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川在北京前門火車站的講話第二天一早就傳到了總統府，懷仁堂內的一間辦公室內，坐在辦公桌前的孫文放下了手上的報紙，看著坐在一側的汪精衛、胡漢民兩人問道：“你們覺得吳畏之昨晚說的那些話，究竟是什麽意思？”

陽光從東墻的窗戶斜斜照入房內，把房間內照的甚為明亮，汪精衛能夠看到總統的臉色並不是很好，並不是說休息的不好，而是看起來沒有什麽精神的樣子。

就在汪精衛想著該怎麽回覆總統的提問時，這邊胡漢民已經坦率的向總統說道：“吳畏之昨晚在火車站的講話，明顯是在把革命的對象指向了中央，是在指責中央沒有擔負起應盡的責任來。要我說，本黨的一些同志也確實不像個革命同志了……”

“好了，展堂。”孫中山打斷了胡漢民的長篇大論，轉而看向了汪精衛問道：“季新你怎麽看？”

汪精衛思考著說道：“展堂兄說的倒也不錯，吳畏之此次雖然是受總統邀請入京，但我看他這次入京恐怕也有著自己的考量。之前在天津，昨晚在火車站的對外講話，吳畏之都顯示了一種當仁不讓的姿態。我看，這次吳畏之入京，應該是不會再退讓了。”

孫中山一手悄悄的按摩著右腹，一邊靠在椅子上默默思考著，過了好久才長嘆了一聲說道：“這次我寫信給吳畏之，本就是想要請他來京中主持大局的。當前的中國，沒有共和黨支持的政府是運轉不起來的，我們總不能繼續讓政府成為一個擺設，從而讓各省自行其是，這對於國家和各黨派都是沒有意義的。

展堂，你給季陶打個電報，讓他先在上海把黨務整頓起來。確實，本黨之前招收黨員時良莠不齊，導致許多品德低劣的劣紳也混入了黨內，這些人大大的拖累了本黨的聲譽，應當把他們開革出去。

不管怎麽說，國民黨也是一個革命黨，怎麽能夠和前清那些官吏的品德看齊？也難怪人家現在越來越興旺，我們倒是越來越死氣沈沈了。那些知識青年們現在都不願意加入本黨了，這樣下去，國民黨豈不成了一群老年人的俱樂部了？”

胡漢民點頭認同道：“總統說的不錯，本黨確實不能再這麽墮落下去了，現在年輕人凡談起革命就必談起馬列主義，談起馬列主義則就認同共和黨，總統的三民主義和本黨就難以再吸引革命青年。如此下去，二三十年後中國還有本黨的立足之地嗎？”

孫文臉上也終於露出了幾分薄怒道：“吳畏之的能力是有的，他對於革命也是有功勞的。但是他把共產組織、馬列主義和委員會制度引入中國則是大錯特錯。按照馬列主義和共產組織的方式去改造中國，日後中國還能稱之為中國嗎？

中國需要的共和制度，而不是共產主義。因為只有共和制度才能贏得國家的統一和完全獨立，馬列主義的實質還是為了消滅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國家認同，最終讓中國成為了國際共產組織的一個分支，這和列強的殖民地又有什麽區別？”

汪精衛坐在一旁默然無語，他並不認為總統和胡漢民說的都對，在他看來什麽主義都是假的，只要能夠先把好處拿到手才是真的。吳川帶領的共和黨打著馬列主義的招牌破壞了中國的不少傳統文化，但是也讓共和黨獲得了俄國布爾什維克和歐洲社會主義者的支持，這對於共和黨來說就是一大勝利。

自鴉片戰爭以來，滿清也好、北洋政府也好、同盟會也好，幾乎就沒有得到過外國人真正的認同，雖然一些日本浪人支持過同盟會，但是這些日本浪人就是在本國都受到了本國主流社會階層的鄙視，認為這就是一群無賴和亡命徒，不是什麽社會精英。

但是支持共和黨的，除了俄國布爾什維克之外，在歐洲各國都屬於文化界的進步力量，他們認為中國共和黨和歐洲的進步政治力量是相同等級的，而不是把西方文化改頭換面的東方主義。

特別在巴黎和會之後，共和黨在歐洲報紙上雖然遭到了不少批評，不過這種批評不是指責共和黨的愚昧和落後，而是指責共和黨並沒有站在文明世界的一邊。在某種程度上，共和黨就像日俄戰爭之後的日本，成為了可以被西方所接納的地方勢力。當然，他們應當進一步接受西方的價值觀。

