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後，在蘇聯的敦促下，國共之間的戰爭在明面上結束了，但很顯然，哪一方都沒有就此放下戒備：不管是國民黨要求“編共而不容共”、“徹底消滅其所謂紅軍、根本停止其赤化宣傳”，還是共產黨內部宣傳說“今天聯合資產階級，是為了明天反對資產階級”，都毫不掩飾地體現了兩黨對“第二次國共合作”脆弱如紙的信心。

因著雙方強烈的防範心理，紅軍改編等問題的談判進展艱難，即使1937年春日本國內已經開始鼓吹“對華一擊”，日軍亦屢次增兵華北，國民黨也依然堅持對共產黨“招安”而非“合作”。而作為中共最大的靠山，蘇聯為盡快結成國共抗日統一戰線、緩解自己東部邊境的壓力，選擇對國民黨的行徑予以默認。

南京愈發得意，開出的條件也越來越苛刻。延安節節敗退，眼看只能被迫準備接受“由國民黨指派邊區政府主席、中共軍隊直接歸蔣介石指揮、不設軍部[1]”等條件，日軍卻忽然發動了七七事變，隨後大舉南下。7月底，平津淪陷；8月，日軍開始進攻上海，“淞滬會戰”拉開了帷幕。

中共趁機提高了要價，堅持紅軍必須設立獨立軍部，迫於形勢，蔣介石終於做出了讓步，從而在事實上承認了共產黨的存在。9月22日，歷經九個月的討價還價，國共終於達成協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宣告形成。

中共握緊了陜甘寧邊區——也就是之前的“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隨後，中國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後改稱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和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

國共實現合作後，蘇聯兌現了自己的承諾，與南京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開始向中國提供物資援助。

當時，中蘇海上運輸線已被切斷，唯一能保持交通聯系的只有經蘭州、新疆到蘇聯的陸空交通線路。為保障援華工作的順利進行，10月，蘇聯在蘭州設立了代表處。空中航線建立後，蘇聯援華空軍志願隊陸續抵達中國、參加抗日戰爭。

11月7日，國民黨甘肅省政府舉行慶祝“十月革命節”的招待會，歡迎蘇聯援華人員。

王耀是在招待會中途悄然走進宴會廳的。因著心裏依然有氣，盡管紅軍已經完成改編、改佩青天白日章，他還是刻意地戴了一頂掛著紅五角星徽章的軍帽。他可以肯定，自己踏入廳門的那刻，周圍的空氣忽然凝固了幾秒。

片刻後，國民黨人迅速重拾了聊天的熱情，他們開始大聲地、詳細地議論起了蘇聯的援助，從剛擬定的信貸協議一直說到即將抵達蘭州的戰鬥機。盡管誰都沒有看向門口，但王耀自然明白，這一切都是演給自己看的。

王耀在心裏冷笑了一聲，望了望墻上的列寧像，擡手敬了個禮，然後徑直朝著伊利亞走去——蘇聯人正站在一個角落，端著酒杯，也沒有揮手致意，只眼神幽深地望著他。

“我還以為所有人都會圍著你呢，結果，”王耀走到伊利亞身前，凝視著他的眼睛，“一個人？”

伊利亞抿了口酒：“我讓他們都離遠點。”他伸手想撫摸王耀的臉頰，後者卻果斷側身閃開了，“耀，你看上去……很不好。”

“我剛從上海回來。”

伊利亞嘴唇動了動，還是沒把“上海戰況如何”問出口——其實看王耀的表情就能知道大概了：“辛苦了。”

這更激發了王耀的怒火，他很想拎著伊利亞的衣領、把中共這幾個月受的委屈統統吼一遍，但才撩起袖子，就聽見蘇聯人溫聲道：“耀。”

王耀連“嗯”一聲都沒有心情，於是伊利亞頓了幾秒後，直接說了下去：“我喝得有點多了，能扶我回房間嗎？”

見王耀滿臉“你喝得哪裏多了壓根不需要人扶”，伊利亞便又眨了眨眼睛：“這裏人太多了。”

