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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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來說，1939年的9月算是個不錯的月份，當月第一次長沙會戰打響，最終中國軍隊取得了勝利，時稱此役為“湘北大捷”。
但在歐洲，這個月份就頗有些詭異了，一方面，理論上，英、法、德已經進入了戰爭狀態，第二次歐洲大戰可以算作開打了；但另一方面，現實裏，別說英國還在不急不緩地運兵，連法國都只組織了一次極小規模的進攻，還立刻就撤回了馬奇諾防線。於是在月底，以尖刻著稱的美國報紙創造了一個新詞匯來形容歐洲局勢：假戰爭（The Phoney War）。
王耀不怎麽看外國的報紙，這個消息還是伊利亞告訴他的，蘇聯人用講笑話的語氣把美國的報道覆述了一遍，調侃說：“其實我也覺得，英法仿佛宣了一個假戰。聽說法國的貝當元帥覺得既然前線無事，自己就可以正常休假，現在八成躺在西班牙的海灘上曬太陽呢。”
伊利亞的心情並不算好，他嘲諷地說，德國人給這場“戰爭”取名“靜坐戰”，意思是英法龜縮於防禦工事之後、毫無進攻的欲望：“英國共產黨的消息，英法在戰略部署上存在分歧：法國希望馬其諾防線到英吉利海峽那段缺口能由英國軍隊來守衛，英國則覺得自己的主力需要留守本土，直到現在，他們都沒能建起統一的軍事指揮系統。”
王耀無從得知英國共產黨的態度，但他知道，蘇聯政策的轉變給共產國際的所有支部都找了個大麻煩：1939年8月23日之前，全世界的共產黨都在反對納粹，而那一天之後，它們忽然開始譴責英國和法國——甚至連英共和法共也不例外。作為代價，英共在議會裏被其他黨針對攻擊，法共更慘些，已經被法國政府以“追隨蘇聯”為由取締了，各級黨組織都遭到鎮壓和抓捕。
可要說全世界都相信“蘇德條約”的真實性，那顯然有待商榷，最明顯的一點是，德共、意共依然沒能恢覆正常活動，甚至德共的總書記——同時也是共產國際的名譽主席——還被關押在希特勒的監獄裏呢。
比起其他兄弟黨，中共倒是沒有“因蘇德媾和而被國內針對”的煩惱，畢竟如果國民黨做得到，他早把中共取締了。10月初，延安出版了的新中央機關刊物《共產黨人》，在發刊詞裏，毛澤東滿不在乎地說：“我們黨已經走出了狹隘的圈子，變成了全國性的大黨。為了建設一個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刊物是必要的。”
將西白俄羅斯、西烏克蘭並入蘇聯後，克裏姆林宮的下一個目標是與波羅的海三國締結互助條約，讓他們提供軍事基地。它在10月就幾乎毫無阻礙地完成了：紅軍在這三個國家駐紮了下來，而代價甚至可以說是零——譬如說，按照蘇立條約，蘇聯需要“幫助”立陶宛拿回曾經被波蘭占據的維爾紐斯，那裏現在就在紅軍手裏。
王耀也問過伊利亞，為什麽不幹脆把波羅的海三國也並入蘇聯，得到的回答是：蘇聯不想刺激德國，如果在德國對西邊發動侵略戰爭（他毫無顧忌地用了這個詞）的時候，蘇聯在東部也采取咄咄逼人的攻勢，那德國就會產生懷疑；在蘇德之間保持幾個由蘇聯控制的緩沖國，政治上更為有利。
“何況，耀，波羅的海三國都是不設防的小國，如有必要，隨時可以把他們蘇維埃化。”
許是歐洲的情況確實好了些，伊利亞難得地主動提起了日本，說根據佐爾格情報小組的消息，日本暫時不會組織大規模進攻，軍部計劃抽調兵力，對敵後根據地開始大規模“掃蕩”，以打擊游擊隊、恢覆日占區的生產能力。蘇聯人告誡說，要提醒“所有中國的紅軍戰士”，這次的掃蕩可能比過去劇烈得多。
