遂並未實任省長，後來任北京政府航空署長、國民軍空軍司令、北伐前黃埔軍校“代校長”。
吳佩孚重起後自任“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所討之“賊”開始是馮玉祥，後來又是聯合擊馮的奉軍張作霖張學良父子，還有掣後的北伐軍。給他打頭陣收覆河南的就是兩員大將：靳雲鶚和寇英傑。
靳雲鶚從魯西南沿隴海鐵路，寇英傑從鄂北沿京漢鐵路，最後逼走岳維峻。靳雲鶚一路順風，寇英傑在信陽碰上蔣世傑硬是抗住過不去。最後寇繞道撇下信陽不管，才拿下鄭州。可是吳佩孚任命寇英傑做了“河南督辦”，卻讓靳雲鶚做“河南省長”，靳雲鶚不願要這虛銜，拒辭不就。
1926年12月，吳佩孚任命陳善同為河南省長。當時把控河南軍務的是米振標父子，他們反對任命陳善同，把控著開封警備司令部和省會城防。陳善同前往省署就職，他們出動荷槍實彈的軍警，封鎖鼓樓街、後街至行宮角一帶的街巷，設崗布哨嚴加盤查，禁止陳善同的就任車隊通行，逼迫陳善同只得退回寓所。後來經河南商民調停，吳佩孚致電米振標嚴加申斥，陳善同才得以就職。但是，陳善同上任後即向吳提出“免收民間房錢一月，取消煤油特稅，停止砍伐樹木”等多項為民請命之求。慢說吳佩孚自顧不暇，就算有心也無力維護。兵荒馬亂無所是從的情況下，陳善同根本無以施展，未滿一年即掛冠而去。1931年，北伐戰爭基本塵埃落定。在經過北伐戰爭、國共合作破裂、東北易幟、蔣馮閻大戰後，以南京國民政府為代表的中國政府基本政局穩定後，陳善同離開開封回到信陽。
那一年，陳善同55歲，他民國北洋政府最後一任河南省長。省長任上他只做了6個月，馮玉祥接了他的班。
回到信陽的陳善同是信陽循正統出身的本地耆宿，以陳家在信陽的繁盛和如今陳善同的身份地位，立即受到老家鄉親和地方的重視。陳善同寓居故鄉後，致力於地方公益，不辭辛勞積極參與地方建設，熱心從事鄉土事業，曾擔任信陽城建修築委員會幹事長，積極為信陽修覆戰爭破壞的城垣市井服務。他還擔任信陽防疫委員會、水災賑濟委員會、慈善委員會的職務，面對地方不平事他仗義執言；面對窮困敗落他力主公平善意；面對缺醫少藥他首創巡回醫療。他曾爭鋒相對反對外人強占公地，精明強悍逼迫停止勒索百姓，受到地方和鄉裏尊敬。
雖面臨日寇從滿洲覬覦中國全境的虎視眈眈，但是自張學良東北易幟，南京政府的天下大致穩定。於是出現了民國以來又一番修志熱潮，各省因纂修省志的需要而紛紛成立“通志館”，延聘專門人才，形成了政府主導，學者篡修、社會各界主動參與，多方積極協助的修志格局。全中國到30年代共成立了21個省級通志館、南京、上海2個市級通志館。
南京政府1929年12月頒布《修志事例概要》就方志的機構、綱目、取材範圍、類目設置、內容取舍、文字書寫和印刷裝訂、出版等多做出了具體要求。20世紀30年代前後全國有458部方志纂修刊印，形成了民國修志最繁盛的一段時期。
陳善同作為詩書世家、又是官宦出身，有深厚的儒學功底和撰述功力，對地方建設富有熱情，對鄉梓故裏充滿感情。因此，信陽的志書修纂由他掛帥牽頭名至實歸，地方政府和鄉裏士紳、地方聞達俱推薦他擔綱主持。陳善同為重修信陽地方史志，苦心孤詣地組織班底分工協作，遍覽信陽可以搜集到的歷史典籍，焚膏繼晷不休不眠考證編纂。他網羅聞名中原的地方巨儒共同加盟，使得纂修基礎力量的學術功底空前厚實。地方名宿和官府籌資撥款相助，社會各界傾心協力共襄此舉。從他退職返抵信陽伊始就開始收集資料，整理修訂信陽縣志作為他返鄉之後的重頭戲，從1929年到1936年一直是他的心結所系。在陳善同身邊匯聚了一大批有真才實學的老知識分子，正如他在《重修信陽縣志》卷23“登庸志”中自詡“有才而不用，或用之而不終，皆與無才等。吾願此峨峨者人人出所學以致用，尤望我國家辟門以徠之，虛席以待之，量才器使，毋讓流壤。” 1936年12月，匯聚了眾人心血的《重修信陽縣志》由漢口洪興印書館正式刊印出版。
