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0——

梁州日報關於抗日的犀利言論和與世界各大通訊社幾乎同步的時事新聞，再加上西安這個地區中心的托舉，讓這個封閉地區的小報名聲大振。

而始作俑者糜臘佳和鐘遠山，更成為各大報紙和廣播電臺爭搶的香餑餑。

糜臘佳當然知道這是個難得的機遇，她也想去尋求一個可以更好地為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的平臺，當然最好也是一個能更好地實現自身價值平臺。

而鐘遠山的心裏還是有些糾結的。在他看來，“世道是亂的，人心還是穩點更好些。”

當前這個平臺是適合自己的，當前的自己更願意全身心的將心智和能量都投入到正在服務的黨派和機構中去。

糜臘佳和香港《民醒報》的聯系其實已經有一陣子了，要不是西安方面省報想調她，她還真不好意思跟李尚文社長開口。

鐘遠山承擔了原來由他和糜臘佳兩個人負責的全部工作，包括撰寫評論員文章及收聽、翻譯英語、法語和日語電臺中關於中國戰場的新聞，為了不讓省報直接把他調過去，李尚文社長還答應由鐘遠山定期為省報撰寫相關言論，使得鐘遠山突然間忙得不可開交。

剛剛到《民醒報》的時候，糜臘佳並沒有直接去香港工作，而是擔負起了西安和重慶兩地記者站負責人的工作。

要知道，重慶和西安雖然並不算特別遙遠，但隔著大秦嶺和大巴山，雖然為了抗戰，政府已經全線修通了西安經梁州到成都、重慶的公路，可並沒有固定班車往來，糜臘佳要頻繁在西安和重慶之間走動還是很難的。

經過一段時間的折騰，糜臘佳覺得有必要推薦一名有水平、有能力，又有志於新聞事業的人來協助自己工作。

本來鐘遠山是最合適的人選。可是，糜臘佳知道這是不可能的。

一方面糜臘佳不好意思挖《梁州日報》的墻角，另一方面鐘遠山堅持要為自己的黨派服務，他完全沒有意願為一個所謂獨立的媒體服務。

糜臘佳在自己的朋友圈裏一個個羅列，最後她把視線聚焦在明如星、方芳和秦功璠、秦功珀、夏杏芳這些大學生身上。

再經過仔細和分析，秦功珀和夏杏芳同自己的弟弟糜佑家已經組織了一個抗日聯合體，他們誰也離不開誰，誰也不願意離開誰。

秦功璠和小野寺姑娘新婚燕爾，他們是否願意離開杭州不一定，但小野寺英松肯定是不會讓女兒離開的。更重要的是他們倆是那裏情報工作的核心成員。

最有可能的就只剩下明如星和方芳了。一方面，隨著小野寺羽惠死心塌地跟著秦功璠，明如星和方芳的作用雖然仍很重要，但畢竟不是完全離不開。

另一方面，糜臘佳認為，隨著日軍繼續向西推進，杭州已經失去情報中心的地位，明如星和方芳在那裏遲早會暴露。

如果他們願意把生意做到西安來，以他們的能力，馬上就可以為《民醒報》服務並成為骨幹力量。

糜臘佳回到梁州後，明如月幾乎天天可以收到來自冉州的電報，這讓糜臘佳非常高興。

因為她判斷明如星和方芳至少有一個人在冉州。她用了一整天時間起草譯制了一封很長的電文，主要是同明如星和方芳商量為《民醒報》服務的事。

夏杏芳收到電報後覺得很驚訝，為什麽他們沒有提及而糜臘佳知道明大哥他們在冉州呢？

這讓她驚出一身冷汗。至少說明，既使破譯不了他們與梁州的往來電報，也能從長期的偵聽中分析出一些重要的情報。

明如星和方芳知道糜臘佳的意思後，兩個人的想法是不完全一樣的。

明如星的想法是方芳可以預見的。他認為，再觀察一下杭州的情報價值，再聽聽秦功璠的判斷和想法。

如果意見和糜臘佳一致，把生意做到西安去，肯定是個不錯的選擇。

至少可以用幾年的時間洗涮「漢奸」的汙名，再通過為《民醒報》服務可能還能樹立正面現象。

方芳的想法卻只有她自己清楚。她對明如星和糜佑家、秦功珀、夏杏芳、秦若蘭說：“我的意思是讓如星先去西安，我這次返回杭州，要讓日本人知道是因為人手和利潤的原因，明家才從杭州部分撤離的。

