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陜西農民反抗官府壓迫的特殊形勢，叫做“交農”。雖然這一形式起於何時已經不清楚了，但是陜西人還記得鹹豐六年渭南縣民馮元佐等人反抗官府地畝攤派鹽課銀兩，聚眾前往縣城交卸農器，中途獲得了倉渡蘇拜各處回民支持的事跡。

所以，“交農”實際上就是和工人罷工一樣，農民罷種上交農具的示威行動。陜西雖然過去以八百裏秦川而富庶一時，不過唐朝之後陜西植被破壞嚴重，水土不斷流失，加上清末多年沒有修繕水利，陜西農業一直處於衰退狀態，再加上鴉片種植擠占了糧食種植的土地，因此到了民國成立的時候，陜西已經成為了一個極為貧困的地區。

而清末陜西實施新政，為了編練新軍和投資實業，對於陜西農民加捐加稅，直接導致了辛亥革命前十年各地“交農”鬥爭的大爆發。辛亥革命後，雖然滿清政府垮臺了，但是北洋政府繼承的清制，導致陜西民眾的負擔不僅沒有減輕，反而更為加重了。

在陸建章執政陜西的時候，一年田賦就征收到了500萬元以上，其中附加稅達到了正稅的67%，陜西民眾痛苦不堪，這也是陜西各地軍閥能夠聯合起來倒陸的根源。

共和黨借助這場倒陸事件大張旗鼓的進入了陜西，不過只是控制了西安、寶雞幾個要點，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修路和修水利的事業上。陳樹藩等陜西軍閥依舊控制著陜西大部分的地區，當然在共和黨的嚴令下，這些軍閥也稍稍收斂了一些，比如鴉片是不敢種了，強拉壯丁參軍和同土匪勾結的事不敢做了，但是賦稅還是要收的。

凡事最怕比較，共和黨對於陜西的定位不是以征收賦稅為主，而是以發展當地的交通樞紐和原料產地、銷售市場為目的，共和黨需要通過陜西進入四川、青藏高原和河西走廊，從而控制住西北、西南地區，對於一年5、600萬銀元的稅收，還真沒怎麽放在心上。

畢竟修建從寶雞到漢中，從寶雞到蘭州的山中鐵路，現在每公裏的造價已經超過10萬共和元了，陜西一年的稅收還修不到60公裏，而寶雞至天水段鐵路，就有154公裏長。

因此張紹曾入陜之後，壓根就沒想在當地搞什麽花頭，每年光是經他簽字批出的資金就有8千萬到1億的規模了，他實在沒必要去搞什麽田賦，收獲不多，還把陜人都得罪了。更何況，國民革命軍也輪不到他來發軍餉，他把稅收收上來都沒有名目去侵占，四處分一分，落入腰包的也不過幾十萬大洋，但是罪名卻都落在了他的頭上，實在是犯不著。

有這樣的精力，他不如讓自家的親戚開家建材廠，隨便漏一點工程過去，一年賺到的也不止這個數了，而且還安全。因此在其入陜之後，他就把隴海鐵路經過地區的苛捐雜稅都給免除了，還對某些工程隊駐紮的地方采取了糧食采購補貼政策。

通過這些優惠政策，陜西民眾對於修繕鐵路和公路的抵觸情緒降到了最低。陜西士紳倒是歡迎共和黨在陜西投資興建鐵路的，因為他們有著大量的田地，鐵路修通之後可以種植棉花和煙草出售給內地，但是對於那些土地較少的自耕農來說，鐵路如果經過了他們的田地，他們的生活就遭到了侵害了，因為補償金終究是要花完的。

但是在共和黨把這些被征地農民吸納進鐵路局當養路工後，加上地方有力人士的勸說，隴海鐵路的建設工程就很順利了。不過這也讓張紹曾養成了這樣一個習慣，有什麽問題和這些地方有力人士打交道就好，至於農民減稅就完了，其他事務他就不想管了。

於是共和黨直接管理的地區，社會矛盾是緩和下來了，但是那些陜西小軍閥管轄的地區，民眾就有些不忿了。在共和黨的壓制下，陜西小軍閥們是不敢擴軍了，反正再擴軍也打不過共和黨，而且還容易被共和黨盯上。但是對於農民的征稅，他們可一點都不願意減少。

等到固原地震爆發，共和黨一邊救災，一邊對災區頒發了減免稅收時，陜西農民和軍閥之間的矛盾就爆發出來了。共和黨是按照地區進行減免的，只要是受災區域都一概免稅，並退回已經繳納的稅糧。但是在軍閥控制的區域就變成了，房屋倒塌或者死人了的家庭才能免稅，已經繳納的稅糧不退，頂多從明年的稅額中扣除。