這是一部煌煌巨著，體例詳備、史實可考、敘述嚴謹。全書十三大類80餘萬言，涵蓋了自上古至民國二十五年的信陽歷史，彌補了《信陽州志》（乾隆版）以來近200年間的歷史空擋。
北洋政府其實早在1914年就電令各地編修鄉土志，清末民初聞人王國維、梁啟超、胡適、柳亞子、黃炎培等紛紛參與，熱忱襄助。1916年河南省成立通志館要求各地修志，信陽本土民國初蔡竹賢、陳一軒、周廉臣等士紳曾兩次開館征采資料，企圖修編信陽通志，經年歷變未成。
至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頒布《修志事例概要》，信陽也再次開館修志，三任信陽縣長邱自雲、周炳昌、方廷漢鍥而不舍，延聘陳善同且聚攏一應同仁，薛繼逢（字溫伯）、董錫賡（字次義）、龍敏修（字廉滸）、易樹滋（字宣三）、劉景向（字遂真），組成了編修班底。“諸君子悉心商榷，賡續采輯”，“慮志事之缺漏，故取材不厭其多；慮志文之繁冗，故敘次求其約”。終成大作三十一卷，校訂了乾隆版《信陽州志》，補上了其後至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一百八十多年的史事。
《重修信陽縣志》是民國史志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鋁印本脫胎於木版印刷的痕跡歷歷可見，全書三十一卷首一卷。十三目：為輿地志、建設志、民政志、食貨志、教育志、禮絡志、兵事志、職官志、登庸志、人物志、藝文志和大事記。下分一百八十小目，八十餘萬言。陳善同以大事為線，史實為面，秉筆直書。他堅持“地方之盛衰，民生之苦樂，政治之良窳，國家之亂治，亦略具此矣。”特別是對當時國共兩黨的鬥爭記述客觀，對基層民眾的生活狀況如實描述。如，關於民國二十四年底至二十五年初，吳佩孚與豫督岳維峻之間的信陽圍城之役：田春生部入城阻守“以檢查奸細為名，肆行屠戮，並沿戶派款搜括存糧，擄掠財物。拆屋材以為炊，銼臥薦以飼馬，居民米薪告罄，餓斃者相踵。”戰爭結束時，“城關居民死者又共千餘人，其存者如在獄之囚，如久病之夫，面黑骨柴，氣息奄奄不相續……民家皆戶無門窗、無欞室，無器具，院無牲畜。其近城臨街之屋墻剝剝落落，皆彈痕也。”這些記載真實反映了軍閥統治時期的黑暗和戰爭帶來的破壞。
陳善同雖然與歷來修史撰述者同樣有“主流立場”，卻毫不含糊地如實記錄各級政權橫征暴斂、欺壓百姓的惡劣行為。其描述細致入微：“城隍廟街某姓被拉夫，其婦不能自活，乃抱子投井死。後夫謀得歸，亦自縊。又城東老婦因子被拉夫，自往追索不得，投塘死。其時值大水災，民避水棲樹巔，邑人以渡船救濟，甫登岸便將捉將官去充役。”其對社情民生的悲憫盡在其中。
對於信陽茶的未來，陳善同站在好友甘以敬的墓碑前懷著沈痛的敬意說：“將來成績可立而待也”。
舊中國面臨日寇進犯，半壁河山淪陷，1938年武漢會戰後國民政府棄守武漢，信陽也不能幸免。經過9月2日至10日固始富金山宋希濂抗擊失敗，9月18日潢川保衛戰張自忠失敗，潢川、息縣、羅山、商城相繼失陷。此後，孫連仲率領的第五戰區第二集團軍三兵團在大別山最後一道防線新縣沙窩和商城小界嶺防線堅守失利，信陽大門敞開，胡宗南在信陽抵抗不力，留下些微兵力自行西撤。10月12日，信陽淪陷。日踞信陽其實只能控制鐵路沿線和沿線城鎮，廣大農村還是中國軍隊（抗戰的國軍和共軍游擊力量）的活動空間。中國人的民族意志頑強不屈。