王耀感謝了共產國際的情報，說盡管遇到了不少困難，但中共目前的情況還算樂觀，“唯滿洲三大游擊區（指南滿、吉東、北滿）處境艱難，長期與中央斷聯，請蘇軍多加照看。”
伊利亞毫不猶豫地答應了。當時兩人都沒想到，幾天後，10月26日，東北抗聯就在中共中央斷聯的情況下，獨自做出決定：“越界過江，到蘇聯遠東地區野營整訓。”不久，東北抗聯的領導人周保中前往伯力，要求蘇方提供支援。之後一年裏，東北抗聯各部分批、分期沖破日軍包圍圈，跨越黑龍江，退入蘇聯。
中共的麻煩不至於此，除遭到日軍 “掃蕩”外，11月起，國共的矛盾也升溫了——此刻延安還不知道，國民黨在五屆六中全會上，把“政治限共為主”的政策改為了“軍事限共為主”，開始蓄意制造反共摩擦。
可惜的是，國民黨開始軍事挑釁時，延安並未第一時間反應過來，理由很簡單：諾爾曼?白求恩逝世了。
11月下旬，王耀終於收到了白求恩的遺書和部分遺物，當晚，他給伊利亞打了電報：
“伊廖沙，諾爾曼?白求恩同志在11月12日犧牲了。這兩年他一直待在前線，拯救了數以千計的傷員，還辦學校、培養醫務幹部、編寫戰地醫療教材，毫無疑問，白求恩同志是個偉大的、可敬的共產黨人。上個月，他在做手術時被割破了手指，幾周後轉成了敗血癥……對於他的死，所有人都很悲痛。
根據白求恩同志的遺言，請共產國際通知加拿大共產黨總書記蒂姆?布克，告訴他，白求恩在這裏十分快樂，他惟一的希望是能多有貢獻。白求恩同志的照片、日記、文件也一並交予加拿大的黨處置。也請通知美國共產黨總書記白勞德，白求恩同志有一把繳獲的戰刀要送給他。請將白求恩同志永世不變的友愛送給蒂姆?布克，以及所有加拿大和美國的同志們。
請考慮給白求恩已離婚的妻子，坎貝爾夫人撥一筆生活費，並告訴她，白求恩是十分內疚的，並且曾經是快樂的。
這些物品和白求恩的遺書現在都已經送到延安，請盡快安排蘇聯飛機過來。”
在伊利亞的電報或者蘇聯的飛機再次抵達延安之前，29日，另一個消息傳來：“莫斯科以‘曼尼拉事件[1]’為由，廢除了《蘇芬互不侵犯條約》，現在正向兩國邊界進軍。”
伊利亞在30日清晨，也就是莫斯科時間的深夜才發來了回電，他爽快地答應了王耀的要求，又道了歉，說自己剛從列寧格勒回來：“邊境出了些狀況。”
王耀迅速做出了回應，他憂慮地問伊利亞：“你到底簽了多少互不侵犯條約——這樣輕易撕毀協議，芬蘭共產黨的處境會很艱難，對你的名聲也很不好，輿論會質疑你、質疑蘇聯的承諾有多少可信度。”要知道，中蘇之間的軍援協議，名字也叫《中蘇互不侵犯條約》。
伊利亞顯然是沒睡，天亮之前，王耀就收到了新電報：“十份，或者十一份[2]？我也沒仔細數過。沒事的，耀，你記得的話，我簽的第一份條約叫《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它在德國戰敗後就被伊裏奇宣布廢除了。簽署條約是為了獲得喘息的時機、爭取發展的空隙，條約本身不是目的，誰會覺得它們一定要被執行呢？”
——其實這是句廢話，畢竟在1932年，蘇聯一口氣簽了八份互不侵犯條約，裏面就有和波蘭簽的《蘇波互不侵犯條約》。
伊利亞看上去心態良好，他用了三大段話來說服王耀“撕毀個協議，多大點事兒”，仿佛是中國人而不是他在違背諾言，又辯解說：“至於芬共，他們在芬蘭從來沒有合法過，1929年經濟危機之後，資產階級政府還搞起了‘拉普阿運動’，瘋狂地鎮壓工人運動[3]——芬共還有什麽可失去的呢？”
