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汪精衛的叛逃，延安一度對重慶緩和了態度——盡管兩黨在地方的摩擦層出不窮，但國民黨畢竟並沒有投日；盡管蔣介石處心積慮地想取消共產黨，但他也畢竟公開拒絕了“近衛聲明”。1939年1月5日的會議上，毛澤東總結說，蔣介石現在既聯共又反共，但聯共還是主要的，因此，中共對國民黨“要親愛，要團結”[1]。

可是，這一廂情願的緩和，並沒能持續多久。1月下旬，國民黨召開了五屆五中全會，蔣介石在會上提出，抗戰到底之“底”就是恢覆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以及“防共、溶共、限共、反共”的方針，將政策重心從抗日轉移到了反共，不久，又秘密制定《防制異黨活動辦法》。

歷史上，這被稱為“第一次反共高潮[2]”。

盡管蔣介石考慮到“團結禦侮”的輿論環境，要求地方務必保守秘密，但消息幾乎是立刻就走漏了——為了在宣傳上造勢、取得各界同情，國民黨各地黨部迅速編寫出了一系列揭露中共“陰謀”與“暴行”的小冊子。於是理所當然地，延安勃然大怒，也立刻展開了宣傳攻勢。

延安反擊說，蔣介石也不過是個“對日妥協派”，他只想恢覆七七事變之前的狀態，還企圖搞一個“遠東慕尼黑陰謀”，通過割讓東北、內蒙來“和平地”解決中日關系問題[3]。這話倒也並非空穴來風，中共確實得到消息，美、英、法被歐洲局勢牽制，無力幹涉遠東，正在策劃召開“太平洋國際會議”，令國民政府與日本“議和”。

在這時說“慕尼黑陰謀”，含義比去年又更深了一層：3月15日，納粹德國兵不血刃地占領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在捷克建立傀儡政權“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國”，在斯洛伐克則建立了“斯洛伐克共和國”，並將部分領土割讓給了匈牙利。

宣傳鬥爭之外，國共兩黨的軍事摩擦也開始升級。3月起，先後發生了秦啟榮部襲擊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三支隊的“博山慘案”、張蔭梧率領民兵殺害深縣八路軍的“深縣慘案”、楊森部突襲新四軍平江通訊處的“平江慘案”、程汝懷部圍殺新四軍獨立游擊第五大隊後方機關的“鄂東慘案”、確山縣長糾集武裝襲擊新四軍第四支隊第八團留守處“確山慘案”，等等[4]。

隨著壞消息一個一個傳來，延安的氣氛也越來越壓抑，王耀可以斷定，中共內部想要實踐一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人，必然不在少數，就像毛澤東說的，“來而不往非禮也”[5]。但沒有國際的背書——王耀的口信到底是做不得準的——他們究竟不能公然反對“統一戰線”，因此也就無法直接動手、以牙還牙。

5月，延安終於收到了莫斯科的電報，因張聞天恰好不在，毛澤東又十分焦急，最後還是王耀主動攬下了翻譯的活計。

第一封電報說的是克裏姆林宮的新外交政策。聯共（布）十八大上，斯大林公開批評了英、法、美，控訴他們抵制“共同抵抗侵略者”、轉而采取“不幹涉的、中立的立場”，並指出：“不幹涉政策，就是不去妨礙侵略者幹它們的黑暗勾當”，他們不會妨礙日本侵略中國，也不準備妨礙德國攪亂歐洲或者侵略蘇聯。

“這些‘非侵略的民主國家’之所以竭力采取‘不幹涉政策’，其關鍵就在於他們都包藏著一種禍心：讓一切交戰國都深陷到戰爭泥淖中去，並暗中鼓勵它們這樣幹；讓它們彼此削弱，互相消耗，然後當雙方打得焦頭爛額時，它們便可以打著‘為了和平’的幌子，精力充沛地出現在戰場上，迫使那些精疲力竭的交戰國接受它們所提出的條件。這就是現時盛行的‘不幹涉政策’的真面目。

……

我們擁護和平，也願意同所有國家加強聯系，只要它們不試圖破壞我們國家的利益。我們不怕侵略者的威脅，我們準備用雙倍的打擊去回答企圖破壞蘇聯邊界的不可侵犯性的戰爭挑撥者的打擊[6]。”

王耀把斯大林的發言稿翻譯完了，作為惟一的聽眾，毛澤東頗給面子地擡手鼓了鼓掌：“說得好！”

王耀暗地裏舒了口氣：“好在哪兒？”

“這種情況也許可以用‘害怕革命’的心理來解釋，因為非侵略國一旦加入戰爭，戰爭就會成為世界性的，那時就有可能爆發革命。資產階級的政治家當然知道，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使革命在最大的國家之一取得了勝利。他們害怕第二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也會使革命在一個或幾個國家裏取得勝利。”毛澤東憑印象把王耀剛才翻譯的話覆述了一遍，誇讚道，“這段最好！”

