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級之前我一直是體質差，隔三差五地感冒發燒，非常不讓父母省心。

直到四年級我大病了一場之後，才徹底好起來，之後一直沒怎麽生病過。在我生病休學了一個多月，期間發生了很多事情。

我發現自己頭疼到走路都不穩是在一次星期五回家的時候。我扶著墻勉強走上七樓，敲開門後對父親說我頭疼。他便問我原因，我支支吾吾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他就把溫度計拿出來叫我夾在腋下。

五分鐘之後他再把溫度計拿出來看，‘天吶’一聲之後果斷將我送到了廠裏的醫院。

從我家只要走路就能到醫院，但那時我已經走不動了。是父親將我背到醫院的。多年過去，那時父親肩膀帶來的厚重感以及從他背上傳來的沈悶的呼吸聲都還清晰的記在腦海裏。

我記得五年級時為父親寫了一篇作文，寫的就是這件事，我把他的背脊比作大山深沈穩重，我當時覺得那是絕妙的比喻，無法找到比大山更像父親脊背的東西了。但老師並沒對那篇文章有什麽關註，只因父親或者母親背‘我’去看病這種題材已經不新鮮了。

我住院了，在廠裏的醫院。那個醫院並不是什麽很好的醫院，醫死人的事情我在十七歲的時候聽說了，不過還好年少的我沒栽在那種倒黴事情裏面。（對被已逝的那位仁兄無意冒犯）

醫生東弄西弄來來回回搞了一個星期，血也驗過了，片也照了，氧氣罐搬到了我床頭，氧氣管直接插在我鼻子裏（雖然至今為止我都覺得氧氣管什麽的根本沒多大用處）。最後還是沒給出個結果來。

他們推測是肺結核，後又是什麽我連名字都說不出來的有關肺的病癥。總之弄得我一家人心惶惶。我母親又正好在外出差，婆婆住在廠內，象征性地來看過一次，順便提一句：爺爺在我很小的時候便去世了。外公外婆對我照顧有加，在還沒住院的那幾天全是他們在照顧我，住院後便是父親請假照顧了。其他的親戚來沒來看過我，我已經記不得了。

生病時父親很可靠。與醫院的交流、我的一日三餐、甚至還有很多課外書，他一個人便包辦了。關於那個課外書我現在都還很喜歡，那天晚上父親下班之後到醫院來，他興奮地把一大摞書放在我身前，向我展示那個書頁是無法撕爛的。的確無法撕爛，我當時覺得神奇極了，愛不釋手。

老師組織同學來看過我一次，不過害怕是肺結核就沒人敢接近我。我也怪不好意思，用父親給的書擋住臉。我聽到呂老師打趣道‘呵呵，他還不好意思了’，楊靜玲在抹眼淚，甘慧文也紅著眼睛。

他們停留片刻便走了，鄭辰逸還說要留下來玩會，老師叫他不要打擾我的清凈，他固執地不走，之後父親也說‘就讓他玩會，沒事’，老師這才放心地把他留在我身邊。

晚飯時間父親回家為我做飯，鄭辰逸自告奮勇地要在他回家的這段時間陪我。父親前腳踏出門，他後一秒就哭了起來。

我問他為什麽哭，他說見我都開始吸氧氣了（在電視劇裏只有病危的人才會帶氧氣面罩和輸氧管），害怕我死了。

不是他提起，我根本就想不到死的那種地步，總覺得經歷再多再難受的痛苦都不至於把小命搭進去。我沈默，因為我也不知道我會不會因此死掉。

他哭了半天，說了很多東西，包括他並不在意那個我倆弄爛的玩具，非常喜歡那顆綠色的玻璃彈珠、我們的秘密基地和已經偵查好了的能夠一起冒險的地方。他說：“老師說你病要傳染人，搞不好還不一定能回學校上課，叫我們做好心理準備。”

我答‘哦’，那時候我對我自己的病情知之甚少，只覺得每天都難受而已，具體怎麽難受的我也說不清楚。

鄭辰逸握著我手說：“就算要傳染我也會陪你，如果你死了我就和你一起死。”