王耀左右環顧了一會，終於糾結地同意：這裏確實不是說話的好地方。

伊利亞把王耀帶回了蘇聯援華志願隊的住所，介紹說附近的幾棟樓都已被劃撥給蘇聯人使用，用來培訓、指導中國飛行員盡快熟悉蘇聯飛機的駕駛和維護，還要建一個蘇聯作戰飛機和軍事物資轉運站。

“我們查過了，沒有竊聽器。”伊利亞合上房門，看似隨意地提了一句。

王耀眼角一跳，忍不住開始琢磨這話有沒有弦外之音、自己該不該就勢翻臉，而伊利亞看起來並沒有多想，他低頭泡起了茶：“我以為你在生氣。”

“我就是在生氣。”王耀壓著聲音，氣沖沖地道，“你知道中共差一點就——”

伊利亞擡起頭，將冒著熱氣的茶杯遞過去：“我讓你打一頓？”

“……”

伊利亞的神情居然還挺嚴肅：“如果你真的‘那麽’生氣的話。”

王耀沒有接過茶杯，他捏緊了拳頭，真切地覺得自己應該往伊利亞臉上招呼一下——但最終沒有。

伊利亞保持著遞杯子的姿勢，不急不緩地道：“開場時沒見到你，我還以為你不來了。”

王耀咬著牙反問：“你給我發了通知，我就一定得來嗎？”

伊利亞搖了搖頭：“我當時想，我該就帶著航空志願隊，去上海找你。”由於蘇聯並未對日宣戰，於是名義上援華飛行隊都是“志願隊”。

這話讓王耀猛地咬住了唇，眼淚幾乎奪眶而出：“……不用了。”

伊利亞怔了怔，然後聽見王耀哽咽道：“上海守不住了。我走的時候，日寇已經……登陸了杭州灣，最遲明晚，守軍就會開始撤退。”

“……”

“軍事會議上……大部分人都說，南京背水、無險可守，只能主動棄防，但是……但是那裏是孫先生的陵寢所在，不能……”

伊利亞低聲道：“那我們就去南京。”

“什麽？”

“戰鬥機大隊最遲三天後到蘭州，應該還來得及。”伊利亞用了相當樂觀的語氣，想盡量給王耀鼓鼓勁，“第一戰是保衛中國的首都，非常有意義，不是麽。”

王耀想起在軍事會議上信誓旦旦地說“死守南京”、“起碼能固守一兩個月”的唐生智，心中翻湧著濃烈的悲哀，他明白，南京也極有可能守不住：“你……伊廖沙，那裏不安全。”他頓了頓，主動幫蘇聯人找了個借口，“大部分國家的大使館都已經撤走了。”

“我們不打算撤，畢竟戰場上沒有地方是安全的，耀。何況，你不是才去了上海。”

王耀猶豫了一下，伸手接過了茶杯，隨後說出了實情：“我去見了陳獨秀。他剛剛出獄[2]。”

伊利亞一楞，臉上神色變幻，一時竟不知道說什麽。王耀無聲地嘆了口氣，還是決定說下去：“獨秀身體一直不太好，這幾年在監獄裏又吃了不少苦，靜脈炎和心肌炎都加重了，現下寄住在傅斯年家養病……不過上海這情況，也待不了多久了。”

伊利亞冷然道：“他家怕是賓客盈門吧？”

伊利亞猜對了。陳獨秀出獄後，已有周佛海等邀請他參加“低調俱樂部[3]”、美國圖書公司邀請他去寫自傳、胡適等邀請他參加國防參政會、蔣介石邀請他“組織一個新共黨”。就在王耀去拜訪的當天，托派還邀請陳獨秀去整頓組織，據陳獨秀說，他對此斷然拒絕。

王耀道：“是的，不過他都拒絕了。想知道更詳細的嗎？蔣介石說，可以讓他去當勞動部長。”

這個例子是王耀特意摘出來的，他甚至可以說有些惡意地等待著伊利亞的回應，可惜後者只是嘆了口氣：“你想說的不是這個，耀。”

“……”

“我猜錯了？”

“……沒有。”王耀磨了磨牙，拋出了第二個陷阱，“獨秀問我，他能不能去延安。伊廖沙，你覺得呢？”