如果能在撤離前幹一票大的，不管暴露不暴露，杭州我們就堅決不幹了。即使沒有暴露，杭州的情報，也可以讓秦功璠和小野寺姑娘繼續幹。”

明如星不知道方芳所說的「幹一票大的」具體是什麽，但他非常擔心妻子的安全，一再提醒她，和日本鬥，目前情況下鬥的是智慧，鬥的是謀略，不到戰略大反攻階段，不宜和他們死磕。

方芳當然有她的智慧。就在去年，她聽說了日本軍政府設立了一個新的節日叫「文化節」，而這一天恰好是日本明治天皇的生日。

因此，坊間也把那個節日叫「天皇節」。因為是新設立的節日，許多機構和人都不知道，第一次的慶祝活動並不是特別熱烈，聽說，官方還對一些地方和機構提出了批評。

如果不出意外的話，今年的慶祝活動應該是有一定規模的。

方芳認為，這個有一定規模的「天皇節」是可以利用的。

權衡良久，他們決定先給糜臘佳回電，原則上答應下來。至於具體什麽時間去，怎樣把生意和工作結合起來，明如星還是想等妻子從杭州回來再最後決定。

收到回電的糜臘佳知道了明如星答應和方芳及冉州的其他幾個人仔細研究一下她的建議和邀約，當然非常高興。

她覆電建議，如果明如星答應到西安的話，可先到梁州來一趟，具體商議一下在西安做生意的細節，畢竟父親和傳家哥哥對這邊的市場更熟悉一些。

方芳是著急回杭州的，明如星和父母商量後，將明家在杭州的房地契和營業執照完全交給了妻子，並書面授權她全權處置。

臨行前，她趁明如星外出辦事的機會給夏杏芳寫了一封簡短的信，並再三叮囑夏杏芳，此信千萬不要告訴任何人，而且只能在11月5日打開。提前打開可能要壞事，晚了可能會誤事。

一起做了這麽長時間的情報工作，夏杏芳當然知道其中的厲害。

糜佑家是最糾結的。他是這些志同道合者中間最了解日本鬼子的本來面目的，他感受到的危險性和緊迫感是無法表達的。

說出來吧，有媽媽、有妻子和那些關心他們的人，他不忍心讓他們太擔心。

不說吧，危險真的到來怎麽辦？他現在更理解父親當初為什麽要把那些需要人保護、不能直接參與抗戰的人遷移到梁州去了。

現在，日本人已經把他們的生存空間、生意空間和戰鬥空間壓縮的非常有限了，他們與鬼子戰鬥的選項越來越少了，他真希望包括媽媽在內的人能離開的都離開，好讓他們放開手腳。

對於明如星和方芳、秦功璠和小野寺羽惠，他的意思也是能撤離就不要在杭州呆著了，現在秦功珀和夏杏芳提供的信息、他們遍布整個皖南地區的眼線發現的線索，已經滿足他們這股小規模抵抗力量的情報需求了。

雖然他們提供的有的情報，對政府軍的行動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但是，這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與危險程度比較起來，性價比太低了。

在整個協商過程中，他幾乎讚同所有打算離開的想法和做法。

糜臘佳當然知道放棄糜家在冉州的一切已經不是糜家自己的事了，自己的弟弟糜佑家已經不是為了生存和生意留在那裏了，茶花媽媽已經不是單純為了照顧兒子和媳婦才留在那裏，他們的留下已經有了一種指標性的意義。

而且，從重要性和迫切性上看，冉州和杭州那邊所有的事務都要比自己的事要重要得多、迫切得多。

因此，她心裏特別清楚，一切以弟弟他們最後的決定為決定。

當前，她只能自己先盡最大努力應付《民醒報》交給的任務，她不想隨便找個人來協助完成這個有一定難度的工作。

對於《民醒報》說，重慶的新聞地位肯定比西安重要得多，糜臘佳在分身乏術的情況下，只能把工作重心放在重慶。

《民醒報》與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情感糾葛是覆雜的。創刊初期，與國民黨的前身「光覆會」、「同盟會」因為價值觀的趨同，有過良好的合作。

