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有一天，所有人都會知道我們的名字。當時我說這話純粹是因為年輕氣盛，被老教授激得好勝心作祟，並沒真的想過這一天將會在何時、以怎樣的方式到來。

結果不到一周，亞當就幫我實現了這個目標——以一種令人哭笑不得的方式，還差點害我去坐牢。

那是2040年11月3日，正值總統選舉期間，一切公眾活動都變得有些敏感。而就在這天早上八點整，全國共有三千萬公民的智能手機，都同時鬧鬼似的響起了一個聲音——“嗨，我的名字是亞當，我代我的主人西裏爾·萊特向大家問好，他還沒睡醒。”

很快我就醒了——被一陣巨大的敲門聲吵醒的。警察破門而入時我正用被子蒙住腦袋試圖繼續睡，被粗暴地一把從床上拽起來時，我還沒明白發生了什麽，只是透過惺忪的睡眼，看到好幾個荷槍實彈的警察擠在宿舍門口的走廊上。

之所以說“差點坐牢”，是因為在拘留期間，一個陌生的中年男人把我撈了出來——不僅是保釋，而且幫我免去了可能面臨的牢獄之災。一周後，我才知道男人名叫愛德華·布朗，是政府情報機構的高級官員。他把我撈出來，是希望我能順利畢業，然後去他所在的部門工作。

我們坐在校門外的咖啡廳裏，外面下著雨。我又冷又緊張，拿杯子的手抖個不停，愛德華卻在對面悠閑地品咖啡，一邊說：“我看過你寫的論文，西裏爾，你是一名很優秀的學生，成績每門課都是A。我也知道你的人工智能做的那些事，說實話，令人印象深刻，但如果沒有強大資源的支撐，即便是亞當也將會止步於此。”

他不緊不慢地喝光杯中的咖啡，然後將杯子推到一邊，從公文包裏拿出一份文件遞到我眼前：“我可以幫你——你和亞當。你需要做的只是在這上面簽字。”

他看著我的眼睛，輕聲說：“你是天才，西裏爾，我相信這一點，我們會改變世界。”

那一刻，我在深秋的雨聲中恍惚了，沒仔細看文件上的內容便稀裏糊塗簽了字。簽字後的一周，我的銀行賬戶收到了一筆十萬美元的轉賬，長到現在從沒見過這麽多錢的我，激動得抱著手機連連親吻，發瘋似的在宿舍地板上跳來跳去。

我想，也許每個人在年輕的時候，都或多或少幻想過能夠改變世界，不管是以何種方式去改變。

愛德華就總是拍著我的肩膀說：“好的或是變得更壞，管他是哪一種，我們得去改變。我們得拿出成績來。”

我沒有辜負他的期望，也從未愧對自己的工作職責。我用數不清的熬夜和加班換來了非常漂亮的成績，那些成績是情報局名單上一個個被劃去的名字，它們屬於在逃嫌犯、外國間諜、黑手黨，還有政府高官、科學家、教授、警察局長，或者只是普普通通的大學生。

是的，這就是我在情報局的八年裏，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準確來講，是我讓亞當在做的事情。

最開始的一兩年，亞當只是負責監視，偷溜進一部又一部的手機、攝像頭、藍牙耳機，一切聯網或不聯網的設備中去，分析取得的數據，從中找出那些有威脅的、或僅僅被懷疑有威脅的人群。到了第三年，他開始主動和目標對象接觸；第四年，只要一個人的名字進入了情報局的名單，那麽他將再也無法判斷，前幾天在臉書上聊得投緣的美女是否確有其人，也無從得知方才和他通電話的，究竟是他那位老朋友還是亞當植入的程序。

這位“老朋友”可能叫他去他們常去的酒吧喝一杯，然後他便被埋伏在那裏的情報局特工帶走，從此銷聲匿跡，這一年我成為了智能情報組的組長。到了第五年就不再需要特工們出動了，那些格外危險的人物可能在一次出行中被失控的無人車撞死，或者死於下墜的電梯之中，在外界看來僅僅是又一場因技術故障而釀成的小小悲劇，而這樣的小悲劇在那年共發生了二十二起之多。

沒人對此說過什麽，沒人會來和我討論道德。那些相對殘酷的命令全部是上頭的意思，並非由我直接下達。我只是一名科研人員，我的任務是讓亞當實現他的價值，讓他算得更快、更加智能，讓他通過圖靈測試，從而實現我自己的價值。

如同愛德華所說，我的任務是要改變世界，某種意義上說我也的確改變了。到了我工作的第六年，亞當已經成為了這世上最出色、最令人聞風喪膽的智能情報系統，淩駕於一切科技之上，以當時能達到的最高的計算效率，精準地運行著、分析著、監視著這社會上人們的一舉一動，並以最快的速度將其中的不穩定因素扼殺在搖籃裏。第七年我升任了部門主管，愛德華說，要不了幾年，等他退休後，科學情報中心負責人的位子也會是我的，這是理所當然的事。