講完了芬蘭，伊利亞又說周恩來在克裏姆林宮醫院做了手術，一切還算順利，傷口已經拆線，目前正在做恢覆性治療，但他的右臂終究不太可能恢覆如初[4]。
“周堅持要盡早回去，但我們覺得，他最好能留到一月底，好參加共產國際的秘密會議。之前中共報告說財政情況很差，請把你們1940年黨和軍隊的開支預算發來，以便共產國際審核並確定援助的額度。另，之前所寄英鎊，周說在中國無法流通，請寄回，共產國際會想辦法兌成美元。”
下面說的就是一些瑣事了，從蘇聯已經把60噸新聞紙運到哈密[5]，到12月21日是斯大林60歲生日、延安得盡快交來賀文[6]：“耀，請毛澤東寫《斯大林是中國人民獨立的朋友》，朱德寫《中國戰士高呼斯大林的名字》，18日前發過來——短文就行，太長我們反而不好排版。還有，不要忘記21日寄出賀電[7]。”
在電文的結尾，伊利亞話鋒一轉，意有所指地說，他可沒忘記，在1918年，羅馬尼亞從虛弱的蘇俄手裏奪取了比薩拉比亞，這塊土地甚至連個“待撕毀條約”都沒有呢。
王耀讀完了最後一行字，他對著電文嘆了口氣，然後提起筆，開始構思怎麽回覆：
“伊廖沙，或許你說的都對，不過我想問一句，莫斯科打算什麽時候撕毀《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幫助中共戰勝資產階級政府呢？你知道的，從十二年前中國建政開始，尤其是在‘邊區’還能自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時候，中國的紅軍戰士們，一直很希望能和蘇聯紅軍並肩作戰。”
王耀寫回電的同時，蘇軍正式進入芬蘭。翌日，“芬蘭民主共和國”在芬蘭東部被蘇聯占領的地區成立，政府主席是原共產國際遠東部部長，奧托?庫西寧。
蘇芬的戰爭幾乎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但其中不包括延安，也不包括重慶。
12月初，中國最大的新聞是：閻錫山宣布中共領導的抗日決死隊第二縱隊為“叛軍”，下令“討伐”，隨後暗中勾結日軍、襲擊八路軍後方醫院、摧毀沁水等縣的抗日政權；4日，晉綏軍襲擊山西省南陽縣《新生報》報社，活埋了編輯王良。
在歷史上，這被稱為“晉西事變”或者“十二月事變”。
理所當然地，延安和重慶的大部分心思都集中在了國內的軍事摩擦上。12日，國民黨甘肅省主席又率部進攻陜甘寧邊區，制造了“隴東事件”，被中共所擊退，兩黨矛盾隨即升溫：國民黨中央秘密制定下發了《異黨問題處理辦法》；中共則以陽謀應對，由朱德、彭德懷、林彪、賀龍、劉伯承等聯名通電全國，反對國民黨調轉槍口對內。
誰都沒有想到，蘇芬戰爭對中國最大的影響是，它讓重慶和莫斯科的關系變糟了——這可是《蘇德互不侵犯條約》都沒做到的事兒。
戰爭開始當天，芬蘭就向國際聯盟提出了訴訟，決議案被提交給國聯行政院討論表決，而中國恰好是其成員。由於國聯行政院在通過決議時采取一致原則，一票反對便可使議案被否決，於是作為抗日戰爭的最大外援，蘇聯理直氣壯地要求國民黨：投反對票。
12日晚上，王耀把《斯大林是中國人民的朋友》發給了伊利亞，說延安還準備了慶祝大會，毛澤東會親自作講話[8]，讚美斯大林同志是一切被壓迫者的救星。演講稿裏有一句話引起了廣泛爭議：“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
用交作業的心態報告完這些“必修課”，王耀又充當起了預言家：
“盡管，‘第一次大革命時期，一切帝國主義者都反對我們，只有蘇聯援助了我們。抗日戰爭以來，沒有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府真正援助我們，只有蘇聯是用了空軍和物資援助了我們。[9]’但國民黨更喜歡美、英、法，而不是你，他肯定不會投下反對票。