辛亥革命成功後的一段時間，關系也是比較融洽的。只是當日本占領東三省之後，《民醒報》秉持「一不投降，二不受辱」的原則，明確反對「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主張，與國民政府間有了不愉快的經歷。

當下，糜臘佳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在重慶的黨政軍和新聞主管部門之間充當說客，允許《民醒報》在非日軍占領區公開設立記者站，並允許記者開展正常的采訪活動。

這些年，該報的記者一直在包括日本占領區在內的整個大陸活動著，但畢竟還是不太方便。

自從大陸幾個地方的《民醒報》被迫停刊，有識之士在香港重開《民醒報》後，他們記者的活動還是沒有名分的。

糜臘佳之所以能以《民醒報》地區主任的身份公開在重慶和西安活動，主要得益於她在《梁州日報》上的傑出表現和《民醒報》一直以來用事實說話、為正義聲張的態度。

可以說，無論是在新聞界，還是在黨政軍各界，只要報出糜臘佳的名號，只要說是《民醒報》的主任記者，大家都是要給些面子的，雖然有的是表面上的。

《民醒報》的文字消息主要是以電報的形式從全國各地，甚至是從世界各地傳到香港的。

可是，圖片就很麻煩。雖然傳真已經在小範圍使用，可傳輸質量差強人意。

後來，日本人沿海上快速向中國南方和東南亞推進，使整個東部地區向香港傳送新聞稿件和新聞圖片變得異常困難，極大地延緩了《民醒報》的時效，壓縮了稿源範圍。

一時間，《民醒報》的質量受到較大影響。因此，糜臘佳的主要任務就是確保駐地的重大新聞能及時傳給報社，如果能抓到反映日軍暴行的新聞，特別是更有現場感、更具震撼力的圖片新聞，一方面能進一步激發全國人民的抗戰熱情，另一方面也能進一步擴大報紙的影響力。

基於這樣的判斷，糜臘佳一面動用一切資源和社會支持系統挖掘稿源，一面想辦法讓《民醒報》自己做些改變來適應當前的形勢。

改變有時候也叫創新，但無論如何改變、如何創新，都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她首先要考慮的是改變的必要性，這已經是不言而喻的了，更重要的是要考慮改變的可能性。

在對《中央日報》、《新華日報》的走訪中，在與廣大新聞戰線同僚的交流中，在對一切可以得到的世界知名平面媒體的研究中，糜臘佳向《民醒報》香港總部提出了辦地方版《民醒報》的建議，並提出首先可以在陪都重慶出版《民醒報》重慶版。

在正式的報告中，糜臘佳詳細闡述了辦渝版《民醒報》的必要性。

在糜臘佳看來，重慶作為中華民國的戰時實際首都，自然不缺新聞。

同時，也是各新聞媒體爭相搶占的新聞發生地、發布地。《民醒報》要想博讀者的眼球，要想占據中國新聞的制高點，當然不能缺席重慶。

同時，在重慶直接出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報紙時效性差、影響力不斷式微的傾向，也可以增加對政府和其他雲集於此的各黨派的影響力。

港版、渝版《民醒報》的同時發行，一時間使《民醒報》在規模和輿論影響力上，成為中文報紙的執牛耳者，國內其他報紙難望其項背。

當然，也使得糜臘佳在新聞界，甚至在政界進一步聲名鵲起。

圖片傳輸的問題其實並沒有在技術上真正解決。但由於影響力的不斷擴大，糜臘佳開始通過軍隊公務機、政府專機和各界、各地往來重慶的人士間接充當了《民醒報》的信息員，使得他們的圖片質量較其他報紙有了較大幅度的提升，這也讓許多不識字的工人、農民和小市民成為《民醒報》的讀者，很快《民醒報》竟然成為可以掙錢的報紙。

