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5 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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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晶球。據說,這是那個猶太女孩送給他的。水晶球裏裝著一個美國的自由女神像,周圍還下著雪。
施耐德心有所感。當他的父母去世後,他辭去舞蹈學校的工作,移民到了紐約。
他在紐約一待就是半個多世紀,再也沒有回德國。
期間世界局勢風雲變幻,古巴導彈危機——那差點就導致了第三次世界大戰——柏林墻,美國崛起,中亞戰爭頻頻,東歐劇變,蘇聯解體... ...
施耐德成了家,他和一個以前的舞蹈學生相愛,領養了一個孩子,孩子後來也成了家。他的年紀甚至比當初他與艾倫還待在一起時,他們兩個的年齡相加起來還要大得多。
早些時候,他常常翻看一些二戰士兵的照片,或去德國和東歐旅游,抱著一絲渺茫的希望。後來,他老了以後,也就很少去那些地方了。
只是有時候,一些朝氣蓬勃的金發青年經過他身邊時,他總會留意他們。他們與艾倫是這麽地相似,他甚至會恍惚,以為自己看到了艾倫。
但是實際上,半個多世紀已經過去,艾倫的面容在他的腦海中早已模糊。縱使艾倫能以年輕的形態完好地出現在他面前,施耐德也不一定會認出他。
隨著時間不停地流逝,施耐德開始變得非常健忘。他甚至有時候很久都想不起艾倫,只記得在那個歐洲戰火紛飛的灰暗時代,有個人曾經與他度過一段艱苦卻美好的歲月。
人類跨入了二十一世紀。
在之後一年的一天早上,他的孫子蹦蹦跳跳地跑進廚房。施耐德正在做早餐,看見他的小男孩,他放下手裏的打蛋器,把男孩子抱起來親了一口,“早安,親愛的鮑勃!”
“爺爺,客廳有你的電話!”小男孩揮舞著手臂。
“好,我這就去。”施耐德把孫子放下,他們家的牧羊犬從門外跑了進來,男孩高興地與它扭打在一起。
施耐德在沙發上坐下,拿起電話機旁的聽筒,“您好,我是施耐德。您是哪一位?”
“您好,施耐德先生。我是白俄羅斯檔案局的工作人員。”
施耐德心覺奇怪,不明白自己與這個遙遠的國家有什麽關系。
“是這樣的,先生,我們前些時候整理了前蘇聯時期遺留下來的秘密警察監視檔案。其中有一份檔案,我想我們應該把它寄去給您。”
“這份你們說的“檔案”,與我有什麽關系嗎?”
那邊的人沈默了一下,“這裏面的關系確實比較微妙... ...出於裏面的內容,我們決議把它寄給您。”
“檔案主人是誰?”
“您先看看吧。”
幾天後,一個厚重的包裹寄到了施耐德家。他費力地用手推車把它搬到家裏,堆在沙發邊,隨後找來剪刀,把它的外包裝剪開。
他以為所謂的“檔案”只是薄薄的幾張紙,頂多是一本書的大小。但他完全想不到,面前這個足有他半身高的一沓沓本子和訂起來的紙張,才是他們所說的“檔案”。
檔案上方有一張大大的紙,已經舊得泛黃,上面用簽字筆寫著“愛爾比斯”。施耐德想了半天,也不覺得自己認得這樣的一個人。他把捆住檔案的繩子剪開,拿起最上方的一本舊筆記本,打開看了起來。
秘密警察檔案是前蘇聯時期的典型產物,它的主要策劃者是國家安全局,它通常針對一個目標人物——這個目標人物可能有親近西方、詆毀蘇聯或社會主義、做西方間諜的懷疑——在目標人物的周圍編織一張大大的告密網,招募無數告密者和秘密警察,這些人可能是目標人的的親朋好友,甚至是關系最親密的配偶。
告密者和秘密警察采用一切手段監視目標人物,記錄下他的一舉一動,收集一切他們認為有嫌疑的東西,目的就是為了找到他背叛當局政府的證據,然後把他抓入牢獄。而記錄下來的那些文字和收集到的信息,就成了這個人的檔案。
而這個“愛爾比斯”,很明顯就是被這樣監視的一個人。
他的檔案中寫到,愛爾比斯是二戰時期被蘇聯俘虜的德國士兵,戰爭結束後,他也還一直被關在蘇聯的軍事監獄裏,為他們做勞務。
直到1957年,愛爾比斯被釋放,卻不被允許回到德國,而是被發配到蘇聯的一個地方做農務——即現在的白俄羅斯地區。
在那個地方,愛爾比斯經常試圖聯系西德,寫信、寫文章想要發表在西方國家的報刊上,結果無一不被當局政府發現上繳。政府想要把愛爾比斯抓起來,卻沒有確鑿的證據。
“我們堅信他是一個西德的間諜。”在檔案中,一個秘密警察如此評價道,“因此我們對他展開了嚴密的秘密監視,以找到他做間諜的證據。”
在這些檔案中,不止有愛爾比斯的行蹤記錄,甚至還有他的個人物品、書籍的收集,在這樣一個連一個人衣服上的拉鏈,和在咖啡店所點的菜名都要被作為間諜罪證據來收集的國家,個人的力量顯然是不足為道、宛如滄海一粟的。
檔案中記錄著愛爾比斯的信件和日記的內容,只見裏面反覆提到一個名字“斯洛夫爾斯基”。那似乎是他戀人的名字,因為在提到這個“斯洛夫爾斯基”時,愛爾比斯的語氣總是深情、甜蜜的。
然而這個“斯洛夫爾斯基”似乎並不在他的身邊,而是身處西方國家。可憐的愛爾比斯不斷地在日記裏深情地對著“斯洛夫爾斯基”傾訴自己的經歷和想法,對對方的思念,戰後的痛苦和現在生活的艱辛——因為他的信件往往都被秘密警察精準攔截,根本寄不出去;他的電話也被監聽,因此他沒法聯系上西方國家的人,只能孤單地在日記中發洩。
“他可能會去紐約找我。”愛爾比斯在一篇日記裏寫道,“可是他怎麽知道,我卻是生活在當初我們一起戰鬥過的地方呢?”
