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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滬戰役。”一開始並沒有日本人想象地占領東三省時那樣順利，中國軍民進行了頑強、有效的抵抗，粉碎了日本人「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妄計劃。

但是，報紙和廣播的宣傳，似乎讓國人覺得日本人不是原來想象的那麽厲害，甚至有些不堪一擊。

原來吵吵了一兩年、也準備了一兩年的老百姓突然從心理上松弛下來了，上海周邊一些匆匆逃回老家的商人又想回到上海去繼續他們的生意，有些人甚至已經匆匆返回上海了。

不過，當三個月的戰役結束，中國軍隊以80萬對日本軍隊20萬作戰、我們以30萬的傷亡對日本人的4萬傷亡卻依然換來的是上海淪陷的結果，使亡國論甚囂塵上，逃難潮再度重現，整個華東地區陷入一片混亂之中。

冉州的糜、明、秦、胡、喬各家，雖然處境上和大部分當地人都是一樣的。

但是，由於有杭州明如星、秦功璠和冉州糜佑家、秦功珀這些人，他們預估的形勢比一般人家還是要更準確一些，更早一點點，許多人家都在觀望他們的動作來決定自家的行動。

上海那邊剛剛打起來，糜佑家就按照哥哥早先的安排給在邗州的大姐荷佳捎口信，請她帶著家裏尚未成年的娃娃們到冉州來，以便適當的時候，跟自家的船隊往梁州遷。但是，左等右等，最後等來的只有大姐的來信。

糜荷佳雖然沒有明說，糜佑家和茶花媽媽還是從來信之中看出來了，荷佳和江樹恪堅持要留下來和日本鬥。

現在想來不知道到底是常跑上海國際租界的江樹恪錯判了形勢，還是他真的做好了準備要和日本人鬥一鬥？

冉州這邊茶花是自己下決心留下來的。不過，她是堅決要把蕊佳送到梁州去的，她要照顧孩子爸爸和奶奶的感情。

竇氏知道外孫子、外孫女也都成人了，沒有更多的牽掛，決定回梁州到丈夫身邊去。

其他人家一時間炸開了鍋，普遍的想法是想走又舍不得。看大家實在有點猶豫不決難以決斷，明如星和秦功璠只好趕回冉州，專門和幾家人協商一致的行動方案。

在認真聽取了各家的意見後，糜佑家、明如星和秦功璠、秦功珀商定，老人和已婚、訂婚的男女原則上不走，未婚女子和未成年孩子一律遷走，結婚已懷孕或孩子太小的媳婦自己決定去留。