信陽淪陷後，日軍拉攏地方士紳建立偽政權，陳善同保持晚節，攜眷屬避居到羅山、潢川鄉間，保持與中國軍隊聯系。作為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的程潛曾致電慰勞，聘其為河南省咨議。整個日據時期他不與日寇合作，痛恨漢奸，曾為抗戰陣亡將士題寫挽聯“痛恨國多範文虎降虜屈節，斷送我江淮河漢；亟盼天生戚繼光殲倭雪恥，好教他猿鶴沙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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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2月，在“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上，由車雲山采制的信陽毛尖以其外形美觀，香氣清高，滋味濃醇，獨樹一幟，獲得普遍讚賞。據《信陽工商歷史特產資料》記載：“1915年信陽毛尖經該會評判結果，頒給世界茶葉金質獎狀與獎章”。當時的車雲毛尖雖色澤鮮嫩，白毫遍布，香高味濃，但茶條尚不夠細直。昔日的團茶不覆存在，綠茶種類增多，茶社將信陽出產的茶葉統稱為“烘青綠茶”，其中車雲山、連雲山、集雲山、雲霧山、天雲山、黑龍潭、白龍潭出產的茶葉被稱為“豫毛峰”，其它各地出產的茶葉被稱為“豫毛青”。信陽茶的核心產區“兩潭一寨五雲山”，即黑龍潭、白龍潭、何家寨、車雲山、連雲山、集雲山、雲霧山、天雲山，雛形初成。
信陽茶山的茶籽引自六安，也有引自杭州，在信陽大山裏種了百年，被風土同化，或又與古時遺留的當地品種雜交，逐漸變成人們說的“旱茶”、“本山茶”，《茶葉品種志》裏也正式錄為“信陽種”、“車雲種”，完成了本土化的蛻變。信陽茶人在獲金質獎章後大受鼓舞，他們紛紛開辟新茶園，擴建制茶作坊，改善茶葉加工技術，茶葉產量和質量短時期內得到極大的提升。
明中期由徽州興起的炒青法，傳播四方，逐漸在各地發展出當地名品與獨特的加工工藝。皖西一帶，六安、霍山、舒城、桐城，均分殺青、炒青的生、熟二鍋，用芒花、高粱、竹枝紮成小茶把子，代替只用手的操作，炒茶做形。“信陽毛尖”的名字來自其細圓緊直的外形，這種外形的形成又與信陽獨特的炒茶工藝有密切關系。當時，車雲茶社派人到名茶產區浙江西湖龍井和安徽六安，購買茶籽、觀摩學習制茶方法。它借鑒了西湖龍井的“理條”手法和六安瓜片的“帚掃殺青”制法，形成了自已獨特的風格。六安瓜片的鮮葉是單片，比較輕，所以六安瓜片的帚掃殺青所用茶把較輕而軟。信陽毛尖鮮葉原料的芽頭較多，相比較六安瓜片來說茶青較重。清代以前，在生鍋中炒制茶葉時，信陽茶工雙手各握一只用竹枝制作的小茶把同時操作，久之十分疲勞,難以長時間堅持。清末民初，車雲茶社茶工吳彥遠試用炒熟鍋的大茶把代替小茶把炒“生鍋”，兩手同握一只大茶把，左右手重力互相交替，減短勞累，意想不到的是這樣炒出來的效果更好。這種方法被紛紛效仿，稱“ 握把炒”。然而，這樣炒出的茶葉茶條彎曲欠光潤，於是茶工們又設法改進。1925年，車雲茶社的唐會卿試用“散把”炒茶，茶條滿鍋散開不成團，茶條也較緊勻，但茶仍欠直，外形不夠美觀。