當然，看在蘇聯援助的份上，重慶也沒膽子去支持芬蘭。我打賭，國民黨會選擇棄權。我親愛的伊廖沙，如果你確實不想這個提案被通過，那可得抓緊時間，另找一張反對票。”
12月14日，國聯行政院通過決議，宣布將蘇聯開除出國聯，並建議各國盡己所能援助芬蘭。蘇聯拒絕出席會議，而中國投下了棄權票。
以破壞盟約為由將會員國開除出去，這在國聯的歷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僅有的一次。
蘇聯貌似淡然地在塔斯社刊文，稱自己對被開除之事“泰然自若”，但顯然對這一結果極感不快，尤其對中國未能明確地站在蘇聯一邊大為不滿。恰逢國民政府代表訪蘇，莫洛托夫會見他時，對援華問題避而不談，並表示：“今後蘇聯援華的程度，將取決於中國對蘇聯的態度。”
王耀有些懷疑，伊利亞罕見地對重慶發那麽大火，是因為蘇軍在芬蘭進展不順，他想找個靶子宣洩怒氣——不過想歸想，即使確實如此，延安也樂的火上澆油，他總不能幫重慶說話不是？
1939年的最後一個晚上，王耀給伊利亞發去了新年賀電，堅定地表了態，重申延安毫無疑問是站在莫斯科這邊的：
“克裏姆林宮說‘國聯已經變成了英法集團的戰爭工具’，我覺得可以換個詞，把‘已經’改成‘一直就是’——我可沒忘記，九一八事變之後，國聯的‘李頓調查團’說了些什麽呢[10]。
至於被開除，倒也不是什麽大事，反正國聯也沒什麽正經用處，說得好像縮在馬奇諾防線後面的那些膽小鬼，真打算去援助芬蘭似的。”
註：
[1] 1939年11月26日，蘇聯稱芬蘭軍隊炮擊曼尼拉村造成蘇聯士兵的死亡，要求芬蘭政府賠禮道歉，並將軍隊後撤20到25公裏，但被芬蘭政府拒絕，蘇聯因此宣布廢除《蘇芬互不侵犯條約》。
[2] 1932年《蘇法互不侵犯條約》《蘇波互不侵犯條約》《蘇意互不侵犯條約》《蘇愛互不侵犯條約》《蘇拉互不侵犯條約》《蘇立互不侵犯條約》《蘇羅互不侵犯條約》《蘇芬互不侵犯條約》；1937年《中蘇互不侵犯條約》；1939年《蘇德互不侵犯條約》、1941年《蘇南互不侵犯條約》。
[3] 實際上，1923年芬蘭共產黨才被宣布為非法。1929年11月，在芬蘭北部的拉普阿地區一群當地的法西斯分子襲擊了青年工人，之後芬蘭資產階級政府加緊反對工人和芬蘭共產黨的行動，以轉移人民群眾對經濟危機的註意力。
[4] 《季米特洛夫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9年10月8日。
[5] 《季米特洛夫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9年11月15日。
[6] 《季米特洛夫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9年12月7日。
[7] 《周恩來和任弼時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9年12月15日。
[8] 《在延安各界慶祝斯大林六十壽辰大會上的講話》，1939年12月21日，原載《人民日報》，1949年12月20日。
[9] 毛澤東《斯大林是中國人民的朋友》。