糜臘佳對報紙的財務狀況當然是關心的。不過，她最關心的仍然是報紙的影響力，她開始調整辦報思路，把過去只關心、關註政治、軍事逐步調整為政治、軍事、經濟、民生和文學、藝術相結合的，甚至在報紙上對傳統小說名著和非常吸引人的剛剛興起的武俠小說進行連載。

一時間，重慶、香港洛陽紙貴，許多報亭前每天一大清早出現了排隊購買《民醒報》的情形。

糜臘佳成了新聞界和政界，包括文學藝術界的香餑餑，當然也成了日本人和親日媒體的眼中釘、肉中刺。

偶爾會有消息稱，日本特務已經把她同黨政軍高層的某些人士一起，列在死亡名單上。

就連一些價值觀相同、政見一致的媒體也對她或多或少有了些嫉妒，甚至是恨。

——一二一——

秦功璠和小野寺羽惠是以兩個人的屬相不宜在這個時候結婚為理由來推脫婚禮慶典儀式的。

在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面前，誰也不敢不抱持敬畏之心。秦功璠和小野寺姑娘這事，最後是由糜佑家媽媽茶花出面，請了一個非常痛恨日本鬼子的風水先生來辦的。

風水先生在一沓黃標紙上，鬼畫桃符式地畫了很多誰也看不懂的圖案，圖上會不經意地出現秦功璠和小野寺羽惠的名字，會出現許多牛鬼蛇神的面孔，還有許多朱批的「OO」、「XX」，最後的結論是“宜婚配，不宜大操大辦。”

雖然父親小野寺英松不太高興，但一想到事關女兒今後的幸福，也不好強行安排婚禮儀式。

秦家的客人是在糜佑家舅舅家接待的。把大隊的親朋好友請到遠在祁門的茶場去，動靜當然也不小，既讓客人們領會了主人家的熱情，也是一種全新的婚慶體驗，又成功地躲過了日本人的宣傳，還讓小野寺羽惠感受到了丈夫家的疼愛和實力。

在杭州，秦家人除了不願意被日本媒體和親日媒體利用之外，還是願意用大把的銀子來撐起兒子和媳婦的面子的。

秦功璠和小野寺羽惠差不多用了十天的時間，每天都在有「江南第一樓」之美譽的樓外樓菜館宴請一桌客人。

而且，特意把日本客人放在前四天請。前三天受邀日本人的名單完全是按照小野寺英松的意思辦的，只有第四天是小野寺羽惠的閨蜜、朋友和同事。

後面幾天，雖然請的主要是秦家在杭州親朋好友和生意夥伴，但都一一向小野寺英松做了匯報。

這樣的安排讓本來不太高興的小野寺英松和日本方面，也挑不出什麽理兒來。

秦家理所當然地認為小野寺羽惠是秦家的人了，秦家希望兒媳婦能到秦家來生活，至少可以和兒子獨立出來居住。

小野寺英松當然也認為秦功璠是小野寺家的人了，他自然不會允許女兒女婿離開這裏。

慢慢地，許多來武館議事的日本人都不再刻意避諱秦功璠了，特別是他們在為各地取得的大勝利、大功績祝賀、慶功的時候，不僅要讓秦功璠知道，更是要讓秦功璠參與到他們的各種慶祝活動之中去。

小野寺羽惠知道夫君秦功璠越來越痛苦了，她自己的心裏又何嘗不是百味雜陳呢？

自從她確切地知道了「百人斬」、南京大屠殺這些事件的真相，特別是聽到發生在丈夫家鄉的繁昌縣狄港血案、渦陽大屠殺、淮北牛眠村大屠殺和濉溪縣渠溝屠殺等一系列暴行後，她決定要做點什麽。

日本人在華國際反戰聯盟的事，小野寺羽惠是從父親他們在家開會時聽說的。

當時研究的是如何搜集一名叫細川健雄的國際反戰聯盟頭目涉嫌反戰的情況，及如何對他實施抓捕、遣送等問題。

小野寺羽惠感覺這是一個可以利用的線索，也可能是她能間接支持中國人民的最有效的突破口。

小野寺羽惠隱約覺得丈夫和明先生、方小姐他們在有意識地接近在杭州的日本人不單純是為了生意，而是有其他目的的。

雖然她並沒有直接的證據，但還是打算把自己的想法跟丈夫秦功璠君說說。

聽到生為日本人的妻子說要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反對日本軍政府，秦功璠雖然並沒有感到特別震驚。

