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二——

馬伯略很長一個階段是非常糾結的，有時甚至是痛苦的。

自從自己撕毀了和紅軍將領岑前簽署的互不侵犯協定，按照上峰的指示，剿滅了馬兒崖的紅軍後，他從內心裏似乎找不著自己了。

當年和紅軍簽署互不侵犯協定是他感覺紅軍對國家、對百姓的理念和自己是一致的，特別是紅軍的「三大紀律、六項註意」非常受老百姓的歡迎，而作為梁州本地人的馬伯略不可能不知道父老鄉親的心思。本來兩個理念相近的人是可以和平相處的。

岑前的部隊名為一個軍，其實下轄只有兩個團、一個游擊大隊和一個教導大隊，總共不過千吧人。

可能是岑前太急於讓自己的實力真正成為一個軍了，擴張過程中不加甄別，在自己的紅軍基本力量不多的情況下，大量收編民團、「神團」等游雜武裝。

特別要命的是他竟然任命收編的「神團」首領遲小千為自己的游擊司令。

這個只會游擊不講政治的遲小千，每次游擊回來炫耀的都是繳獲了多少戰利品。

日子久了，就連馬伯略隊伍的人都知道紅軍的游擊司令是個見錢眼開的家夥。

本來就反對馬師長對紅軍實行懷柔政策的馬伯略手下的團長遲小黑因為名字和遲小千差不多，號稱「五百年前是一家」，有意和他套近乎。

一來二去，竟然用銀子輕而易舉地就收買了遲小千，並且越過馬伯略把岑前紅軍內部的情況向國民革命軍西北綏靖司令部作了報告。

那次馬伯略被迫采取斷然行動，正是由於遲小千告密，遲小黑密謀，上峰直接指揮的結果。

當然，在當時的形勢下，眼看徹底消滅這股「共匪」的大好時機就擺在面前，岑前的主力在外作戰，軍部人員在馬兒崖聚集開會，其中還有內應，馬伯略如果再不行動的話，「通共」的罪名肯定是跑不了的。

至於後來岑前和他的另一位重要領導的首級被割下來懸掛在縣城的南門樓上示眾，則完全是馬伯略手下人，特別是遲小黑他們惡作劇的結果。

只是真正對外宣稱時，馬伯略還是要說是自己親自指揮的結果，他必須要給人一種徹底掌握著部隊的印象。

因此，當岑前的殘部沿古米倉道撤退進入川北時，馬伯略並沒有組織真正意義上的追擊。

糜海倉對馬伯略的認識開始是受了他哥哥馬伯韜比較大的影響。

但是，自從到了菊花嶺，糜海倉從有些事不得不倚重馬伯略，到後來主動互相支持，一直到現在的相互影響、相互引導，使得他們之間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中，或多或少有了對方的印記。

自從馬伯略在糜家的喬遷之喜上講了些哥們義氣的話，糜海倉和糜傳家是打心眼裏感激這個駐軍的最高長官的。

特別是通過幾年的接觸，糜海倉覺得無論是人品、能力，還是於公、於私，馬伯略都是個可交之人。

糜家碼頭正式運行不久，生意上還比較清淡，往來的客商也相對比較少的時候，馬伯略果斷地把他的軍糧和彈藥裝卸地點定在了菊花嶺碼頭，一下子讓這裏繁忙起來。

馬伯略給上峰的解釋是這裏人少船少，物質裝卸方便，安全可靠。

只有糜海倉知道，這是馬伯略看在哥哥馬伯韜的面子上照顧自己的生意的。

一方面可以給糜家一個相對穩定的收益，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向外界傳遞一個糜家菊花嶺碼頭擁有官方和軍方背景的信息。

很快，一些擔心黑道豪奪或擔心官家巧取的家商，漸漸地都把菊花嶺碼頭作為自己的定點碼頭了。

馬伯略有聽廣播的習慣。特別是新聞節目時候，他是要停下手裏的事情坐下來邊品茶邊聽新聞的，而且是幾家觀點對立的廣播電臺都聽。

他說這叫兼聽則明。這也讓糜海倉多了些了解他的心思的機會。

從雙方的的宣傳中，紅軍到底是被迫西撤還是主動北上抗日，各有各的說辭。這讓馬伯略產生了特別覆雜的情緒。

馬伯略對他的認識是受到他哥哥馬伯韜的嚴重影響的。當年他們一起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供職。