信陽毛尖為細圓的條形茶，需要達到細圓緊直的效果。後來，吳彥遠在用散把炒制過程中，加入了理條的操作。西湖龍井是扁形茶，理條過程中先壓再理，重覆進行以達到龍井的扁平油潤及外形的一致性。於是在制作過程中不時用手抓起茶葉，觀看炒制程度，同時把結成團塊的茶葉撒開、甩出再炒，即抓條、甩條。如此反覆，炒出的茶條比較緊、直，色澤也變得鮮綠光潤。創新後的工藝使得茶條細園緊直，鋒苗顯露，外形更加美觀，更令人喜愛，這也為“信陽毛尖”的獨特制作工藝定了型。信陽毛尖制作工藝演變為竹枝大茶把，並加入龍井茶的抓條，自創甩條，只屬於信陽茶的工藝，，最終形成較為成熟的“傳統信陽毛尖炒制工藝”，並延續至今，有了毛尖湯清色綠，回味悠長的韻味。
民國政府開始設立茶業公所，統籌茶葉生產。信陽民間開始廣泛開山種茶，茶葉生產進入興盛階段，除了當時較為著名的“八大茶社”外，一些本地鄉紳也積極開山種茶，如清末雲南道臺淩羽中告老還鄉後，在潢川縣帶領農戶發展家庭茶園，帶動潢川茶葉興起。隨著“八大茶社”的建立，沈寂數百年的信陽茶文化快速覆興。一些茶社在信陽城內建立茶莊，專門銷售本山出產的茶葉。在繁華的市中心，眾多茶館臨街而立，為茶客提供高品質的水和茶，“浉河中心水，車雲山上茶”就此傳開。依河傍水的茶館軒窗開闊，茶客沖茶小憩，扶窗看藍天白雲，俯首觀浉河水韻，品茗下棋，不亦樂乎。“八大茶社”的崛起，為清末民初的信陽茶帶來了短暫的覆興，茶葉的種植，也從縣城附近山丘，延展到浉河西岸桐柏山系的大山裏。
河南在民國北洋政府初期，承續清末4個道臺，按豫東（開封）、豫西（洛陽）、豫北（黃河北）、豫南（信陽）分四個區域，不稱最高首長“道尹”而恢覆唐代“觀察使”官職。提學使裁撤後，陳善同因有“正三品”的銜級，1913年1月19日被外放任“豫西觀察使”。這就相當於今天的“副省長”外放“某某市長”實職。不過，陳善同趕上了“白朗起義”和“二次革命”，他一個文人不谙軍事，很快就被邊緣化了。
1912年冬，白朗在豫西地區起事，劫富濟貧，策應南方的反袁，很快發展到近萬人。張鎮芳系一無能之輩，無力鎮壓，坐失良機。表兄弟也不能例外，1914年2月張鎮芳被袁世凱撤職，另派湖北都督段祺瑞兼領河南都督。白朗軍避實擊虛，聲東擊西，從豫西打到陜西、往南打到豫南，又從豫南打到安徽。段祺瑞作為袁世凱的陸軍總長4月調回北京，張鎮芳和段祺瑞打白朗都沒有原任黃河北的總兵的趙倜出色。趙倜1913年9月由豫北地區調任河南護軍使，主管全省軍務。
白朗主力進入陜甘後，趙倜率軍尾追截堵，白朗軍被逼入四川，遭川軍阻擊被迫返回河南，又被北洋軍夾擊，1914年8月潰敗四散。趙倜任河南護軍使時，段祺瑞的河南都督交由田文烈“兼護”。1914年平定白朗後，趙倜和田文烈顛倒了個個兒，趙倜由將軍改任督軍，田文烈由都督改兼將軍。由此開始了趙倜8年河南土皇帝的統治，直到被馮玉祥趕走。
而陳善同則不擅軍事，多次呈辭獲免，由“豫西觀察使”回調省府開封。此後當選為北洋政府時期的北京臨時參議院議員。
作為舊吏和技術範領導，新督軍趙倜還是很看重他的，1918年3月陳善同始任河南省實業廳廳長。實業廳長任上，他創建了開封馬道街勸業場；在河南各縣大興工業，引進美國棉種分給各縣種植，以此解決良種和高品質原料問題；設置專門機構各道署“桑蠶局”“美棉收購總所”，派人傳授技術技能；河南最早一批現代工業開始興起，杞縣、商城造棉廠和鄭州豫豐紗廠相繼建立；他作為文化人在專註實業的同時，還提議創辦《實業日報》輿論支持工業振興，抵禦外資侵襲；創立“實業學堂”培養專門人才，為後續發展蓄力。
