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七——

糜臘佳和明如星一起到延安去，是《民醒報》部分覆刊之後。

明如星上次去延安還是他剛剛到西安《民醒報》供職的時候。

同樣危險，不一樣的是當時國共之間是暗戰，而今天已經是明鬥了。

《民醒報》的覆刊在戰後的新聞界是件大事，也是一件頗費周折的事情。

政治生態中有的力量歡迎他們，有的力量排斥他們，還有的有點害怕他們。

反覆權衡之後，他們把最優先覆刊的地方選在了剛剛光覆的香港。

南京和延安是當時國內政治、軍事新聞最集中的地方，各大新聞媒體當然是要往那裏派常駐人員的。

但是，考慮到形勢的發展，特別是軍事局勢的急速變化、軍事重鎮的變化當然會引發政治中心的變遷。

糜臘佳和明如星到延安，就是為了協調讓明如星跟蹤采訪報道的可能性。

考慮到親妹妹糜菀佳和妹夫黃滿鋌就在延安，而且都在重要部門工作，要了解延安方面的當前的具體情況是不難的。

因此，一路之上，明如星只是向糜臘佳大致介紹了上次他到延安時的情景。

讓明如星印象最深的有兩個方面的情況。一方面是，在延安和周邊的一些地區，隨時可能遇見共產黨和八路軍的高級領導人。

更讓人難以忘記的是，許多首長在看見明如星這麽個西裝革履裝扮的人時，都會主動打招呼，有的甚至會問一些問題，介紹一些情況。

另一方面是，在延安這個抗日決心最堅定、敵後抗日的指揮中心，竟然有一所專門為日本人開辦的「延安日本工農學校」。

延安日本工農學校？這個學校雖然對糜臘佳這個新聞工作者並不是一個陌生的概念，但她的知悉情況僅限於「改造日本戰俘」這一點上。

既然明如星知道這方面的具體情況，而且這次去延安已經不可能參觀和采訪這所學校了，因為它在抗戰結束不久就不存在了。所以，糜臘佳請明如星詳細介紹這所學校的情況。

明如星想了想說：“我還是從我在延安的一次奇遇說起吧！”

奇遇？這讓糜臘佳更加好奇了。

明如星說：“延安是當時全國愛好和平、支持抗日民眾心目中的聖地，而寶塔山則是延安的聖地。到了延安當然是要到寶塔山去「朝聖」的。

“那是一個黃昏，夕陽西下，殘陽映紅了半邊天，整個延安城在太陽餘暉的映照下呈現出一片紅彤彤的景象，我急切地想沖上寶塔山用相機記錄下這與我心目中的延安完全一致的延安形象。

可是，當我沖到可以俯瞰延安城的高度的時候，延安城已經灰蒙蒙一片了。

就在我非常沮喪的時候，有一個同樣也在攝影的人提醒我，抓緊拍夕陽映襯下的寶塔山，抓緊拍如血的殘陽。

我一口氣把相機裏僅有的膠片都拍完後，才想起那個人來。

沒想到他居然沒走。等我仔細看他的時候，讓我大吃一驚。你猜，我看見誰了？”

糜臘佳瞪大了眼睛，一臉茫然。

明如星一字一頓地說：“細……川……健……雄。”

糜臘佳確實被驚到了，她張大嘴半天才說：“一個日本翻譯官怎麽會在那兒？而且還能拿著照相機自由拍攝？這太不可思議了！”

明如星笑了笑，賣了個關子。

沈靜了一會兒後，糜臘佳急切地捶了他兩下說：“快說，急死人不償命咋地？”

明如星說：“線索太多，你得容我想想從哪說才最清楚。”

糜臘佳著急地說：“就從你在寶塔山上見著他說起吧！”

明如星說：“一開始我們倆都不敢相信是彼此，都遲疑了一會兒。在互相確認身份之後，他主動給了我一個大大的擁抱。因為天還沒有完全黑下來，我們決定在山上走走。

“細川健雄對我說，佑家和秦功珀他們制造了瞭望塔大爆炸之後，日軍的指揮部就從冉州撤走了，而且從內部、外部兩個方面進行深刻地檢討，很多不利的因素都向他本人集中，他覺得再不走就會真的很危險了。

