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年的頭三個月，施瓦伯格每天都在上班前檢查日歷。他在替昆尼西倒計時。

費恩斯高升去了遙遠的亞洲，香港，聽起來就是個燈紅酒綠的好地方。很多白種人看不起亞洲人，卻又在休假季跑到東南亞嫖娼，或是出差時在那娶位臨時太太，任期結束便一走了之，留下混血嬰兒。施瓦伯格從心底蔑視這些人，統統都是垃圾，應該拉到街頭槍斃。不過，他並不是出於同情亞洲女人的處境——他根本不關心女人的死活，哪裏的女人都一樣。

希望費恩斯別犯下這類罪行，看著就是張不安分的面孔……施瓦伯格愉快地在日歷上打了個重重的叉號，新的一天到來，費恩斯應該準備打包行李了。昆尼西會幫他的，像個女人似的，為遠行的丈夫準備襯衫、褲子和外套，一邊假裝體貼，一邊暗暗祈禱他別在外風流染上臟病。要是在外出點事故就好了，是吧，公司給外派的員工買了保險。要是費恩斯不幸死在香港，昆尼西就能得到一大筆賠償金。哦，不，他得不到……畢竟他們沒有結婚不是嗎？只有“費恩斯太太”才能得到這筆錢。當然，昆尼西也不在乎錢，他會難過一陣子，然後重振旗鼓，打扮得幹幹凈凈，噴上香水，出門去勾引其他同性戀男人……

費恩斯始終沒有找上門來，這多少出乎施瓦伯格的意料。他本來以為，按費恩斯的做派，八成要大鬧一通。估計是昆尼西勸住了費恩斯——也算是某種策略：可憐兮兮地躺在費恩斯懷裏，眼角通紅，聲音柔軟，委屈得不得了。費恩斯在香港蠢蠢欲動時，就會像巴普洛夫的狗那樣想起這個場景，覆蘇僅剩的那點兒良心。真聰明，施瓦伯格看著工人在辦公室忙碌，安放辦公桌，等昆尼西上任，他可要好好領教領教這個同性戀敗類的本事。

終於，在春季的一天，費恩斯帶著不甘和行李滾蛋了。一路順風，施瓦伯格望著遼遠的藍天送上祝福。昆尼西上午請了假，是的，可以理解，要去機場送別“密友”嘛！他們會在登機口卿卿我我，旁若無人地擁抱，說一百多遍“再見”和“保重”。昆尼西準會淚光閃閃，說不定掏出手帕塞給費恩斯……昨天晚上，乃至於一個月之前，他們每天夜裏都要性交，兩方都使出全身解數纏綿。沒必要，施瓦伯格望著桌上香檳色的花束微笑，昆尼西完全可以花錢找個年輕的男人，東歐逃來的那群餓死鬼，只要付錢，什麽都願幹。

下午一點，昆尼西回來了。果然眼角通紅，施瓦伯格轉動鋼筆，瞧瞧，瞧瞧，活像個被迫與丈夫分離的小妻子。他假笑著給昆尼西安排了兩項新工作，安排完了再故作關心，“卡爾，你沒問題吧？”

“沒問題，先生。”昆尼西輕輕收拾桌上的物品，擺整齊本子和紙張，還有一些工具和筆。

“費恩斯什麽時候到香港？”

“……”

生氣了，昆尼西的耳朵慢慢變紅。施瓦伯格簡直要笑出聲來，他的心情太好了，好得猶如一片輕飄飄的雲朵飛在半空。他沒有再追問，滿懷快樂地開始了工作。

自從把昆尼西弄到辦公室，做了“技術顧問”，施瓦伯格發現自己的效率大大提高。雖說他也付出了一點小小的金錢方面的代價：他讓秘書訂花，保證每天都有新鮮的花朵擺在桌頭；還時不時訂購甜點，主要是黑森林蛋糕，還有其他的，他連名字都記不得的時令水果蛋糕、餅幹和酥皮面包……下午三點留出來半小時茶點時間，起初昆尼西拒絕這些甜點，但施瓦伯格命令他必須吃掉。

“你不是低血糖嗎？”他說，“你要是在辦公室暈倒，那可就太不像話了。”

施瓦伯格本人不愛吃甜點，訂的蛋糕就那麽一小份。他用這半小時整理思緒，清理大腦，放松心情，這是為了更高效地管理時間，他計算過，適當的休息絕對是必要的。

甜點不能白吃，昆尼西要陪他聊天。大多數情況下，施瓦伯格發問，昆尼西回答，這樣一問一答其實也構不成聊天，倒像是某種審訊。

“你喜歡看電影嗎？”

“不喜歡。”

“從來不看？”

“看過……偶爾看。”

“看過什麽？”

昆尼西勉強提了幾部電影，什麽《雌雄大盜》、《虎豹小霸王》、《滑稽女郎》、《逍遙騎士》……怎麽看怎麽不像他的品味。也許他只是長了張高貴的雅利安面孔，內裏審美低劣，但最有可能的是這些垃圾電影的愛好者另有其人，比如那位正在香港努力適應東南亞雨季的美國人。

“我對娛樂沒什麽興趣。”施瓦伯格說，吃了塊撒著糖霜的曲奇餅幹，“唔，我1955年剛回來那會兒，倒是瘋狂地想看電影……在蘇聯做苦役可沒電影看。後來這種狂熱就消失了，現在我一年也進不了一次電影院。我記得曾看過一部電影，非常精彩，無可挑剔。不知你看過沒有？《戰爭與和平》，也是美國人拍的。”

昆尼西點了下頭，施瓦伯格望著那雙藍眼睛，“我突然覺得……你長得挺像裏面的一個演員，配角，你可能沒印象了。我也不記得他的名字，他演的是奧黛麗·赫本的哥哥。”

其實那部電影讓施瓦伯格惡心——他憎惡所有與俄國沾邊的事物。為什麽要去看這部電影，連他自己也說不清楚原因。那次他看了一半就離開了放映廳，在影院的洗手間嘔吐不止。餅幹在胃裏翻滾，他就不該吃甜點，“你平時工作不算很努力，卡爾，我說過很多次。從明天起，你七點鐘準時到這裏——我不能放任你這樣浪費時間和才華。記住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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