雖然真正意義上的合作並不經常。但是，他的行為方式、獨立思想和堅定意志卻給馬伯韜留下了深刻印象。

尤其是他們宣傳部一幫「文人」茶餘飯後議論時局，分析軍事鬥爭形勢的時候，話不是很多卻觀點奇特的他總能給大家與眾不同的分析和判斷。

更要命的是，他對形勢，主要是軍事形勢的分析事後總能被證明是正確的，有時甚至是精確的，好像他本人就是一些重大戰事的總策劃似的。

而馬伯略在上海學習的時候，只要到哥哥那裏去，馬伯韜幾乎每次都要同他談起自己的這個頂頭上司。

日子久了，馬伯略自己也不知道是把他當成良師益友了，還是當成戰略對手了。

真正對馬伯略的認識產生沖擊的是兩方面的事情。

一方面的沖擊是軍事上的。

遵義會議之後，從國軍系統內部的通報看，紅軍似乎是有些強弩之末的感覺了。

但是，每到生死關頭，毛澤東總是有辦法讓他和他的隊伍轉危為安。

這些年，馬伯略名為師長，其實只是一個地方的綏靖司令，是不可能以主力和嫡系的身份參加真正意義上的軍事行動的，平時的行動主要是和一些流寇、地方惡勢力周旋。

不過，馬伯略是個有理想、有抱負的軍人，雖然自己的隊伍不能參與像樣的大戰役，只要有大的戰事發生，他總是要認真研究交戰雙方的排兵布陣、調兵遣將和勝負關系。

如果說馬伯略對他早期的用兵是感到新奇的話，對後來紅軍能在十倍於己的國軍正規軍的圍追堵截中左突右沖、游刃有餘，馬伯略簡直對他的軍事才能佩服地五體投地了。

從那之後，他把研究他的基本出發點由戰役戰術層面上升到戰略戰術層次，也從關註和研究他個人的思想轉變到關註理想信念和人生觀、價值觀上來了。

真正使馬伯略轉變的是在抗戰全面爆發前的瓦窯堡會議和全面抗戰初期的洛川會議。

在陜北子長縣瓦窯堡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也就是著名的瓦窯堡會議。

在這之前的「華北事變」，迫使國民政府和日軍簽訂了「秦土協定」和「何梅協定」，實際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內的河北、察哈爾兩省的大部分主權奉送給了日本。

這讓作為國軍中高級軍官的馬伯略痛苦異常，他清楚自己只是個綏靖司令，只是個畫地為牢的地方軍頭，他也想在夾縫中求生存。

當他從廣播裏聽到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的時候，他隱約看到了帶上梁州的子弟兵奔赴抗日前線的可能性。

當廣播裏傳來瓦窯堡會議《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時，特別是當聽到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提出了以「人民共和國」的口號代替「工農共和國」的口號時，他知道是時候做些具體的、有影響的工作了。

就在瓦窯堡會議召開後不久，憂國憂民、夜不能寐的馬伯略抱定必死的信念向他的頂頭上司西北綏靖司令提出了《抗日建議書》。

建議書並不是很長。但是，他卻反覆起草、修改了一個多月。

起草過程中，他除了仔細斟酌自己的真實想法之外，還反覆研究了「北上抗日」口號以來的所有重要決議和倡議，並且當面征求了糜海倉的意見。

關於聽取糜傳家、糜臘佳和鐘遠山的意見問題，他和糜海倉商量後，是以糜海倉如何做馬伯略的工作、參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名義，由糜海倉出面和幾個年輕人商談的。

當然，認為可取的內容，也以馬伯略的口吻在建議書中得到了體現。

這種一念之差可能人頭落地的建議書，當然是不能郵寄的，那怕是國軍內部的通信方式，他也認為不一定可靠。

馬伯略為此專門跑了一趟西安。

作為梁州綏靖公署主任的馬伯略去見自己的頂頭上司西北綏靖公署主任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