張紹曾雖然把精力都放在了修路、修水利的工程項目上，但是共和黨是一個組織，而不是小朝廷，所以黨在陜西的宣傳和組織工作依然是存在的，只不過因為沒有得到關註而發展緩慢而已。

但是在渭南、華縣等地農民爆發了“交農”事件後，原本把註意力放在救災事務上的救災指揮部，有一部分黨員就開始為陜西農民抱不平了。在經過了一系列的調查後，魏野疇、楊鐘健等本省黨員在李潤石、伍豪等青年黨員的帶領下，對陜西省黨支部的工作進行了一系列的批評。

在陜西省黨支部的會議上，魏野疇、楊鐘健等本省黨員為那些軍閥控制區域的貧苦農民發聲道，“陜北一個成年農民一年的口糧折成小麥是16鬥，但是軍閥在每個丁口身上征收的稅賦就接近8鬥。

渭南縣的苛捐雜稅簡直多如牛毛，一個月麥捐，要求每戶每月出5升麥子，但是渭南原上風調雨順的年份，一畝地也就收5、6鬥小麥，這要讓農民怎麽活下去？”

伍豪也接著眾人的話說道：“陜西農民的困苦已到了極點，農村的劣紳，其罪惡與軍閥、官僚相等，農民自救，只有聚眾反抗這一條路。各地爆發的交農運動不是暴亂，而是農民起義，我們應當站在農民這邊，而不是軍閥那一邊。”

李潤石則對於陜西省黨支部過去脫離農村的工作進行了批評，認為黨員們過於迷戀城市工作而放棄了農村工作，這在中國這樣一個以農民為主要人口的國家是行不通。

他最後總結道：“……過去3個月裏，我們不僅去過固原、海縣等災區，也走訪過華縣、渭南和榆林等地，我們不僅和城裏的紳士階級交談過，也和鄉下的農民們討論過。

農民們告訴我們的，和城裏紳士階級告訴我們的，完全是相反的。從農民那裏，我們聽到了許多奇事，可謂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按照我們的調查，農民們講述的才是事實，而紳士階級講述的不是顛倒黑白就是只講一部分實話。

我相信，這些情況在各地應當是常見的。因此，我們應當迅速的糾正各種反對農民運動的輿論，陜西黨支部之前對於農民運動發表的一些錯誤言論應當進行糾正。只有這樣做，農民才會相信我黨，支持我黨，從而進一步推動陜西革命的進程。

我應當再一次的提醒各位同志，革命不僅僅是建設新秩序，也應當是對於舊秩序的摧毀。而對於中國這樣一個農業人口占據絕對多數的國家，革命就是解放農民，就是讓農民沖破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

只有當幾萬萬中國農民從北部、中部、南部各省起來，如暴風驟雨一般的追求解放，那麽無論什麽大的力量都壓不倒他們。當他們在解放的道路上奔跑時，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汙吏、土豪劣紳，都將被被他們葬入墳墓。而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

我們究竟是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革命呢？還是站在他們身後指手畫腳的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我以為，對於本黨來說是不言而喻的。”

坐在會議室內被青年黨員批評的張紹曾感到了憤怒，在李潤石說完之後，他就怒氣沖沖的反駁道：“你們這是再宣揚冒險主義。在東北的時候，吳川主席就說過：革命需要破壞舊秩序，但更要建立一個新秩序。

現在我們在陜西控制的地區並不大，我們的主要工作還是先完成陜西的基礎建設，軍閥的問題可以逐步處理，但是不加限制的煽動農民起事，只會讓陜西乃至整個西北地區混亂起來，到時候我們還怎麽搞建設？那些鄉紳也會站到我們的對立面去……”

這場陜西省黨支部的擴大會議原本是討論關於賑災事務收尾的，關於當前各地的農民運動只是順帶的議題，但是如今卻變成了一些年輕黨員對於陜西省黨支部所執行的革命路線偏差問題的聲討了。

張紹曾雖然不願意接受這些年輕黨員的批評，如果不是因為賑災指揮部的存在，這些年輕黨員甚至不能在省黨支部會議上發言，而且魏野疇、楊鐘健等本省黨員也難以繞過各級組織直接對省黨支部的工作提出質疑，因為程序上不合法。

但是李潤石、伍豪等人卻並不屬於陜西省黨支部的人，甚至連西北局都管不到。他們是隸屬於中央黨部管理的年青幹部，這一次不過是借調給賑災指揮部使用，因此張紹曾甚至不能以組織手段壓制對方的發言，因為李潤石、伍豪等人都可以把自己的發言整理成文字，直接發給中央黨部。