[10] 李頓調查團認為，中國抵制日貨運動是“中日沖突的重要原因”，蘇聯導致的“共產主義目前的傳播”是造成九一八事變的最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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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歐洲，這個月份就頗有些詭異了，一方面，理論上，英、法、德已經進入了戰爭狀態，第二次歐洲大戰可以算作開打了；但另一方面，現實裏，別說英國還在不急不緩地運兵，連法國都只組織了一次極小規模的進攻，還立刻就撤回了馬奇諾防線。於是在月底，以尖刻著稱的美國報紙創造了一個新詞匯來形容歐洲局勢：假戰爭（The Phoney War）。
王耀不怎麽看外國的報紙，這個消息還是伊利亞告訴他的，蘇聯人用講笑話的語氣把美國的報道覆述了一遍，調侃說：“其實我也覺得，英法仿佛宣了一個假戰。聽說法國的貝當元帥覺得既然前線無事，自己就可以正常休假，現在八成躺在西班牙的海灘上曬太陽呢。”
伊利亞的心情並不算好，他嘲諷地說，德國人給這場“戰爭”取名“靜坐戰”，意思是英法龜縮於防禦工事之後、毫無進攻的欲望：“英國共產黨的消息，英法在戰略部署上存在分歧：法國希望馬其諾防線到英吉利海峽那段缺口能由英國軍隊來守衛，英國則覺得自己的主力需要留守本土，直到現在，他們都沒能建起統一的軍事指揮系統。”
王耀無從得知英國共產黨的態度，但他知道，蘇聯政策的轉變給共產國際的所有支部都找了個大麻煩：1939年8月23日之前，全世界的共產黨都在反對納粹，而那一天之後，它們忽然開始譴責英國和法國——甚至連英共和法共也不例外。作為代價，英共在議會裏被其他黨針對攻擊，法共更慘些，已經被法國政府以“追隨蘇聯”為由取締了，各級黨組織都遭到鎮壓和抓捕。
可要說全世界都相信“蘇德條約”的真實性，那顯然有待商榷，最明顯的一點是，德共、意共依然沒能恢覆正常活動，甚至德共的總書記——同時也是共產國際的名譽主席——還被關押在希特勒的監獄裏呢。
比起其他兄弟黨，中共倒是沒有“因蘇德媾和而被國內針對”的煩惱，畢竟如果國民黨做得到，他早把中共取締了。10月初，延安出版了的新中央機關刊物《共產黨人》，在發刊詞裏，毛澤東滿不在乎地說：“我們黨已經走出了狹隘的圈子，變成了全國性的大黨。為了建設一個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刊物是必要的。”
將西白俄羅斯、西烏克蘭並入蘇聯後，克裏姆林宮的下一個目標是與波羅的海三國締結互助條約，讓他們提供軍事基地。它在10月就幾乎毫無阻礙地完成了：紅軍在這三個國家駐紮了下來，而代價甚至可以說是零——譬如說，按照蘇立條約，蘇聯需要“幫助”立陶宛拿回曾經被波蘭占據的維爾紐斯，那裏現在就在紅軍手裏。
王耀也問過伊利亞，為什麽不幹脆把波羅的海三國也並入蘇聯，得到的回答是：蘇聯不想刺激德國，如果在德國對西邊發動侵略戰爭（他毫無顧忌地用了這個詞）的時候，蘇聯在東部也采取咄咄逼人的攻勢，那德國就會產生懷疑；在蘇德之間保持幾個由蘇聯控制的緩沖國，政治上更為有利。
“何況，耀，波羅的海三國都是不設防的小國，如有必要，隨時可以把他們蘇維埃化。”
許是歐洲的情況確實好了些，伊利亞難得地主動提起了日本，說根據佐爾格情報小組的消息，日本暫時不會組織大規模進攻，軍部計劃抽調兵力，對敵後根據地開始大規模“掃蕩”，以打擊游擊隊、恢覆日占區的生產能力。蘇聯人告誡說，要提醒“所有中國的紅軍戰士”，這次的掃蕩可能比過去劇烈得多。
王耀感謝了共產國際的情報，說盡管遇到了不少困難，但中共目前的情況還算樂觀，“唯滿洲三大游擊區（指南滿、吉東、北滿）處境艱難，長期與中央斷聯，請蘇軍多加照看。”