氣氛已經堪稱“肅殺”了，可伊利亞卻在這時微微笑了起來：“這是在出考題嗎？耀，你到底是希望我答對、還是答錯？”

王耀咬緊了下唇，言不由衷地道：“你答什麽，標準答案就是什麽，伊廖沙。從來如此。”他刻意地將最後一句話咬了重音。

伊利亞笑道：“真的麽？”

“……假的。”王耀將視線移動到了門口，心血來潮地思考起了伊利亞到底有沒有鎖門，“不過，總得做給國民黨看吧，嘖。”

伊利亞追問道：“這句是真的麽？”

王耀不準備直接給出答案了：“做人要自力更生啊，布拉金斯基同志。”

“東方同志的想法總是很難猜的。”伊利亞的聲音裏有著恰到好處的不滿與寬容。

“我一直盡量把題出得簡單些，但你也該費點兒心思。”

“給個提示？”

王耀揚起了眉毛，用挑釁的語氣道：“我說的不全是真的。”

伊利亞佯作思考了幾秒，忽然伸出手，按在了王耀的左胸處：“耀，你的心跳得好快。”

“……”

“剛才，我問你能不能扶我回房間的時候，我以為你會拒絕的。”

“……”王耀忿忿地道，“下次不會了！”

伊利亞篤定地道：“你下次還是會的，耀。”

“……”

王耀接不了話了——他在心底承認伊利亞是對的。蘇聯人抽回了手，用公事公辦的語氣道：“陳已經轉為托派，決不能再次入黨。”

王耀的眼角跳了跳，迅速說出了早已想好的臺詞：“他和我保證，已經脫離了托派組織。伊廖沙，為什麽中共必須與國民黨合作，卻不能允許陳獨秀重新入黨？憑什麽？”他邊說邊站得更直了些，想盡量顯得理直氣壯、義正詞嚴。

伊利亞沒有正面回答，他笑了笑，仿佛王耀是在無理取鬧：“那麽你的意思是？”

“我對獨秀說，他最好能去武漢。”王耀盯著伊利亞的臉，試圖從他的表情中窺探思想，“我會建議董必武去拜訪他。”

伊利亞輕嘆道：“耀，你是希望我鼓個掌嗎？”

“你會願意嗎？”

伊利亞誠實地搖了搖頭：“我記得，當年是陳獨秀自己拒絕認錯。耀，我可以給他一個機會，可是，他肯認錯道歉嗎？”

陳獨秀自然絕不可能認錯。王耀咬緊了牙關，還想再說什麽，卻被伊利亞的直球打蒙了：

“耀，你只是在生我的氣罷了。”

王耀張了張嘴，什麽都說不出來，而伊利亞也不再糾結陳獨秀，他溫和地道：“我們決定，讓王明、康生都回國，還有在新疆的陳雲，讓他們都回延安去。共產國際……”伊利亞頓了頓，似乎臨時換了個詞，“希望中共能夠……采取措施，根除自己行動中種種托洛茨基主義的表現[4]。”

王耀漠然道：“國際想要我們做什麽？”

伊利亞避重就輕：“你該挑一個新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了，耀。”

“只是這樣？”

“你們還得在蘭州設立一個八路軍的辦事處，約瑟夫同志說，共產國際在10月的會議上給中共批了50萬美元的經費，可以通過阿拉木圖-烏魯木齊-蘭州航空線送過來。”

伊利亞並不指望能得到積極回應，畢竟在上一年，共產國際給中共的經費是200萬美元，而這依然補不上延安的財政缺口[5]。果然，王耀聽完後的反應冷笑一聲：“你給國民黨的，只怕得加兩個零。”

伊利亞沈默了。由於《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裏蘇聯承諾不援助“第三方勢力”，即使共產國際想給中共撥經費，也只能暗地裏、小額度地進行，至於武器等實物，更是想都別想。中共對此十分不滿，但終究也只能無可奈何地選擇接受。

王耀自然知道蘇聯那麽做的道理，也明白共產國際做出決策的立場，但還是忍不住嘲諷道：“你拿了那麽多軍火給蔣介石，為什麽不能稍稍分我們一點呢？”

