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0月，馮國璋宣布辭去江蘇督軍一職，轉而北上返回家鄉河間，不過他把自己的家小送去了上海。

江西督軍李純、湖北省長徐樹錚和江蘇第六師師長齊燮元、上海警備司令盧永祥幾人，都垂涎於馮國璋所空缺出來的江蘇督軍一職，開始各種明爭暗鬥。

作為北洋最後的實力派，馮國璋所領的江蘇督軍其實並不止江蘇一地，而是江蘇、安徽、上海和小半個江西。徐樹錚想要拿到江蘇督軍的位置，是想要借助這個機會實現直皖合流，重新把北洋的力量集結在一個旗幟之下，控制了從武漢到上海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北洋系，則可以重新恢覆和共和黨、國民黨鼎足而立的局面。

徐樹錚更是期待，在整合了北洋內部之後，把南方各省也納入到新北洋的旗下，那麽他也就可以同共和黨分庭抗禮了。既然吳川能夠赤手空拳的打下一個東北三省，徐樹錚覺得自己也未必不能統一南方，他的出身和社會關系，可比吳川這個革命前寂寂無名的海外留學生強多了。

不過，江西督軍李純、江蘇第六師師長齊燮元、上海警備司令盧永祥幾人並不這麽想，他們沒興趣和共和黨爭奪什麽天下，但是對於自己能夠更進一步則的機會是不肯讓步的。江蘇督軍這個位置，控制了長江下游最繁華的一片地區，哪怕日後沒的當官了，能當上幾年督軍也足夠舒舒服服的過下半輩子了。

別看馮國璋在北洋軍閥中比較有廉恥，但是他搜刮的錢財也足足有數百萬元之多。把家小往共和黨管不到的地方一送，下半輩子還用擔心什麽呢？

當然，想要拿到這個江蘇督軍，一是要讓江蘇的北洋軍將士們服氣，二則是要有個合法的手續。徐樹錚的機會其實蠻大的，畢竟他現在可算是北洋系統內較為出眾的後起之秀，但是馮國璋不願意他來接手自己的位置，因為他擔心這個段的心腹日後會和他後人算，把段的總統之位搞飛的事情。

最後，因為李純會做人，馮國璋推薦了這位，而李純又向國民黨表示，會把江西督軍讓給國民黨，於是在一番勾心鬥角的爭奪下，李純最終勝出得到了江蘇督軍的位置。國民黨則趁機把李烈鈞推上了江西省省長的位置，共和黨的要求就是，江蘇、江西、安徽改制，從督軍制度改為省長制度，削弱軍閥對於地方的控制。

不過事情到這裏並沒有完，在馮國璋準備辭職的時候，國民黨就盯上了安徽省。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時，安徽、江蘇和江西，都是國民黨發動革命的根據地。再加上安徽和江西隔長江而望，如果能夠把安徽也拿到手裏，國民黨就等於在長江中部占據了一塊地盤。

安徽、江西剛好把廣東聯系上，往西可以同四川夾擊兩湖，往東可以保衛福建、江浙、上海，最後把江蘇也拿過來。這當然是國民黨不會放手的機會，且孫中山也選好了安徽省長，就是柏文蔚。

這位安徽人在本省頗有威望，對於孫中山本人又忠誠，在孫中山剛剛返回上海時，柏文蔚前往謁見，曾經向孫表白：“文蔚自忖，自（隨）從先生至今，不服從先生之事，絕想不出來。服從以何為定義？有一種人面見先生，脅肩諂笑，絕對服從；至與先生離開，所言所行無一不違反先生之主張。再有一種人，與先生若幹年不見面，又或與先生相隔幾萬裏，或幾千裏，他的所言所行絕不絲毫有違背先生之處；若與先生見面，研究重要問題，絕不敢昧乎良心，以順為正，行妾婦之道以待先生。”

孫中山因此對於柏文蔚極為滿意，在馮國璋還沒有卸任之前，就秘密派其回安徽聯絡淮上軍，預備在馮國璋走後發動驅逐安徽督軍倪嗣沖的行動。

當然，國民黨的一系列行動也被另一個安徽人王亞樵看在了眼裏。從國外回來接手了夏陽的工作後，王亞樵就一直關註著南方，試圖把革命的力量向南推動，特別是要先解放自己的家鄉安徽。

辛亥革命時，他和鄉人李元甫、王傳柱、李小一等，響應中山先生革命主張，支持柏文蔚起義。但是因為王亞樵主張開李府倉房，封李府典當，以作軍餉，及賑濟貧民。這個李府，指的就是李鴻章家族，他們家占了安徽一半的土地。