雖然在醫院裏說‘你死了’之類是極其忌諱的不吉利的話，不過病房裏就我一個人，我不在意，並且為他的話哭了。

我現在都記得我為什麽會哭：一是害怕我真的死了，再是舍不得鄭辰逸，我害怕不能再和他一起上課，三是因為他說就算我死也會和我一起。

死是一件多麽可悲的事情，有一個跟你毫無血緣的人願意為你說這樣的話又是多麽可幸，即便是童言無忌。

父親來的時候我倆的眼淚早就幹了，鄭辰逸趴在我旁邊。

他帶了兩個保溫桶，為鄭辰逸單獨準備了一份飯菜，我和父親吃一份。父親做的飯很好吃，鄭辰逸一直都很喜歡，當然我也是。後來想起，不由得讚嘆父親的細心，又因父親的行為感動：他害怕我會傳染鄭辰逸便單獨為他準備飯菜，至於為什麽不怕被傳染和我吃一份，我只能說，恐怕就算我感染了什麽末日喪屍病毒，他和母親也會與我同吃一份。

鄭辰逸走後那天晚上父親抱著我，安慰我入眠，我一直很想問他我會不會死，但是一直到我眼皮打架也沒敢問出口。

在那醫院裏掙紮了一個星期，病情一天比一天嚴重，我爸終於是無法再等醫生說出下一個測試結果了。於是，病人父親大鬧廠區醫院，對醫生惡言相向後將孩子轉送市中心兒童醫院進行醫治。

我轉院了，到了市區內一個兒童醫院。那是我第一次去重慶市區，也是在那個生病期間，我嘗到了人生之中第一頓肯德基。

父親帶我到了重慶，外公也跟我們去了：白天就在醫院裏照顧我，晚上就坐一個多小時的公交回兩路（重慶地名）。

我清楚地記得去的第一天，病床短缺，第一個晚上我是睡在過道裏的，胸上貼著膏藥似的東西，上面連著線，最後連在一臺顯示心跳和血壓的儀器上。父親就坐在小板凳上，守在矮床邊。晚上醫院裏眾人都入睡了，我醒了一次，過道陰森森的道不出有多恐怖，不過父親貼著床沿睡得沈沈的。

幾天後母親放下工作趕回了重慶，她為我帶回了玩具，雖然那是什麽玩具我已經記不清了。

後來醫院確診我得的是肺炎，自我感覺肺炎並不是什麽大病（除了後來流行一時的非典型肺炎）。在兒童醫院的日子還是比較愉快的，父母都陪在我身邊，外公也會帶些好吃的來看我。

除了父母，誰都不知道我曾那麽接近過死神，包括我自己。

難受的感覺也漸漸好起來。不好過的只是每天都得做的激光化療，每去用紅色的激光照一次我就得吐一次，這讓剛吃過雞翅的我非常郁悶。

醫院裏和我一樣得肺炎的小朋友不少，我也有不少樂趣。我記得父親在那個時候跟我說了他和‘豬肝’的緣分：他在童年生病時，奶奶為他炒了一頓泡椒豬肝，於是他就很喜歡吃豬肝了。盡管直到現在我都不怎麽能接受那個東西，不過他對‘豬肝’的喜歡有一部分我還是能感同身受的，比如在我大學離開家的那段時間我就總是會想到肯德基去帶回一個全家桶回寢室吃。

不久之後我痊愈出院，那時候正是冬天，我裹得嚴嚴實實去上學了。

第一天我去得很早，天亮得很晚。我是第二個到的，潘黎是第一個。我一到她就給了我一張明信片，上面用她特別的蚯蚓似的字體寫著‘祝段岑睿：快快樂樂、健健康康地度過每一天’。這是她在為沒來探望我表示抱歉，我當然明白她想表達的歉意，更明白她是一個多麽好的‘姐姐’。

我對多少人來說只是消失了一段時間，病好了又回來了。但是那張明信片告訴我，我的朋友在為我擔心。世界上大多數都是不在意你的人，但肯定也有視你若珍寶的人。

生病的期間我翹掉的課程恰巧是我最想上的‘詩歌’，那篇寫蒲公英的詩歌我已經忘記了，只記得蒲公英插圖。是呂老師義務幫我補習起來的。

病就這麽好了，我回去前幾日跟鄭辰逸說話他還會臉紅，可能是因為想到了他說‘要和我一起死’的幼稚時候。

作者有話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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