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上時，他在拉琴，且對我的提醒置若罔聞。

我的頭上被他打開忘了關的櫥櫃門撞過三個大包，還有兩次，他忘了拉褲子拉鏈兒，導致內褲的顏色跟材質清楚地暴露在我一幫做時尚的朋友們面前，這個畫面被那幫人反覆八卦傳播的時間比我的婚姻本身持續的時間還長。

就這樣，不論巴赫、柴可夫斯基或是肖斯塔科維奇，最終都未能讓我們的婚姻出現奇跡得以對得起看客的持久。

2008年新年過後，我們為春節到底去誰家過發生了爭執。

其實我對回我父母家過年並沒有太多熱情，可一想要面對郝子騏那位堅持走“來者不善”路線的母親，我寧可長假跟我自己的父母在一起。

我們耗在沒結果的拉鋸戰中，導致兩個人都沒有買到三十之前可以去任何地方飛機票或火車票。

在春節來臨的前一周，有一天上午我起床之後，路過鞋櫃時腳踝被開著的鞋櫃櫃門劃傷，我趕緊拖著傷腳去廚房壁櫃放藥的抽屜找藥，一進廚房，看到冰箱的門也是大敞著，想必郝子騏早上在冰箱裏拿過食物。我去把冰箱關上，心頭郁積的不耐煩到達極限，就快速收拾好傷口，轉回房間，把早預備好的戶口本和結婚證放在一個文件夾裏，一瘸一拐走過去打斷正在練琴的郝子騏，說：“哎，你，別練了，給我一小時，咱倆先把婚離了吧。估計下星期民政局就該放假了。”

“你說什麽？”郝子騏還在他的音樂世界中，兩只眼睛全是月朦朧鳥朦朧的非現實神采。

“我是說，咱倆今天抽空離婚去吧！”我又耐心地重覆了一遍。

“哦，也行。”郝子騏把琴扶好，伸出自己的左手在面前看了看，跟我商量說：“能讓我把這個練習曲再來五遍嗎？手剛熱。”

“行，那咱們十點整出門，你看著點兒表。”

“好嘞。”他愉快地答應了。

我在大提琴低沈優雅的伴奏下從容地化了妝。

出門時腳踝還有點兒疼，郝子騏就挽著我。我低頭時發現他皮夾克下面的褲子前拉鏈兒又忘記拉上了，三米之外都隱約可見他的秋褲。我沒告訴他，低著頭偷偷笑了笑。

“真冷，小風嗖嗖的。”他說，一邊搓著手。

郝子騏的手很好看，那是他全身上下唯一長期受到照顧和被在意的部位。

“你要是拉鏈兒拉上興許能暖和點兒。”我心想，但沒說出來。

民政局的工作人員面無表情地指導我們填了表，在財產分配的那一欄按了手印。

不到半小時我們就辦完了離婚手續。

我有點兒欣喜，這一舉措至少解決了我們春節去哪兒的矛盾。

走出民政局後我們準備各奔東西。

郝子騏問：“那，我是不是不應該再住你那兒了。”

我說：“是的。”

他說“哦”，好像有點兒茫然。

我又說：“你們團不是給你在天通苑分了房子了嗎？”

他說：“哦，對對對。”恍然大悟的樣子。

我說：“我讓劉師傅幫你把東西開車送過去，再讓小周過去幫你收拾收拾。”

他說：“也行。”

等我到了公司，安排好司機劉師傅和阿姨小周，不久郝子騏發了個短信，說：“老劉跟我說好時間了，我下午就把我的東西都搬走。”

我回了一條：“好的。”

過了十五分鐘，他又發了一條短信給我說：“對了，跟你說個事兒，我好想沒錢了，你給我卡裏打十萬塊錢吧，年後我還想再去趟波士頓，算我借你的，以後還。”

我想了想，回短信說：“我給你五萬吧，這回你和大提琴都坐經濟

艙得了。不算借，你不用還了。”

他回了四個字：“好的，謝謝。”

我在打開電腦進入網上銀行的事後，腦子裏還粗略算了算，郝子騏跟我從認識到結婚，差不多兩百天。以每天聽他拉琴兩個半小時來計算，總共我就就聽了五百小時。五萬除以五百，相當於他每演奏一小時，我就付了五百元人民幣。

