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解散後，延安的“整風”愈演愈烈；運動本身亦逐漸政治化，對黨內高層的批判也開始升級。用毛澤東後來的話說，“共產國際解散後我們比較自由些，我們就開始批評機會主義，展開整風運動，批判王明路線了[1]。”

作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王稼祥在夏末率先提出了“毛澤東思想”的說辭，但這顯然還不夠拯救“國際派”，畢竟最大的那個靶子，王明，還沒有低頭呢。要知道，王明問題可不僅是他個人的問題，康生就認為，延安存在一個“右傾主義機會集團”，王明、博古、張聞天、周恩來等都是其中的成員[2]。

1943年秋冬，延安連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開宗明義，說開會的目的是“打倒兩個宗派”，即“教條主義宗派”與“經驗主義宗派”，為此，他還主持編輯了《兩條路線》，以供高級幹部們“重新學習和研究黨的歷史經驗和路線是非問題”。

黨史上，這被稱為“第二次九月會議”。

博古再次做檢討後，王耀終於按捺不住，決定告知伊利亞此事：

“按博古的說法，抗戰初期，黨內有兩條路線，毛澤東的正確路線和王明的錯誤路線。不知道你怎麽想，可伊廖沙，我覺得《兩條路線》特別像《聯共（布）簡明黨史教程》……”

“不，不行。”王耀略一思索，堅決地把這句話劃掉了，“不能那麽說。”他在稿紙上散亂地劃拉了很多下，然後把它揉成一團，隨意一丟，準備全文重寫。

“博古認了錯，算是開了個好頭吧，他之後，恩來、弼時、洛甫也主動反省了錯誤。恩來有個很新穎的言論，說地球上有兩個共產國際，一個真的和一個假的，斯大林、莫洛托夫、鮑羅廷、維經斯基他們是‘真國際’，是英明的，可惜很多部門都被‘假國際’分子掌控，所以王明才犯了那麽多錯誤。

我想，他們想證明王明的路線並不是共產國際的路線，一切‘錯誤’，都不是因為共產國際的指示，而是那些堅決執行‘左’傾機會主義的老爺們自造自賣的道地貨色[3]。話雖如此，但是伊廖沙，這可不許說出去，要是影響中共和兄弟黨的黨際關系，我就……”

王耀心煩意亂地停了筆，把這頁紙也劃得亂七八糟的：“算了，這個也別說了，延安又不可能真的否認莫斯科。”

王耀閉上了眼睛，努力整理著腦子裏那些七零八碎的詞句，在五分鐘後重新鋪開了紙：

“王明告了病假，不願意去開會，但上周終究服了軟，說完全放棄他自己的那些意見，願意做一個毛主席的小學生，重新學起、改造錯誤意識。但我總覺得，他說的不是真心話……”

“咚，咚，咚。”

“誰？”王耀疑惑地轉過頭，這個時間，延安還醒著的人可不多。

“阿洛夫，急事。”

王耀開了門，見阿洛夫撐著黑傘，肩頭和衣角沾滿了雪珠，身後飄著漫天鵝毛大雪：“啊，下雪了。”

“三小時前開始的。”

“哎，今年的第一場雪，總算是來了。”

阿洛夫眉頭緊皺，顯然沒什麽興趣寒暄，合上門後直接說明了來意：“我從王明那來。”應王明的請求，毛澤東同意讓蘇聯醫生去給他看一次病。

“他怎麽樣？”

“很虛弱，根本下不了床，精神狀態也很糟，什麽都說不出來，就握著我的手哭，還……”阿洛夫語氣很糾結。

王耀心領神會：“他是拜托了您做一些，令您為難的事嗎？”

“是的。他請我給他些建議。可我是個軍人，沒有上級的指示，我什麽都沒法說，他就……很絕望。他哀求我，務必給蘇共中央打一個電報。您知道的，延安就兩個電臺能直聯莫斯科，另一個在毛手裏。”

王耀抿了抿唇：“什麽電報？”

“他請求莫斯科、請求共產國際，告訴中共中央，他是遵循共產國際的路線的，是遵照其決議去做的，這是他的任務和職責，他沒有也不會背叛共產國際。”

“……”