他們的計劃雖然沒有刻意宣傳造勢，但還是引起了比較大的反響。

一方面，糜、明、秦、胡、喬家，在當地本來就是有影響的大戶人家，另一方面，光地域就涉及了杭州、邗州、冉州、浮梁、祁門等地，影響當然可想而知。

就在大家猶豫不決的時候，從梁州來的糜家商隊帶來了糜海倉的對後撤人員的條件限制和要求。

糜海倉是讓明如月以給家裏寫信的方式把條件和要求提出來的。

親愛的爸爸、媽媽：

你們好！

給爺爺、奶奶請安！問姨娘和哥哥、嫂子好！

先報告一個好消息。我和傳家的兒子正式取了官名叫糜維臣，寶柱哥哥和拉姆嫂子的兒子官名叫鄒維海。

全家上下都非常喜歡這兩個小家夥，他們也都很健康、很調皮，請你們放心。

家中其餘人和事都很好，與上次去信時沒有多大變化，這裏就不多說了。

有一要緊事務，就是關於家裏部分人遷往梁州的事，請容我直接說說我的想法。

日本鬼子在上海和南京的暴行我是通過報紙和廣播知道的，雖然冉州相對偏僻，但安全已經完全沒有保障了。

我的意思是讓需要照顧的人和對抵抗運動沒有多大幫助的人遷移到梁州來。

我們家在梁州的情況可能許多親朋好友和街坊鄰居都是知道的，如果他們有遷移的需要，這裏也可以部分接納。

這幾天，我一直在同公公、婆婆和傳家哥哥、臘佳姐姐商議這件事，根據他們的想法和我們這裏的接待能力，我提出幾個條件和要求，請你們斟酌。

冉州是咱們的家園，不能拱手讓給日本人。因此，遷移是不得已的行為。

而且，部分人遷出，是為了讓有抵抗能力和抵抗意願的人放開手腳、放下包袱和日本鬼子鬥。

因此，我們的條件是，請老人、孩子和沒有結婚的女子，以及結婚後已經懷孕或孩子還在吃奶的媽媽一起到梁州來暫住。

不接納十五歲以上、六十歲以下的健康男子。如果需要長期客居我菊花嶺，男孩子十五歲之後會被送到有關抗日的隊伍上去或讓他回到冉州去。

我們的要求是，家裏生活上有贍養、撫養能力的，要自帶一定時間的生活費，確有困難的，糜家和這裏的幾個大戶人家會共同負擔他們的基本生活。

傳家特別提出，所有年齡適合的孩子，無論男女，都必須同意在菊花嶺上學。上學堂的開銷全部由糜家資助。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菊花嶺的居住條件是非常好的，房子基本都是我們家和鄰居新建的宅子或新裝修的宅子。

遷移來的人會生活在一起，每家距離都非常近，生活上吃的東西和習俗也同冉州差不多。

如果想來的人比較多，來的時候盡量隨身帶些生活必須品，畢竟人生地不熟的，又處在戰亂之中，能省就省，能將就就將就。

到了這裏，可以自家單獨做飯，也可以幾家人合夥起火，所有人統一吃飯的條件是不具備的，大家要做好思想上的準備。

最後，我代表糜家和菊花嶺的鄉親歡迎大家。但是，要聲明一條，來不來不強求，來了呆多久也不強迫。我們會根據時局的變化給大家合理化建議，供大家參考。

我們估計絕大部分老人都不願意離開故土，不過我們還是建議要好好做他們的工作，告訴他們，留在家裏可能會影響年輕人和日本鬼子對抗的。

有一部分家庭可能舍不得小孩子離開，這也是我們最擔心的。

孩子是冉州的希望，也是每個家庭的未來，這些人請我哥哥、功璠哥哥、功珀哥哥和佑家弟弟務必要一家一家去做工作。

他們來了之後，我們會像對待自家孩子一樣對待他們。同時，可能會有個別身強力壯的人要來，這也是不允許的。即使來了，我們也不會收留他們。

好了，許多事情我哥哥他們肯定也想到了，我公公和傳家哥哥、臘佳姐姐請你們告訴他們，特殊情況、特殊原因和特殊人員遷移的需求，就由他們幾個人商量後決定。只要他們同意的人，我們都會接納的。

咱們家裏符合這些的人，特別是爺爺、奶奶的工作，請你們多費心了。

順祝安康！

——囡囡叩首——

——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家裏當然知道明如月的意思是想讓他們把信的內容公開的，不然也不會寫的和官文一樣了。

