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春天來得遲，走的卻早。春末夏初的某個禮拜，施瓦伯格前往斯圖加特出差。只是一件小事，他很快就應付完了，然後謝絕了午餐的邀請，因為他來斯圖加特當然有其他目的。

斯圖加特也是座大城市，但與慕尼黑風格有所不同。施瓦伯格覺得他已經喜歡上了慕尼黑，打算購置房產。昆尼西是慕尼黑本地人，幸運兒擁有一棟房子。施瓦伯格問過他幾次，昆尼西只是說，“離公司近就很好。”

“你這是敷衍我嗎？”施瓦伯格笑道，“離公司近，那總有好的位置和差的位置吧？”

“慕尼黑哪裏都很好。”本地人如是說，表情嚴肅。

“那你家附近呢？”

“……”

招惹昆尼西真的非常有趣。這位金發碧眼的工程師在逼問之下，經常露出一種茫然無措的苦惱表情。“我家……離公司比較遠。”他帶著苦惱籌措言辭，“您會……很辛苦……”

辛苦嗎？施瓦伯格不認為工作等於辛苦。他喜歡工作，工作就是戰鬥。少年時他與自己的兄弟戰鬥，後來他與蘇聯人戰鬥，現在他依然戰鬥——他要戰鬥到最後一刻。

昆尼西就缺乏這種鬥志。他沒有遠大理想，毫無追求，滿足於做一名工程師。越幸福的孩子長大越容易變成廢物，因為他們壓根沒遇到過挫折，一有風吹草動就怕的躲在家裏做媽媽翅膀下的乖寶寶。昆尼西當然是媽媽的乖寶寶了……

“真奇怪，你居然躲到1944年。”上個禮拜，施瓦伯格把昆尼西叫去，詢問“技術問題”。他讓秘書準備了那種奢侈的巧克力蛋糕，要知道，一般的德國人甜食可不會吃那麽精致。昆尼西盯著黑森林蛋糕上的巧克力屑，耳垂通紅，低聲說，“我在上學。”

“我在1938年來過慕尼黑，”施瓦伯格不怎麽吃甜食，也不愛往咖啡裏加糖，“參加活動——唔，那時你在念中學？”

“是的。”

“也有相當數量的學生來參加……不過我猜你肯定沒去吧？”

“您還有其他技術問題嗎？”昆尼西加重了“技術”這個詞的發音，“如果沒有——”

“卡爾，現在是下午茶時間，”施瓦伯格笑容可掬，“吃塊蛋糕不會耽誤你去車間，再說了，你不是容易低血糖嗎？中午你就吃了幾口沙拉。”

昆尼西坐立不安，但吃相依舊文雅。“念大學當然不錯啦，我沒念過大學，”施瓦伯格說，“我中學時成績還說得過去。但我們家族的孩子很少會去上大學，”他想起那幾位面目模糊的兄弟，嘴角凝結出一個微笑，“其他人都去讀正經軍校。我麽，我選的學校……我父親打了我好幾次。不過，1944年？實在太晚了吧？你家裏就你一個孩子？”

“我還有個妹妹。”

“哦，妹妹。妹妹比兄弟好，相信我。”施瓦伯格看著昆尼西挖下一小塊蛋糕，“我明白了，的確是，家裏就你一個男孩，沒錯，符合規定，你父母肯定為你提出申請了。”

“我母親。”昆尼西吃下了最後一點蛋糕，“她為我做了很多事——我吃完了，謝謝。您還要問什麽技術問題嗎？沒有的話——”

母親，施瓦伯格反覆咀嚼這個詞。母親，多棒啊，一位的德國母親，擁有金色的頭發，藍眼睛，面頰紅潤，熱愛家庭和孩子。天空飄著細細的雨絲，他拉下帽子，沿著街邊行走。昆尼西完全不明白他獲得過什麽，母親，血統純正的德國女人，為他的兒子帶來光榮……

當然，他不必明白。幸運兒生來就擁有一切。施瓦伯格擡頭看了眼門牌，停下了憤恨的思考。這是棟新建的公寓樓，灰色的外墻令整個建築物看上去像一個單調乏味的水泥盒子。他走上二樓，一層兩家住戶，他站在左邊的門前，擡起手猶豫著。