王耀抽出了第二份電報：“還有共產國際的，聽麽？”

毛澤東點了點頭，於是王耀低下頭，開始翻譯共產國際的電文。

國際的指示更具體些：目前中共所面臨的最大危險，是國民黨妥協投降的可能性，這是英、法、美在遠東極力推行妥協政策的必然反映，而反共很可能是國民黨投降的準備；中共應當立刻開展鬥爭，反對妥協投降，以應付可能的反共陰謀，同時應註意，不要給統一戰線的破裂造成任何借口[7]。

毛澤東點了根煙，深吸了一口，吞雲吐霧地評價道：“洛川會議上，我就強調過，資產階級是有他們的本性的，防人之心不可無。王明總是說，要抗日，要團結，然而，如果蔣記國民黨真的決心抗戰到底，他們又怎麽會忽然反共呢？這個問題，今天終於得到了解答——還有什麽，一起念完吧。”

“沒了，”王耀搖了搖頭，在心裏懷疑毛澤東是想借著國際的指示給自己鋪路，“剩下的是我的私人電報。”他舉起最後幾頁電文，大大方方地展示給毛澤東看。

“我不懂俄語。”

“你多少也該學點兒。”

毛澤東笑著擺擺手，說自己早年間在長沙求學時，外語就拖總成績的後腿；投身革命後，更沒什麽時間學習了；倒是在延安，因著斯諾和史沫特萊的鼓勵，水平提高了不少，可惜因湖南口音太重，聽起來十分可笑：“你還記得之前，斯諾‘看’完我的英語，怎麽說的麽？”

王耀答道：“斯諾送了你一本他簽好名的《西行漫記》，你回了一張便條，寫著‘三塊肉餵你馬吃’，斯諾看不懂，來問我，我告訴他說這是英語‘Thank you very much’的中文音譯，他就拍著大腿，笑了足足有兩分分鐘吧[8]。”

毛澤東朗聲笑了起來，王耀看著他，忽然想到了之前斯諾重訪延安時，毛澤東說的一句話：

“我們永遠是社會革命論者，永遠不是改良主義者。中國革命有兩篇文章，上篇和下篇：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一道進行民族民主革命，這是文章的上篇，我們現在正在做這一篇文章，並且一定要做好這一篇文章。但是，文章還有一篇，就是它的下篇，就是無產階級領導農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一篇文章，我們是一定要做的，並且一定要做好的。[9]”

毛澤東笑夠了，他站了起來，順手掐滅了煙，說自己要去針對國際的指示寫篇社論，請王耀在張聞天回來之後把電報給他：“讓洛甫寫個文件，通報全黨。”

盡管毛澤東已經被定為中共和核心，但暫時，總書記一職依然是張聞天擔任著。

王耀應了是，毛澤東拍了拍他的肩膀，徑直出門了。王耀望著他的背影，心想：“當時我不敢保證，但我就覺得，毛主席會喜歡這個新政策的。”

畢竟，這與他“必須防蔣”、“蔣的政策很大的成分是依靠英美”的思路，不謀而合。

待毛澤東的腳步聲遠去後，王耀低下頭，開始讀伊利亞的電報[10]。

蘇聯人開篇就是一長串抱怨：“德國吞並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入侵阿爾及利亞後，英法終於緊張了，他們提議恢覆英法蘇三國會談，我們答應了。但是！！！！（伊利亞憤怒地連打了好幾個嘆號）英國首相張伯倫拒絕出席，只派來了他們的駐蘇大使，法國人有樣學樣，他們的代表是法國駐蘇代辦，這簡直毫無誠意。”

王耀忍不住腹誹了一句“你的誠意也有限的很”，然後接著讀了下去：

“或許有些英國人——哦，還有法國人——終於認識到了，簽訂互助條約的有利因素要超過不利因素，但很不幸，迄今為止，後者在英國政治家們的頭腦中依然占據主導地位……”

伊利亞用了近兩頁來侮辱、咒罵和嘲諷英國，這讓王耀不得不耗費了點兒時間才從充滿情緒性用詞的敘述中整理出了事情的經過：英國說服了法國，聯合提出了一個草案，要求蘇聯“單方面作出承諾，宣布對於正在抵抗外來侵略的、任何蘇聯的歐洲鄰邦，在其願意接受蘇聯的援助時，蘇聯都將給予援助”。

蘇聯自然很憤怒：一方面，他希望能與英法締結互助協議，即在蘇聯被侵略時，英法承諾自己有援助的義務，而草案對此只字不提；另一方面，由於蘇聯的歐洲鄰國——波蘭、羅馬尼亞、芬蘭、波羅的海三國——無一例外地拒絕來自蘇聯的援助，以避免蘇聯能“合法地”派遣軍隊進入它們的領土，而英國又確實無法強迫蘇聯去援助那些不願意接受援助的國家，於是倫敦提議說，可以把援助作為一項議程，交由國際聯盟處理。

