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來，吳川一直在往黨內的同志頭腦裏灌輸著基於階級利益來分析問題的做法。如果說一開始大多數同志參加革命只是出於樸素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那麽在吳川這麽成年累月的灌輸下，他們至少已經樹立起了一個基本的階級社會觀念，而不再把社會上的人簡單的分為君子和小人來看了。

不管他們之中有多少人在潛意識裏並不把自己視為勞工階級的一份子，但是並不妨礙他們把自己看成為勞工階級的代表。因為在這樣的階級分析下，共和黨牢牢的掌握住了統治區域內的社會治理權力，那些試圖同共和黨爭奪政權的其他政治力量完全無法和共和黨展開競爭。

在共和黨這個組織出現之前，不管是滿清官僚、地方士紳或是革命者，他們的權力來源基本就是這樣幾個因素：中央政府的任命、同窗、同鄉、宗族、上下級之間的小團體等。總之是逃不過個人利益的聯系，也沒有人會對官員之間的裙帶關系有所質疑，這實在是太司空見慣了。

即便是孫中山和黃興這樣相知多年的革命者之間，也因為一面旗幟和二次革命的失利而鬧起了意氣，最終出現了中華革命黨和歐事研究會這樣兩個組織，說到底就是各自小圈子之間的沖突結果。

只有在共和黨這個效仿布爾什維克組織建立的列寧式政黨內部，吳川從一開始就在不斷的打壓分拆黨內的各種小團體，畢竟共和黨是吸取了東北同盟會的分支建立起來的，起初就充滿了各種小團體。吳川用勞工階級的代表定義了共和黨的階級屬性，然後一次又一次的用階級利益來決定全黨的路線走向，終於讓黨內自覺或不自覺的在討論問題時，優先的把勞工階級的利益放在了第一位。

哪怕是宋雲桐這樣平日裏更多是在和資本家們打交道的黨內高層，在開會的時候也總要把自己推出的政策同勞工階級的利益聯系起來，而不是公然的站在資本家的一方擬定政策，這就是共和黨內漸漸形成的政治正確，也就是黨內的大義名分。

當然，這樣的議事原則形成之後，對於黨內的中央委員們來說也是一件好事。之前他們服從於吳川的決定，幾乎都是對於吳川個人的服從，這也是他們自小受到的教育養成的習慣，畢竟中國的傳統就是不能違背上位者的決定。歷代以孝治國的本質就是，子女不能違背父母的管束，從而引導出，百姓不能違背君王的法令。

所以儒家士大夫用以約束君王的辦法就只能是天人感應論了，因為君王是上天的兒子，自然不能不聽上天的教導。不過隨著某個不知廉恥的滿清皇帝公然宣稱只有君王才能解釋天人感應論之後，儒家士大夫用以約束君王的最後一根爛繩子也就斷掉了。

吳川所做的就是，樹立起了無產階級利益這個大義名分捆住了全黨包括自己的手腳，在黨內誰抓住了這個大義名分，大家就應當服從於其所提出的大義這樣一個原則。這樣一來，黨內也就形成了一個最為廣泛的共識，從而使得權力的分配更加的公平化了一些。

黨內的多數同志在這些年的工作中開始漸漸習慣了這一原則，這肯定比那些拉幫結派的小團體更令人接受，按照過去搞小圈子的做法，底下沒關系的黨員即便幹的再出色也得不到提拔的機會，而現在則可以通過黨內的探討及實踐工作，讓一些基層的黨員進入到高層的視野中。

而中央委員們也終於摸到了吳川的脈搏，知道在什麽範圍之內的主張不會遭到吳川的批評。畢竟過去這些年中，吳川對黨和各方的關系中一直立場飄忽，雖然事後證明吳川的判斷為黨贏得了最大的利益，但是那些信任了吳川而發表了言論的黨員，卻成為了犧牲品。

於是在吳川丟出了階級利益這面旗幟之後，各中央委員們思考了一番覺得無法反駁吳川提出的論據，便一個個改變了立場，表示如果蘇維埃俄國能夠繼續同帝國主義對抗下去的話，那麽共和黨應當繼續的支援俄共布。

不過還是有委員向吳川提出了自己的疑惑，“我們究竟應該這麽做才能幫助蘇維埃俄國度過現在的難關？在日本放低姿態準備和平解決上海虹口事件之後，英法美就開始催促我們放開對於中東鐵路及海參崴、大連兩港口的管制，以備各國幹涉軍登陸向西伯利亞進軍。他們還督促我們繼續向歐俄地區進軍，去保護那些受到了蘇維埃暴政摧殘的俄國農民。我們真的能夠繼續搪塞下去嗎？”