但是，他還是決定要和明如星、方芳溝通後再跟小野寺羽惠表明自己的態度。

他對妻子說：“這正是我特別痛苦的地方。日本軍國主義在中國犯下了滔天罪行，我作為一個有血性的中國人，必須要做點什麽。

可我天天面對的是一個知書達禮、熱愛中華文化、同情中國人民、完全沒有與中國人為敵的溫柔的日本女子，我不知道該怎麽做？不知道該如何面對你的父親？”

小野寺羽惠當然理解丈夫的心理。早在她決定嫁給功璠君的時候，她就表示過，一旦結婚，就希望加入中國國藉，就希望隨夫家改姓秦。

只是因為秦功璠為了照顧岳父小野寺英松的面子才沒有同意自己這麽做。

現在不是過多考慮形式上的東西的時候了，她必須要為自己打算終生陪伴的人和生活一輩子的第二故鄉做點什麽實實在在的事情了。

秦功璠開誠布公地和明如星、方芳談了小野寺羽惠的想法及自己的分析。

他認為小野寺姑娘是真心實意的，而且鐵了心站在中國人民一邊的。

明如星和方芳也認同秦先生的判斷。

說到細川健雄明如星似乎想起了什麽。經他一提醒，秦功璠說：“在冉州時，秦功珀和夏杏芳都提到過一個對秦家人比較友善的日本翻譯官叫細川健雄，只是不能確定是否是同一個人。

這麽敏感的事情，如果沒有絕對的把握是不能貿然打聽的，一不小心，不僅可能暴露了自己，也可能害了真正的反戰人士。”

方芳提議：“既然我們相信了小野寺姑娘，不妨直接跟她核實一些有關細川健雄的細節，確保萬無一失。”

經過商議，他們決定由方芳和秦功璠一起，來核實這些細節並設法和細川先生聯絡。

方芳和秦功璠一起來討論如何保護細川健雄、如何和他進行合作的時候，小野寺羽惠多少還是有些吃驚的。

雖然這是印證了她的感覺，但她還是那樣警惕地問：“明先生怎麽沒有一起來？”

方芳對這個問題是有思想準備的，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他就是個經濟動物，只管做生意，根本不管什麽政治呀、軍事呀，這事最好別讓他知道了，瞧他那膽小怕事的樣兒！別讓他誤了咱們的事。”

小野寺羽惠理了理自己的思路後說：“我對細川先生知道的也非常少，只是這一陣子父親他們總是提到這個人和國際反戰聯盟，而且說是要對他們下手。

“聽他們說，細川健雄先生是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的中國語言文學碩士，在大學時就非常崇尚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應征入伍時就不願意參戰，是迫於日本國內法律不得不到支那，噢不，到中國戰場的。

現在應該就在杭州周邊的某個省的日軍司令部擔負翻譯任務。

“這個人愛攝影，他拍攝了大量反映日軍暴行的照片，有的已經交給了在上海和南京、杭州的國際反戰聯盟成員，有的甚至已經在歐美的主流媒體上曝光了，由此也引起了國際人權組織對日本政府和日本軍隊的強烈抗議。

“現在，日本軍政府之所以沒有抓他，是想通過他，把國際反戰聯盟在華的組織一網打凈。

我的意思是，如果能想辦法和細川先生取得聯系，我們一方面可以幫他轉移部分反映日軍暴行的證據，另一方面也可以給他提個醒，讓他註意保護自己和他們的組織。”

方芳對秦功璠和小野寺姑娘說：“從現在起，你們自己也要特別註意保護自己。日軍現在的行動受到了中國軍民越來越有效的抵抗，特別是大量有價值的情報從日軍內部流出，他們一定會進行大清洗的。

最近，不是特別重要和特別急迫的情報就不要傳遞了，如果能證實冉州的細川健雄先生就是你父親他們要抓的人，我們要逐步把工作重心轉移到冉州去，杭州在軍事情報上的意義已經不大了。