當時，唯一讓他心放不下的是青木絲谷，他只知道她是跟夏杏芳一起走的，具體去了哪裏，他完全不知道，又不敢再向可能的知情人打聽，萬一再有新的把柄落在日軍手裏，他就死定了。因此，他做了一個非常大膽的冒險舉動：向新四軍投降。

“那是一個休息日，他依然同平時一樣，換了便服，挎著他的照相機以出去攝影的名義向長官請了假。

要知道，細川拍的許多風光照片，日軍是經常用在作戰之中的。所以，他的上司也支持他的這個個人愛好。

“在此之前的一段時間，他把可能成為他的罪證的文件、物品，特別是曾經在反戰的媒體上刊登過的照片的底片統統都銷毀了，雖然有些可惜，可他想的是，反正已經公之於眾了，眼下還是以安全穩妥為上。

“到了新四軍那裏，他用兩種東西一下子就證明了自己的身份。一個是他在日軍中的證件，一個是近期刊發有他拍攝地反映日軍暴行的照片的報紙和照片原件。

特別是第二個物證和他交代的部分國際反戰聯盟在華活動情況，使新四軍高層對他非常重視。

他也在第一時間將當時日軍下一步的重要行動報告給了新四軍。

“面對細川健雄這樣一個既掌握日軍核心機密，又已經為反戰做了大量有益工作的重要人物，當然最好是送到延安更能發揮他的作用。很快，新四軍就通過自己的秘密渠道，將他送到了延安。

“到了延安，細川先生成了共產黨的座上賓。當時，共產黨內部對他的介紹是反戰人士、國際友人。

工作上，他的主要任務除了翻譯一些對日軍前線部隊宣傳的小傳單外，基本都是讓他自己找事情做。生活上給他的自由度也非常高，幾乎沒有限制。

“我們聊著聊著天就黑了下來，細川先生提出到他工作的學校去。”

“學校？”糜臘佳又是大吃一驚。

明如星又賣了個關子說：“你大膽地猜猜是個什麽學校？”

糜臘佳想了想說：“難道共產黨那麽早就在延安辦起了日語學校嗎？”

明如星笑了笑說：“看來咱們都不是真正懂政治的，更不能算是政治家了。告訴你吧，共產黨把前線俘虜來的日軍官兵集中起來辦了一所以改造戰俘為目標的學校，全名就叫「延安日本工農學校」。

“說起這所以改造日軍戰俘為目的的學校，細川先生還頗有些自豪。他說，以前他反戰，主要是從人性和人道的立場上出發的，後來在這個學校，雖然他是以特聘教官的身份出現的。

但是，他經常主動和戰俘們一起去聽課。特別是聽了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後，他對階級和階級鬥爭學說、社會發展形態、帝國主義的本質等深奧的理論有了初步的認識，從而改變了他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也讓他從根本上認清了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根源是其帝國主義本性。

“當我問到他是怎麽去延安日本工農學校任教這個問題時，他猶豫了一下說，當時還是有些顧慮的。

因為他知道，日軍官兵受軍國主義思想教育多年，再加上大和民族的武士道精神，要改造他們是非常困難的。

再說，他是拿定主意要在戰後回到祖國去工作和生活的，他不想過多地接觸他認為的這些日本軍國主義的炮灰。”

糜臘佳一臉狐疑：“那後來為什麽他又去當了教官呢？”

明如星說：“當時沒有等我詢問，他就津津有味地跟我說起這個過程了。他說有三個具體事件，促使他下決心加入到改造戰俘的行動之中的。

一個事是八路軍請他幫助擬制一些對日軍前線官兵喊話的口號。

當他得知一批已經被初步改造好的日軍戰俘答應到前線去向自己的同胞喊話，讓他們放下武器，不要在為日本軍國主義賣命時，他是不大相信的。

他專門以隱蔽身份和幾個答應去喊話的戰俘用日語談了一次話，他對共產黨的改造和感化能力佩服的五體投地。

“另一個是他在學校的大門口看見了「和平、正義、友愛、勞動、實踐」的校訓和「中國人民與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個敵人，就是日本軍國主義與中國的民族敗類！」他覺得果斷地把日本人民和日本軍國主義區分開來，把普通日本民眾和廣大中國人民放在一個道德門檻之內，實在是太高明的政治。