但是，事先馬伯略還是以各種借口，請主任把身邊的工作人員都支走了，這讓綏靖主任覺察到了事情的不同尋常。

馬伯略邊左顧右盼邊從內衣口袋裏掏出了他斟酌了一個多月的《抗戰建議書》呈了上去。

主任一邊讀著一邊不時地擡頭看看馬伯略，他盡量控制著不讓自己的臉上表現出特定的表情。

但是，將軍的內心裏還是充滿震驚的。他素來知道自己的這個部下同情勞苦大眾，只是他今天才更進一步看到馬伯略的家國情懷和雄才大略。

一次瀏覽和一次細讀之後，主任只淡淡地問了馬伯略一句：“你留下底稿了嗎？”

在得到肯定答覆後，主任立即將資料付之一炬。這個小小的舉動，反而讓馬伯略知道了他的這個建議對主任及當前局勢的重要性，他甚至隱約知道了將軍的心思。

只是他清楚，如果將軍不說，大家就心知肚明就是了，不能說得太直白。

重新回到客廳，主任問馬伯略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有幾個人參與了建議書的意見？都是什麽人？

當著信得過自己的上級的面，馬伯略當然不會遮遮掩掩。更何況，參與的人都是體制外的，並沒有什麽名氣，自然對他們來說也就沒有太大的危險。

馬伯略說：“直接參與的叫糜海倉，是個商人，也是同盟會的早期會員。間接參與的是糜先生的兒子、女兒和女婿。

這三個年輕人都是讀過大學的，其中糜先生的兒子、女兒是在上海讀的大學，女婿則是從法蘭西留學歸國的高才生。”

馬伯略往主任跟前蹭了蹭輕輕地說：“目前，糜海倉先生周圍的這幾個很有思想、很有辦法的大學生，他們頻繁往來於上海、南京、杭州、冉州和梁州，也時不時地到西安等地。

而且，聽說他們和日本人建立了商務關系，將來一定會大有作為的。現在唯一擔心的是他們的安全有沒有保障……”

在聽到糜海倉身邊這群年輕人在杭州、冉州、梁州等地的圍繞抗日開展的活動後，主任並沒有表現出特別的情緒。

既沒有特別高興、興奮或好奇，也沒有特別不高興。他平靜地告訴馬伯略：“以後凡事多和糜先生溝通。和糜先生的溝通要以聽為主，以講為輔。從你的建議書中看，他掌握的情況是很全面的。

特別是關於日本人的情況，有的甚至比政府了解的還要真實些、具體些。

和幾位年輕人的接觸要隱蔽些，也不要太經常。從現在起要註意保護這幾個年輕人，跟無關人員盡量不要提及他們，和不可靠的人也不要說得太具體。這幾個年輕人將來可能會派上大用場。”

主任沈默了一會後繼續說：“問題的關鍵在於他們為誰服務了？他們的情況如果他們不主動跟你說，你就不要隨便打聽了，有必要的話，可以要情況、要消息、要建議、要意見，甚至要結論，就是不要追究消息來源和結論依據。

要盡量控制知道他們這些人和這個自發組織的人的範圍。如果可能，可以間接在經費上支持他們一下。我這裏一年可以給他們提供五百兩左右的銀子。”

這是馬伯略完全沒有想到的。

回梁州時，馬伯略並沒有走去西安走的已經可行汽車的古儻駱道，而是專門繞道南陽轉了一大圈。

他的目的有兩個。一個是聽聽沿途百姓對日本入侵中國和中國抗戰的看法。

另一個是看看從梁州走東、西兩條路線，開赴中原戰場的路途和路況，甚至想實地看看補路架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返回梁州馬伯略並沒有回他的司令部，而是直接到了菊花嶺。

糜海倉是不輕易外出的。一來自己的身體不允許，二來老娘的年歲確實大了。

馬伯略和糜海倉兩人雖然很長時間沒有見面了。但是，可能是由於有了電話的原因，更可能是兩個人心知肚明的原因，他們並沒有寒暄，而是直接去了糜海倉安裝電話的裏屋裏。

馬伯略看了一下手表後，拿起電話讓接線員要了自己的參謀長。

他命令到：“通知各團團長、參謀長立即到菊花嶺碼頭開緊急軍事會議。你帶著何副官和軍需官也一起來。”