同盟會派到安徽的代表孫品驂反對王亞樵這夥人“打土豪，分田地”的想法，在李鴻章家族的支持下，孫品驂汙蔑王亞樵這些人是趁火打劫的歹徒，然後抓捕槍斃了李元甫、王傳柱、李小一等，王亞樵僥幸在外逃脫。

這就是王亞樵對同盟會沒什麽好感，最終投向了共和黨的原因。在他看來，共和黨推動的土地改革才是真革命，而同盟會也好，國民黨也好，都只是為了自己升官發財才投機革命的。

只是，此時吳川正在國外和列強就國家主權進行協商，共和黨上層則正在為革命新路線爭吵不休，對於繼續向南推動革命的事務，暫時並沒有什麽人關心。

在吳川的熏陶下，共和黨對於政治鬥爭的理解終於從人事鬥爭轉向了路線鬥爭。吳川以“武裝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和國家資本主義”奠定了自己的國內革命路線。凡是不支持這一路線的黨員，不是自動退黨，就是被調離領導崗位了。

面對吳川這種路線鬥爭的打擊下，黨內那些試圖維持人身依附關系的小圈子，很快就被碾碎了。那種封建時代的兄弟義氣或師友關系，本質上就是維護小團體的利益，而路線鬥爭則是維護黨內大多數人的意義，當兩者發生碰撞的時候，只要上層沒有完全腐化，那麽勝利的終歸是路線。

背叛黨，背叛人民，在路線鬥爭前絕不是一句空話。相比之下，你背叛小團體的利益，受到的懲罰不會比這個更重了。梁廷棟、李大釗提出的城市公社化運動，同樣是一種新的路線。這條路線的方向，就是落實無產階級專政的具體實施過程。

宋雲桐雖然理智上並不反對城市公社化運動，但是他不能坐視梁廷棟主持這一路線。這將意味著，梁廷棟在黨內壓倒其他人，成為吳川之下的第二人，這顯然是難以讓他接受的。

在他看來，這一路線等吳川回國後親自主持也來得及，現在梁廷棟這麽迫不及待的在吳川沒有歸國時提出這一路線，顯然有搶班奪權的味道。

在一邊要求各地就城市公社化運動進行仔細考量外，宋雲桐也只能要求派人轉程前往莫斯科向吳川請求指示。而吳川給出的指示是，“要因地制宜的推動城市公社化運動，不要怕犯錯誤，對於在公社化運動中發現條件還不成熟時，也不要怕丟臉，可以暫時退回到起點，等到條件成熟再上馬。”

吳川給予黨的中央委員會的意見，就是原則上支持城市公社化運動，但是並不主張一下全部鋪開，他在信件中指出：“……公社，將會成為社會主義最小細胞的組成，城市公社的發展將會實現城市居民之間的聯合，城市和城市之間的聯合。當實現了城市之間的大多數聯合，那麽鄉村公社也將提上日程，從而形成城鄉之間的聯合。到了那個時候，我們下一個目標就應當是消滅國家和民族之間的差別，最終消滅階級之間的差別，建立起真正的社會主義……”

共和黨中央委員會一致通過了吳川給出的公社化運動方向的指示，但是很快，宋雲桐就接著決議同梁廷棟爭奪起了城市公社化的領導權。他認為梁廷棟負責公社內黨員的聯合，李大釗負責公社運動的宣傳工作，但是組建公社的工作還是應當由勞動和經濟委員會來負責才對。在吳川不在國內的時候，這委員會剛好由宋雲桐領導著。

此時的共和黨，最關心的外交工作正被吳川接手者，至於國內最為重要的工作，大多數委員都認為，一個是國內的經濟建設，另一個則是推動城市公社化運動，至於北京政治或向南推動解放區的擴張，他們倒是都認為可以先放一放。

革命委員會趁著一戰發了一筆橫財，但是這邊橫財最大的成果就是東北地區已經建成的基礎建設和工廠、學校、水電站、火電站等硬件。18年到19年，則是對環渤海地區及黃河沿岸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工業城鎮的建設。但是再想要往南擴張，當前的革命委員會已經力有未逮了。

這七八年積攢下來的資本、技術工人和機器、鋼材、水泥產能，差不多已經用到極限了。畢竟，中亞、新疆那一塊的基礎建設也正鋪開，東北、山東的工業產能依然不足以支持這麽大的攤子。

而秦嶺-淮河以南地區，特別是長江流域，同樣吃到了一戰的紅利，雖然他們並沒有吃到東北這麽一大塊肥肉，但光是向北方出售原材料和向協約國出口初級加工品，也已經讓這一地區的民眾生活水平超越了過去100年裏最好的年份。