1920年9月16日，陳善同調任河南省財政廳廳長。他又開始整頓全省厘稅制度，清理原財長財廳賬目，從而發現“槍價案”和豫泉官銀“賑濟案”，將之公諸於世。
原本以為提其財長能為自己聚財斂財的趙倜，大為不滿，加上陳善同又與此際省長張鳳臺聯名簽署批準教育經費獨立預算，觸動了趙倜的基本利益，趙倜便暗下擠兌之心。次年，國會選舉時，陳善同為其弟弟陳善榘運動連任議員，結果被趙倜借故開缺。迫其辭去財政廳長專任河南河務局長兼河南通志局局長。
1922年，第一次直奉大戰後趙倜兄弟在河南的統治瓦解，馮玉祥繼任河南督軍。馮玉祥沒有在河南履任許久，就被調到北京任“陸軍檢閱使”。當時吳佩孚是“兩湖巡閱使”，大本營駐軍洛陽，河南亦是其禁臠。聯馮驅趙後擠走馮玉祥，河南就直接在其治下了，他派其24師師長張福來就任“督理河南軍務善後事宜”，頂替了馮玉祥。
張福來對原任河南軍政人員均無大的變動，省長仍是張鳳臺。原擬頂替陳善同的河南省黃河河務總局局長鄧長耀是馮玉祥的人隨馮去了北京，張鳳臺依然任用頗有人望的陳善同繼任。
在黃河河務局任上，陳善同縈繞於心的始終是黃河河道治理。他勤於修守防險，重視近代河工技術應用，他防汛防災賑災一體統籌，組織水文測量專業隊；為河道工段增設電話、水文站；擠資金購置測量儀器，組織水文測量隊，興修沿河修汽車道與鋪設輕便鐵軌，使河南境黃河得以安瀾。他采取“以工代賑”的方法解決民工生活和勞力問題；賑濟專款據實結算，尾款如數上繳，避免貪腐。但是在那個時代，陳善同不擅與官僚體系沆瀣一氣，最得心應手的還應是在河南通志局局長任上著書立說上。河防之餘，接續編纂前任吳永湘主編的《豫河志》初稿，於1923年付諸出版，後又呈準主編《豫河續志》，於民國十四年（1925年）成書，記述民國以來河南黃河的治理。他作序希望豫人要永矢勿忘先人治河恩澤，並揭露河工弊端，告誡後人要時刻警惕黃河潛在的危險。此外他留下的著作還有《樗園奏稿》4卷，及《春秋國際公約》《春秋集傳例義輯要》《陳氏族譜》《先荊南公崇祀名宦鄉賢錄》等。
1924年，馮玉祥和陜西陸軍第1師長胡景翼、第15混成旅旅長孫岳，趁第二次直奉戰爭之機，聯手奉軍掣肘打垮了曹錕、吳佩孚的直系政府。被扶持上去的段祺瑞臨時執政任命胡景翼為河南省“督辦”取代了張福來。同時，孫岳也被任命為河南省長，取代了張鳳臺。孫岳不願來河南，想任直隸督辦。孫就派了自己的參謀長何遂代理河南省長。後來孫直隸督辦未果，作為馮玉祥“國民軍副總司令和第三軍軍長”的他率部東走，擊敗了奉系李景林部，還是就任了直隸督辦兼省長。
隨後而來的吳佩孚覆起，直奉聯手令馮玉祥國民軍南口大敗。胡景翼病死河南任上，其部下岳維峻接任。孫岳上海就醫。何遂並未實任省長，後來任北京政府航空署長、國民軍空軍司令、北伐前黃埔軍校“代校長”。
吳佩孚重起後自任“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所討之“賊”開始是馮玉祥，後來又是聯合擊馮的奉軍張作霖張學良父子，還有掣後的北伐軍。給他打頭陣收覆河南的就是兩員大將：靳雲鶚和寇英傑。
靳雲鶚從魯西南沿隴海鐵路，寇英傑從鄂北沿京漢鐵路，最後逼走岳維峻。靳雲鶚一路順風，寇英傑在信陽碰上蔣世傑硬是抗住過不去。最後寇繞道撇下信陽不管，才拿下鄭州。可是吳佩孚任命寇英傑做了“河南督辦”，卻讓靳雲鶚做“河南省長”，靳雲鶚不願要這虛銜，拒辭不就。