“您說，”阿洛夫的目光掠過書桌，顯是對紙上的內容很好奇，但還是迅速移開了視線，“這個電報該打嗎？”

王耀沈吟片刻，反問道：“您覺得呢？”

“我不知道。他反覆求我保密，但這個電報一打，怎麽可能保密呢？何況兩黨關系……”

王耀嘆了口氣：“這……確實很難辦。”他猶豫了一會，還是開了口，“聽說，柯慶施的夫人，曾淡如，跳井了。”

柯慶施是王明好友與曾經的副手，30年代兩次支持王明路線，因此與北方局同僚劉少奇不睦，今年春天以來被劉少奇和康生聯手批鬥，其夫人則因卷入“紅旗黨”問題[4]而自盡。

阿洛夫微微搖頭：“不清楚。不過王明說，他病了那麽久，也沒幾個人去看望他，但柯慶施去了，”他擡起眼睛，盯著王耀“我猜，他們應該還談了些別的。”

王耀微微瞇起眼睛：“您想說服我？”

“如果這個電報一定要發，那由您來發，最為合適。”阿洛夫神情坦然。

“我拒絕的話，你也會發出去吧？”

阿洛夫嘆了口氣：“或許吧，我也不知道。”

王耀道：“我看起來特別心軟，是嗎？”

阿洛夫居然點了點頭：“所以我才敢來——那，您的意思是？”

“……明天我去找孫平。”

翌日，在王耀開口前，孫平搶先掏出了伊利亞的新電報：“淩晨到的。”

心緒紛亂的中國人開始讀電報。伊利亞說，他剛從德黑蘭回來，那裏幹燥得難受：“開羅-德黑蘭會議是強行拆成兩個開的，因為約瑟夫覺得，不該在沒有毛在場的情況下單獨見蔣。約瑟夫很堅持，英美只好妥協，讓蔣去開羅。”

王耀很懷疑這個理由的真實性，畢竟蘇聯之前還試圖把中國開除出“四大國”[5]，即使蔣介石、斯大林真碰上面，估計也只會互相嘲諷——或者再惡意點想，斯大林是刻意支走蔣介石的。

王耀要很久之後才會知道，自己居然無意間猜對了，在德黑蘭會議上，英美同意用遠東的不凍港大連交換蘇聯出兵日本，而蔣介石對此一無所知。他接著讀了下去：

“你說蔣在開羅會議上出盡了風頭，還得到了許諾，說能收回中國1895年後失去的所有領土，這是真的，但還不是全部——老把戲了，選擇性宣傳。

史迪威也去了開羅，他當面對羅斯福告了狀，說蔣只是在積蓄力量、以便在戰後對付共產黨，並且由於蔣的政權腐敗無能，即使給他們再多的援助，也只會變成某些人的利潤。羅斯福被說服了，他決定放棄原來的想法，不再指望中國軍隊擊敗日本，轉而通知美軍準備執行‘跳島戰術’。哦還有，羅斯福建議蔣，說應該讓國民黨和共產黨組織一個聯合政府，這話你們大約也不知道吧？”

王耀對著“聯合政府”這個詞揚了揚眉毛，覺得有點兒耳熟——哦，好像之前伊利亞提過，英國希望鐵托領導的南共和流亡英國的南斯拉夫王室和解、組織一個“聯合政府”？不過鐵托對此毫無興趣就是了。

伊利亞繼續用嘲弄的語氣說：“那幾天蔣很激動，也對，畢竟他是第一次同羅斯福、丘吉爾平起平坐。蔣甚至準備寬恕史迪威，這個可憐的蠢貨，他根本不知道史迪威對羅斯福說了什麽，‘蔣希望保存他自己軍隊的實力，並盡其所能向美國人索取物資，而把對日作戰的重擔推給別人。’——耀，如果你想問我怎麽知道這些，請感謝美共。”

開羅會議就那麽說完了，伊利亞的消息確實足夠勁爆，王耀決定待會去找毛澤東談談，然後翻到了下一頁：

“開羅之後就是德黑蘭。這是我第一次見羅斯福，他雙腿殘疾，只能坐輪椅，但似乎壓根不在乎這事兒。約瑟夫和丘吉爾吵到站起來的時候，他還開玩笑說：‘怎麽，你們欺負我走不動路，想顯示你們有兩條健康的腿嗎？’