大提琴是我最愛的樂器，郝子騏雖然不太會當男朋友和丈夫，但，他是不差得演奏員。

“值了。”我愉快地想，立即給他卡上轉了五萬人民幣，然後坐在那兒長籲一口氣，如釋重負。

等那晚我到家的時候，郝子騏和他的衣物就都消失了。

我安排阿姨小周收拾了兩天，小周非常有職業操守，一句多餘的話都沒問。

等第三天，家裏就看不出有任何別人曾經進駐的痕跡，我獨自坐在窗明幾凈的房間裏，放眼望去，所有改關的門都齊整而規矩地關著。我很滿意，給自己倒了一杯紅酒，拿出一張唱片，當房間裏滿滿地響徹斯美塔的《沃爾塔瓦河》時，我的心頭湧出一股久違的、安靜而悠長的喜悅。

有時候，婚姻的意義似乎就是讓人更深刻地了解孤獨的可貴。

我喜歡的話劇導演林奕華在他的作品《三國》中郵這樣的一句詞：“誰不怕一個人走，誰就來到天盡頭。”

“怕”是唯一阻止自己認識生命真諦的高墻，對“怕”的卸載之後總會獲得空前的力量。

回想那段時光時，我從未有過任何怨懟，只是納罕，當初，在聽他說那句“只會拉琴”的時候，我怎麽會以為那是他以自謙方式的浪漫表白？

所以，郝子騏沒有錯。

就像他當時幫她得大提琴要一份套餐和一杯酒，空姐都沒有誤讀，只有我有誤讀。

我在認識郝子騏之前太過習慣於自己的臆測，而與他短短的看似 皇帝那的婚姻，以最有效的方式直接提醒我認識到“空性”的重要；當我們在面對一個人和一件事的時候，越是少帶有成見和主觀判斷，越能保持基本的“覺知”。而一個具備“覺知”能力的人，才談得上負責，不管對自己，還是對別人。

是我用誤會應承了一個賭氣，我們是兩個命中有此一劫的因果中忍，因一陣糊塗在一起，因一陣清醒而分開，從提上說，這也改算是一種另類的無怨無悔。

那一段婚姻，除了在《心理訪談》上意外出現過一次之外，再米有任何發酵，從此相望於江湖。

就在我疲於應對我和大提琴手乏善可陳的婚姻時，戴磬和朱莉之間也出現了問題。

這個消息中最讓我吃驚的部分是，戴磬的婚外情對象，竟然誰就是那次他再獨自飛往美國的航班上認識的。

也就是說，如果Chloe不懷孕，如果朱莉那天不為Chloe的懷孕情緒崩潰，如果我不改期仍跟戴磬一起出發的話，那麽，就有可能阻止這場來勢迅猛的婚外情。

然而，哪有什麽“如果”。

戴磬在那個航班上認識了一個去美國短期交流的電視臺女主播，後來戴磬在很多場合不止一次說過，在跟女主播聊天兩個小時後，他就無法自拔地愛上了她，在臨下飛機錢，他已經預感到他回不計代價地跟這個女主播在一起。“遇上她，我才知道什麽事愛情。”這就是戴磬的愛情宣言。差不多一樣的一句話，在民國時期，杜月笙也對孟小冬說過。只不過，風俗和律法不同，杜月笙不必為這份純情對她另外四房妻妾另作安排，同時，這位舊時代的黑社會老大也相當大度地允許孟小冬的閨蜜始終擺著梅蘭芳的照片。

這樣的畫面放在今天的觀念中想必很多人欣賞不來，或不敢欣賞。我們不願意或沒能力承認，“文明”是相對的，需有參照物才能照應清晰。“文明”和“文明人”之間，也未必總是有關系。

戴磬是文明時代的非文明人，我不知道他再反覆重申他的愛情宣言時有麽有想過要考慮朱莉的感受，等再不見他，每每聽到他再公開場合的表白，我就有些自責；那次在美國期間，我忙於跟大提琴手之間勾搭，疏於觀察戴磬，給他再美國時暗度陳倉制造了機會。

關於這次情變，在從2007年底到2008年初的關鍵時間段，竟然沒有人發現任何端倪。

或是說，大家都沒空發現端倪。

我在忙著應付突發且混亂的婚姻，朱莉剛好接了一個文化項目，好像是幫奧運會選開幕式負責領各國入場的舉牌小姐。

表面上看，一切熱鬧而憂秩序。

戴磬到處宣稱他再籌劃公司“上市”，給自己增加了很多不在家的安排。

沒有人想過去懷疑他那些安排有多少是真正的業務，有多少是假借業務之名出去約會。

我當時還納悶，為什麽有些男人對“上市”盲目熱情就好像有些女人對“婚姻”的盲目熱情一樣，似乎那不是一個“開始”，而是一個“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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