他們理解，用這種方式來歡迎和限制準備遷移的人，是有幾個好處的。

一是讓大家知道這是一個私人行為，並不是什麽人有規模地組織逃亡。

二是讓想去的家庭和個人知道，即使是糜家的親家也是有條件的。

三是間接告訴大家，遷移的目的是為了讓留下來的人更好地保衛家園，更好地抗戰，同時為長期和日本人較量保存、培養新生力量。

四是要提倡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大家一起來分享平安、分擔責任、承擔後果。

眼看就要過大年了，以日本人推進的速度看，情況已經非常不樂觀了，糜佑家、秦功珀決定先從自家人的工作做起。

日本鬼子在南京的暴行很快就傳到了冉州。他們感覺到了時間的緊迫。

可是主動提出跟隨遷移的人並不多，他們知道需要盡快做每一戶人家的工作。

老人的工作是最難做的，他們中的許多人是寧願死在自己的老窩裏也不願意當喪家之犬的。

糜佑家想，與其糾結著，還不如直接從好做工作的群體入手。

孩子們是最危險的也是大人們最擔心的人群。所以，只要有人牽頭，那邊又有糜海倉的名號，只一天時間就確定了十五六個。

未婚姑娘們的情況要覆雜的多。有的許配了人家，只是沒有過門，還要征求夫家的同意。

有的擔心這一去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重返冉州，姑娘大了嫁不出去可怎麽辦？

有的說自家姑娘從來沒有出過遠門，這一去沒有一個親人在身邊，不知如何是好？因此，糜佑家和秦功珀只能先做自家人的工作。

糜蕊佳是糜海倉直接決定的，沒有商量的餘地。糜茹佳的一個小兒子和兩個小女兒，也是糜海倉點名必須跟外婆竇氏一起去的，雖然茹佳有些舍不得。

但是，錢悅成在杭州的時候是把事情看得清清楚楚的，他是支持岳父的決定的，他更希望岳母能夠和岳父團聚。

秦功珀的大哥秦功珽有兩個兒子兩個女兒，兒子都大了，大女兒若蓮嫁到福建去了，二女兒若梅剛剛從上海讀書回來，聽說去梁州能夠和糜臘佳、明如月在一起，二話沒說就同意了。

秦功珽唯一擔心的就是她的終生大事。不過，聽說糜菀佳過去沒幾天就自己選上了意中人，他們似乎也挺樂觀的了。

秦功珀的二哥秦功珩有一子二女。兒子在上海的國際租界讀書，大女兒若蘭嫁給了糜佑家，小女兒若惜才十三歲，由不得她自己拿主意，只能隨著去了。

秦功珀的新婚媳婦夏杏芳是個極有主見的人，她是下定決心留下來和丈夫一起跟日本人鬥的。

糜佑家兩個堂舅舅家各有一個孫女，也由茶花做主必須去。

雖然兩個堂舅舅心理上多少有些別扭，可內心裏知道這是為他們好的，也沒有多說什麽。

做瓷器生意的喬家是糜海倉的忠實擁躉，除了老人之外，小孩子和姑娘們一個不落統統送去。

有了這幾家的示範作用，幾家觀望的街坊也沒有什麽好猶豫的了，決定第一撥遷移到梁州去的共有31人。

明如星和方芳在孩子們動身之前回到了冉州，主要是商量怎樣安全護送這些或尚未成年、或沒有出過遠門的孩子們、姑娘們。

明如月的媽媽紀氏並不想遷移到梁州去生活。但是，她非常想去看看女兒和外孫子，在她和丈夫明伯雄的動員下，明如月的爺爺、奶奶最後成為答應遷移的唯一一對老人。

當然，這和孫子明如星、孫媳婦方芳講述的上海，特別是南京的慘狀不無關系。

經過反覆的溝通協商後，他們決定分兩批相隔一天從冉州出發。

第一批由明如星、方芳帶隊，秦功珩和其他兩個街坊孩子的父親護送，到漢口後搭乘方芳舅舅家的客船到襄陽等待，方芳留在漢口等第二批。

第二批由糜佑家、秦功珀帶隊，明伯雄夫婦攜老爹老娘和另外兩個街坊孩子的父親護送，到漢口後交給方芳，糜佑家、秦功珀返回冉州，其他人隨方芳一起護送到襄陽。

兩批在襄陽匯合後，會換乘糜家自己的貨船，安全上基本是有保障的。這時候，護送人員是否繼續前往梁州由各家自己決定。

通行證的問題是糜海倉早就想到了的。在明如月給家裏捎回來的信裏，有糜海倉和馬伯略分別給時任國民黨安徽省黨部副主委馬伯韜的親筆信。

明如星和方芳回到冉州的第二天就趕到安慶去，請馬副主委協調出具了50人的遷移通行證。

在馬伯韜看來，這是個一舉多得的好事，既稍稍減輕了安徽省抗戰中保護婦女兒童的壓力，又可為其他地區、其他家庭的類似行動提供範例，而且也滿足了舍弟和糜海倉的請求。

因此，馬先生在有關部門給開具了通行證明後，還以省黨部的名義，要求沿途有關黨、政、軍提供必要的協助。

馬伯韜先生單獨把明如星留在他的辦公室，悄悄對明如星說：“張學良將軍、楊虎城將軍以兵諫方式「逼蔣抗日」為目的的「西安事變」前，我弟弟伯略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向西北綏靖司令提出的《抗日建議書》，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是在西安事變中起了積極作用的，以我對我弟弟和糜海倉先生關系的判斷，這事糜先生應該是清楚的，你們有想法直接和糜先生講，有緊急事務也可以直接去找馬師長。