“第三個是他完全沒有想到校長居然是由一名日本人擔任的。可見八路軍是真心實意地在做化敵為友的工作。

“可以這麽說，雖然細川先生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戰俘，他也基本不屬於改造和感化的對象。

但是，他是自己受到感化後心甘情願地投身到改造自己罪孽深重的同胞的行列之中的。

“進入學校後，校方接納了他的建議，開設的專門揭露日軍暴行的現身說法課程。

而他帶來的大量圖片，正是這門課程最好的反面教材，深深地觸動了他的同胞，使他們對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和中國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有了更加感性、更加清晰的認識。這是促使他們中的大多數後來成為反戰勇士的重要原因之一。”

糜臘佳好像發現了新大陸似的打斷明如星的話說：“我想起來了。記得我曾經在英國的《泰晤士報》和美國的《紐約時報》上看到過相關的報到。

“《泰晤士報》上講了一個故事，說是日軍駐山西某旅團派遣了一名特務，讓他潛伏到延安，采取投毒和爆炸等手段暗殺那名日本籍的校長。

為此，日軍司令部不僅給他升了職，還專門安排他到特工學校進行了強化訓練，旅團長又親自召見他。

但是，諷刺的是，他到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參加學習後，終於悔悟了。

他不僅坦白了一切，還踴躍參加了反戰組織「日本解放聯盟」。

日軍一計不成，又先後派出了五個特務，結果有四個和第一個一樣成為反戰勇士。

《紐約時報》好像報道是美軍觀察組在視察了延安日本工農學校提出的改造日本戰俘的「延安經驗」並在美國高層引起反響的事。”

明如星說：“對，細川先生也提到了中外記者參觀團和美軍觀察組，他說他當時擔當了漢、日、英三種語言的臨時翻譯。”

糜臘佳興奮地說：“也不知道咱們這次去能不能接觸到親自參與過這個學校運作的當事人，如果可以的話，我想盡可能詳盡地搜集些資料，等真正和平之後，寫一篇長篇報告文學。這可是個奇跡，可以說是人類戰爭史上化敵為友的典型範例。”

明如星又想起了一個細節：“細川健雄當時對我說過，他在新四軍那裏給那個日本護士青木絲谷留下一封信，希望新四軍能想辦法幫他找到青木和他們的孩子。如果能找到，他希望青木也向新四軍投降，到延安去。不知結果如何？”

糜臘佳說：“這個容易。可以肯定，在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無論是女教官還是女戰俘畢竟還是少數，要是有這麽個人的話，延安方面一定會有她的消息的。”

糜臘佳和明如星在延安的活動是半官方的。

之所以說半官方，一方面是因為《民醒報》與共產黨有良好的合作關系，這次是大規模的延安保衛戰之後，第一次有國內比較中立的媒體的高級記者來和共產黨的宣傳部門就長期跟蹤報道進行深層次溝通。

另一方面，他們到延安之後的行動，主要通過糜臘佳的妹妹糜菀佳來協調和引導的。

糜菀佳當然是不願意只以一個妹妹的身份來接待作為姐姐的糜臘佳，她更願意以一個解說員和向導的身份來迎接作為《民醒報》高級記者、主任編輯的糜臘佳。

更何況，對糜菀佳來說，對明如星的熟悉程度甚至比親姐姐糜臘佳還要多一些，她當然可以盡情地發揮，盡情地顯擺，把最真實的延安、最生動的延安，把延安所代表的精神真諦展示給媒體人，進而展示給公眾。

糜臘佳和明如星都常駐過西安，雖然和國共雙方駐地的高層沒有直接的來往。

但是，憑借《民醒報》的影響力，他們在延安還是有一定的知名度的。

一路之上行動雖然並不是特別順利，可沿途關卡並沒有過多地為難他們。

為了保持中立性，糜臘佳專門給妹妹叮囑不許安排官方的迎接和送行，采訪過程中拜會的官員層級越高越好，越多越好，但是要允許他們自主提問。

對於重大事件要允許他們采訪不同的當事人，特別是意見相左的親歷者。要允許他們直接和普通百姓接觸。等等……

對於這樣的要求，糜菀佳雖然不是從事新聞宣傳工作的。但是，她只用一句話就讓姐姐徹底放心了：“在延安最困難的時期，連外國記者和美國軍人都可以隨便看、到處轉，難道現在形勢好了，當局還會對自己同胞的媒體設那麽多的限制嗎？”