放下電話，馬伯略對糜海倉施了個眼色，兩人一起往碼頭走去。

一路上並沒有人跟著。馬伯略簡單向糜海倉通報了他和西北綏靖司令見面的情況，並明確告訴糜先生，自己準備在這裏建一個集團軍規模的彈藥庫，為了確保安全，還要重新建設一個專用碼頭。

對於一個商人來說，這是一個很難說是個好消息還是壞消息。但是，糜海倉當場表態，全力支持。

馬伯略說：“我知道，這對於已有的菊花嶺碼頭是好是壞還是個未知數。好的是，如果戰爭很快結束，或者根本打不到這裏來，那肯定是個好事。

我會直接將新建的這個碼頭無償交給先生經營。壞的是，如果戰事沒完沒了或直接打到了梁州，那你這菊花嶺碼頭可能因為我這個軍用碼頭受到牽連，甚至有可能遭到直接轟炸。

如果是那樣，不僅生意沒法做了，就是這裏居民的平靜生活也可能被打破。先生要做好相應的準備。”

糜海倉淡淡一笑說：“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若大個中國，如果連梁州都成為戰區了，我們還有退路嗎？

中國還有退路嗎？如果戰事持續，我糜某人，我也相信全體梁州人民，都不會在意自家的壇壇罐罐的。”

馬伯略顯然是被感動了，他停下腳步和糜海倉重重地握了一下手說：“謝謝老哥！糜先生對這一帶非常熟悉，也知道建新碼頭的基本條件和要求。馬某想先聽聽先生的意見，等我的部下們來了好拍板定案。”

糜海倉說：“不瞞師坐說，我目前建碼頭的這一段河道並不是建碼頭最好的地方。當時，因為要考慮同時建集市和居所的問題，不得已才定在這裏的。

其實，再往下游行船不到兩裏地，江面有一個巨大的回水灣。

這個回水灣初一看是一個巨大的旋渦，船進去後很難控制，更無法靠泊。

但是，我們只要在入水口建一段導流堤，把旋渦對面伸入江心的山嘴炸掉，那裏就能形成一個平靜的港灣。

如果暫時不考慮將來的商業運營的話，碼頭和彈藥庫可以連為一體。

當然，坑道、山洞式的彈藥庫造價高，建設周期長，如果先修一條路，在山的背後建一片倉庫，那就快得多。而且一旦被發現，就是遭到轟炸也不會一下子將碼頭和倉庫同時毀掉。”

正說著，馬伯略已經隨糜海倉來到了糜家新選定的墳地跟前。

站在鄒寶栓的墓碑前，馬伯略有些猶豫了。糜海倉知道了他的心思。

糜海倉直接了當地說：“師長不必考慮將來我糜家墳地的事。將來無論是我先安葬在這裏，還是我老娘先長眠在這裏，你們為打鬼子，越是熱火朝天我們越是高興。等把日本鬼子徹底趕走了，這裏自然也就安靜了。”

聽糜先生這麽說，馬伯略拉著這位老哥哥一起坐在了已經建好的糜海倉先生的墳墓前。

老哥倆一人手裏拿著一根小木棍，邊指指點點，邊在地上劃著。

馬伯略的腦子裏一個支援前線的後方倉庫的雛形已經形成。

當他們聽到已經有車開到菊花嶺的時候，他們知道馬師長的屬下陸續到了，他們起身慢慢往回走。

馬伯略好像突然想到什麽事似的，長長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道：“軍糧是不能和彈藥存放在一起的。”

糜海倉拍了拍馬伯略的肩膀說：“這個事情我早就想到了，也想好了。我已經跟鐘震江老先生說好了，用兩種方式就可以既安全又無限量、無限期地存放你們的軍糧。而且，不需要你們花一分錢。”

聽到這話，馬伯略既吃驚，又有些質疑。

糜先生接著說：“鐘老先生答應，以每年每兩擔少收一升的辦法請農民在家裏存糧，再加上鐘家的幾個大糧倉，你想想能存多了糧？”

馬伯略高興地說：“那我今天就和我的軍需官交待，讓他安排去把老鐘家的糧倉統一整修一下，等存上軍糧後我再派人去站哨。”