怎麽說呢，共和日報上有一篇文章曾經評價過西方人對於共和黨的觀感，“……這讓我想起了《魯濱遜漂流記》中的星期五，在文明人魯濱遜的幫助下，黑人星期五脫離了自己野蠻的吃人的種族文化，從而成為了文明人魯濱遜所教化成功的擁有文明世界價值觀的星期五。

那麽文明人魯濱遜是如何看待這位被自己教化的文明的野蠻人星期五的呢？他覺得星期五應當如對待野蠻民族的君主一樣對待自己，成為自己的仆人和殺戮他的野蠻民族同胞的幫手，這才是一個好的、有著文明教養的野蠻人。

由此可見，所謂西方文明世界把文明傳遞給了東方的野蠻民族，本身就不是什麽浪漫小說，這些文明人只不過需要一些認同西方文明價值的觀念的帶路黨，然後借助這些帶路黨的力量去搶劫、殺戮野蠻民族而已。

請看大英帝國在倫敦的博物館和倫敦塔，那裏儲藏著英帝國主義的強盜過去數百年來從美洲、從希臘、從埃及、從非洲、從印度和中國搶劫而去的財富。孟買平原上累累的白骨，難道不是英帝國主義吃人最好的證據嗎？

所以，西方文明想要向我們傳授什麽樣的文明價值觀呢？如何優雅的吃人嗎……”

汪精衛覺得共和日報上的這篇文章其實說的很有道理，這時間上哪有什麽主義，左右不過都是吃人的文化，只不過有的野蠻一些，有的優雅一些，但誰也不比誰高貴。

不過他還是能夠理解總統和胡漢民兩人的心情的。對於總統來說，三民主義已經成為了自己最後一道護身符了，革命和國家建設這兩方面，現在都已經輸給了吳畏之了，這一點大家也算是有目共睹。這樣一來，三民主義上就決不能再退讓了，否則總統的人生豈不是都被否定了嗎？

幸好吳畏之沒有搞出什麽革命理論出來，處處都以馬列主義為理論指導，就這方面而言，總統至少還是技高一籌，尚有三民主義可以壓制對方一頭。但是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三民主義在國內知識青年中漸漸不敵馬列主義了，因為蘇聯的建立，正讓國內的知識青年開始青睞能夠擊敗協約國聯合鎮壓的俄國革命了。

共和黨雖然打著馬列主義的招牌，也從日本和俄國人手中奪回了東北的控制權，但是共和黨並沒有如俄國革命這樣，正面對抗了協約國和同盟國的大軍入侵。在這一點上，東亞各國的革命青年都更加的佩服俄國布爾什維克一些。

歐洲戰爭中，協約國和同盟國之間的殘酷戰鬥已經通過照片和紀錄片傳播到了世界各地。就這一點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有史以來，第一次被實時向全世界報道的戰爭。因此各國民眾不僅了解這場戰爭的殘酷，也更加理解了先進工業國的強大力量。

但是在如此強大的力量面前，俄國布爾什維克居然推翻了沙皇專制政權，並打敗了來自國外的幹涉力量，自然引起了東亞革命青年的關註。和難以模仿的共和黨的崛起模式相比，俄國革命才是東亞各國革命青年能夠效仿的道路麽。

哪怕是現在和胡漢民一起批判馬列主義的總統，其實也化了不少力氣去研究俄國革命，想要從中借鑒有益的經驗以改造三民主義和國民黨。

至於胡漢民麽，一向以總理接班人自詡的他，自然是最痛恨吳川和共和黨的，因為對方正讓國民黨開始遠離執政的位置。失去了執政地位的國民黨，讓胡漢民爭到手又有多少意義呢？恐怕黨內的其他同志還會把本黨失去執政地位的黑鍋甩在他的頭上吧，因此胡漢民才能和總統一起同仇敵愾了。

批評了一通吳川和共和黨之後，孫中山終於把註意力轉回到了一直沒有出聲的汪精衛身上，向著他說道：“季新，你剛剛說的也不錯，吳畏之今次入京是必然要拿到執政的權力的，這一點我是不會驚訝的。

當然，然以本黨的力量和國內的現狀而言，向吳川做出退讓也是必然之事。從安徽發生的事情來看，共和黨真的要是撕破了臉皮，沒有人會站在我們這邊對抗他們的。

所以，下一屆的總統選舉是不會出什麽意外的，不過我們當前要做的不是和吳川爭奪執政的權力，而是要確保共和體制的維持。只要共和體制還在，那麽我們最多也就是從執政黨變為在野黨，日後還有卷土重來的機會，可要是共和體制也被破壞了，那麽我們就不可能再回北京了。”