糜臘佳和明如星並沒有直接進入延安城，而是先到了糜菀佳和黃滿鋌的駐地楊家嶺。

等候在那裏的幾乎都是熟人，除了媒體界的朋友之外，還有就是當年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的人員。

一見面，自然少不了握手、擁抱、寒暄。在得知他們並沒有特別的任務，只是想得到政府軍清剿後延安的真實情況和下一步的打算，大家紛紛出主意，或建議他們去哪裏看，或推薦他們去采訪誰，有的甚至給他們帶來了圖片和資料。

糜臘佳和明如星這次來的主要目的是和高層建立聯系，讓明如星今後長期跟隨首腦機關行動，以便做出客觀報道。

《民醒報》的決策者們已經清楚地看到了，決定未來中國走向的大對決即將上演，作為媒體，他們不想錯過記錄可能是辛亥革命以來，中國變化最劇烈、最波瀾壯闊歷史的機會，而他們辦報宗旨之中，非常看重客觀、中立和第一手材料。

因此，此行之中，能拿到具體新聞更好，更重要的是要談妥明如星今後的跟蹤采訪報道。

糜臘佳和明如星的行程主要還是由糜菀佳陪同的，和延安方面新聞主管部門的協商處在半秘密狀態。

雙方討論的重點，是要把新聞和軍事機密區別開來，把政治、軍事行動和政治、軍事成果區別開來。

最艱難的是要把《民醒報》秉持的客觀、中立立場和延安當局要求的「口徑一致」統一起來的問題。

在得知所謂的「口徑一致」是指重要政策的表述、重大問題的提法，並不是指具體事件的說法時，糜臘佳進行了非原則性妥協，明如星公開以《民醒報》記者身份伴隨采訪的願望初步達成。

根據行前總編輯的要求，糜臘佳的另一個重要任務是廣泛接觸在延安的文學藝術界人士，希望她說服那些以筆為槍的文藝界人士，能把反映抗日戰爭歷史和目前火熱的戰鬥生活中不太好或者不能直接報道的人和事，用文藝作品的方式記錄和描寫出來。

因為在《民醒報》的名下，還有一份非常有影響力的《文藝》副刊，迫切需要大量深層次揭露日本軍國主義滔天罪行的作品，迫切需要大量真實反映戰後廣大人民渴望和平，反獨裁、反內戰的鮮活文藝作品。

而這正是聚集於延安，而沒有足夠的平臺表達心聲的進步作家群的心願，雙方一拍即合。

當然，這與此前若幹年來，《民醒報》在香港、桂林與他們中的大多數有過良好的合作不無關系。

與高層見面是控制在一定範圍內進行的。因為，此刻延安聚集了大批國內外媒體的記者和觀察員，其中夾雜著各種勢力媒體的代表，甚至不乏居心叵測的特務、間諜。

而一直站在中國人民愛國抗日力量一側的《民醒報》，延安方面的高層，不僅答應糜臘佳和明如星會及時向他們通報重大方針政策調整、重大事件內幕，也有可能請他們事先披露一些設想性、預判性、試探性消息和方案，以觀察民意、征詢各界意見、搜集社會反應，保證政策的準確性和有效性。