比如，安徽休寧縣東鄉湖邊村，通過率水，上通屯溪，下達杭州，村子裏有56戶人家，每戶平均年收入157銀元多，其中農田產出68元多，副業收入接近90元。憑借著副業收入，這個村子的兒童上學率達到了一半。

最好的安徽廠布重48兩一匹，市場價格2.8-3元，1匹布用紗成本1.8元，工資0.3元，染料0.2元，用鐵木機一日能成2匹布，日工資就是0.6元。在戰爭的刺激下，這種土布幾乎在市場上供不應求，有時還有人溢價收購，於是長江中下游等地開設紡織工廠的地區，都出現了經濟旺盛的景象。

在這些地區，農民覺得現在的日子很安樂，比辛亥革命的時候好的多。辛亥革命的爆發，原本是得到了農民和市民的支持的，但是同盟會拉攏的會黨江湖習氣太重太，革命初期節節勝利的時候還不錯，但是等到北洋軍南下，革命軍失利的時候，一些會黨的本性就暴露出來了，他們劫掠商鋪，強奸婦女，強拉農夫為軍隊當夫子。

二次革命的時候，就沒有人再願意站出來響應國民黨的號召了，因為農民和市民都看出來了，這些革命黨壓根就不是為了他們革命的，而是為了自己和地主老爺們革命的。跟著他們去上戰場是歡迎的，但是要是想要借著革命去推翻地主老爺的壓迫，那是沒有指望的。

因此，共和黨的宣傳主張雖然在青年學生和進步知識分子中反響不錯，但是在市民中和鄉村中則並沒有取得廣泛的支持。大多數人都覺得，現在應當好好過日子，而不是站出來鬧什麽革命。很大一群城市市民，反倒是更為欣賞國民黨的溫和革命論。不打仗、不流血，依靠民主推動社會進步。

雖然很多市民並不了解，什麽是社會進步，不過他們覺得只要自己的工資漲了，物價跌了，生活變好了，那麽就是一種社會進步。至於打倒地主和資本家，實施無產階級專政的理念，很多人是敬而遠之的。

面對南方如此沒有覺悟的社會現狀，共和黨上層也覺得沒有必要強行去解放他們。光是現在解放和建設北中國都夠他們焦頭爛額了，大家都在盯著自己培養出來的中學生和大學生，希望能夠多分配一點到自己的部門，從而承擔起更多的革命工作，而不是想著把他們丟到南方那個沒有革命氣氛的地方去發動群眾去。

按照宋雲桐的說法：“當前我們還沒有能力把南方各省的自然資源開發出來，因為我們沒有這麽多錢去搞基建。南方那麽多山地地形，光是要在山裏修建橋梁和公路、鐵路就需要一個極為驚人的投入了。我們完全可以先把這些投入放在北方更容易建設的地方，這也是更有效率的配置。

此外就是，南方的經濟實際上已經同列強密不可分，我們哪怕把列強從南方成功趕走，南方人也不會感激我們，他們只會覺得我們破壞了南方的經濟。因為目前我們的經濟模式還不能同南方經濟完全搭接起來，在解放南方的初期，南方的生活水準不會有所提高，反而會有所下降。這就是吳川同志說的，時機還不夠成熟。”

梁廷棟等人是反對宋雲桐的說法的，但是他們也認為現在還不是時候解放南方，因為共和黨應當把更多的力量放在公社的建立上來，假如不能確立公社組織對於城市、鄉村的控制，那麽對於布爾什維主義來說，他們所建立的這個新中國就會偏離共產主義的方向。

簡單的說，不要說南方群眾不夠赤色，他們覺得現在北方的群眾也缺乏真正的革命熱情。過於看重個人的物質生活，對於傳統的文化價值觀還存在著習慣性的認同，這就妨礙了集體主義觀念的養成。因此，現在著急擴大解放區，只會繼續稀釋北方的革命信仰。

王亞樵其實更加支持梁廷棟這一方的理念，但是他更反對放緩解放南方的節奏，他覺得應該盡快的把共和黨的力量擴散到全國，然後再進行全面化的社會革命改造。

只不過，他並沒有權力向中央委員會提出自己的建議。但是他並不打算放過當前的好機會，共和黨中央雖然不想挑起對南方軍閥的戰爭，但是當國民黨挑起安徽的戰亂時，駐紮在河南的革命軍顯然是會接受安徽人民的請求南下維持秩序的。

12月2日，新任江蘇省長李純在南京宣誓上任的時候，柏文蔚指示淮上軍發動了起義，以安徽人民的名義對倪嗣沖發表了一篇聲討書，就其督軍安徽期間犯下的各種罪行進行了聲討，表示要趕跑這個獨夫民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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