“現在全國抗戰的局面一方面是被日本人逼的，一方面也是國共相互妥協的產物。

至少在表面上，特別是針對你們這次這樣保護老人和婦女兒童的行動，誰都會支持的。

而且，一旦有新聞媒體註意到了，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會願意露臉的。必要時要學會鼓勵人家，宣傳人家。”

馬先生的這些提醒，對於見過世面和與媒體打過交道的明如星和方芳來說，是非常有價值的，也是及時的。

由於大部分孩子都是從小一起玩的夥伴，而且明如星和糜佑家他們采取了一個大姑娘盯一兩個小孩子的策略，路途上比大人們想象的要順利的多。

除了部分男孩子剛上船時在好奇心的驅使下上竄下跳之外，幾乎沒有費什麽神就到了襄陽。

路上吃的，更是不用說，原來最擔心的就是有孩子因水土不服鬧肚子。

但是，由於是冬天，食物存放不成問題，一直到襄陽，各家自帶的吃食還沒有完全消滅幹凈，這個擔心也成多餘的了。

到了襄陽，真正的難題才剛剛到來。糜家的船都是運貨的，大人坐在上面，走走停停還可以忍受，可是小小孩和老人就不一定吃得消。

好在是冬天，漢江的水流比較平穩，大家決定先試乘一天，讓大家感受一下，不行就改走陸路，乘馬車前往，或者讓部分乘船反應小的人從水路走，讓反應強烈的人從陸路走。

考慮到這些因素，所有已經護送到襄陽的人都主動要求一起直接送到梁州，看看孩子們的生活環境再返回冉州。

果然不出他們的預料，船以很慢的速度，用了一天的時間航行到老河口的時候，許多人都不行了，只好上岸另想辦法。

要知道，這是一個四十多人的龐大隊伍，就是租馬車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找得到的。

明如星、方芳和秦功珩他們找了很久終於在三家客棧把幾十口人全部安頓下來。

吃完飯，除每個客棧留一名成年男人看住這些好奇的小家夥外，其他人分別出去打聽到安康的方法。

雖然襄陽和安康相隔並不遙遠。但是，卻分屬兩個省，其間是沒有直通班車的。

大家碰了很多釘子之後，明如星突然想到了馬伯韜先生的隨通行證給他的信函和悄悄話。他決定和方芳去當地駐軍試試運氣。

在仔細給方芳講了馬伯韜副主委國共合作和利用媒體的想法之後，方芳靈機一動說，咱們演個雙簧……

老河口是沒有常駐部隊的。但是，客棧老板提供了一個重要信息，說前兩天從襄陽來了好多軍車和軍人，現在就駐紮在離碼頭五六裏的山裏面，住的是臨時搭建的帳棚，看來沒有長駐的意思。

明如星兩口子帶了剛剛從上海讀書回來的秦若梅和她的叔叔秦功珩。

讓他們同去，一來可以壯壯聲勢，二來他們父女兩個人都是見過世面的，知道對什麽人說什麽話，知道什麽時候說什麽話。

明如星、秦功珩二人是被哨兵帶到長官那裏的。

長官一看他們兩個文質彬彬的，而且器宇軒昂，儀表不凡，就答應聽他們說話。

明如星在向長官出示了馬伯韜先生的信函後建議說：“事情比較緊急，也比較危險，我們在外面邊走邊說，您讓警衛跟著咱們就是了。”

明如星帶著邊向來的方向走邊和長官匯報了他們的困難和想法，就在長官比較為難，有點猶豫不決的時候，突然傳來了「我是《梁州日報》記者，我要進去采訪」的喊叫聲。

長官讓哨兵放記者進來了。

這也是個善於應對媒體的軍官。他中斷和明如星他們的談話，先看起了方芳的記者證。在確認身份之後，又問他要采訪誰？采訪什麽？

這些本不用動腦筋就能想到的問題，方芳的答案當然是設計過的。

她說：“我在梁州聽駐軍馬師長說，有幾個富裕的當地人家要接待一批從抗日前線遷移過來的老人和婦女兒童。

我立即趕到襄陽來迎接他們，想作個跟蹤采訪。可是，我今天早晨一打聽，他們竟然早早地乘船離開了。

我們搭乘的馬車師傅告訴我們，小船一天只能到老河口一帶落腳。

到了老河口，好不容易找到了這些老人和孩子，可聽說帶隊的到國軍臨時駐地求援去了。

這不，多虧這個姑娘知道你們駐紮在這裏，我才在她的帶領下貿然闖到你們這裏來。情況緊急，我怕錯過了報道國軍弟兄幫助轉移難民的好新聞，還請長官原諒！”