這當然成為糜臘佳和明如星此行最大、也是最意外的收獲。

此舉也確立了糜臘佳和明如星在國內新聞界和他們所在的中立媒體與共產黨關系中的獨特地位。

大事出乎預料的圓滿，讓糜臘佳心情格外舒暢，她決定詳細了解一下延安日本工農學校那不算太長但卻極具戲劇性的歷史。

當然，她也想仔細打聽一下細川健雄先生和青木絲谷小姐的消息，以便將來閑下來了，能把這段歷史整理出來。

糜菀佳沒想到姐姐會對這兩個事情非常感興趣，而細川先生和青木小姐恰好也是她自己放不下的牽掛。

糜菀佳陪著姐姐和明如星一起到了寶塔山上的日本工農學校舊址。

寫在了學校外墻上的校訓，依然十分醒目。糜臘佳安排明如星把重要場景都拍攝下來，而她本人和妹妹一起也站在題詞前拍了一張照片。

這是她進入《民醒報》之後，第一次用公家的膠片為自己留影。

有了感性的概念之後，糜菀佳把她知道的一切關於這所學校的事情有聲有色地講了一遍，特別是那些剛剛入校時特別頑固、特別狂妄，只求一死也堅決不配合治療的受傷的日軍戰俘，經過短短的幾個月時間，一個個竟然都成了非常堅定的反戰勇士的故事，讓糜菀佳至今講起來依然十分激動。

糜菀佳對姐姐說：“關於通過改造轉變成反戰勇士的故事許多人都能給你講上一籮筐，這裏我給你講兩個讓人一聽就不會忘記的事情。

一個是在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上，有一名日本戰俘被選為參議員。另一個是有一個叫渡邊俊樹的戰俘主動申請到工農學校學習的事。”

一個日軍戰俘能成為邊區參議會的參議員，自是不必解釋的。

糜菀佳對姐姐說：“相信你更願意聽有故事的故事。渡邊俊樹是百團大戰時在晉西北受傷後被俘虜的，這對當時的日本軍人是最大恥辱。

當然他也日夜擔心，估計八路軍會用極其殘忍的手段來處死自己。

令他沒想到的是，八路軍不僅給他治傷，還把他和八路軍一二師的一位戰士分配在一個病房裏。

“他在日記裏寫到，那名八路軍戰士，不管自己的傷痛，周到地照顧他。他得了痢疾，那名戰士扶他上廁所，幫他倒便器，並把他沾有大便的衣褲，拿到河邊洗幹凈。

在寫到當一二師師部決定送他到延安醫院去治療時，他說他當年應征離家，離別媽媽、哥哥時，沒有掉淚。可這次，他在和那些八路軍傷員分別時，卻禁不住流下了滾滾熱淚。”

糜菀佳繼續說：“到了延安，渡邊俊樹被送進了我所在的醫院。在我們那裏，上級要求我們，治療上不能分戰友和戰俘，政治上要多引導他們，生活上反而要比八路軍自己的同志更優待一些。

“當時在渡邊俊樹身上還發生了一個有意思的故事。他認識了一位八路軍老同志。

那是一位特別會講道理，也特別會講故事的人。漸漸地，渡邊俊樹成了他病室的常客。

他們在一起吸煙、聊天、分享自己家裏的情況。有一次，渡邊俊樹聽說老八路要去延安城裏，就請他帶點黃醬來。

他一口答應，而且很快就給他帶回來了。後來，渡邊俊樹聽說他竟是八路軍的一位旅長，就恐慌起來，趕去道歉。

那位旅長拍著渡邊的肩膀，親切地說：「沒什麽，那是我應該做的。」渡邊俊樹當時就哭的稀裏嘩啦的，他爬在旅長的肩膀上哭著說，中國的八路軍和日本皇軍真是不一樣。病愈後，他主動請求到日本工農學校學習，後來成為了一名勇敢的反戰勇士。”

聽著聽著，糜臘佳的臉色變得凝重起來。她深沈地說：“通過這幾天的所見所聞，無論是咱們姐妹的交談，還是同媒體朋友的交流，無論是和官方人物的會談，還是和延安百姓的閑聊，都能讓人感受到延安這難以抗拒的魅力和吸引力。

看來，無論是抗戰時期的延安還是今時的延安，的確已經成了中國人的精神高地。在這裏，我們應該能夠找到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

明如星和黃滿鋌交換了一下眼神後說：“好了，先收拾一下情緒，不著急發表感慨，我們還有一個重要人物的消息完全沒有呢。”

糜臘佳看著妹妹說：“有兩個特殊的日軍戰俘，準確說，他們不是戰俘，是兩個長期同情和支持中國人民抗戰的國際友人，細川健雄和青木絲谷。”

