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是季孫氏，僭用天子八佾舞，被孔子一頓臭罵：“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說的就是季孫氏。和季孫的梁子已經結下，留下來會有孔子的好果子吃麽？所以現在來看，追隨魯昭公入齊是比較劃算的，如果魯昭公有朝一日能回到魯國執政，孔子做為扈從大臣，自然可以分到一塊大餅。

魯國在齊國之南，孔子從魯至齊，就必須經過泰山，而孔子一行在泰山南側的荒效野地遇到了一位哭祭丈夫的婦人，從而引出了孔子一段著名的論斷“苛政猛於虎”。兩千五百多年前，泰山周圍老虎成堆，所以老虎傷人事件層出不窮，這位女人的舅舅、丈夫和兒子都被老虎咬死。

孔子派學生子貢問這個婦人：“既然老虎傷人，你不何離開泰山以避虎患？”婦人的回答讓人心酸：“此地雖有虎，但無苛暴之政。”子貢回來告訴孔子，孔子嘆道：“苛政猛於暴虎”。?

雖然後人懷疑孔子在泰山說“苛政猛於虎”於史無據，因為只有《孔子家語.正論解》記載了這件事情，但這句話可以確定是孔子所說，這是最重要的。

孔子出身於社會中下層，在基層工作過，接過地氣，了解民間疾苦。雖然孔子是舉世聞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其實他還是一個著名的社會活動家，他周游列國的目的，一方面是傳經授道，另一方面也是進行社會調查，為自己的理論尋找現實依據。

歷史上曾經存在過兩個孔子，一個是真實的、具有真性情的、悲天憫人、嫉惡如仇、甚至有老頑童本色的可愛孔子，一個是面目莊嚴、呆板教條、供在廟裏給人朝拜的孔子。前一個孔子是真的，後一個孔子其實是後人根據自己的統治需要而打造出來的人造偶像，和孔子本人沒有關系。

孔子是一個偉大的理想主義者，他希望能用公平與正義改變這個人吃人的世界，至少要有一定程度上的糾編。但當孔子面對堅定捍衛自己利益的權貴集團時，就像王安石變法時才發現所有人都成了他的敵人一樣，他們什麽都改變不了。

王安石至少在朝中還有一份安穩的工作，而孔子是逃避於異國，在齊國沒有人脈交情，如何在齊國生存下來，對孔子來說是最重要的。不要指望魯昭公，他自己也是寄人籬下，根本給不了孔子任何實惠。

為了活下來，孔子不惜自降身份，以堂堂著名社會學家的身份在齊國高昭子家中做了一段時間的家臣。家臣，說好聽些就是高昭子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不好的，就是家丁。

孔子為人豁達，能進能退，他並沒有覺得給人做家臣是自己人生中的汙點，但在後世，儒家的忠實信徒們卻紛紛替孔子洗白，說《史記.孔子世家》記載的這件事情是無中生有，降低了孔子做為先聖的尊貴身份，這就有些滑稽了。

其實孔子做為社會文化名流，雖然經濟有些窘迫，但至少孔子還是有機會與齊國高層接觸的，比如齊景公姜杵白問政於孔子。《論語.顏淵》記載了姜杵臼與孔子之間的一段著名對話，原文如下：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這是孔子留傳下來的觀點中，在後世遭到最嚴厲批判的名句之一，後人經常把孔子的這句名言理解為維護封建綱常，這樣理解也未必有錯。不過人們批判的主要是“君君臣臣”，而不是“父父子子”，君臣綱常是維持封建統治的社會基礎，做為一個封建禮教的維護者，孔子是自然要維護這種社會等級體制的。

至於孟子提出“民為貴，社稷為輕，君次之”，也不要否定君主機制，而是要求君主要以民的利益訴求為自己的利益訴求。孔子所說的“君君臣臣”，其實也是這個意思，孔子與孟子關於“仁”的內核是相通的，並不矛盾。

而且還有更重要的一點，就是孔子說這句話的時代背景。此時的齊景公執政晚期，內政混亂，君臣各懷鬼胎，兒子們密謀奪權。孔子實際上是在通過與齊景公的對話，警告齊國各派勢力不要玩火，否則將再次上演齊桓公的悲劇。?

對於齊國的經濟政策，孔子也進行委婉的批評，孔子認為為政之道，除了君臣父子之外，更要註重“節財”。齊景公生活奢華，揮霍無度，給老百姓造成了很大的經濟負擔，從而影響了齊國的社會穩定。

孔子在魯國一直得不到重用，反而是在齊國出盡了風頭，幾乎成了齊景公的大國師，凡事必咨問，而那位著名的齊國宰相晏嬰似乎並不歡迎孔子的到來。至於原因，很好理解，沒人歡迎一個來自國外的流浪漢搶自己的鐵飯碗。?