“我們……好不容易拉住了國民黨。而且，”伊利亞猶豫了一下——王耀不確定這是不是裝出來的，“我個人……耀，你能回延安去嗎？”

“什麽意思？”

伊利亞輕聲道：“我希望你呆在延安。”

“我還希望你直接援助中共呢。” 王耀的語氣裏已經飽含嘲諷了。

伊利亞露出了無奈的笑容，又換了個話題：“我該誇獎你一句，平型關打得漂亮。”說完這話，他張開雙臂，溫柔地擁抱了王耀一下，幾秒鐘後就松了手——搶在王耀反抗之前。

王耀在伊利亞松開手之前後退了一步，語氣裏並沒有喜悅的色彩：“你喜歡這些的話，只怕得失望了，中央已經決定，以‘獨立自主的、分散的山地游擊戰爭’為主，陣地戰不會太多的。”

七七事變爆發之初，中共中央一度準備出動主力、集中作戰[6]，可蔣介石再三催促紅軍出兵前線、國民黨軍卻紛紛後撤，這讓延安不得不懷疑南京有借刀殺人之心。平津失陷後，毛澤東、張聞天立刻改變前議，稱對外宣傳和實際行動應有所區別，行軍“宜緩不宜急”[7]。8月下旬的洛川會議上，中共通過決議，應當“加強階級的獨立性和警覺性”，並定下了“分散發動群眾、集中消滅敵人、打的贏就打、打不贏就跑”的作戰原則[8]。

伊利亞大方地表示斯大林也是那麽想的——王耀對此十分懷疑——又叮囑說一定要註意安保工作，便準備送客了：“你晚上住哪，需要我送你過去嗎？”

王耀很是詫異，他把自己的心情毫不掩飾地表現在了臉上，引得伊利亞笑了起來：“別這樣，耀，你又不想見到我。”他表情很真誠，仿佛說的就是心裏話。

王耀抿著唇道：“我想，斯大林應該還說了一些別的什麽，比如‘一切服從抗日統一戰線’？”

“沒有，約瑟夫只說過，納粹德國是如此的危險，以至於同昔日和明天的敵人聯合起來反對更大的威脅變得合乎情理了——即使對最忠誠的革命者來說，打敗法西斯主義也是生死攸關的問題。這話對你也適用，耀。但你不想聽這個。”

王耀道：“你知道我想聽什麽的。”

伊利亞顯然不準備說王耀期待的那些話，他走上前，溫柔地吻了吻中國人的額頭：“我希望你回延安，耀。當然如果你不願意……那我也沒什麽辦法。”

“你呢？”

“我在這裏等戰鬥機大隊，告訴他們，馬上出發，去保護南京。”

王耀和伊利亞對視著，有那麽三五分鐘，屋內只有兩人的呼吸聲。

“你就覺得我一定吃這套？”王耀說得一字一頓，以盡量掩飾自己語氣裏的顫音，“你這樣想？”

伊利亞緩緩搖了搖頭：“明年，蘇聯就進行第三個五年計劃了。”他說得很難過，毫無十年前第一次說起五年計劃時的自信與雄心。

王耀聽得不明所以，伊利亞凝視著他的臉，聲音更溫和了些：“它是個……全速發展軍事的計劃。希望一切都還來得及。我該在莫斯科的，耀，但我想來見你一面。”

王耀不自覺地顫抖了起來，伊利亞伸出手，安撫地揉了揉他的腦袋——王耀忍不住想，他為什麽沒把自己摟進懷裏呢：“我明天就得回去了，第二批志願隊大概會在明年1月抵達中國，我能做的只有那麽多，不論你……是否滿意。”

片刻沈默後，王耀低聲道：“西班牙共和國怎麽樣了？”

“不太好。”伊利亞顯得沮喪而無奈，“夏天的時候，西班牙國民軍又重新占領了北方的工業區，人民陣線深受打擊……現在也還沒恢覆過來。

“國際上呢？”