1926年12月，吳佩孚任命陳善同為河南省長。當時把控河南軍務的是米振標父子，他們反對任命陳善同，把控著開封警備司令部和省會城防。陳善同前往省署就職，他們出動荷槍實彈的軍警，封鎖鼓樓街、後街至行宮角一帶的街巷，設崗布哨嚴加盤查，禁止陳善同的就任車隊通行，逼迫陳善同只得退回寓所。後來經河南商民調停，吳佩孚致電米振標嚴加申斥，陳善同才得以就職。但是，陳善同上任後即向吳提出“免收民間房錢一月，取消煤油特稅，停止砍伐樹木”等多項為民請命之求。慢說吳佩孚自顧不暇，就算有心也無力維護。兵荒馬亂無所是從的情況下，陳善同根本無以施展，未滿一年即掛冠而去。1931年，北伐戰爭基本塵埃落定。在經過北伐戰爭、國共合作破裂、東北易幟、蔣馮閻大戰後，以南京國民政府為代表的中國政府基本政局穩定後，陳善同離開開封回到信陽。
那一年，陳善同55歲，他民國北洋政府最後一任河南省長。省長任上他只做了6個月，馮玉祥接了他的班。
回到信陽的陳善同是信陽循正統出身的本地耆宿，以陳家在信陽的繁盛和如今陳善同的身份地位，立即受到老家鄉親和地方的重視。陳善同寓居故鄉後，致力於地方公益，不辭辛勞積極參與地方建設，熱心從事鄉土事業，曾擔任信陽城建修築委員會幹事長，積極為信陽修覆戰爭破壞的城垣市井服務。他還擔任信陽防疫委員會、水災賑濟委員會、慈善委員會的職務，面對地方不平事他仗義執言；面對窮困敗落他力主公平善意；面對缺醫少藥他首創巡回醫療。他曾爭鋒相對反對外人強占公地，精明強悍逼迫停止勒索百姓，受到地方和鄉裏尊敬。
雖面臨日寇從滿洲覬覦中國全境的虎視眈眈，但是自張學良東北易幟，南京政府的天下大致穩定。於是出現了民國以來又一番修志熱潮，各省因纂修省志的需要而紛紛成立“通志館”，延聘專門人才，形成了政府主導，學者篡修、社會各界主動參與，多方積極協助的修志格局。全中國到30年代共成立了21個省級通志館、南京、上海2個市級通志館。
南京政府1929年12月頒布《修志事例概要》就方志的機構、綱目、取材範圍、類目設置、內容取舍、文字書寫和印刷裝訂、出版等多做出了具體要求。20世紀30年代前後全國有458部方志纂修刊印，形成了民國修志最繁盛的一段時期。
陳善同作為詩書世家、又是官宦出身，有深厚的儒學功底和撰述功力，對地方建設富有熱情，對鄉梓故裏充滿感情。因此，信陽的志書修纂由他掛帥牽頭名至實歸，地方政府和鄉裏士紳、地方聞達俱推薦他擔綱主持。陳善同為重修信陽地方史志，苦心孤詣地組織班底分工協作，遍覽信陽可以搜集到的歷史典籍，焚膏繼晷不休不眠考證編纂。他網羅聞名中原的地方巨儒共同加盟，使得纂修基礎力量的學術功底空前厚實。地方名宿和官府籌資撥款相助，社會各界傾心協力共襄此舉。從他退職返抵信陽伊始就開始收集資料，整理修訂信陽縣志作為他返鄉之後的重頭戲，從1929年到1936年一直是他的心結所系。在陳善同身邊匯聚了一大批有真才實學的老知識分子，正如他在《重修信陽縣志》卷23“登庸志”中自詡“有才而不用，或用之而不終，皆與無才等。吾願此峨峨者人人出所學以致用，尤望我國家辟門以徠之，虛席以待之，量才器使，毋讓流壤。” 1936年12月，匯聚了眾人心血的《重修信陽縣志》由漢口洪興印書館正式刊印出版。
這是一部煌煌巨著，體例詳備、史實可考、敘述嚴謹。全書十三大類80餘萬言，涵蓋了自上古至民國二十五年的信陽歷史，彌補了《信陽州志》（乾隆版）以來近200年間的歷史空擋。
北洋政府其實早在1914年就電令各地編修鄉土志，清末民初聞人王國維、梁啟超、胡適、柳亞子、黃炎培等紛紛參與，熱忱襄助。1916年河南省成立通志館要求各地修志，信陽本土民國初蔡竹賢、陳一軒、周廉臣等士紳曾兩次開館征采資料，企圖修編信陽通志，經年歷變未成。
