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認，以前的政策很有效，在很多年裏解決了大周朝的棘手問題。如今時過境遷，到了必須改一改的時候。

好在公孫劍前面做好了準備，裁軍工作已經基本完成，邊關的軍兵精筒到以前的半數左右。最要緊的，他們是招募的軍人，服役夠了可以回家，他們的家人都已經遷到內地。這樣一來，相當於邊關吃糧食的人只是以前的十之一二，運送糧草的任務不再那麽繁重。

去除長途運送糧草硬加進去的成本，300文的售價是不是可以降下來三四成?

杜濱早已計算過，沒問題的，而且還不止。

如果大周朝的稅率不變，食鹽的售價完全可以比宋朝更低，也就是降低到50文以下。

這時候，文震盂等人陸續進來，聽到後發出感嘆，從300文降到50文以下，這也太誇古了吧？

公孫劍卻覺得不誇古，在內地可能會價格稍高，但是在此處，在江南，在山東，因為臨近大型鹽場，運送食鹽的成本很低，如果沒有額外增加的部分，食鹽價格真的高不了。

公孫劍是經濟學專業出身，他知道一個最基本的規律，價值決定價格，價格隨價值上下波動。

如果食鹽的真實價值在50文以下，那麽價格定為300文就是蠻橫無理。

這中間存在250文的巨大利潤空間，於是就會有人參與其中，私鹽的存在合情合理，這與後世藥品的昂貴情況類似。

怎麽讓一種昂貴的藥品沒人用，那就是強行降低售價，只要把中間的利潤空間擠壓沒了，立即沒人推動這種藥品的使用，哪怕它效果很好。

食鹽也是如此，如果百姓到處都能買到50文的鹽，私鹽只能比它便宜，私鹽販子就會少。等到沒有利潤了，私鹽販子就沒了，海鰵幫這樣的龐然大物將不覆存在。

這就是杜濱有信心說服公孫劍的原因，海鯊幫根本不用打，只要食鹽的價格降下來，他們就會分崩離析。

公孫劍沖杜濱豎起了大拇指，經濟學的知識他無師自通，了不起。

杜濱卻說，皇帝是他的老師，凡是在《大周日報》上刊登的那些知識，還有故事，杜濱逐字逐句的認真看，這才有今天這樣的思維。

公孫劍很欣慰，他沒答應去順義大學授課，但是在報紙上偶爾分享經濟學小故事，還是影響到一些人，比如杜濱。

文震盂提出了不同意見，而且還很尖銳。他認為杜濱是在瞎胡鬧，食鹽價格降下來，朝廷稅賦從哪出？畢竟，這是朝廷稅收的重要組成部分。

面對內閣成員的質疑，杜濱很自信，言道：“宋代的食鹽只賣50文，但鹽稅的收入占了政府財政的一半。我大周賣300文，吃鹽的人比宋代多了一倍，微臣測算了一番，按照宋代的標準，大周朝每年的鹽稅應該接近1500萬兩。實際上昵，很多年份甚至不到這個數字的十分之一。”

按理說，售價是六倍，賦稅如果同比例增加六倍，豈不是僅鹽稅要接近一億兩？

有這麽多錢，還需要讓商人去邊關運送糧食嗎？

杜濱用數字說話，擺事實，講道理。

文震盂聽了也無從反駁，不得不承認兩淮巡鹽使說的有一點道理。今天皇帝請大家都過來，事關國計民生，如果大周的鹽政理順了，不止是解決朝廷稅賦不足的問題，還能降低百姓的生活成本。

那麽，到底怎麽做，才能兩全其美昵？

杜濱的奏疏中已經提起，雖然不夠清晰明確，總體方向是對的。

文震盂等人是有顧慮的，自去歲皇帝登基，朝堂內外已經發生了很多大事，用“動蕩”來形容並不為過，現在的大周朝需要穩定，只要是堅持原狀，北面“逼死”女真是遲早的事。

如果皇帝在“鹽政”方面有想法，可以再緩一緩，尋找一個合適的契機。

公孫劍顯然沒耐心，他要在有生之年見到工業大革命，見到火車和輪船，見到大周在海洋上的無堅不摧，見到大周版日不落帝國的建成。

他今天喊各位來不是湊熱鬧，他要做出重要的決議。

首先，大周邊關的糧草供應徹底與食鹽脫鉤，在前期軍改的基礎上，軍卒數量已經降低到一半左右，軍戶已經安置到內地，糧草供應的難度已經明顯降低，大周朝有足夠的財力完成這項工作，就不要和食鹽捆綁在一起。

其次，允許民間晾曬食鹽，允許士紳開建鹽場……

公孫劍的話還沒說完，幾位大臣臉上露出焦慮的神情。鹽稅可是國家的根基啊，輕易地放寬限制怎麽能行？

公孫劍停頓了一下，對他們說：“鄭芝龍的家族通過海上貿易，每年向朝廷進獻1200萬兩銀子。相比較之下，鹽稅只是其中的十之一二，甚至有些年份連人家的零頭都沒有，還談什麽國家根基啊？”

公孫劍要提升鹽稅在財政收入中的比例，就不能固守以前的常規，除了官府開辦的鹽場，允許民間制鹽，這將有利於提升食鹽的產量和質量，也會客觀上通過產能過剩，拉低過高的食鹽價格。