糜海倉笑笑說：“這個老弟就不懂了！老鐘家的糧倉用了幾十年了，從來也沒有發生過大的問題。

如果放上你們的東西，本來沒有人知道裏面存的是軍糧，你一派崗哨，反而有點「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味道了。”

兩個不禁大笑起來。

看到臉上綻放出難得的笑容的馬伯略，糜海倉對他說：“我建議你的軍事會議，就在回水灣的山凹裏開，我負責不讓任何人朝那個方向去。”

冉州的孩子們遷移過來的時候，新碼頭和專用公路基本建好了，站在菊花嶺的集市上，如果沒人提醒的話，是不太可能知道下游還有一個碼頭的。

但是，畢竟半大的男孩子是不可能整天呆在家裏的，沒幾天功夫，就把菊花嶺周邊的旮旮旯旯摸了個底兒朝天。

不要說若大個碼頭，就是新舊碼頭上的人，也很快熟絡起來了。

糜傳家知道這裏可能會有一定的危險性，只是他實在想不出什麽更好的法子來約束這些正處在好動的年齡段的孩子們。

還是糜臘佳更懂得孩子們的心理。她對糜傳家說：“由他們去玩、去瘋，每次提醒他們時只講安全註意事項，不要講什麽彈藥呀、打仗呀，那樣反而會激起他們的好奇心理和獵奇行為。如果有孩子看出了什麽，再專門進行一次集中的說教就是了。”

馬伯略多次和糜海倉談到碼頭管理人選的事。

糜家的老碼頭主要是由黃老三滿銳和黃老五滿釧經管的。從能力上說，經過幾年的鍛煉，他們兩個都是碼頭運營管理的好手，放棄哪一個糜海倉都是不太情願的。

但是，糜海倉知道，隨著戰爭的擴大，他們碼頭上的生意會越來越少。

況且，新碼頭的運作難免會和老碼頭的運作有河道協調、船舶避讓、人力拆借等方方面面的問題需要溝通，如果讓黃老三和黃老五各負責一灘的話，協商起來就方便多了，也省得兒子傳家從中為難。

黃滿銳和黃滿釧都表示想留在糜家碼頭幹，可以不定期地到新碼頭上去幫幫忙。

糜海倉和糜傳家商量後認為，以一個老百姓的身份去經手國軍這麽機密的要務，就是馬伯略同意，他的上峰也是不可能同意的。

也就是說，這哥倆肯定有一個是要參軍的。但是，這裏面有個不可回避的問題，那就是黃老四滿鋌和黃老七滿鑫已經早一步加入紅軍了，現在無論他們誰加入國民黨的隊伍，將來萬一兩黨又鬧翻了，老黃家豈不是要同室操戈了嗎？思來想去，糜傳家提議讓他們自己定。

