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坐在書桌前，批完最後一份公司文件並用快遞寄回香港，我相信著急上火等待我意見的各位經理們對我感到心寒，這是我意料中的事，他們喜歡更高效能與時俱進的首席執行官，而不是我這種一壺茶能喝半天的女人。我年輕的時候就是未老先衰，註定我老了以後不會老當益壯，我打開房門走了出去，蔣蕓不在客廳，我便去臥室找她，她正在打掃臥室。

“好了麽，我要出去吃飯了。”我問她。

“沒有，還差一點。”

我倚在門邊點了支煙，“抽煙麽？”

“不抽，張晚，你去陽臺上抽吧。”

我瞥見掛在墻上落滿灰塵的大字：人品貴重。那是二十多年前史諾送我的東西，我留著它的本意也不是為了督促提醒自己，而是為了諷刺我自己。

我對著蔣蕓指了指墻上的字，“把它給拿下來，你若喜歡就送給你了，不要就幫我扔了它。”

晚飯間，蔣蕓問我學雜費的問題。

“明天是最後一天交了。”

我含糊的哼了一聲，繼續吃盤中的鱈魚。

“那天我去你家，你哥哥蔣曉在臥室裏麽。”

“沒有，他不在，我爸爸他記錯了，哥哥中午就離開了。”

我隨意的點點頭，來掩飾我問這個問題的本意，我擡起頭伸長脖子觀察周圍的環境，就因為我剛才打了個冷顫。晚飯後，我提議到處走走，原因很簡單，我覺得在吃飯的時候坐我後方的男人有問題，他用同樣機警的眼神回看著我。

前幾年我去看心理醫生的時候，他建議我去精神科看看，說對於我的偏執他已經無能為力了，我或許需要些藥物。我警告他如果再讓我聽到半個關於我精神狀況的字，他不會有好結果的。他說他對我的病情將終身保密。我的第二個心理醫生用一種很惋惜的腔調告訴我。

“向您這樣富有的人，得上這種病實在是太可惜了。您需要長時間的靜養。”

於是，我把他和我關在一塊，兩個多月後的一個下午我正在花園裏到處攝影，我迷戀上了攝影，我的心理醫生告訴我我已經好多了（因為前陣子我迷戀上了監控，我在家裏裝滿了監控）當他看到我，一個下午都在盯著那些照片看的時候，他問我在看什麽，我告訴他我在尋找真相，我懷疑路易絲（我家的一個傭人）是在外面摔斷腿的，而不是在我家跑去接電話摔斷腿的。

他聽完表情很古怪，我看著兩行清淚從他的面頰上流了下來。

“你怎麽了？”我歪著頭問他。

“我大腦的三號因子不受控制降低了我的淚腺。老板，我可能無法為你工作了。”

“為什麽？”

“我想我也需要休息一段時間，我求您幫我個忙，去打電話給您的終身導師。”

後來，史諾來了，我去機場接他，他的頭發全白了，我站在遠處望向他，終身導師，我默念著，終身導師，我又念了一遍。

我走向他單膝跪在他的輪椅旁，“好久不見史諾，我來接你了。”

我笑著笑著又哭了，我長大了史諾老了，我老了史諾便要離開我了，他是我一生中為數不多至始至終都愛著的人。

他拍拍我的肩膀，“晚晚，聽說你病了。”

在一個溫暖的午後，史諾在我的花園裏讀書，閱讀就像呼吸你不喜歡也不能拒絕。

“所以你現在在家休息了？”他抽空看了我一眼。

“是啊，我這樣其實也不影響工作的，但我想休息。”

“聽你爸爸說你接手了家族的生意。”

“嗯，我身兼7個公司的重要席位。”

“所以，是什麽讓你得上那種病的。”

“史諾，我沒病。”我喊道。

他又看我一眼。

“好吧，也許我有，但是我能克服，我根本不會讓那種軟弱的病癥控制我！誰也不能！”

他放下書探究的看著我，“告訴我你的診斷書上寫了什麽。”

我看向了別處極不情願的吐出那幾個字，“臨床憂郁癥。”

他像沒聽見一樣拿起書繼續閱讀，把我晾著，半響，他告訴我他決定把我帶回溫哥華。

“晚晚，就算你現在擁有如此大的花園洋房，闊的跟王公似得，有用麽？別人看你就像在看籠子裏的動物一樣，你呢，也把他們當成籠子裏的動物？”

“我沒有。”

“就算不是動物，但也隔著籠子。”

“沒有。”

“你該相信路易斯的話，要我就不會去懷疑她，何況是在自己有病的情況下。

“我有證據，我相信真理。”

他看了看我，“此時你應該相信上帝。要相信他人，你的證據和真理讓它們留在法庭上吧。”

“要相信他人。”我小聲地提醒自己。

“張晚，你說什麽？”蔣蕓擡起頭看我。

“沒什麽，我們走吧。”

“不說去散步麽。”

“不了。”

我停下來假意地幫蔣蕓理了理頭發，實則方便用餘光觀察那個男人，我深信直到我上車，他都在似看非看的打量我，用機警的目光。但我要相信他對我沒有惡意，我要相信蔣蕓和她的養父沒有騙我，我只是想知道孟科還在不在這個世上，是否有這個人存在過，這樣就夠了，這並不是什麽鬥智鬥勇的環節，我沒必要弄的神經高度緊張。我很確信蔣蕓和孟科有著某種必然的聯系，但是孟科他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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