是的，耀，約瑟夫和丘吉爾又吵起來了，雖然在見面的時候，他們表現或者表演得還行。丘吉爾帶了為紀念斯大林格勒勝利特意鑄造的寶劍當見面禮，約瑟夫笑著接過，還吻了吻它，但我猜啊，約瑟夫和我轉著同一個念頭：他們英國人真是有空鑄劍沒空登陸，正事不幹天天整這些虛的。

會上談得很糟，約瑟夫反覆追問到底什麽時候能開辟‘第二戰場’，丘吉爾堅持先進攻羅德島、解放地中海。約瑟夫很生氣，幹脆繞開了這個話題，說起了戰後世界的規劃……”

王耀猛地睜大了眼睛。

伊利亞似乎並不覺得自己在說一個極其重大的話題，他平淡地說斯大林提議剝奪法國一切海外殖民地，這讓丘吉爾極其不安——出於惡意，他詳細地描寫了丘吉爾“可笑的”神態變化。

“丘吉爾暴露了保守主義的反動本質，滿口‘剝奪殖民地的先例不能開’、‘要照顧法國人的自尊心’，耀，得虧那位戴高樂將軍沒來，不然他就該問了：‘為了我們法國人的自尊心，你們打算什麽時候登陸呢？’

英國人堅持不該在明年5月之前登陸，甚至宣稱為了‘準備得更充分’，還得再延遲六到八個星期。因為美國人也不支持他，丘吉爾就裝起了可憐，說什麽：‘我的一邊是巨大的俄國熊，另一邊是巨大的北美野牛，中間坐著的，是一頭可憐的英國小毛驢。’我真想問他，哪有那麽禿的毛驢啊？”

王耀噗的笑了出來，很想對伊利亞科普中國有個詞“禿驢”，他繼續讀下去：

“當然，好消息還是有的。開羅會議後，因為羅斯福的要求，蔣應該會明面上停止反共，轉而要求進行談判，你們可以借機休整一下。

哦，英國人也退了一步，承認蘇聯的國境線是合法的，還同意應該先援助鐵托、而不是米哈伊洛維奇（南斯拉夫保皇軍隊‘切特尼克’首領）。可惜，登陸計劃最終沒能談攏。約瑟夫當面挑釁丘吉爾，問他英國是真正同意‘霸王’計劃、還是只不過裝出同意的樣子來哄騙俄國人，可惜這個禿頂英國佬依然不松口，該死的！

說起來，大概是想回擊吧，午宴時丘吉爾忽然說，他昨晚做了個夢，夢見自己成了世界主宰。羅斯福可能以為他在說笑話，就接了話，說他也做了個夢，夢見自己成了宇宙主宰。羅斯福說完後，丘吉爾就得意地看約瑟夫，我得強調一下，耀，他的表情特別欠揍。

約瑟夫當然不會被這種小把戲難住，他喝了口杜松子酒，說自己也做了個夢，不過在夢裏既沒有批準對丘吉爾的任命，也沒有批準對羅斯福的任命。嘖，比說俏皮話，誰又說得過約瑟夫呢？

會上談的內容就那麽多。羅斯福還提議，打敗德國後由蘇聯對日作戰，但也沒說具體計劃。耀，讓我們用一個笑話結尾吧：會議結束那天，丘吉爾問約瑟夫是否有領土野心，約瑟夫看穿了這個圈套，回答說，他個人完全支持大英帝國的擴展，比如直布羅陀海峽。”

伊利亞的電報就那麽結束了，從措辭上推測，起碼後半部分他寫得很愉快，奈何王耀實在無法與他共情，這不僅僅是因為笑話完全不好笑——往最好裏想，蘇聯人寫下某些話的時候，也沒有照顧到中國人的感情。

王耀可以說是咬著牙開始寫回電的，他先寫下了：“那麽，伊廖沙，你在德黑蘭會議上得到了什麽呢？”然後猛然想起阿洛夫的話，一時心亂如麻，幾經思慮，還是抖著筆劃掉了這句話。