出乎王耀的意料，伊利亞沒有談及納粹，而是說起了遠東的局勢：“日本的暴行沒有引起英美足夠的重視，他們並不打算推翻《華盛頓條約》，也不準備和東京翻臉。”

“所以——”

“耀。”伊利亞決定打斷他，“你再不走，我就要猜測你壓根不想走了。”

“……”

王耀移開視線，望向已經不再冒熱氣的茶杯，用古怪的聲調說：“你很想我走？”

“東方同志的想法總是很難猜的。”伊利亞把自己說過的話重覆了一遍。

“有那麽難嗎？”

“……其實不。”伊利亞勾了勾唇角，語氣裏也帶了些笑意，“介意我猜猜嗎？”

王耀糾結了一會——或者“假裝”糾結了一會：“不介意。”

“我猜，你剛才一定想過，我有沒有鎖好門。”

“……”

“其實，你也沒有那麽生我的氣，你是——更多地，你在生自己的、生中國的，尤其是國民黨的氣。”

“……”

“耀，”伊利亞伸出手，摩挲起了王耀的顴骨，這次中國人沒有閃躲，“你假裝自己是來找我發火的，但其實，你只是想來見我。”他又笑了笑，補充道，“我很滿意。”

王耀終於決定投降：“希望你把門鎖好了。”

七七事變之前，國民政府已選定西南作為後方基地。淞滬會戰後期，戰況轉危，國民政府決定遷往重慶。11月20日，國民政府正式發表移駐重慶宣言。

王耀終究決定（暫時性地）服從伊利亞，他沒有前往重慶，而是回了延安，幾日後，載有王明、康生、陳雲等人的飛機抵達，王耀目睹了毛澤東對王明的熱烈歡迎，還致辭說：“歡迎從昆侖山下來的神仙，歡迎我們敬愛的國際朋友，歡迎從蘇聯回來的同志們。你們回延安來是一件大喜事。這叫做喜從天降。”

延安諸人的笑容十分燦爛，但王耀心裏明白，這一切都只是表面文章。王明將共產國際“抗日高於一切”的指示帶回了中國、並要求中共中央對前此統一戰線工作進行檢討，這與毛澤東等主張的“黨和階級的根本利益高於一切”背道而馳，僅此一點，不喜歡他的人就占了多數。

日軍占領上海後，侵華戰爭進一步升級，其於11月底逼近南京，南京保衛戰就此打響。蘇聯首批志願飛行員於11月南京保衛戰中飛抵南京機場，12月1日起與日軍展開空戰。

12月13日，南京淪陷，之後日軍開始了慘無人道的南京大屠殺，暴行一直延續到1938年2月初。12月14日，日軍在北平扶植建立了以王克敏為首的傀儡政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

南京淪陷後，中日主戰場轉向武漢。

註：

[1] 《中共中央關於周恩來同蔣介石第二次談判情況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的報告》，1937年6月17日。

[2] 在共赴國難的形勢下，原政治犯開始大批被釋放。陳獨秀於1934年以“危害民國”罪入獄，1937年8月21日，提前獲釋。

[3] 1937年全面抗戰後，顧祝同、梅思平、陶希聖、胡適、陳布雷、陳立夫等人，常去周佛海家躲避空襲，並在那討論時局。他們對中日戰爭前景均持“戰必大敗”的悲觀情緒，於是胡適為這個非正式的組織起名“低調俱樂部”，以表示其成員們對當時盛行的“歇斯底裏的風氣”（指當時國民黨主戰派及民眾的抗戰熱情）的不滿，認為中共、桂系軍閥等均是為“倒蔣”而大唱“抗日”高調。

[4] 1937年11月11日，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召見了即將回國的王明、康生，向他們下達了對中共的指示，這是其中之一。

[5] 張澤宇《全面抗戰時期蘇聯和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援助研究》。

[6] 《朱、毛、彭關於擁蔣抗日問題致葉劍英電》，1937年7月14日。

[7] 《洛、毛關於紅軍作戰原則給周、博、林的指示》，1937年8月1日。

[8] 《毛澤東關於軍事和外交問題的報告》，1937年8月22日；《張聞天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補充報告》，1937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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