面對各位委員們投過來的目光，吳川知道如果不能提出一個可行的解決辦法，那麽他之前的分析說服就等於是白說了。雖然他能夠強勢的壓制中央委員會接受自己的主張，但別指望這些委員們會盡心盡力的去做事。

思索再三後他輕輕用手指敲擊了幾下桌面，方才張口說道：“在美國有一種游戲叫做勇敢者的游戲，就是兩個人各開一輛汽車全速向著對方正面開去，誰先讓開誰就輸了。

我們之前和日本人進行交涉的時候，其實就類似於在玩這個游戲，現在看來日本人首先膽怯了，他們退讓了。退讓過一次的人，很容易在下一次游戲中繼續退讓。

我剛剛說的最壞的情況，為帝國主義打頭陣對付我們的必然就是日本。因此不管我們和帝國主義之間的關系如何變化，我們只要抓住日本人就好。只要日本人不敢對我們出手，那麽帝國主義對付我們的聯盟就很難組建起來。

如何讓日本人不敢對我們出手，就必須讓日本人意識到我們始終都在提防他們，隨時準備好了和他們開戰。必然讓日本人意識到，列強對於他們的承諾是虛假的，他要是敢於為列強當先鋒進攻我們，一旦戰爭陷入膠著狀態，列強並不會履行對於日本的承諾。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繼續向日本人挑釁，抓住他們不放。表現出就是想要和他們打上一場的意思，日本政府就會去尋求英法的支持。

但是限於歐洲戰事結束後的政治博弈和想要盡快的消滅蘇維埃俄國的欲望，英法必然不會在這個時候節外生枝的讓中日爆發一場戰爭，這只會進一步加強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和失去了日本對於美國的牽制作用。”

吳川的話讓不少委員們有些不知所措，孟繼周一頭霧水的向吳川發問道：“吳主席，能否說的更詳細一點，我們該如何抓住日本人？只是，您不久之前還說過，我們不應當在這個時候發起什麽戰爭，而應該抓緊時間建設，因為現在幹一天抵得上日後的十天的嗎？”

吳川瞧了一眼窗外的綠樹，陽光穿過重重疊疊的綠葉閃現出了金邊似的效果，看上去真的很美。不過他很快便收回了視線對著孟繼周微微頷首說道：“這並不矛盾，我依然認為從現在到歐洲結束後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是和平的，是最為有利於我們建設的時期。

但是，我從來也沒有保證過不發生戰爭的可能。對於日本的試探，事實上就是在測試日本的戰爭決心，並讓日本人知道我們的戰爭決心。經過了歐洲大戰這樣殘酷的現代戰爭之後，我相信各國統治者應當已經知道了這樣一個事實，當兩個國家都下定了發動戰爭的決心時，兩國之間的戰爭就不可避免了。

反過來也就是，如果日本尚沒有下定戰爭的決心，那麽在我們的決心面前他們就會保持克制。而戰爭決心這個東西，絕不是昨天討論沒有，今天就可以討論出有的。既然日本選擇了在上海虹口事件上的退讓，那麽就已經表明他們並沒有和我國開戰的意思。

既然日本已經把自己的底牌翻給我們看了，我們當然要拿走桌上的所有賭註，逼迫日本離開賭桌才行，而不是讓他繼續拿著籌碼在邊上等待下註的機會。也只有再一次讓日本做出退讓，他們下一次想要選擇和我們敵對的時候才會變得慎重起來。”

孟繼周似乎有些明白吳川的想法了，不過他還是再次問道：“那麽我們該做些什麽，才能抓住日本人？”

吳川這次思考的時間稍稍久了些，不過各位委員們都很有耐心的等待著，“事實上從革命爆發的那一刻起，我一直都在思考一個問題，要如何廢除滿清同列強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

原本我是想著在革命成功打倒了清王朝之後，新組建的革命政權應當毫不猶豫的宣布廢除一切滿清同列強之間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從而拿回我國丟失的所有權益，最終讓新中國脫離半殖民地的地位。

但是之後南京臨時政府向北洋的退讓，袁世凱以優待清室換取了清帝的退位，最終還主張中華民國繼承了滿清的一切，從而再難以向各列強提出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的要求。