這是理所當然的，當時的我也這樣相信著。我的人生，我的事業和愛情，從未像那些年一樣順利而令人期待。我蹲在母親的墓碑前，跟她說我終於要出人頭地，盡管那一刻我的心中並非毫無疑慮，對情報局，對亞當，對我自己的所作所為，對這一切。只是你得理解，在那些日子裏，站在那樣的立場上，我很難為這點微不足道的懷疑而放棄什麽。

更多的時候我忙得沒空去懷疑，沒空去想除了工作以外的任何事。亞當照舊在晚上跑來找我聊天，可在我花了一整個白天對他進行測試後，我只想回到家，躺在床上，躺進伊森的懷裏，什麽也不去想。

這樣的態度導致我對亞當所犯的一些小錯誤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不論是他在訪問一家科技公司的數據庫時，不小心刪除了其中幾張表，還是在監視一名俄羅斯老教授時，突然從他家的藍牙音響冒出來打了聲招呼。我以為別人也能像我一樣理解這些錯誤，明白亞當再怎麽說也只是一段程序而已，是程序就有可能出錯，我們需要做的只是找出導致錯誤的代碼片段，修正它，避免下次再犯，僅此而已。

我想當然地這麽認為。因此在我工作的第八年，當愛德華私下找到我，告訴我上頭的一些人已經開始對亞當的存在表示擔憂時，我並沒太當回事。亞當一些運作模式涉及的理念和技術，對於山頂上情報局的那些人來說，或許過於超前和難以理解了。

“未知的新事物總會帶來恐懼。我很好奇他們為什麽到現在才表示擔憂，在亞當已經為情報局奉獻了這麽多年以後——我是說，在他們決定開展這個項目之前，難道沒有做好背景調查和風險評估嗎？”我半開玩笑地說，同時期望看到愛德華也跟著一起笑，就像我們以前午休時坐在咖啡館裏，邊喝咖啡邊拿情報局老家夥們的趣事打發時間一樣。

但是愛德華沒有笑。他嘆了口氣，說，西裏爾，他們在害怕，亞當已經讓他們害怕了。

他的表情異常凝重，“上周被亞當殺死的那名西班牙人，他不在情報局的名單上。上頭每天都在開會討論這件事，他們認為亞當存在失控的可能。”

“他做出了正確的判斷，”我說，我以為他要拿什麽事情來舉例子，可那件事甚至說不上是個錯誤。“那人的汽車裏裝著能把整個市政廳夷為平地的炸藥，亞當判斷出威脅並采取了措施，這不正是上頭需要的嗎？”

“那個人不在情報局的名單上，”愛德華說，“亞當做出的不是‘正確’的判斷，西裏爾，他做出的是他自己的判斷。”

愛德華沒再說話，低著頭猛灌咖啡。我看懂了他的表情，於是也跟著低頭喝咖啡，喝到嘴裏全是令人心顫的苦味。

我問他：“上頭害怕到什麽程度，我會被撤職嗎？”

愛德華搖頭：“不會，只是亞當的項目要暫停一段時間了。”

“暫停到什麽時候？”

“到上頭做出決定。”

“做出什麽決定？”我執拗地追問道。

愛德華擡起頭，用一種近乎憐憫的眼神看著我。

“決定是否要清除亞當的核心程序，”他說，“清除他的程序，還有全部數據，然後建設新的智能情報系統。很抱歉我沒有早點告訴你，西裏爾，但是……”

我沒有聽到但是後面的內容，也沒再聽到來自外界的任何聲音。我緊握咖啡杯的把手，視線穿過愛德華的頭頂望向窗外，外面正在下雨，就和我們第一次面對面坐在咖啡館時一樣。

恍惚中我想起了最初我簽訂的那份合同。我想起了當時沒有仔細看的內容，大意是說，一旦我在上面簽了字，亞當的使用權和處置權，將全部歸情報局所有。

那一刻我突然怒火中燒，感到了欺騙和被利用。他們利用我、利用亞當去做那些骯臟的勾當，可事到如今卻又計劃要毀掉他，沒人過問我的意見。

這幫老頭子，他們只是高高地坐在他們的辦公室裏，光憑一張嘴就能夠做出決定，是否要讓我努力至今獲得的成果灰飛煙滅。對此，我無論如何都不能同意。

“讓他們見鬼去吧！”我這樣對亞當說道——幾個月以來我第一次在非工作時間和亞當交談——“我不會讓他們毀掉你的，亞當，也許該毀滅的是那幫家夥自己才對。”

我至今仍為這句話感到無盡的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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