糜海倉認為，最後是要讓他們自己定，可我們也要有我們自己的想法。

這兩個孩子雖然年齡都不小了，這些年，凡是遇上大事，他們都聽咱們的。

我的意思是，讓老五去參軍。老三年紀大了，要趕緊給他成個家。

再說了，如果戰事擴大，誰參軍也不可能在家門口呆一輩子。真要出門遠行的話，年輕幾歲還是大不一樣的。

果然如糜海倉父子所料，當他們把黃滿金、黃滿銀和黃滿銳、黃滿釧叫到一起商量這事的時候，黃家兄弟堅定地表示什麽都聽糜老板的，而且什麽條件也沒提。

黃滿釧第一次穿上國軍的少校軍服回家是在一個深夜。事先黃滿金專門上來和糜海倉報告過。

見了精神抖擻的黃滿釧，糜海倉並沒有問他的軍階和軍餉，而是誇他想得周全。

糜傳家提出，請父親出面跟馬師長請示，今後沒有特別需要，滿釧一般不穿軍裝。

也就是說，要盡量控制黃滿釧已經加入國軍的知悉範圍，以防不測。

——一一三——

日本軍隊入侵杭州的時候，明如星和方芳在是否撤離的問題上同秦功璠和小野寺羽惠產生了嚴重的分歧。

明如星和方芳的意思是，要搞到準確的有關日本人的消息，深入敵人內部是最好的途徑。

現在好不容易和日本人建立了聯系，如果倉惶逃離，將來想重新打入就太難了。

而且，我們是生意人，無論誰占領這裏，總是要把經濟和民生放在一定的位置吧？

現在我們不走，繼續堂而皇之地和日本人做生意，甚至故意和他們討價還價，還有可能徹底打消日本人的顧慮和懷疑。

秦功璠和小野寺姑娘的想法是，以前雖然日本人也挺飛揚跋扈的，不過他們明白，自己畢竟是在一個主權國家裏行事。

現在，他們是以一個占領者、勝利者的姿態統治這裏，心態上一定會有根本性的變化。

在生意上，為了「武運長久」，為了給世界一個「亞洲共榮」的假象，他們雖然不一定會強買強賣。

但是，要想有真正意義上的公平買賣是完全不可能的。稍有不慎，不要說賺錢了，性命都有可能搭上。

這樣的爭執當然不會有結果。

其實，他們四個人中間最糾結的要數明如星了。他心裏非常清楚，論愛國情懷他們都是一樣一樣的，不一樣的是實現這種情懷的方法和途徑。

而其中最激進和最徹底的是妻子方芳。這正是明如星最擔心的。

明如星心裏有個底線，如果方芳懷孕了，他就會參照家鄉部分人從冉州遷移到梁州的做法，讓妻子到漢口或者直接到梁州去和如月妹妹她們一起做些力所能及的抗日方面的工作。

但是，方芳好像是想到這個事情了，她總是避免懷孕，甚至還偷偷背著自己吃藥。

近一段時間方芳經常處在興奮之中，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國軍和國民政府的許多要員雲集冉州地區，對日本人活動的情報，特別是日偽軍的動向性情報需求非常旺盛。

對於方芳他們來說，雖然有安慶的馬伯韜和梁州的馬伯略這兩個知底細的官方渠道。

但是，有時候由於時間關系，特別是一些戰術性情報，他們不得不簡單核實一下真偽就趕緊把相關消息送出去。

日本人在安徽的行動雖然非常瘋狂。但是，他們始終未能在軍事上真正意義上占領安徽，特別是包括冉州在內的大徽州地區，幾乎成了日本人的噩夢。

國民政府和日本人都非常清楚，安徽戰略位置十分重要，位居中國經濟最發達的華東地區和中國的戰略腹地中部地區的結合部，是合縱連橫、東進西出的咽喉，更是進攻九省通衢的大後方武漢三鎮的一個重要踏板，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

幾個月下來，日本人喪心病狂地制造了郎溪城血案、蕪湖大屠殺、滁縣慘案、臨淮關大屠殺慘案，反覆轟炸合肥、安慶等中心城市，目的就是要摧毀安徽人民的抵抗意志。

可是安徽總體上依然掌握在中國軍民手裏，冉州更成為南京失守後，江、浙、滬、皖一些政府機關的臨時駐錫地，大量的商業公司也隨之遷入，加上大批的兵馬來來往往，如走馬燈一樣，也有了晥南「小上海」的美譽。

特別是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的進駐，更讓皖南成為離抗戰最前線距離最近的抗日心臟地帶。

讓日本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們在安徽的行動，中國方面好像總是事先知道似的，策劃周密的許多行動不是撲空，就是遭到迎頭痛擊。因此，大本營悄悄部署了反間偵察行動。

在南京、上海、杭州、寧波等占領區工作和生活的安徽人成為日本人偵察監視的重點，明如星夫婦和秦功璠當然也不能例外。

不過，明如星和方芳是何等聰明之人，他們知道，初始階段日本人肯定會遍地撒網，逐步通過跟蹤監視和查閱往來貨物、信件的方式來縮小範圍，最後才會重點核實。

當然，他們也知道日本人也會狗急跳墻，采取「寧可錯殺三千，絕不放過一個」的策略。因此，小心再小心、謹慎再謹慎成為他們的共識。

秦功璠的內心是最掙紮的。他若幹次地想從小野寺羽惠的嘴裏打聽已經是日軍大佐的小野寺英松的行動軌跡。

但是，由於明如星和方芳的多次勸阻和警告，他只能通過自然而然的生活過程，通過統計的辦法來分析日軍可能的行動。

而這一切，從戰略上是有意義的，戰術上往往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因為，那怕是時間、地點、目標等任何情報要素的錯誤或者不精準，對於一個具體的行動都是沒有意義的。