只有限制，才會滋生黑暗產業。公孫劍索性放開，誰都可以制鹽，只要你在官府備案，只要你符合質量要求。

接下來，公孫劍談第三點，食鹽征稅必須改一改。

“萬歷朝時大周陷入危機，古太岳先生提出“一條鞭”法，具體內容各位比朕都熟，在此不一一贅述。但是有一個特點眾愛卿要記住，太岳先生在化繁為筒，把品類繁雜、樣式繁多的稅賦變得簡單，容易執行。那麽，鹽政也是如此，我們只收一次稅，只對一個人群收稅，剩下的全部交給市場。”

除了杜濱，現場的人都還沒搞明白，怎麽就只收一次稅了？

公孫劍提出自己的觀點，在食鹽的生產領域征稅。

萬歷四十五年《綱鹽法》實行之後，官府不再幹預具體的鹽務，一門心思的只管收稅，基本思路的對的，但存在的問題也很多。

杜濱在奏疏裏同樣有數字計算，算出種種條條框框之後，官府每斤鹽抽取的收入居然只有幾文錢，與30。文的售價差之甚遠。究其原因，計算過程中有很多匪夷所思的地方，比如按人口計稅，大周朝的人口問題同樣很覆雜，牽扯其中讓鹽稅的計算盡是紕漏，最後出現一個誰都不相信，偏偏誰都難以找出問題根源的怪狀。

因此，按照古居正改革中化繁為簡的基本思路，公孫劍不管你怎麽售賣，不管各地多少人口，也不管是官辦的還是民辦的，只要你的鹽場朝外賣鹽，我就按比例收你的稅，以後的環節都讓市場去指揮。

這樣的話，官府只需要管理好鹽場就可以了，杜濱的計算表明，此舉可以讓鹽稅至少增加兩到三倍。這是皇帝要講的第三點，然後便是關於食鹽的銷售。

公孫劍指著海鯊幫所在的爛石肌方向，允許所有商人、百姓販鹽，允許所有店鋪賣鹽，只要不違反大周律，不頂撞官府，也不擾亂其他人，他們可以選擇任何方式、任何途徑、任意地點、任意價格賣鹽。

此舉好處多了，因為售賣者眾多，屬於“市場”的大範疇，朝廷只要確保稅賦不高，鹽場出來的鹽價就會相對合理，賣到百姓手中就不會太貴。

杜濱同樣在奏疏中有所提及，他估算如果政策實行，最多一年之後，百姓買鹽的價格會降低到100文左右。待制鹽、販鹽的人多了，三五年之後，食鹽價格哪怕比宋代高，也會在六七十文的樣子。

用市場平抑物價，這是公孫劍在《大周日報》上經常強調的，看來杜濱是個好學生，他學的很到位。

在價格趨於合理的同時，食鹽的利潤空間會被嚴重壓縮，就不足以支撐諸如海鯊幫這等龐然大物的存在。

誰都可以去販鹽，幹嘛還需要海鰵幫出面？大周朝已經沒有官鹽與私鹽的存在，“販賣私鹽”這個話題已經不存在。

這相當於釜底抽薪，海鯊幫表面上再強大，一旦失去販私鹽的巨額收入，立馬會像少了地基的高樓大廈，倒塌只是時間問題。

這便是公孫劍“鹽政改革”的主要觀點，開放鹽場，自由買賣，一次性收稅。

當然了，他除了是經濟學的學生，還一直試圖做個出色的商人。

從亨通錢莊到驛站的快遞，從江南絲織到兗州的煤礦，還有尚儒客棧與計劃中要開業的京味飯館，公孫劍已經入手不少產業。

作為政策的制定者，公孫劍豈會輕易放過商機，同時也是為了調控食鹽售賣的市場，他計劃成立一家國營企業，投身到食鹽的售賣工作中去，公平公正的與所有參與者競爭。

在他的認知裏，這是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融合，這家國企的盈利尚在其次，同樣有利於幫助朝廷平穩的渡過鹽政改革的初期階段。

把鹽政梳理清楚，讓鹽稅重新成為帝國的財政支柱，這是大周朝振興的一塊基石。

皇帝的船隊揚帆起航，繼續向江南進發。

岸上的徐弘基不停招手，表達對皇帝離開的依依不舍。

這一次，他沒有關閉碼頭，沒有禁止百姓出入，也沒有出什麽事。

在山東地界，雞飛狗跳，巡撫李精白嚇得險些自裁。相比之下，徐弘基是幸福的，皇帝待的時間很短，

自己也沒犯什麽錯誤。

可僅有的一件事讓徐弘基憂心忡忡，他看了眼身側不遠處的杜濱。身為兩淮巡鹽使，他不想著怎麽維護領導，反而招惹到一個大麻煩。

杜濱給皇帝上疏，提出鹽政改革的諸多要點，並承諾在自己的任上身體力行，打開大周朝鹽政的新局面，為朝廷賦稅增收至少兩三百萬兩。

這口氣可不小，徐弘基貴為魏國公，擔任漕運總督，也不曾有這麽大的能耐。

杜濱行嗎？

杜濱站在他面前，說道：“下官自己肯定不行，但如果有國公支持，實現目標不在話下。”

徐弘基願意聽他說說，畢竟這件事要是搞砸了，到時候惹怒了皇帝，他徐弘基是第一責任人。

杜濱顯得很有信心，兩淮是大周朝的食鹽產地和重要市場，僅僅鹽城、泰州兩地，生產的食鹽數量占全國的三四成。只要徐弘基願意幫忙，杜濱能按照自己的意願處理政務，一年的時間足夠他“興風作浪”，一年後的鹽稅將讓朝野震驚，老百姓一定能吃到物美價廉的食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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