汪精衛只是思考了片刻，就向著總統說道：“總統的意思，是盡快的把憲法簽訂通過嗎？”

孫中山點了點頭，國民黨北上時的第一目標就是為了重修憲法，然後按照憲法召開國會，從而遏制住總統和政府的權力。但是當時誰也沒想到，袁世凱過世後北洋居然這樣不能打，居然讓國民黨撿到了總統的位置。

當然，國民黨黨員們都忽略了，不是北洋不能打，而是共和黨把北洋的手腳都綁了起來，所以一貫習慣於用武力說話的北洋軍閥，最終被國民黨輕易的在政治上掀翻了。

就像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的時候，南京國民政府采取了總統制；等到不得不把總統讓給袁世凱的時候，國民黨又迫不及待的想要把政體改為內閣制。

在孫中山接任了總統一職之後，國民黨又試圖在憲法上給總統開後門了，這就使得中華民國的新憲法遲遲不能完成。歐洲戰爭快要結束的時候，北洋團體已經四分五裂，原本政治協商會議中三足鼎立的局面變成了共和黨和國民黨的爭鬥。

到了這個時候，共和黨對於這部新憲法和建立一個各方參與的國會就沒啥興趣了。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帶給共和黨的紅利實在太大了，大的足以讓共和黨實施完全的獨立執政，而不再需要各方力量的平衡了。1920年北方的救災，再一次證明了國內各方力量的虛弱，這些力量提供的資源甚至不及東北民間的捐助物資的一半。

而中俄德三國經濟貿易圈的形成和中美、中日、中國和南洋地區的經濟互補，使得中國實施第一個工業五年計劃有了一定的物質基礎，在這個情況下，共和黨就不可能再為了政治上的平衡而讓出一部分權力了。五年計劃需要的是一個集中權力的中央政府，哪怕只是集中了長江以北地區權力的中央政府都行。

於是到了這個時候，輪到共和黨對討論了將近四年的中華民國憲法采取拖延戰術了。汪精衛雖然性子柔弱，但並不是看不出共和黨代表的意圖。不過他還是對吳川抱有一定的幻想，希望這位之前一直保持隱忍的共和黨領袖，這次也能繼續顧全大局。

在孫中山的指示下，汪精衛接受了前往探訪吳川的任務，希望在吳川正式前往總統府拜會總統之前，能夠同這位共和黨領袖達成某些政治上的協定。

而抵達北京的第一個早上，住在西交民巷的吳川就迎來了一波訪客，其中最為重要的自然是美國駐華大使查爾斯克萊恩，這位美國大使和吳川見面後，第一時間就向他說道：“芮恩施先生托我向您問好，他將會在六月前往菲律賓履行文職總督的職務，美國和貴黨在南洋的合作，將會繼續下去。”

吳川和克萊恩握手後，頓時欣然的回應道：“這倒是一個真正的好消息。哈定總統在就職典禮上的演講，一度讓我感到了不安，擔心新總統會重新走向孤立主義，那麽中美在亞洲的一系列合作就要出現問題了。不知，威爾遜總統還好嗎？”

作為美國進步主義的一員，克萊恩在吳川面前倒也是相當的放松，他對著吳川說道：“威爾遜總統卸任後，依舊在為美國加入國際聯盟而進行巡回演講，目前看來還不錯。至少中部和南部的農民是支持總統先生的，當然這應當感謝貴黨對於總統的支持。

支持哈定總統孤立主義的美國人雖然不少，但是還有許多美國人認為，至少亞洲和中東是不能放棄的。所以，短期內美國在亞洲的政策應當不會有較大的變化……”

克萊恩對於吳川說的基本是實情，因為中美之間的商貿協定，使得威爾遜總統在卸任時至少不是一無所有，這也就使得民主黨在選舉中不是一敗塗地，因而能夠保留住一些政治成果。

哪怕是那些支持哈定總統的國內財閥，也不讚成全面從海外收縮的外交政策，畢竟現在美國在南洋和中東、遠東等地還是保留了一部分投資的。而美國在南洋及遠東的利益，因為中美商貿協定的存在，也獲得了共和黨的保護，這就更加讓那些美國財閥不願意從亞洲撤退了。

因此，克萊恩在吳川面前表現的就比較坦率，美國進步主義現在能夠用以抵擋財閥們進攻的政治成果，無疑就是中美合作關系了。假如中美關系惡化，那麽美國財閥就可以向美國進步主義進行全面的政治清算了，這對於美國進步主義來說，就是一大挫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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