糜菀佳對姐姐說：“第一次知道細川健雄是在日本工農學校的一場以揭露日軍暴行的演講會上，我被同時展出的照片驚到了。

因為，圖片上許多場景都是我們在冉州時經常去玩的地方。演講會一結束，我立即找到了那些照片的拍攝者。

“我們互相報了姓名之後，聽說我叫糜菀佳，細川先生問我認不認識糜佑家。我告訴他，那是我親哥哥。沒想到，他沖上來就給了我一個大大的擁抱。

“後來的幾天時間，我會借巡診的機會去日本工農學校找他，細川健雄也經常以各種理由到醫院來找我。

他非常細致地給我講述了以二哥和二嫂的四叔秦功珀為首的抵抗組織的光輝戰績。

言談之中，他對二哥的謀劃和指揮能力非常佩服，也對功珀叔的聰明才智大加讚賞。”

突然，糜菀佳把手伸到懷裏去掏出一個小信封，從中取出了幾張尺幅很小的照片遞給了姐姐，自己剛才還陽光燦爛的笑臉，突然也陰沈下來了。

糜臘佳接過照片仔細一看，禁不住淚水奪眶而出。

原來，這是幾張茶花媽媽和佑家弟弟制造了日軍監獄爆炸後的照片。

可能是不忍心讓世人看見茶花媽媽和佑家犧牲後的的慘狀，也可能是細川先生不忍心把茶花媽媽母子的特寫照片交給糜菀佳，他們能清楚地知道那一定是茶花媽媽和佑家兄弟，可爆炸後的不堪和死者的尊嚴在細川先生拍攝的照片裏都得到了很好的保護。

糜菀佳調整了一下情緒後說：“我拿到這些照片的時候，一想起來就忍不住會看，一看就忍不住會哭。本來我早就想把照片寄給家裏，可我實在不想讓你們我和一起難受，我也不知道怎樣和父親、奶奶說這事。”

糜臘佳把照片遞給明如星之後，拍了拍菀佳的臉，把這個已經是個老兵的妹妹的攬在自己懷裏說：“這些年，我們一起見證了太多的生離死別，目睹了無數個家庭的破裂。總有一天，歷史會給這些為我們偉大的衛國戰爭而獻身的人一個交待，咱們糜家也會世世代代銘記和分享茶花媽媽和佑家弟弟帶給家族的榮耀。”

糜臘佳和糜菀佳互相給對方擦拭了一下眼淚後，糜菀佳繼續說：“知道了我是糜佑家的親妹妹之後，細川先生幾次提出讓我和他一起打聽一個叫青木絲谷的日本護士。

他特別提到說，青木姑娘離開他時已經懷上了他的孩子，而且是和二嫂的四嬸夏杏芳差不多同時懷孕、同時消失的。

他相信，她們倆個應該去了同一個地方生孩子去了。他甚至堅定地認為，只要有夏杏芳的下落，就應該能找著青木絲谷。”

明如星接過那些照片看了看說：“後來呢？我聽冉州那邊的人說，青木絲谷確實回了冉州，但很快又消失了。”

糜菀佳說：“延安方面當時和咱們冉州的聯系幾乎是中斷的，僅有的一點消息基本都是從新四軍方面傳來的。

不過，沒過多久，也就幾個月吧，青木絲谷就在細川健雄的陪同下，以看病的名義來向我通報了冉州和我們糜家關系密切的幾家人的大致消息。”