方芳一轉眼珠子看著明如星問道：“先生就是遷移活動的領隊明先生吧？”

明如星伸手分別和方芳、秦若蘭握手打招呼說：“正是。記者小姐的消息可真夠靈通的，不僅知道我們的行動，連在下姓什麽都知道了？

不過，我要鄭重地告訴大記者，我們可不是什麽難民，我們是有計劃的轉移和保存抗戰後備力量。您還是先采訪這位長官吧！”

這麽一來，長官邊系風紀扣邊調整了一下緊張的情緒說：“那咱們到帳棚裏去說，我還要叫參謀長和副官來一起商量一下。”

明如星和方芳當然知道，這是他故意拖延一下時間，讓自己想一想的招數，這也是應對媒體的必要手段。

來到中軍帳，長官並不急於回答記者的提問。他先是讓警衛員去叫參謀長和副官，又是親自給客人們倒茶水，並關切地問起幾位的情況來了。

他先自我介紹說：“本人姓李，湖北孝感人。”

方芳趕緊搶著用地道的漢口話說：“李長官是孝感的？我是漢口哩，咱們是老鄉！”說著又把手伸過去再次和李長官握了握。

明如星介紹說：“這位是秦先生，這次行動中有他們家的孩子，請他一起護送的。我叫明如星，安徽冉州人，這次接待這些老人和孩子的糜先生和家父是故交好友，因此，由我來牽頭組織。”

明如星看了秦若梅一眼，她立即站起來說：“小女子也姓秦，安徽人，和父親一起在這一帶做茶葉生意。那天路過這裏，看你們這有許多人和車，這位記者問我，我就帶她來了。希望沒有破壞你們的紀律。”說完低著頭，裝著怯生生不敢坐下的樣子。

方芳趕緊說：“不會的不會的，我是來宣傳國軍怎樣關心百姓疾苦、熱愛人民群眾的，又不是來刺探軍情的，能破壞什麽呀？你說是吧，李長官老鄉？”

大家輕松一樂。這時，兩個軍官喊了報告就進來了。

李長官請明如星把他們的想法重新敘述一下，好一起來商議。

他特意強調：“要知道，現在我國民革命軍是講民主決策、科學決策的。”

聽完明如星的匯報，王參謀長先發話了。他似乎是在對李長官說：“咱們的隊伍計劃是後天才往西北方向開拔。而且，上級批準和路線是從武當山附近向北行進的，並不經過安康啊？”

李長官故作深沈地想了一會兒：“咱們的車況明天不需要檢修的有幾臺？能不能明天專門抽出一臺卡車、一臺吉普車先把這些鄉親送到安康，當天再返回來呢？”

張副官站起來說：“自從前線吃緊，咱們的車輛維護是抓得非常緊的，車況應該沒有大的問題。現在的問題是，共匪在秦巴山區活動猖獗……”

“胡說，什麽共匪？現在都是友軍！而且我們是護送從戰區來的老百姓的，諒他們也不敢把咱們怎麽樣。

倒是這山裏的土匪要是真防備一下。我看就這樣定了，明天就派一輛卡車、一輛吉普和一個班的兵力護送他們。

吉普車上坐兩位老人和那一位哺乳期的婦女和她的小孩，副駕駛位置去一名排長當領隊。

卡車駕駛室裏坐那兩名孕婦，持槍的戰士和其他婦女兒童一律上大箱就坐。

你們按人頭給準備好小馬紮。告訴帶隊的排長，路上慢點開，趕在天黑前返回駐地即可。”

明如星和秦功珩趕緊站起來鞠躬說道：“長官就是長官，布置工作井井有條，有板有眼。我們有這麽好的軍隊，有這麽好的長官，一定能夠很快打敗日本鬼子的。”