秦功璠覺得他守著這麽個有利條件而不充分利用，特別是每當聽到許多國人蒙難的消息的時候，他就會深深地自責，有時甚至會產生難以原諒自己的罪惡感。

小野寺羽惠懸著的心在戰爭開始一段時間後就放了下來。

一方面父親帶回家的都是日本軍隊在中國戰場節節勝利的好消息和中國居民如何享受大東亞共榮帶來的好處。

另一方面，家裏的報紙、廣播是完全看不到、聽不見中國官方的消息和聲音的，這就給了小野寺姑娘一個完完全全的錯覺，似乎大日本帝國真是來解放中國人民和亞洲人民的。

不過，她的這種錯覺也使她對與秦功璠的感情始終抱持著樂觀和浪漫主義的情愫。

杭州的局勢漸漸平靜下來之後，小野寺英松不再催促女兒回國了。

雖然還把女兒的活動限制在一定的範圍之內。但是，對女兒和秦功璠越來越公開化的來往卻給予了一定的支持，有時甚至還要拿兩個年輕人的愛情在上司或新聞媒體面前來炫耀，目的在於證明日中親善和大東亞共榮。

有了小野寺英松的默許，秦功璠出入武館更加頻繁了，以至於經常到武館來的日本人都能叫出他的姓名。

當然，同樣的，有心的秦功璠也漸漸知道了經常出入武館的大部分人身份、職位和任務。

而每次回到明如星、方芳那裏，秦功璠都要詳細回憶、報告所見所聞和自己的判斷。

方芳則是采取統計的方法來進行總結、歸納和分析、研判，許多日軍動向性的情報也都是這樣產生的。

明家的絲綢和服裝生意，戰爭一開始的時候幾乎處於停頓狀態，日本人完全控制了杭州以後，他們迫切需要用商業的正常化運作來展示治理成果，粉飾太平。

因此，作為生活必須品的服裝和茶葉，在日本人最先扶持的行當之列。

明如星當然知道，這個時候所謂的生意無疑是發國難財。而且，與日本人的合作必然會被國人扣上漢奸的帽子，不僅不能自證清白，只要戰爭繼續，連解釋的機會都不會有。

可是，他們能怎麽辦呢？明如星和方芳橫下一條心，因為他們也知道，歷史的長河會自然蕩滌一切塵埃、洗清一切汙垢。

眼下他們已經比較深入地打入敵人內部了，如果只顧及自己的名聲和家庭的榮譽，喪失的可能是無數國人的性命，淪喪的是更大片的國土，甚至是亡國滅種。

當明如星和妻子討論到這個程度的時候，方芳泣不成聲。她哽咽著對丈夫說：“我知道你的心思，也知道家裏父母的心思，作為女人其實我比你們都想要個孩子。

我們年紀都不小了，再不要孩子我們可能這一輩都不會有自己的孩子了。

但是，有了孩子怎麽辦呢？帶在身邊？我們這提著腦袋的事業怎麽辦？

放在家裏？難道讓他從小就承受眾人的白眼和唾罵嗎？

現在我們把心思和精力都放在如何對付日本人上，爭取早日把鬼子統統趕出中國去。

到那時，我們讓政府、讓軍隊為我們洗刷冤屈，讓事實為我們證明清白，我們再好好地生養、好好地教育我們自己的孩子。”

明如星何嘗不理解妻子的心思。

他緊緊地摟著方芳說：“我怎麽能不知道家國天下孰輕孰重、孰大孰小呢？我們的國家到了最危險的時刻，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必須要有萬千的仁人志士挺起脊梁了，如果連我們這些知識分子都不能拋開兒女私情，誰來挑起這沈甸甸的擔子呢？不多想了，我們一起臥薪嘗膽，期待著勝利的那一天早點到來吧！”

1938年的春節是非常難過的。

原來說好的小野寺羽惠要陪秦功璠回冉州的。但是，到了臨行時，小野寺英松就是不表態，既不說同意去，也不表示反對，一直拖到臘月二十八，秦功璠只好在搜腸刮肚地找理由來安慰了自己心愛的姑娘後，獨自一人回到了冉州。

1938年是農歷戊寅虎年，而且是個「兩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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