我好像聽說日本軍政府在11月份新設立了個什麽節日，官方要求要組織慶祝活動？”

聽到這個，小野寺羽惠好像突然想起什麽似的說：“從去年開始，日本政府新設立了一個節日，就是把每年的11月3日定為日本的「文化節」。

其實，11月3日正是明治天皇的生日。因此，老百姓也把它叫做「明治節」，甚至有人直接叫它「天皇節」。

“依我看，這是日本軍國主義政府當局在討天皇的好，在某種意義上說，是戰爭內閣從心理上把天後陛下綁架了。

去年過節之前，政府叫得很厲害，但由於是第一次，無論從活動的規模還是效果上看，軍政府都是不滿意的。

可以肯定，今年的天皇節的規模和重視程度一定更高，形式上會更加熱鬧，官方活動出席的官員層級和人數也會更高更多，是一個很好的搜集情報的時機。”

秦功璠說：“我想起來了，去年杭州的官方慶祝活動就是在岳父大人的武館裏組織的，今年會不會還在這裏呢？”

小野寺羽惠想了想說：“應該會的。前一陣子我似乎聽父親說起過。”

方芳接過話題說：“當前杭州已經被日本人徹底占領，杭州是他們樹立的治安模範，也是他們宣揚「大東亞共榮」的典範，他們把這麽有政治意義的活動放在這裏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更重要的是，他們在安徽和浙江南部地區的行動推進的很不順利，還沒有真正讓他們覺得安全的地方。

因此，我的判斷是，他們極有可能把皖南和浙南地區的高級官員召到這裏來參加慶祝「天皇節」的活動。這的確是個好機會。

“我的意思是，最近，你們兩位把打探這方面消息放在第一位，如星過兩天要回冉州進貨，我隨他回去打聽一下細川先生的情況。

如果夏杏芳說的那個細川先生和小野寺姑娘說的細川健雄是一個人，我們就多了一個直接的情報來源，我們也可以用我們的方式和優勢保護細川先生。

如果在冉州的細川不是我們要找的細川先生，也可以通過他，用別的理由來尋找真正的細川健雄先生。”

方芳和明如星回冉州是他們早就計劃好的，主要目的是和糜佑家、秦功珀、夏杏芳他們商量撤離杭州的事。

他們知道，日本人已經不把杭州作為這一地區主要的軍事據點和政治中心了，已經不是獲取情報的最佳選擇了。他們想好好利用日軍進駐秦府這一有利條件。

方芳內心裏還有個自己的盤算。她想讓明如星比自己早一步離開杭州，而且是高調地離開。

她要利用小野寺羽惠說的「天皇節」辦件大事。只是，這件事情不能把團隊裏的任何人牽涉進來。

秦功璠和小野寺羽惠是通過父親讓他們預定客棧的檔次和房間來判斷「文化節」當天來賓的官階和人數的。

按照以往的經驗，最重要的人物是要住在武館裏的，住不下的高階官員優先安排在商會會館和幾家大的株式會社裏，然後才是離武館最近的高檔客棧等等。

其他還有一些是幫助預定的，並不幫他們付費，就是些中、低級別的軍官了。

他們多數不是「應邀」來出席的，而是自己爭取名額「硬要」來參加的。

糜佑家和秦功珀他們取得的成果遠遠超出了明如星和方芳的想象。

他們的力量已經遍及整個皖南地區，核心是祁門、休寧、歙縣一帶。

他們采取的最基本的策略是平時分散居住訓練，有事時快速集中，針對小股敵人打殲滅戰。

每次行動最好不留活口，不留自己隊伍的任何物證給敵人，繳獲的槍支彈藥，立即送到由鐵匠和木匠組成的修理隊進行改造，絕不原樣使用，也絕不馬上使用。

糜佑家作為行動總指揮，秦功珀作為武器裝備保障和情報頭子，不輕易參加具體行動，確保指揮不斷線，運作不混亂。

日本鬼子當然不知道在他們眼皮低下的兩個大商人的底細，時間長了似乎還把他們當成了「合作」的典範。

方芳要求明如星在這裏找到合適的位置，以便發揮更好的作用。

打聽細川健雄身份的事變得非常簡單。

夏杏芳和方芳仔細聊了關於細川先生的事。

首先是姓名完全吻合，這個細川健雄也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的也是中國語言文學，酷愛唐詩宋詞。