方芳也站起來說：“李長官的一言一行我全部都記下來了，請允許我明天也隨車進行跟蹤采訪。我保證在回到梁州的第二天，就讓國軍兄弟愛民如子、李大長官關心百姓的消息在《梁州日報》上刊登出來，到時候，我一定請馬伯略師長想辦法把當天的報紙帶幾份來，讓李長官的弟兄們分享這份榮光。”

李長官謙虛地說：“哪裏哪裏，什麽愛民如子，什麽關心百姓。我想的很簡單，人家地方士紳尚且能花如此大的代價接納這些老弱婦儒，何況我們這些子弟兵呢？

現在你們就請回去，明天早晨讓大家早點起來集中在一起，我們的車過去接你們過來吃早飯，這樣也可以晝量少打擾老河口的百姓。”

明如星給秦若梅使了個眼色，她立即明白了其中的意思。她馬上站起來說：“長官，我們家在安康也有生意，我回去跟家裏說一下，明天我能否也搭隊伍的車去安康呀？我這輩子還沒坐過國軍的車呢！”

李長官笑笑說：“只要你爸爸同意，我當然沒有意見。反正一卡車能裝不少人呢。不過，坐汽車在這山路上跑，可比馬車受罪多了，你可要有思想準備喲。”

看所有的事情都基本敲定了，方芳再一次站起來說：“李長官，請問您的隊伍裏有隨軍記者嗎？或者有照相機嗎？”

李長官明白了方芳的意圖。他馬上說：“隨軍記者沒有，相機我自己有一架。記者小姐的意思是？”

方芳說：“我接到采訪任務時，報社的幾臺相機都被同事帶走了，情況緊急，我也沒有想別的辦法，就直接來了。

如果李長官能讓帶隊的長官把相機帶上，我把整個過程用圖片記錄下來，效果一定會更好的。到時候，我把膠卷帶走，再請帶隊的長官把相機給您帶回來。不知道可行否？”

李長官當即答應下來，只是客氣地說：“不知道還有沒有現成的膠卷。如果有，我就讓排長帶上。”

方芳把一直在做記錄的小本了遞給李長官說：“請您和另外兩名首長把自己的名字、職務和部隊番號寫在這個本子上，新聞報道最忌諱的就是把主人公的姓名搞錯了。”

只見他們三人分別寫道：

國民革命軍第三十八軍摩托化旅旅長李森、參謀長王守魁、旅長副官張小山。

離開軍營已經快到子夜時分了，明如星擡頭一看驚呼道：“今天臘月十五了？”

秦功珩嘆了一口氣說：“可不是嗎？我們是臘八節第二天動身的。也不知道我們這些人返回冉州時還能不能過一個平靜的除夕夜啊？”

——一一一——

回客棧的路上，他們並沒有光想著過大年的事，而更多地是在討論明天幫助李旅長他們宣傳造勢的事。

方芳提出：“當年我還在國立武漢大學讀書的時候，經常會有學生會組織的游行活動，比如「九一八」之後。

明天咱們是不是可以借鑒我們當時的做法，用彩色紙寫一些諸如「感謝子弟兵」、「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兒童是祖國的未來」這樣的話做成小旗幟？

早晨起來讓所有的孩子們一個拿一面，營造一下氣氛，也震懾一下沿途的土匪，更重要的是為國軍兄弟們打打氣。”

明如星上大學那會兒也是經常用這種方式的，在這麽緊急的情況下，他似乎也想不出比妻子更好、更適合讓孩子們來做的造勢方法了，於是提議直接去打聽哪裏有賣筆墨紙的店鋪，直接在那裏完成這些準備工作再回去。

還沒有找到紙張店鋪，他們先發現了一家賣春聯的人家。圍過去一看，原來是一位老先生正在為鄰居們寫春聯，只收紙張錢。

待先生為圍在一旁的鄉親寫完了，明如星上前邊遞上一包飛馬牌香煙邊說明他們的想法。

先生並沒有收下他的香煙：“你們這是在行善積德啊，我也是個教書先生，也想為抗日、為保護娃娃們盡點微薄之力吶，怎麽能收你的香煙呢？

不過，我這裏只有紅紙，其他顏色的紙是沒有的，而且用做小旗幟手柄的小木棍或小竹條也是沒有的，你們趕緊到前面幾家店裏去看看，一會兒人家關門了。留下一個人在這裏，告訴我做多大，寫什麽內容就可以了。”