“誰不知道國際聯盟的德行？他們可以磨蹭到下個世紀！難道戰爭發生時，我們還得指望英國人拖拖拉拉地召集會議？如果玻利維亞之類的小國在日內瓦制造障礙，蘇聯就得老老實實地接受轟炸？耀，這當然是不可接受的——絕無可能！”

伊利亞接著說，一周前他當面痛罵了英法兩國的代表，指責他們“別有用心”，重申“協調一致的三國互助條約”是最後底線，而由於蘇聯的地理位置問題，英法應當承擔更多的援助義務；發完火後，又警告他們說，蘇聯願意與英法繼續談判，但是這也不會影響他們與德國“從實際出發建立商務聯系”。

——王耀覺得，這裏更合適的詞，應該是“威脅”。

講完這寫，伊利亞的火氣似乎也就發洩完了，在下一段電文裏，蘇聯人（居然）換上了俏皮的語氣：

“下次談判大概會在6月。張伯倫依然不願意來莫斯科——其實我們也不歡迎他。耀，你記得的話，張伯倫公開表示過，一旦把希特勒震懾住，他會馬上切斷與蘇聯的同盟關系。

哦，英國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也不肯來，最後也不知倫敦怎麽想的，派了外交部的一個小司長來參會。維恰非常生氣，好吧，其實我也很生氣，不過我忍住了。我安慰維恰說，遲早有一天，英國首相得老老實實來蘇聯開會——耀，你說，會址定在哪裏比較好，克裏米亞半島怎麽樣？”

說完蘇聯的外交進展，伊利亞用了兩句話將即將簽訂的中蘇第三筆貸款協定一筆帶過，又用三句話說完了蘇聯和日本在遠東的小範圍戰爭（也就是“諾門坎戰役”），仿佛它們都是不值一提的事兒。譏諷完日本後，下面幾段就全是各類瑣事了：從克裏姆林宮換了個挺大的新壁爐，一直說到農村正在開展的掃盲運動。

在電文的最後一段，伊利亞說自己昨天去看了部今年上的電影，《第五飛行中隊》，劇情是假想中蘇聯與納粹德國發生了戰爭，戰火燒遍了德國全境，最終理所當然地，紅軍取得了最終勝利：

“朱可夫——啊，耀，希望你記得，就是在重慶當了幾個月軍事顧問，才回國的那個禿頂——很喜歡這部電影，說應該讓基輔電影制片廠多拍些類似的，作為國防宣傳片放映，鼓勵年輕人當兵。約瑟夫喊我，得停筆了，希望你也順利，收到你電報的日子就是節日。你忠實的伊廖沙。”

王耀心道你拍什麽拍，你不是要和德國談判麽，但重新把最後兩頁讀了一遍後，他還是笑出了聲，隨後站了起來，準備去構思回電——他可不比“財大氣粗”的伊利亞，能在電文裏寫那麽多廢話，得精打細算些。

聯共（布）的十八大，標志著克裏姆林宮的對外政策由“集體安全”轉向尋求本國安全。在蘇聯指責英、法是“最危險的敵人”後，各國共產黨的政策也隨之轉向，開始全力防備本國資產階級政府投降、妥協的可能性。具體到中國，它不僅極大支持了毛澤東此前的判斷，而且還使得中共中央不必太多顧慮“統一戰線”，可以大幅度調整自己的策略了。

總而言之，莫斯科外交政策的轉變在延安受到了熱烈歡迎，中共的機關刊物《解放》激情洋溢地讚美了斯大林的英明偉大，說他的報告“以其深刻無比的科學天才，發揮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銳利武器，描寫了目前錯綜萬端的世界時局，以及偉大而美滿的新社會之發展 [11]”。

相比興奮的延安，莫斯科可以說焦頭爛額，除了停滯不前的英法蘇三國會談，他們眼前又擺上了個更煩心的事兒：

5月22日，德國、意大利締結《德意同盟條約》，正式宣布組建軍事同盟。

註：

[1] 《毛澤東關於汪精衛叛變事件的報告》，1939年1月5日。

[2] 即抗戰期間三次反共高潮的第一次。對於第一次反共高潮，有兩種說法，一說以1939年初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為標志，一說以1939年末“十二月事變”為標志，本文取前者說法。

[3]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1939年5月7日。

[4] 這些事件是在1939年2月到11月之間發生的，本文在此一並處理，不再贅述。另，“深縣慘案”的真偽頗有爭議，一說此為八路軍圍殺張蔭梧部之借口。

[5] 毛澤東《關於目前戰爭局面和政治形勢》，1939年1月28日。

[6] 斯大林《在黨的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1939年3月10日。

[7] 《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1939年5月30日。

[8] 這個故事應當發生在1939年9月，斯諾第二次訪問延安的時候，文中對時間線進行了改動。

[9] 毛澤東《同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1939年9月24日、

[10] 以下內容基本改編自阿諾德?托因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

[11] 《關於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在聯共全會上的報告》，《解放》第70期，1939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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