共和黨現在雖然在名義上還只是一個地方勢力，但是大家應當知道當前國內並沒有和我們匹敵的軍政勢力，我們遲早還是要入主中央政府執政的。那麽到了那個時候，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責任就落在了我們身上，我們到時也就沒有借口再推托這件事了。

我們統治東北這麽幾年，大家應當也看的很明白了，想要廢除不平等條約，首先就要有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實力。如果我們沒有實力進駐臨海州、海參崴、赤塔和江東六十四屯，俄國人會接受兩國以黑龍江為界的邊界協議嗎？如果我們沒有把日本護路軍趕下海的能力，日本肯讓出南滿鐵路的控制權和撤走大連、撫順的軍隊嗎？

同樣的，只要我們的力量不能把長江流域的外國軍艦驅逐出去，那麽想要讓列強接受我們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要求，那就是妄想。

只是，我們現在沒有力量把列強的勢力從中國疆域內驅逐出去，並不表示我們今後完成了初步工業化之後也沒有這個力量。所以我們需要為今後廢除這些不平等條約制造一個借口出來。

我的想法是這樣的，以戊戌政變為分割點，在這個時間點之前的光緒帝代表著滿清及中國，在這個時間點之後他就失去了代表中國的權力，因為他已經被非法軟禁了。

慈禧和李鴻章勾結發動的政變使得之後的清廷不再擁有代表中國人民的法理，相應的，慈禧對萬國開戰的宣戰書也不能代表中國人民的意願。也就是說，《辛醜條約》對於中國人民並無約束力，根據惡債不償的原則，打倒了滿清王朝而獨立的中國人民自然也就沒有義務承擔庚子賠款。

而慈禧既然不能代表中國，那麽中華民國的承認也就不必繼承滿清。新中國應當是各族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和個人自由，在推翻了滿清腐朽王朝的統治基礎上建立的共和國。假如有人認為，中華民國是繼承了滿清王朝對於各民族的壓迫才有的法統，那麽我認為各族人民應當起來再打倒這些壓迫者一次。這才是革命者想要建立的真正的人民的共和國。”

宋雲桐頓時有些吃驚的說道：“不是說抓住日本人嗎？這樣的話，不是把所有列強都一起得罪了嗎？”

梁廷棟立刻說道：“我覺得主席說的對，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的事，我們早就應該幹了。我們起來革命的目的，一開始不就是為了捍衛國權嗎。現在民國都建立7年了，結果列強還在中國橫行霸道，簡直就是豈有此理……”

委員們很快就圍繞著這件事爭執了起來，少數委員站在了宋雲桐這邊，認為廢除不平等條約也應當逐步進行，不能一下子把所有列強都得罪了，多數委員則站在梁廷棟一邊，認為這事如果不一次性提出來，日後只會更加難辦。

吳川聽著各位委員都發表了一輪意見之後，才敲了敲桌子讓大家安靜了下來，“大家不要著急，程序當然要有，不是因為我們擔心列強聯合起來向我們施壓，而是要先統一國人的共識。廢除不平等條約這件事，沒有得到人民的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且我們也別想著在短時間內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收回所有權益。

我的意見就是，從戊戌政變下手，質疑慈禧執政的合法性，從而推翻宣統繼位的合法性，先解除了袁世凱向清室承諾的優待條例。一群遺老遺少天天往紫禁城跑，在中華民國的首都弄出一個國中之國來，這像話嗎？

孟繼周同志，你以黨的名義向大理院提出告訴，要求撤銷宣統的皇位繼承權。既然宣統不是滿清的最後一任皇帝，那麽也就無所謂退位這回事，優待條例自然也就可以免去。

其次，慈禧對於萬國宣戰純屬個人行為，和全體國民無關。對於庚子事件應當擔負起責任的，應當是愛新覺羅氏及擁護慈禧執政的滿清官吏。因此，提請大理院扣押愛新覺羅氏及滿清官吏的資產以賠付全體國民，向日本方面提出查封這些人的在日財產。

假如日本方面不同意，則正式向各國提出庚子賠款的合法性問題，並要求重新談判。通知日方，在日本方面未交還愛新覺羅氏及滿清官吏的資產前，無限期停付庚子賠款。

此外向各國提出收回關稅自主權之談判，要求日本方面限期答覆，否則從下一年度開始，北方將對日本的棉貨實施配額制度……”

雖然某些委員心裏還有些七上八下，但是他們最終還是跟著其他人一起舉手同意了吳川提出的這些主張。會議結束之後，吳川留下了宋雲桐和朱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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