這是塞巴斯蒂安·赫爾曼的住所，小巴斯蒂如今淪落到這個地步，棲身於此，工人才會選擇的廉價公寓。施瓦伯格把手放到門板上，門後靜悄悄的，家裏似乎沒人。他輕輕敲了幾下，等了等，又用力敲了三下，當、當、當——

果然沒有人。施瓦伯格松了口氣，同時一陣莫名的苦澀湧了上來。他樓梯間徘徊了幾圈，外面的雨下大了，沙沙地敲打玻璃。趁著天色還早，他決定回去，結果走到公寓門口，一對夫婦正在收拾傘具。女人抖著傘面上的雨水，男人提著籃子，懷裏抱著嬰兒和一紙袋面包。他們見有人下來，就讓開道路。施瓦伯格一貫對女人和嬰兒敬而遠之，他皺著眉躲開，那男人突然開口叫道，“阿歷克斯！”

施瓦伯格吃了一驚，借著昏暗的光線看去，塞巴斯蒂安·赫爾曼一臉不解和猶疑，“您是亞歷山大·馮·施瓦伯格嗎？”

阿廖沙的腳算是落下了病根，礦上的負責廚房的瑪莎念念叨叨，“這可不成，一年凍傷了，年年都得凍傷。趁天暖和了趕緊治治……”

大家都管這老女人叫“瑪莎嬸嬸”。瑪莎嬸嬸其實不到五十歲，眼角堆著皺紋，頭發花白。她是個典型的俄羅斯女人，有雙粗糙的手，系著圍裙清洗土豆，幹活特別麻利。阿廖沙被伊萬諾夫打發去廚房討要甜菜根，一來二去，瑪莎嬸嬸和阿廖沙算是“認識了”。她不像礦上其他蘇聯人那樣仇視德國俘虜，從不會故意把食物倒在地上。經常有看守這麽幹，為了活命，德國人必須趴在地上爭搶那些土豆，很多時候，白水煮的土豆半生不熟，連鹽都不放。

瑪莎嬸嬸讓阿廖沙坐在板凳上，脫掉鞋子。她從圍裙裏拿出一個幹癟的蘋果塞給他，然後用粗糙的大手握住阿廖沙的腳揉搓，“你呀，沒事兒就要揉揉，不要怕疼。沒辦法，冬天太冷了……”

阿廖沙握著那個幹癟的蘋果，腳底陣陣發熱。不知為什麽，他很珍惜這個蘋果，也許常年吃不到水果的緣故。“你今年多大啦？哦，二十八？你俄語說得可真不賴。我兒子要是活著，也和你差不多大……”瑪莎嬸嬸嘆了口氣，“哎呀，哎呀，要是他還活著……”

阿廖沙保留著蘋果，一直到蘋果徹底喪失水分，成了幹巴巴的屍體，才在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吃掉了它。他留著蘋果核，把種子埋在地裏。伊萬諾夫從二樓看到了，對此不屑一顧，“白癡，那蘋果核早幹透了，你做夢呢！”

正如他所言，蘋果種子始終沒有發芽。阿廖沙去廚房，總找機會和瑪莎嬸嬸聊兩句。瑪莎嬸嬸說她年輕時有頭金發，眼珠很綠，“小夥子們都圍著我轉，我挑啊，挑啊，誰都看不上，我想，我要嫁個有錢的城裏男人……”

但突然有一天，瑪莎嬸嬸再也不和阿廖沙聊天了。她渾濁的綠眼睛露出鄙夷，像鼻尖上落了蒼蠅。“壞種！”她罵道，“你這個壞東西！”

“你就是個壞東西，”伊萬諾夫幸災樂禍，“瑪莎嬸嬸的兒子就是讓SS殺死的。哦，說不定是你親手殺的呢？你好好回憶回憶，是不是殺過一個綠眼睛的蘇聯公民？”

阿廖沙被他掐住脖子，一動也不能動，心底隱秘的一絲希望破滅了。俄國人果然都是壞的，他不該妄想。他同時憎惡自己的軟弱的動搖，“殺過。”他艱難地說，“我殺過，伊萬內奇。”

“到秋天就宰了你。”伊萬諾夫說，“到時候就吊死你吧！給你媽媽寫封信，附上照片——她一定會喜極而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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