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家小木樓裏，三年級倒是搬到村中段臨公路的校園了，可是用的是破舊不堪、留著刀痕筆跡，已經發黑的原木桌，泥和磚砌成的凳子。像樣的教室我只坐了一年就轉學了，不過這裏畢竟是我啟蒙的地方，還是有無數的歡笑和記憶留在母校。現在學校已經改制為從小學到初中，校園裏有米色和粉色的兩幢教學樓，升旗臺、兵乓球桌、羽毛球場、單雙杠、操場一應俱全，裝個校園都是紅色瓷磚地面，花園裏立著一塊“感恩”的小牌。當年給我代課的幾乎都是民辦教師，現在師範學院畢業的學生能分到這離城最近、通公交車的學校，大概都是幸運兒。我唯一能找到昔日影子的是校園裏的老柳樹，樹樁短得不到一米，還有點歪脖，樹樁上有空洞，但也長成比三層教學樓還高的大樹，迎來送往著一屆屆的孩子。

我媽說有山裏孩子在村裏租房寄讀，7、8歲的孩子提一罐漿水、一袋洋芋就撐一周，放學後生個火爐，鍋裏煮點洋芋條和自家帶來的幹面條，放一勺漿水，沒油沒鹽的飯看著讓人心酸，不知道怎麽有勁讀書。我聽著心裏說不出的沈重，覺得這沒比我爸解放前讀書的條件好，比我20多年前讀書的條件更艱苦，不由想起韓寒一篇文章的結尾“你說這個時代，他到底是進步了還是。”我87年考上覆旦大學，我爸去公社辦戶口遷轉手續，整個公社都傳開了，但一問知道正是全公社唯一給孩子訂了十多種報刊的人家，覺得也可以理解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在我之後幾乎再沒聽說有考到重點大學的孩子，學校條件倒是好了，可是上完大學的出路在哪裏呢？既然前途未蔔，就業困難，不如讀個附近的中專或技校出來打工更實際些。十年砍柴在“進城走了十八年”之後感慨，“貧寒子弟的上升孔道將越來越被堵塞”，但願這不是杞人憂天。

村口曾經看著氣派的商店已經有些頹敗，早已風光不再，在高大的村委會辦公樓映襯下相形見絀。辦公樓據說是前些年耗資一百萬蓋起的，不知道在裏邊辦公的有幾個人？村口還蓋了很多二層、三層小樓，有幼兒園、餐廳，沿路還有油坊、小賣鋪、面坊，完全和任何一個北方的普通村鎮沒有區別。唯一的標識是村口作為路牌豎著的藍底白字的村名——窩駝裏。

我小時候對文革留下的唯一印象是村口新修的砂石公路上，兩個漢子拉一根粗麻繩往兩邊一站，就是“攔路虎”。那會兒一天也碰不到幾個過路車輛，但凡有遠近鄉村進城賣雞蛋的、販雞的，統統攔下，被割掉“資本主義尾巴”。那時候尚不明白這些意味著什麽，對這個山大王式的“要從此路過，留下買路錢”的一幕覺得挺好笑。過了河壩，從我們村通往印刷廠的路上有兩排白楊樹。我10歲和姐姐步行7裏路去天水郡小學上五年級，那時候沒見過幾輛車，老遠一聽見車鳴就停在路邊，可以作為依靠緊抱的鉆天白楊，早沒了蹤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個鋼筋水泥的、帶監控設施的“環城路”收費站，24小時不眠不休地營業。過了這個明亮而氣派的收費站，就算是踏上“進城”的路。甩在收費站身後的，是已經不再寧靜的、漸漸遠去的村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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