至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頒布《修志事例概要》，信陽也再次開館修志，三任信陽縣長邱自雲、周炳昌、方廷漢鍥而不舍，延聘陳善同且聚攏一應同仁，薛繼逢（字溫伯）、董錫賡（字次義）、龍敏修（字廉滸）、易樹滋（字宣三）、劉景向（字遂真），組成了編修班底。“諸君子悉心商榷，賡續采輯”，“慮志事之缺漏，故取材不厭其多；慮志文之繁冗，故敘次求其約”。終成大作三十一卷，校訂了乾隆版《信陽州志》，補上了其後至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一百八十多年的史事。
《重修信陽縣志》是民國史志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鋁印本脫胎於木版印刷的痕跡歷歷可見，全書三十一卷首一卷。十三目：為輿地志、建設志、民政志、食貨志、教育志、禮絡志、兵事志、職官志、登庸志、人物志、藝文志和大事記。下分一百八十小目，八十餘萬言。陳善同以大事為線，史實為面，秉筆直書。他堅持“地方之盛衰，民生之苦樂，政治之良窳，國家之亂治，亦略具此矣。”特別是對當時國共兩黨的鬥爭記述客觀，對基層民眾的生活狀況如實描述。如，關於民國二十四年底至二十五年初，吳佩孚與豫督岳維峻之間的信陽圍城之役：田春生部入城阻守“以檢查奸細為名，肆行屠戮，並沿戶派款搜括存糧，擄掠財物。拆屋材以為炊，銼臥薦以飼馬，居民米薪告罄，餓斃者相踵。”戰爭結束時，“城關居民死者又共千餘人，其存者如在獄之囚，如久病之夫，面黑骨柴，氣息奄奄不相續……民家皆戶無門窗、無欞室，無器具，院無牲畜。其近城臨街之屋墻剝剝落落，皆彈痕也。”這些記載真實反映了軍閥統治時期的黑暗和戰爭帶來的破壞。
陳善同雖然與歷來修史撰述者同樣有“主流立場”，卻毫不含糊地如實記錄各級政權橫征暴斂、欺壓百姓的惡劣行為。其描述細致入微：“城隍廟街某姓被拉夫，其婦不能自活，乃抱子投井死。後夫謀得歸，亦自縊。又城東老婦因子被拉夫，自往追索不得，投塘死。其時值大水災，民避水棲樹巔，邑人以渡船救濟，甫登岸便將捉將官去充役。”其對社情民生的悲憫盡在其中。
對於信陽茶的未來，陳善同站在好友甘以敬的墓碑前懷著沈痛的敬意說：“將來成績可立而待也”。
舊中國面臨日寇進犯，半壁河山淪陷，1938年武漢會戰後國民政府棄守武漢，信陽也不能幸免。經過9月2日至10日固始富金山宋希濂抗擊失敗，9月18日潢川保衛戰張自忠失敗，潢川、息縣、羅山、商城相繼失陷。此後，孫連仲率領的第五戰區第二集團軍三兵團在大別山最後一道防線新縣沙窩和商城小界嶺防線堅守失利，信陽大門敞開，胡宗南在信陽抵抗不力，留下些微兵力自行西撤。10月12日，信陽淪陷。日踞信陽其實只能控制鐵路沿線和沿線城鎮，廣大農村還是中國軍隊（抗戰的國軍和共軍游擊力量）的活動空間。中國人的民族意志頑強不屈。
信陽淪陷後，日軍拉攏地方士紳建立偽政權，陳善同保持晚節，攜眷屬避居到羅山、潢川鄉間，保持與中國軍隊聯系。作為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的程潛曾致電慰勞，聘其為河南省咨議。整個日據時期他不與日寇合作，痛恨漢奸，曾為抗戰陣亡將士題寫挽聯“痛恨國多範文虎降虜屈節，斷送我江淮河漢；亟盼天生戚繼光殲倭雪恥，好教他猿鶴沙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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