“伊廖沙，最近重慶挺熱鬧的，蔣介石出國後，國民黨高層試圖串聯反蔣[6]——可惜，不幸被發現了。好消息是，蔣介石現在收拾不了他們，壞消息是，只怕他準備戰後一並算總賬……”

說完了重慶動態，王耀又寫了兩筆延安瑣事，最後才提起王明的請求，並叮囑說：

“阿洛夫說的有道理，伊廖沙，其實……我也不知道是否該讓蘇聯出面，不過相信莫斯科足夠了解延安，請你們自行判斷。如果蘇聯覺得需要做些什麽，務必小心斟酌措辭。我覺得，這件事最好別由你或者斯大林同志來做，甚至莫洛托夫也不行。”

蘇聯人采納了這個建議。12月末，原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以私人名義給毛澤東發去了電報[7]。

季米特洛夫的電報分兩部分，前半截說的是毛岸英近況，毛澤東是笑著看完的，但翻到第二頁的時候，他就笑不出來了：

“不言而喻，在共產國際解散之後，它原來的任何領導人都不得幹預各國共產黨的內部事務。但是從私人友情考慮，我又不能不告訴您我對中國共產黨黨內狀況的擔憂。我認為，發動反對周恩來和王明的運動，指控他們執行了共產國際推薦的民族統一戰線，說他們把黨引向分裂，這在政治上是錯誤的。

不應該把周恩來和王明這樣的人排除在黨之外，而應該把他們保留在黨內，千方百計利用他們為黨工作……”

季米特洛夫只提了和他關系密切的王明和周恩來，絕口不提張聞天和博古，借此把這份電報偽裝成“私人友誼的關切”；又給毛澤東找了臺階，說這一切都是國民黨間諜的陰謀，主動把矛頭指向了康生。但季米特洛夫的來電，依然深深震撼了毛澤東。

盡管已是深夜，毛澤東還是立刻把孫平喊了過去，讓他發出一個覆電，直言不諱地說：“周已經取得了很大進步”，“王明不可靠，但他的錯誤我們只向高級幹部做了通報”，“康生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人”，當然，不能忘了最重要的：“我向您保證，中國共產黨熱愛並且深深地尊敬斯大林同志和蘇聯[8]。”

盡管後果嚴重，但據王耀所知，並沒有任何人因為王明的求援被處理，甚至孫平等人的待遇還提升了一截，這讓他多少松了口氣：要是毛澤東選擇勃然大怒，事情可就不好收拾了。

隨著季米特洛夫機緣巧合地挽救了周恩來，延安整風也進入了尾聲。

礙於與蘇共的關系，王明路線最終未能入罪，只被定性為“黨內問題”，在之後為中共七大準備的《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王明右傾投降主義”也並沒有遭到批判。《決議》只著重討論了土地革命時期，尤其是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的領導路線問題。

作為整風運動的收尾，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的遺憾。

伊利亞沒有再提及過這件事，仿佛季米特洛夫從未發過這份電報、莫斯科也毫不在意延安對“國際派”的清理。在祝王耀1944年元旦快樂時，他輕快地道：

“我們基本肅清了國內的德軍，列寧格勒也即將解圍，等你慶祝春節的時候，紅軍應該正在跨過蘇波邊境。蘇聯的反擊要開始了！”

註：

[1] 《毛澤東接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團維塞林諾夫等人的談話》，1956年9月29日。

[2] 楊奎松《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的臺前幕後》。

[3] 毛澤東《關於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後改名為《駁第三次“左”傾路線》。

[4] 指國民黨“紅旗政策”下的假共產黨，假冒共產黨、“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國民黨特務組織。

[5] 指1943年莫斯科美英蘇三國外長會議，蘇聯本建議宣言只由三國代表簽字，但因美國的堅持，中國駐蘇聯大使傅秉常也簽了字，《莫斯科宣言》成為四國宣言。

[6] 指李濟深於開羅會議期間與第七戰區司令長官餘漢謀、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暗通款曲，謀求西南地區聯合。

[7] 《季米特洛夫就中共黨內狀況給毛澤東的信》，1943年12月22日。

[8] 《毛澤東給季米特洛夫信》，1944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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