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女兒這麽大年齡的未婚女子，被以從軍的名義征招去充當慰安婦也不是沒有可能。

他的內心裏並不是特別希望女兒回到日本去，政府只是號召性的，並沒有強迫她們必須回去，他也想再觀察一段時間再作決定。

茶道雖然是從中國傳入日本的。但是，日本人對茶的嗜好和對茶道的熱衷一點也不比中國人差，甚至更認真、更講究。

當聽女兒說想把茶作為自己的終身職業時，小野寺英松是打心眼裏支持的，他的第一反應是在自己的武館裏開辟一片茶室，一文一武，一張一弛，豈不美哉。

只是因為女兒提出要有一片茶園，要自己制茶，才讓他犯起難來。

其實茶園的事是秦功璠和小野寺羽惠故意設定的一個條件，因為無論是秦家還是糜家、胡家都有自己的茶山茶園，這也給小野寺羽惠長時間離開杭州和父親的視線提供了充足的理由。

明如星和方芳是反覆斟酌後才決定利用回冉州的機會說服糜佑家把茶葉和陶瓷生意往日本人身上傾斜的。

他們想先編個理由讓糜佑家開始做，等糜傳家或糜臘佳來的時候再跟他們說真實的理由。

明如星和方芳討論時說：“無論日本人以什麽樣的方式侵占侵入中國，都會受到全中國人民持久的頑強抵抗。

只要有抵抗，情報就會有很大用處。我們這些手無縛雞之力的讀書人、生意人，如果能夠在敵人中間保存一定的力量，特別是穩定的力量，那對全國的抵抗運動是非常有用的，也是非常有利的。

但是，現在還不能跟真正做實業的這些人把話說得太白了。一方面怕嚇著他們，一方面怕他們不小心洩露出去。”

方芳對丈夫和秦先生他們的考慮和部署非常在意，她從一個女人的角度，特別是從一個自認為對日本文化比較了解的知識女性的角度仔細分析過後，她提出自己的看法。

方芳對明如星和秦功璠說：“在我看來，現在我們應該抓住沒有離開中國的這幾位夫人和小野寺羽惠小姐。跟她們保持往來有幾個好處。

一個是不容易被懷疑，一個是可以深入到家庭裏面去，在一定程度上保證我們這些中國女人的安全。”

明如星和秦功璠對前兩條是認同的。但是，最後一條他們不是特別理解。

方芳補充說：“你們註意到沒有，國際上對日本占領我東三省之後譴責最多的就是奸淫婦女。如果我們和他們中高層的夫人太太小姐們過從甚密的話，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安全一些呢？

這些日本人中，西村家、石井家都是中高級官員，小野寺先生更是許多年輕軍官的教官，影響力肯定小不了。

尤其是小野寺羽惠，她畢竟還是個姑娘家，沒有嫁人，她父親對她和她的真正的朋友一定會有格外的保護措施。”

明如星說：“這只是一種可能性，是不是真的如此，還要走著看。因此，加強自我防衛訓練是我們的必修課，特別是女人們。”

秦功璠深思了一會兒接著明如星的話題說：“我想過關於我們自己防衛的問題。以現在我們和這些日本人打交道的情況看，應該說還算有一定的交情。

如果我們搜集情報的動作做得夠隱蔽的話，將來利用他們作保護傘不是不可能。

但是，一旦有閃失，就可能全軍覆沒，而且可能還會連累到沒有參與我們這項事業的其他員工，甚至是供貨商和蠶農、絲農。因此，我想防衛至少要做兩個方面的精心準備。一是跑，二是鬥。”

方芳驚訝地說：“怎麽跑、又如何鬥呢？”

“跑，就是「三十六計，走為上計」。雖然聽起來有些消極，但是，這是戰時我們必須隨時準備采取的上策。

從中日兩國力量對比和日本人在我東三省的野蠻行徑看，再仔細分析他們把在上海和周邊城市的婦孺家眷往回撤離的舉動，不難想象，一旦日本軍國主義和中國全面開戰，上海必然是個重要的戰略突破口。

當然，杭州、寧波，特別是南京這些和上海近在咫尺，交通又極為方便的大都市，都會很快卷入戰爭。

相對而言，冉州這樣的地方，會在一定的時期內成為後方。

而像梁州這樣的地方，肯定是會成為中國整個抗戰進程中的大後方。

所以，我所說的跑，第一步是向冉州跑。是不是還要走第二步，也就是往梁州撤退，還要觀察戰爭的進程才能做出判斷。

“鬥，就是來不及撤離或者不能撤離的人怎樣和日本人鬥爭的問題。應該講，這是個因人而異、因事而異、因時而異的覆雜問題。

“來不及撤離很好理解。那麽什麽是不能撤離呢？比如我們。就是說，在敵強我弱的總態勢下，抗戰初期，我們必須要通過全國性的戰略大轉移、大撤退來保護有生力量，避其鋒芒，以備長期抗戰。