伊利亞毫不猶豫地答應了。當時兩人都沒想到，幾天後，10月26日，東北抗聯就在中共中央斷聯的情況下，獨自做出決定：“越界過江，到蘇聯遠東地區野營整訓。”不久，東北抗聯的領導人周保中前往伯力，要求蘇方提供支援。之後一年裏，東北抗聯各部分批、分期沖破日軍包圍圈，跨越黑龍江，退入蘇聯。
中共的麻煩不至於此，除遭到日軍 “掃蕩”外，11月起，國共的矛盾也升溫了——此刻延安還不知道，國民黨在五屆六中全會上，把“政治限共為主”的政策改為了“軍事限共為主”，開始蓄意制造反共摩擦。
可惜的是，國民黨開始軍事挑釁時，延安並未第一時間反應過來，理由很簡單：諾爾曼?白求恩逝世了。
11月下旬，王耀終於收到了白求恩的遺書和部分遺物，當晚，他給伊利亞打了電報：
“伊廖沙，諾爾曼?白求恩同志在11月12日犧牲了。這兩年他一直待在前線，拯救了數以千計的傷員，還辦學校、培養醫務幹部、編寫戰地醫療教材，毫無疑問，白求恩同志是個偉大的、可敬的共產黨人。上個月，他在做手術時被割破了手指，幾周後轉成了敗血癥……對於他的死，所有人都很悲痛。
根據白求恩同志的遺言，請共產國際通知加拿大共產黨總書記蒂姆?布克，告訴他，白求恩在這裏十分快樂，他惟一的希望是能多有貢獻。白求恩同志的照片、日記、文件也一並交予加拿大的黨處置。也請通知美國共產黨總書記白勞德，白求恩同志有一把繳獲的戰刀要送給他。請將白求恩同志永世不變的友愛送給蒂姆?布克，以及所有加拿大和美國的同志們。
請考慮給白求恩已離婚的妻子，坎貝爾夫人撥一筆生活費，並告訴她，白求恩是十分內疚的，並且曾經是快樂的。
這些物品和白求恩的遺書現在都已經送到延安，請盡快安排蘇聯飛機過來。”
在伊利亞的電報或者蘇聯的飛機再次抵達延安之前，29日，另一個消息傳來：“莫斯科以‘曼尼拉事件[1]’為由，廢除了《蘇芬互不侵犯條約》，現在正向兩國邊界進軍。”
伊利亞在30日清晨，也就是莫斯科時間的深夜才發來了回電，他爽快地答應了王耀的要求，又道了歉，說自己剛從列寧格勒回來：“邊境出了些狀況。”
王耀迅速做出了回應，他憂慮地問伊利亞：“你到底簽了多少互不侵犯條約——這樣輕易撕毀協議，芬蘭共產黨的處境會很艱難，對你的名聲也很不好，輿論會質疑你、質疑蘇聯的承諾有多少可信度。”要知道，中蘇之間的軍援協議，名字也叫《中蘇互不侵犯條約》。
伊利亞顯然是沒睡，天亮之前，王耀就收到了新電報：“十份，或者十一份[2]？我也沒仔細數過。沒事的，耀，你記得的話，我簽的第一份條約叫《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它在德國戰敗後就被伊裏奇宣布廢除了。簽署條約是為了獲得喘息的時機、爭取發展的空隙，條約本身不是目的，誰會覺得它們一定要被執行呢？”
——其實這是句廢話，畢竟在1932年，蘇聯一口氣簽了八份互不侵犯條約，裏面就有和波蘭簽的《蘇波互不侵犯條約》。
伊利亞看上去心態良好，他用了三大段話來說服王耀“撕毀個協議，多大點事兒”，仿佛是中國人而不是他在違背諾言，又辯解說：“至於芬共，他們在芬蘭從來沒有合法過，1929年經濟危機之後，資產階級政府還搞起了‘拉普阿運動’，瘋狂地鎮壓工人運動[3]——芬共還有什麽可失去的呢？”
講完了芬蘭，伊利亞又說周恩來在克裏姆林宮醫院做了手術，一切還算順利，傷口已經拆線，目前正在做恢覆性治療，但他的右臂終究不太可能恢覆如初[4]。
