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太太對著紙條上的話哭笑不得，“一把年紀了，還學小青年訂約會……”

晚霞仿佛一座火焰的瀑布從天邊直瀉而下，將長椅上的他們倆都鍍上了一層黃金的冠冕，不遠處屹立著莊嚴的普希金青銅像。若不是公園裏到處洋溢著節日之夜的歡樂氣氛，這一切簡直就像那個遙遠的1941年秋夕，十九歲的偵察兵托裏斯第一次把十八歲的衛生兵娜塔莎約出來的時候……

“娜塔莎……娜塔申卡，你聽我說……”他就像六十多年前那樣，激動得結結巴巴，“今天是我們結婚五十九周年紀念……”

“你老糊塗了，托裏斯，明明已經六十三年了。”

“沒錯，我記得很清楚，我們是在1946年結的婚，正好是勝利節一周年的時候……”

剩下的話被托裏斯咽了回去，因為娜塔莎緊緊地抓住了他的雙手，就像當年她教訓那個傻裏傻氣的偵察兵一樣，略帶嘲笑意味地開了口：“羅裏納提斯同志，我們明明是1942年2月14日結的婚，就在莫斯科的十月車站。以後可不要再為這事和我頂嘴，你看，我力氣可大了……”

當然，在他面前，她樣樣兒都對。素來好脾氣的他笑著點了點頭，就像青年時代那樣，溫柔而惆悵地望著不遠處，那永遠年輕的普希金：“六十多年了……就像昨天一樣！娜塔莎，你知道麽？1941年秋天，我第一次把你約到這裏的時候，我總覺得有人躲在普希金身後，看著我們……”

“我也是。戰後每次從這兒過，我都覺得有兩個人躲在普希金身後看我們……躲了六十多年。”她伸出溝壑叢生的小手，向著詩人指了指，“現在我也覺得，他們就在那兒，而且和當初一樣年輕。托裏斯，這種事你相信嗎？”

“我相信。人這一輩子，還是應該相信點神奇的事情……”

“不說這些了，托裏斯，你在紙條上說的禮物在哪兒，拿出來吧。”

“就在頭頂，娜塔莎。”

頭頂是繁星璀璨的銀河。盡管燈火通明的市區並不像靜謐的市郊天文臺那樣適於觀測星空，但是這一夜的星星卻比莫斯科節日的燈光更加明亮。

他的手臂輕輕地環過她那不覆少女般苗條的腰身：“娜塔莎，你知道麽？許多星星在我們出生前很久就已經熄滅了，可是它們留下的光與熱，卻在千百光年的旅途後來到了我們身邊。”

“一個天文學家的妻子怎麽會不知道……我還知道，天上的銀河是偵察兵的道路……托裏斯！你說的這句話，整個前線都知道。白天我參加閱兵的時候，身邊坐著的一位老機槍手還在念叨哪……”

“真好……”

“真好。”她低聲重覆著他的話，“我甚至都覺得，自己要重新年輕一次了……”

起初他沒有反應過來。但是當她那白發蒼蒼的頭顱垂到了他的肩上，再也不動了的時候，他就什麽都明白了。

“娜塔莎！我的小姑娘！”他懷著漫長一生中最後的柔情，俯在她那再也聽不見的耳畔，“我的會唱歌的小星星……”

當兒孫們來尋找他們的時候，北方天穹中那顆最美麗的星星，已經升到了最高的地方。

那日漸離開人世的一代人，他們經歷了最嚴酷的血與火的考驗。可是在他們的心中，卻始終留存著對神奇事物的信念：比如說，星星其實是一串永恒光榮的足跡；比如說，在生命的盡頭到來之前，還能與年輕時相信和熱愛過的一切重逢。

如今，2011年5月，九十歲的伊萬?布拉金斯基已經很難再找到一個人，能夠對他說：“你可記得，你可記得？那時我們多麽年輕……”

但他相信自己能夠找到。當駛往伏爾加河畔的列車緩緩地駛出莫斯科時，望著車窗外蔥蘢青翠、富於生機的大地，年輕時無所顧忌的自信，一瞬間重又回到了年邁的教授身上。他和他都是大地上的工作者啊。這生機勃勃、永葆青春的大地，就好像一個決不會辜負的重逢的許諾。

對面坐著的旅伴是一位女士。盡管她看上去只有六十出頭的模樣，可教授知道她今年已經七十六歲了。因為前些天，電視上介紹過這位前來俄羅斯交流訪問的幼兒教育專家：伊麗莎白?貝什米特。也許她未必知道他是誰，但是她出神地凝視著掛在他胸前的小白馬，忽然就像小姑娘般狡黠地眨了眨那雙綠瑩瑩的眼睛，用略帶異國口音的俄語開了口：