方芳留下來邊裁紙張邊和老先生仔細介紹了他們此行的具體情況，並特意說明自己是《梁州日報》記者。

當她想問老先生叫什麽的時候，先生說：“姑娘，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是不是看我不收你們的錢物，你準備在報紙上宣傳這個事情的時候，也捎帶著把我這個窮教書匠也表揚一下？

那我告訴你，你們做的這個事情，那些幫助你們做成這個事情的人，真的是要好好宣傳一下的。

我做這一點點，不過是舉手之勞，而且是你們找上門來的，又不是我主動做的。

凡是中國人，能做的都會做的。我告訴你，我是從甲午年間走過來的人了，日本鬼子兇殘地很，這一次我大中華恐怕是要遭大難了！

你們都是些有遠見的年輕人，不像我們這裏的小夥、姑娘們，整天還不知道危險就在眼前了，還在這裏鬥雞耍狗！

好在去年國共兩黨及一些小黨派達成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意向。不然，依我看，你們連武漢三鎮都過不了，不要說去梁州了。”

聽老先生這麽說，方芳覺得非常驚訝。她沒有想到偏居深山裏的老人竟然什麽都知道，而且還對時局的判斷和他們這些長期和日本人打交道的人如出一轍。

她好奇地問：“先生生活在這深山裏，怎麽天下大事盡在您的掌握之中呢？”

老先生輕輕一笑說：“從姑娘的談吐和工作看，應該是讀過大學的太學生吧？那你一定知道離這裏不遠的襄陽了？

知道襄陽必然知道諸葛孔明先生吧？

老夫雖然不敢與孔明先生相提並論，畢竟還是有身居陋室而心懷天下之情，有身處深山讀書看報之習慣呀！

連事關我國家生死、民族存亡的大事都不知道的話，對得起「天地君親師」中的哪一個呢？

再說了，我們教書不光是要教娃娃們識文斷字，更重要地是要培育孩子們的公德心、責任感和做人的骨氣、民族的氣節！”

其實，先生說到一半的時候，明如星他們已經回來了。大家不由自主地為老先生的行為世範、為人師表的崇高職業操守鼓起掌來。

遇見這麽爽快的先生，他們就一不做二不休，直接買來了各色紙張和一把當地人編框用的荊條，一口氣做了30面五彩旗，還專門給部隊寫了感謝信和兩幅特大號的春聯，寫了幾幅準備張貼在汽車上宣傳標語，才再三謝過老先生之後返回客棧。

孩子們、姑娘們大多是沒有出過遠門的，世面當然見得少一些，讓他們來演一出熱烈歡迎的戲是有點為難他們了，臨時培訓肯定是來不及的。

方芳和秦若梅只告訴大家，一定要保持笑容，只要表現出高興和喜悅的勁頭來就算完成任務了。

張副官帶隊來接大家的時候，明如星他們已經安排住在三個客棧的人集中在一起了。

在老河口這麽個古鎮上，是很難得見有這麽的外地人手拿小旗幟的活動，大家不知道將要發生什麽，一下子圍攏過來許多人，致使國軍一大一小兩輛車來的時候，本來就很窄的街道，人們想讓出條能讓車開過去的道都沒有成功。

不過，當方芳和秦若梅打頭，帶領這些搖著小旗子的娃娃們時，樸素的山民們還是主動讓出一條小道，並表現出了羨慕的情緒，發出了讚嘆之聲。

一路之上，特別是到了部隊後，方芳拿著相機抓拍。面對鏡頭，從旅長到士兵，一個個真正表現出了視人民為父母、愛百姓如兄弟的感情。

說實在的，雖然明如星他們幾個人知道這裏面有表演的成份。

但是，他們還是深深地感受到了部隊官兵對百姓發自內心的同情和關愛。

部隊裏的飯菜未必有多好吃。但是，對於從來沒有體驗過的這些人來說，那簡直比山珍海味還要好吃。尤其是娃娃們。這讓李旅長他們非常有成就感。

明如星和秦功珩以受助方的名義向部隊贈送了春聯和感謝信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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