“周堅持要盡早回去，但我們覺得，他最好能留到一月底，好參加共產國際的秘密會議。之前中共報告說財政情況很差，請把你們1940年黨和軍隊的開支預算發來，以便共產國際審核並確定援助的額度。另，之前所寄英鎊，周說在中國無法流通，請寄回，共產國際會想辦法兌成美元。”
下面說的就是一些瑣事了，從蘇聯已經把60噸新聞紙運到哈密[5]，到12月21日是斯大林60歲生日、延安得盡快交來賀文[6]：“耀，請毛澤東寫《斯大林是中國人民獨立的朋友》，朱德寫《中國戰士高呼斯大林的名字》，18日前發過來——短文就行，太長我們反而不好排版。還有，不要忘記21日寄出賀電[7]。”
在電文的結尾，伊利亞話鋒一轉，意有所指地說，他可沒忘記，在1918年，羅馬尼亞從虛弱的蘇俄手裏奪取了比薩拉比亞，這塊土地甚至連個“待撕毀條約”都沒有呢。
王耀讀完了最後一行字，他對著電文嘆了口氣，然後提起筆，開始構思怎麽回覆：
“伊廖沙，或許你說的都對，不過我想問一句，莫斯科打算什麽時候撕毀《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幫助中共戰勝資產階級政府呢？你知道的，從十二年前中國建政開始，尤其是在‘邊區’還能自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時候，中國的紅軍戰士們，一直很希望能和蘇聯紅軍並肩作戰。”
王耀寫回電的同時，蘇軍正式進入芬蘭。翌日，“芬蘭民主共和國”在芬蘭東部被蘇聯占領的地區成立，政府主席是原共產國際遠東部部長，奧托?庫西寧。
蘇芬的戰爭幾乎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但其中不包括延安，也不包括重慶。
12月初，中國最大的新聞是：閻錫山宣布中共領導的抗日決死隊第二縱隊為“叛軍”，下令“討伐”，隨後暗中勾結日軍、襲擊八路軍後方醫院、摧毀沁水等縣的抗日政權；4日，晉綏軍襲擊山西省南陽縣《新生報》報社，活埋了編輯王良。
在歷史上，這被稱為“晉西事變”或者“十二月事變”。
理所當然地，延安和重慶的大部分心思都集中在了國內的軍事摩擦上。12日，國民黨甘肅省主席又率部進攻陜甘寧邊區，制造了“隴東事件”，被中共所擊退，兩黨矛盾隨即升溫：國民黨中央秘密制定下發了《異黨問題處理辦法》；中共則以陽謀應對，由朱德、彭德懷、林彪、賀龍、劉伯承等聯名通電全國，反對國民黨調轉槍口對內。
誰都沒有想到，蘇芬戰爭對中國最大的影響是，它讓重慶和莫斯科的關系變糟了——這可是《蘇德互不侵犯條約》都沒做到的事兒。
戰爭開始當天，芬蘭就向國際聯盟提出了訴訟，決議案被提交給國聯行政院討論表決，而中國恰好是其成員。由於國聯行政院在通過決議時采取一致原則，一票反對便可使議案被否決，於是作為抗日戰爭的最大外援，蘇聯理直氣壯地要求國民黨：投反對票。
12日晚上，王耀把《斯大林是中國人民的朋友》發給了伊利亞，說延安還準備了慶祝大會，毛澤東會親自作講話[8]，讚美斯大林同志是一切被壓迫者的救星。演講稿裏有一句話引起了廣泛爭議：“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
用交作業的心態報告完這些“必修課”，王耀又充當起了預言家：
“盡管，‘第一次大革命時期，一切帝國主義者都反對我們，只有蘇聯援助了我們。抗日戰爭以來，沒有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府真正援助我們，只有蘇聯是用了空軍和物資援助了我們。[9]’但國民黨更喜歡美、英、法，而不是你，他肯定不會投下反對票。