而想要用理論壓倒這些年輕人，張紹曾顯然是無能為力的，雖然他身邊也有不少黨內的秀才，但是對於經過中央黨央校培訓的李潤石、伍豪等人來說，他們的理論基礎顯然要比這些秀才們深厚一些的。特別是那個李潤石，在理論之外還富有深厚的調查經驗，張紹曾在陜西待了這麽久，有些事情居然還不如對方知道的清楚。

在省黨支部會議上辯論失敗的張紹曾等人很快就發現，他們陷入了一個尷尬的局面，基層的黨組織在了解了這場辯論之後，紛紛站在了李潤石、伍豪等年輕人的這邊，只有那些城市裏的黨員偏向於他們這邊。

這個基層黨組織可不僅僅是指鄉村內的黨組織，還包括工程建設部隊內的黨組織，而工程建設部隊又和軍隊關系密切。因此張紹曾很快就發覺，他自己反而還處於劣勢了，因為現在支持他更多的，反而是黨外的知名紳士，基層黨員反而看不慣他們這些老是待在城市裏的高級幹部了。

張紹曾立刻察覺到了不妙，要是陜西省黨員中的大部分不支持他的話，那麽他在黨內選舉中央委員時可就要麻煩了，那些黨外的紳士可沒權力投票給自己。

於是張紹曾修正了自己的立場，在西北局的會議上他表態道：“我們的黨對於農民裏的宣傳應當註意地方政府征收田稅的問題，同樣也應當在大多數小私有者的農民之間，鼓勵他們反對土豪劣紳……這種前清官僚的遺孽大半是村裏實際上的政府。為了解決一切地方經濟行政問題起見，應當在農民之中宣傳選舉代表農民機關的主張……”

而同時他也感受到了這些中央黨部直屬的年青幹部的威脅性，他們不僅在輿論上支持各地的農民運動，還建立了農民夜校和農會，以幫助農民理解革命道理並組織起來，這些行動雖然擴大了共和黨在陜西的活動範圍，但也讓基層黨組織開始脫離省黨支部的管理。

張紹曾只能打電報給在北京的吳川訴苦，並在電報中請求把李潤石調走，他向吳川如此說道：“……其他人還有一些大局觀念，知道應當爭取開明紳士和我們一起搞建設。

但是這位仁兄卻是唯恐天下不亂，說什麽：農民在鄉下造反，紳士們都說糟得很，我卻說好得很。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汙吏的墻腳。打翻這個封建勢力，乃是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孫中山先生致力於革命幾十年，所要做到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裏就做到了雲雲。

可是我們看到的，是農民運動之後的一地雞毛，地方上的封建勢力也許是打倒了，但是地方上也已經空白一片，幾乎沒人管了。這樣下去，我們還怎麽建設？

當然，我並不是反對農民參加革命，農民參加革命我是支持的。但是這樣打成一片空白，真的是中央的路線嗎？如果是的話，我當然服從中央的命令。如果不是的話，那麽應當讓這位仁兄回去學習學習中央的路線了……”

耿謹文、王葆真也看過了張紹曾的來電，王葆真對於土地改革並不那麽的關心，他更關註於共和黨執政後的外交路線，因此對於張紹曾的抱怨不置可否。

倒是耿謹文為李潤石說了幾句，“現在這個局勢，保證國內的穩定還是應該放在前面的。不管是政權交接，還是將要推動的五年計劃，都需要一個穩定的國內局勢。

當然，李潤石同志的想法也不是錯誤，如果真的能夠推動全國範圍內的農民革命運動，那麽對於我們快速的掌握全國統治權力是有利的。只是農民革命運動實在太不可控了，一旦爆發起來，也許就會讓我們直接和帝國主義對上，我覺得還是先建設和教育，完成一五計劃之後，再考慮解放農民的問題。”

吳川沈吟了半天之後，終於還是搖頭說道：“農民革命也許能夠完成中國革命，但是建不成社會主義。當然，沒有一場翻天覆地的農民革命，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就不能被摧毀。

我們需要李潤石這樣關註農民革命的同志，他們在黨內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要讓這些同志的力量再強壯一些，再去發動農民革命才更有把握。我看，就接張紹曾的意見，把李潤石調動回來吧。正好，我們和美國人談成了政府部門考察的計劃。就以這個名義調動，順便把安徽的張國燾也叫上來，讓他們兩人作為第一批考察團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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