“先生，我不知道您是誰，可是我知道您愛著誰！”

他一下子回想起來，自己是在什麽時候見過她了。於是他微微一笑，問：“那你知道我愛的人在哪裏嗎？”

“在心裏啊！”她像大元帥般高傲地拍了拍胸口，以完全是小姑娘的口氣說道，“相愛的人總是在一塊兒，就在心裏面。我的爸爸媽媽就是在一塊兒的啊……”

他已經不能再像七十年前那樣，將她高高地舉起了。可是她的笑聲還像七十年前那樣，仿佛一只伶俐的雲雀，披著一身霜天黎明般明亮的羽毛，翻著筋鬥鉆到天心去了。

不知不覺地，教授將自己願意說出來的事情告訴了她。畢竟，對於一個九十歲的人來說，這世上已經沒有什麽值得害羞的事情了。他們用的是經歷過戰爭的人所特有的話語，因此，坐在教授身邊的兒孫們，實際上沒有聽得太明白。

“我和您一起去。”她緊緊地握住他的手，“我本想趁著講學的假期，到伏爾加格勒轉一轉，現在看來，到白楊村拐一趟也沒什麽大不了的。正好我也想看一看我的哥哥……是的，您別驚訝，我命令他當我的哥哥了……”

過去的陸海空三軍大元帥、現在的幼兒教育專家伊麗莎白，並沒有告訴布拉金斯基教授：小孩子在三歲以前的記憶是易於混淆的，那個學生在三歲時就記住了的“年輕的王耀”，並不那麽可信。

但是為什麽要告訴他？讓他失望，也讓她自己失望？誰要是從童年起就見證過幸福、相信過奇跡，歲月的考驗就很難將她擊倒。

（四十五）

伏爾加河在白楊村外拐了個彎，就像母親將嬰孩護在彎曲的臂肘間。這靜謐、美麗而富庶的村落，簡直令人難以設想六十多年前，當法西斯占領軍剛從這裏被趕走的時候，伏爾加母親的臂膀裏只是一片被鮮血浸透的焦土。

“在斯大林格勒城外，為了爭奪白楊村，我們和敵人整整拉鋸戰了一個星期。”當年邁的布拉金斯基教授在家人和貝什米特女士的陪伴下，踏上白楊村的土地時，滄海桑田的變化令他百感交集，“原來戰爭已經結束六十多年了……”

戰爭已經結束了六十六年，而他，已經有六十九年沒有見到王耀了。

“您是來找那個中國人的？是的，他一直是那麽年輕，他就在我家裏，我可以帶您去……”

給他們帶路的婦女走得很快，一路上默默無語。教授後來都回想不起自己那時的心情怎樣。他只記得，當他剛一走進這婦女的家中，客廳正墻上的一幅肖像，就像一只伶俐的小鳥，一下子紮進了他的心頭。

這正是那幅真正畫龍點睛的傑作，如同他的青春和愛情一樣不可覆制。簡直像活人一樣，尤其是那雙黑白分明的眼睛，一如七十年前一樣莊嚴、明朗、溫柔、坦率，一如七十年前一樣年輕。

“這就是生命！”教授聽見貝什米特女士在他身邊激動地念叨著，“這就是生命啊……”

“我的外婆，尼娜?瓦西裏耶芙娜?薩莫伊洛娃，衛國戰爭時是沃爾霍夫方面軍的一名衛生員。1945年，她從前線帶回了這幅肖像。”這家的主婦將一封信遞到教授的手中，“去年她臨終時叮囑我們：若是有誰來問過這畫中人，就把這信給他。”

……

……我想把這肖像的故事寫下來。不僅因為它是我從前線帶回的唯一紀念，更因為正在漸漸離開人世的我們這一代人，有責任給子孫後代留下一些永志不忘的記憶。

1944年春天，在收覆諾夫哥羅德的戰役中，我從戰場上拖下一名年輕的偵察兵中尉。他的腹部受了致命傷。可是在彌留之際，他還安慰我：“別哭……死亡並不可怕……死，就是回到媽媽那裏去……大地是媽媽……”

可是我真的撲倒在他身上，放聲大哭了。三年來，那麽多年輕、漂亮、勇敢的人沒能被我救活，我本以為自己再也沒有眼淚了……這就是我從他身上收拾到的遺物：軍官證；共青團團證；兩封已經裝好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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