當然，看在蘇聯援助的份上，重慶也沒膽子去支持芬蘭。我打賭，國民黨會選擇棄權。我親愛的伊廖沙，如果你確實不想這個提案被通過，那可得抓緊時間，另找一張反對票。”
12月14日，國聯行政院通過決議，宣布將蘇聯開除出國聯，並建議各國盡己所能援助芬蘭。蘇聯拒絕出席會議，而中國投下了棄權票。
以破壞盟約為由將會員國開除出去，這在國聯的歷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僅有的一次。
蘇聯貌似淡然地在塔斯社刊文，稱自己對被開除之事“泰然自若”，但顯然對這一結果極感不快，尤其對中國未能明確地站在蘇聯一邊大為不滿。恰逢國民政府代表訪蘇，莫洛托夫會見他時，對援華問題避而不談，並表示：“今後蘇聯援華的程度，將取決於中國對蘇聯的態度。”
王耀有些懷疑，伊利亞罕見地對重慶發那麽大火，是因為蘇軍在芬蘭進展不順，他想找個靶子宣洩怒氣——不過想歸想，即使確實如此，延安也樂的火上澆油，他總不能幫重慶說話不是？
1939年的最後一個晚上，王耀給伊利亞發去了新年賀電，堅定地表了態，重申延安毫無疑問是站在莫斯科這邊的：
“克裏姆林宮說‘國聯已經變成了英法集團的戰爭工具’，我覺得可以換個詞，把‘已經’改成‘一直就是’——我可沒忘記，九一八事變之後，國聯的‘李頓調查團’說了些什麽呢[10]。
至於被開除，倒也不是什麽大事，反正國聯也沒什麽正經用處，說得好像縮在馬奇諾防線後面的那些膽小鬼，真打算去援助芬蘭似的。”
註：
[1] 1939年11月26日，蘇聯稱芬蘭軍隊炮擊曼尼拉村造成蘇聯士兵的死亡，要求芬蘭政府賠禮道歉，並將軍隊後撤20到25公裏，但被芬蘭政府拒絕，蘇聯因此宣布廢除《蘇芬互不侵犯條約》。
[2] 1932年《蘇法互不侵犯條約》《蘇波互不侵犯條約》《蘇意互不侵犯條約》《蘇愛互不侵犯條約》《蘇拉互不侵犯條約》《蘇立互不侵犯條約》《蘇羅互不侵犯條約》《蘇芬互不侵犯條約》；1937年《中蘇互不侵犯條約》；1939年《蘇德互不侵犯條約》、1941年《蘇南互不侵犯條約》。
[3] 實際上，1923年芬蘭共產黨才被宣布為非法。1929年11月，在芬蘭北部的拉普阿地區一群當地的法西斯分子襲擊了青年工人，之後芬蘭資產階級政府加緊反對工人和芬蘭共產黨的行動，以轉移人民群眾對經濟危機的註意力。
[4] 《季米特洛夫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9年10月8日。
[5] 《季米特洛夫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9年11月15日。
[6] 《季米特洛夫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9年12月7日。
[7] 《周恩來和任弼時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9年12月15日。
[8] 《在延安各界慶祝斯大林六十壽辰大會上的講話》，1939年12月21日，原載《人民日報》，1949年12月20日。
[9] 毛澤東《斯大林是中國人民的朋友》。
[10] 李頓調查團認為，中國抵制日貨運動是“中日沖突的重要原因”，蘇聯導致的“共產主義目前的傳播”是造成九一八事變的最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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