但是，無論是戰略大撤退還是戰略大轉移，我們都不能拱手把大好河山讓給侵略者，必須有一批仁人志士和隱蔽戰線工作者留下來，有的和敵人真刀真槍地幹，有的和敵人在隱蔽戰線上周旋，有的以組織形態出現，有的以自發形態存在，有的密切協同相互配合，有的獨狼行動各自為戰……

總之，我們作為與敵鬥爭的一種形式，一定要有所準備。可以想象，我們將來遇到的許多事情都需要隨機應變，但並不妨礙我們從現在起做一些必要的精心準備和認真設計。有的情況甚至要做出應急預案。”

明如星顯然是同意做一些設計和預制的。他著急地說：“你能說得具體些嗎？”

秦功璠反而不著急了。他看著方芳說：“你把最近了解到的日本人在東北慣犯的惡劣行徑舉一二個例子，咱們來仔細分析一下原因，研究一下對策。”

方芳雖然有點意想不到，但她很快就理解了秦功璠真實意圖。

她在腦子裏快速地搜索出一條日本人在東北慣用的下三爛手段，就是以華制華。

方芳說：“許多特別容易引起民憤的壞事，日本人都是逼迫一些中國人，或讓順化了的也就是皇民化了的中國人去幹的。

如果我們現在和日本人走得相對近一些了，將來免不了會出現兩種問題。

一個是要替日本人做些傷害中國人的事，一個是即使我們不做傷天害理的事，也因為和日本人打交道的緣故，而被罵成假洋鬼子、二鬼子甚至是漢奸。”

秦功璠說：“應該講，方芳說的是一種現象而不是一個具體的事。對於我們來說，第二個問題是必須要準備承擔的，不能解釋、不必解釋，也不敢解釋。

我們總不能逢人就對人說，我們和日本人打交道是為了搞他們的情報吧？

這樣的工作本來就有個特點叫做「見光死」。我們要準備承擔一些惡名、罵名，甚至是汙名，我們只能等待歷史的裁決。

至於第一個問題，針對不同的事、不同的人、不同的時候，我們可能要做不同的設想和預案。

這裏我們也很難把各種可能都設想進來，只能先擬制一個原則性的應對辦法，將來再逐步在實踐中去補充、完善和具體化。”

明如星打斷他說：“你先不要繞那麽大的彎子了，將來的事大家都知道肯定會特別覆雜。現在我們要做的，或者說能做的就是把我們已經了解到的日本人在東北的劣跡和我們可以設想到的日本人將來對我們的惡行，做一個粗略的分析和判斷，做出我們的應對方案來，主要目的是為了防止事到臨頭手忙腳亂。”

秦功璠說：“我還是那句話，現在我們設想的情況不可能太具體，都是抽象的。針對抽象的可能性，我們只能擬制一些原則性的預案。

比如方芳剛才說到的日本人可能讓中國人來做一些傷天害理的事，我們要區分幾種情況來制定預案。

“第一種情況是針對已經皇民化了的中國人。他們無論在主觀上還是客觀上，實質上都已經成了日本人的走狗了，他們自甘墮落，甘心當亡國奴，做起壞事來往往比日本人的破壞性更大，民憤更強烈，他們實際上已經成為我們的敵人了。

對付他們的方法要如同對付敵人一樣，毫不留情，絕不手軟。

也就是要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應該說，對付他們比對付日本人相對容易一些，因為日本人畢竟不會像保護他們自己人一樣保護這些人，我們要如實地向有關抵抗組織通報這些人的信息，及時鏟除他們，以震懾那些意志不堅定的人。

“第二種情況是被逼無奈的人。我們可以給予他們一定的幫助和支持，甚至幫助他們解救被日本人控制的親人、朋友，消解他們被日本人抓住的把柄，讓他們相信我們的力量。讓他們逐漸擺脫日本人的控制。

“第三種是為了生存而出賣他人利益的人。這可能是大多數。因為無論什麽人或什麽國家占有這塊土地，祖祖輩輩在這裏繁衍生息的人們還是要活下去的。

國家如此，政府如此，我們能天真地希望所有國民都奮起反抗嗎？

這些人，我們只能在講大道理的同時，盡一切可能幫助他們，盡可能久地保持他們的民族氣節和血性。”

說完這一大段話，秦功璠想看看明如星和方芳的反應，可他倆似乎還沒有反應，秦功璠只好把話題回到搜集有關日本人在東三省的劣跡上來了：“方芳，你發揮自己的優勢，抓緊通過不同的渠道獲取的信息，羅列出將來我們可能面臨的各種困難和問題。

等盡可能多地羅列出來之後，我們再一起商量對策預案。有的情況，我們可以帶到冉州去，等傳家、臘佳他們到了一起想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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