孔子在齊國政壇大放異彩，得到了齊景公的賞識，齊景公準備重用孔子，把尼谿的肥田封給孔子。如果孔子能受封，這將意味著他在齊國站穩腳跟，這對晏嬰幾乎是毀滅性的打擊。晏嬰是賢相，但人總會有一點自私的，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脅，換了誰也不會無動於衷，就像王猛看到苻堅重用慕容垂同樣會吃醋一樣。

不出意外，晏嬰開始了對孔子的大肆攻擊，他在齊景公指控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犯有三條大罪：一、儒者倨傲自順，不堪為人臣之下；二、儒者重死不重生，崇尚厚葬，破壞純厚的社會風俗；三、儒者不務正業，滿世界流竄，靠三寸不爛之舌到處混飯吃，破壞國家穩定。

晏子倒沒有完全否定孔子，只是說孔子不適合從政，因為孔子太註重人與人之間的禮數，當個教育家沒問題，當政治家差了點。其實晏嬰說了這麽我，最後一句才是晏嬰的真實想法——將孔子踢出齊國政壇。

晏嬰是齊景公的左膀右臂，少了晏嬰，齊景公什麽事也做不成，就相當管仲之於齊桓公。晏嬰直吐酸泡泡，齊景公當然不為因為孔子這個外國學者而得罪晏嬰，齊景公對孔子的態度也漸漸冷淡了下來，但還是給予孔子一定的政治待遇，相當於魯國的季孫之下，孟孫之上的待遇。

不過這可能是齊景公為了不背負“慢賢”的罪名而故意放出的煙霧彈，之後有位齊國的大夫想加害孔子，被孔子告到了齊景公，想讓齊景公給自己主持公道。沒想到齊景公說什麽“我已經老了，不能再重用夫子。”言下之意，齊國已經沒有孔子的立足之地，而且你的人身安全我也無法保證，你自求多福吧。

孔子應該是有長期留在齊國從政的打算，但齊國突然來這麽一手，孔子極為憤怒，對齊景公和晏嬰破口大罵，而不是後人臆想中的逆來順受，那並不是孔子真實的性格。《墨子.非儒篇》記載，孔子對齊景公、晏嬰無禮行為的反應是“恚怒”，當場拂袖而去，回到魯國。

關於孔子受辱於齊，《墨子》的記載最為詳盡，但後世儒家普遍不相信《墨子》的記載，認為這是墨家對孔子的栽贓抹黑，不足采信。但司馬遷並不是墨家，他是儒家，而他在《史記.孔子世家》中也記載了孔子受辱於齊的事情，只不過沒有《墨子》那麽詳細，說明這件事情大致上還是可信的。

孔子失去了一次在齊國伸展政治抱負的機會，但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孔子在政治上暫時受挫，卻有利於孔子在另一個層面上成為聖人，就是孔子最喜歡，也是最擅長的教育事業。

自魯昭公被驅逐入齊之後，魯國政壇混亂不堪，雞毛亂飛，這根本不是一個合適的執政土壤。公元前510年，魯昭公客死於齊地幹侯，魯人立昭公的弟弟姬宋為國君，就是魯定公。

魯國的政治形勢是君弱臣強，甚至可以說是主弱仆強。因為此時號稱魯國政壇第一人，不僅不是魯定公，居然也不是季孫氏，而是原季孫氏的家臣陽貨（《史記》記為“陽虎”，也有一說是名虎，字貨）。陽貨趁季平子去世，幼主弱小的時候，陰謀篡奪了季氏權力，從而控制魯國朝政。

以孔子的智商，他絕對不會選擇這個時候重回政壇，高層正在為了權力進行血腥殺戮，孔子犯不著出頭給人當替死鬼。陽貨為了給自己的專權蒙上一層文化的面紗，就像袁世凱想拉章太炎入夥一樣。陽貨三番五次想拉孔子入夥，都被孔子謝絕了，不過孔子卻收下了陽貨送給他的一頭蒸豬。

《論語.陽貨篇》對孔子與陽貨的這段糾纏有詳細記載，孔子收下蒸豬後，即不想給外人留下他已經和陽貨結盟的印象，又不想見到陽貨，便趁陽貨外出時去他家致謝。沒想到在半路遇到了陽貨，二人展開了一場針鋒相對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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