平時無論是遂行翻譯任務，還是游玩，都喜歡挎著他那架號稱第二代佳能照相機。

特別是每次隨長官到日軍宣稱的「大捷」、「事變」現場，他總是要不顧禁令，隨手拍一些照片的。

而每次當著長官的面，他表現的和其他日軍一樣興高采烈，可當他在暗室裏沖洗這些照片的時候，總會為中國人民無端蒙受的苦難潸然淚下。

夏杏芳正是通過幾次無意間遇見的這樣的情形，知道細川先生的心跡的。

她開始從日常生活關註這個與其他魔鬼一樣的日本兵大不相同的文鄒鄒的翻譯官。

方芳和明如星商量後認為，他們直接同細川接觸的時機並不成熟。

一方面，作為國際反戰聯盟成員，他們有他們的行事原則，那就是反對戰爭，但並不直接參與受害國的抵抗運動。

另一方面，既然日軍內部已經發現他了，跟他接觸不僅對他不利，也可能曝露我們自己。

他們決定還是請夏杏芳以現在的方式與他保持聯系，但要把日軍內部正在調查他的情況通報給他，提醒他註意自身安全。

明如星是真的覺得杭州的情報價值不如冉州來的更重要了。

這樣的話，與日本人做生意的初衷完全喪失了，他決定完全從杭州撤離，不再給日本鬼子的「共榮圈」貢獻力量了。

而且，秦功璠已經和小野寺建立起了穩定的情報來源，杭州方面真的有什麽大的決策或行動也逃不過他們的眼睛。

方芳當然是讚同丈夫的基本判斷和下一步打算的，更支持明如星接受糜臘佳的邀請，只是她覺得11月3號的節日慶典是個做大文章的難得機遇，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說服丈夫讓自己在杭州再工作一陣子。

明如星現在回到冉州的地位是挺尷尬的。坊間傳說他為了掙錢做生意和日本人打得火熱，他自己不便解釋，知道他的人，比如糜佑家、秦功珀他們，又不可能逢人就幫他解釋，經過縝密的思考，他決定和方芳一起躲在幕後，在從經濟上好好支持糜佑家和秦功珀的同時，當好他們的幕僚。

夏杏芳現在最急迫地是想找到一個能讓細川先生揭露日軍暴行的照片發揮作用的渠道。

本來，幾乎所有的媒體都是可以刊登的。但是，越是近的媒體越容易引起日本占領當局對細川先生的懷疑，也更容易逼迫日軍狗急跳墻。

經過反覆地斟酌，方芳認為有必要和在媒體工作的糜臘佳和鐘遠山溝通一下，再做定奪。

明如月收到方芳發來的電報，首先想到的是《梁州日報》。

這兩年，這張封閉地區的小報之所以風生水起，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反日抗日。

現在如果能把日本反戰人士拍自前線的反映日軍暴行的圖片及時公之於眾，一來可以進一步擴大《梁州日報》的影響力，二來可以進一步激發全國人民的抗戰激情。

但是，方芳和明先生提出的保護日本反戰人士的問題，是不能得到保證的。

糜臘佳和鐘遠山幾乎同時想到了香港的《民醒報》。

糜臘佳認為，從當前全國抗戰的態勢看，日本不可能如他們所願在很短時間徹底征服中國，中國軍民也不可能在短時期內將日本鬼子趕回老家去。

因此，揭露日軍暴行的消息也是一個需要長久跟進的事，時效性不是特別重要。

最重要的是連續性和持續性。只要能不斷地揭露日軍在中國各地、東亞各國犯下的種種暴行，就一定能夠不斷激發中國人民、東南亞人民乃至世界各國人民反對日本法西斯的鬥爭熱情。

雖然，將細川健雄先生提供的圖片通過各種渠道傳到香港，往往已經是事件暴發很久以後的事了，但這恰好是最能夠保護細川先生的辦法。

況且，這也可能成為糜臘佳進入《民醒報》後進一

本站無廣告，永久域名（fanyan.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