糜臘佳只是靜靜地聽著，雖然她已經從傳家哥哥那裏獲悉了冉州胡家、明家、秦家、喬家和李家的基本情況。

但是，她現在對青木絲谷和夏杏芳的兩個孩子的消息特別感興趣。

糜菀佳說：“我聽說傳家哥哥戰後沒多久就送在梁州的冉州鄉親回去過，這就先撿哥哥可能看不見的情況說說。

“青木姑娘並不知道佑家哥哥和功珀叔叔要實施大爆炸的計劃。但是，夏杏芳作為設計人之一，她是非常清楚的。

當時，因為青木懷孕的跡象已經非常明顯了，日軍內部除了細川先生，很少有人和她套近乎。

因此，當青木和夏杏芳一起消失之後，一開始並沒有產生太大影響。

等瞭望塔爆炸事件發生後，日軍根本顧不過來一個高級軍妓的下落，也就沒有真正找過青木絲谷。

“青木姑娘說，二嫂的四嬸夏杏芳的娘家是在贛西南的大山裏。家裏雖然不是秦家和咱們家那樣的大戶人家，日子卻過得非常從容。

據說，夏杏芳當年是在共產黨的武裝進去之前，就已經離開那裏到上海求學了。

因此，國民黨逼迫共產黨離開後，她的家族並沒有受到當局的迫害。

抗戰期間，雖然贛西南名義上也是被日本人占領了，但並沒有實際控制。特別是兩個懷孕生子的婦女是不會引人註目的。

“青木絲谷說，她先產下了女兒。由於從報紙上確切知道了丈夫和糜佑家實施爆炸後先後犧牲的消息，夏杏芳早產了，也生下了一個女兒。

她按照和細川先生的囑咐給孩子取名叫花子，而夏杏芳按照和秦功珀商定的，給女兒取名叫桃子。”

糜臘佳雙手托著兩腮問道：“青木小姐對孩子和她自己的行蹤有具體的說法嗎？”

糜菀佳說：“青木姑娘告訴我，她在夏杏芳的娘家呆了三個多月。因為當時夏杏芳知道冉州等待她們的一定是日軍的通緝，她不同意帶孩子回冉州，直到她的哥哥帶回冉州的消息。

“夏杏芳的大哥是個游商，那是回家時途經冉州，想順便去看看妹妹。在聽說妹妹已經離開了，而且妹夫已經犧牲的情況下，他就在周邊打聽了一下妹妹的消息。

沒想到，妹妹的消息沒得到，卻得到了有人找青木絲谷的消息。

回到家裏，發現妹妹和青木姑娘都在自己家，就把細川先生找青木並希望她也能通過新四軍前往延安的想法告訴了青木絲谷。

“青木絲谷說她離開時兩個孩子幾乎同時患了黃疸，只是因為當地的許多嬰兒都會感染黃疸，她急於去尋找細川先生，打算先把孩子寄托在夏杏芳那裏。

更重要的是，由於她本人心情和對當地飲食不適應的關系，奶水一直特別不穩定，兩個孩子基本都是由夏杏芳在哺乳，她離開時也沒有特別覺得愧疚。”

明如星若有所思地說：“聽說兩個孩子中有一個夭折了，至於是細川的孩子花子還是功珀的孩子桃子，就不得而知了。反正，夏杏芳現在帶著的孩子叫桃花。”

聽到這兒，大家都沈默了。

寂靜了好長時間，糜臘佳嘆了一口氣說：“今後，只要夏杏芳不說，我們這些人，誰也不要試圖去打聽這個孩子的真正身世。”

——一三八——

在去南泥灣的路上遇見謝阿芝是糜臘佳完全沒有預料到的。

黃滿鋌邀請糜臘佳和明如星去南泥灣的主要原因，是作為應對封鎖而整建制去從事農副業生產的部隊，大部分已經開赴前線，那裏的土地及生產管理正在完全移交給邊區政府和當地百姓。

在黃滿鋌看來，無論是「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意義，還是軍民魚水情的生動實踐，對於一個做後勤保障和軍需工作的軍人而言，怎麽說都不過分。

而如果讓有相當影響力的《民醒報》的高級記者關註這個問題，比他自己孤芳自賞更能顯示出其意義。

但是，謝阿芝的出現，糜臘佳知道必須改變她已經不多的時間去關註她更應該關註的事情了，畢竟去南泥灣參觀的現實意義遠沒有去見一個集團軍司令官來的迫切。

糜臘佳的敏感還在於對事物前瞻性的判斷，黃滿鋌從當年的《梁州日報》上就非常清楚地感受到了。

雖然為邀請作為大記者的糜臘佳參觀南泥灣的事已經籌備了很長時間了。

但是，今天，他當然能接受這個大姨子的決定，他只能自下臺階式地說：“等有空了我再匯報南泥灣的故事。”

沒有糜臘佳的光臨，黃滿鋌是不敢隨便去馬伯略那裏拜訪的。

雖然每次偶遇，馬司令都會說歡迎到家做客之類的話。有時候，馬夫人也會專門盛情邀請糜菀佳夫婦去家裏改善一下生活。

但除了馬司令剛剛入住延安那次，他們還真的沒有擅自登過馬司令的門。

當然，那次讓黃滿鋌給菊花嶺捎口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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