施耐德看到這裏,忽然心中一顫,某種在他的內心深處塵封已久的記憶被喚醒。他當即丟下手中的東西,蹣跚而吃力地走到電話機前,找到幾天前白俄羅斯檔案局的電話撥了過去。
他在電話裏與對方說明了情況,找來了那天給他打電話的職員。
“您好,我想問一下,您給我寄的檔案,裏面的姓名都是真實的嗎?”
“那些姓名都只是代號,先生。我想,您已經猜到這是誰了,對嗎?”
施耐德沈默下來,他布滿皺紋的臉默默地望向墻角裏的那一沓厚厚的檔案。它仿佛化成了一個人,正活生生地站在那裏。
“我想我猜到了。您告訴我吧。”他的聲音顫抖著,眼神很虔誠,似乎在等待一個審判。
“檔案裏的代號通常和真人的姓名有一定關聯。裏面的‘斯洛夫爾斯基’指的就是您,施耐德先生。”
施耐德的眼睛渾然迷蒙起來,聚滿了淚水。
“而‘愛爾比斯‘,指的是一個名叫艾倫·尤迪特的德國人。”
幾滴渾濁的淚順著他松弛的面部皮膚上滾下來,落在棕色的毛衣上,凝成一串細細的水珠。他沈默著,久久沒有開口。
“先生?先生?您還在嗎?”
“我在的。”施耐德吸了一下鼻子,盡量裝出鎮定的聲音,“那麽,艾倫·尤迪特現在... ...還在世嗎?”
“這個我們不清楚,先生。我們在之前就試圖去聯系他,但是他已經搬家了,號碼也換了,所以我們找不到他。”職員說著,“我們從檔案裏看到您似乎跟這位艾倫·尤迪特的關系不淺,於是就把他的檔案寄給了您。”
“謝謝你們,我很感激你們。若是以後有了他的消息,請一定要告訴我。”施耐德激動地說著,“他曾經是我... ...很好的一個戰友。”
職員並不點破他,只是在電話裏笑了笑,“我們一定會的,請放心。”
多日後的一個上午,職員就打來了電話。
“施耐德先生,也真是巧,在您給我們打電話不久,我們就查到了艾倫·尤迪特外甥的電話。我想我們應該把他的電話給您,您親自去聯系。”
“好的,謝謝你們了。”
施耐德在一張紙上記下了一串數字,隨後掛上了電話。他在沙發上靜坐一會兒,把紙條對折著疊起來,又展開,默默地看著那上面的數字。
他昨天看完了艾倫的所有秘密檔案,蘇聯解體後,對艾倫的監視也終止了。在那期間,艾倫曾經被抓入過監獄,待了五年。他在監獄裏每天都在寫日記,寫的東西也多是和施耐德有關。
之後的那一個晚上,他一直沒有睡著。半個多世紀前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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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德心有所感。當他的父母去世後,他辭去舞蹈學校的工作,移民到了紐約。
他在紐約一待就是半個多世紀,再也沒有回德國。
期間世界局勢風雲變幻,古巴導彈危機——那差點就導致了第三次世界大戰——柏林墻,美國崛起,中亞戰爭頻頻,東歐劇變,蘇聯解體... ...
施耐德成了家,他和一個以前的舞蹈學生相愛,領養了一個孩子,孩子後來也成了家。他的年紀甚至比當初他與艾倫還待在一起時,他們兩個的年齡相加起來還要大得多。
早些時候,他常常翻看一些二戰士兵的照片,或去德國和東歐旅游,抱著一絲渺茫的希望。後來,他老了以後,也就很少去那些地方了。
只是有時候,一些朝氣蓬勃的金發青年經過他身邊時,他總會留意他們。他們與艾倫是這麽地相似,他甚至會恍惚,以為自己看到了艾倫。
但是實際上,半個多世紀已經過去,艾倫的面容在他的腦海中早已模糊。縱使艾倫能以年輕的形態完好地出現在他面前,施耐德也不一定會認出他。
隨著時間不停地流逝,施耐德開始變得非常健忘。他甚至有時候很久都想不起艾倫,只記得在那個歐洲戰火紛飛的灰暗時代,有個人曾經與他度過一段艱苦卻美好的歲月。
人類跨入了二十一世紀。
在之後一年的一天早上,他的孫子蹦蹦跳跳地跑進廚房。施耐德正在做早餐,看見他的小男孩,他放下手裏的打蛋器,把男孩子抱起來親了一口,“早安,親愛的鮑勃!”
“爺爺,客廳有你的電話!”小男孩揮舞著手臂。
“好,我這就去。”施耐德把孫子放下,他們家的牧羊犬從門外跑了進來,男孩高興地與它扭打在一起。
施耐德在沙發上坐下,拿起電話機旁的聽筒,“您好,我是施耐德。您是哪一位?”
“您好,施耐德先生。我是白俄羅斯檔案局的工作人員。”
施耐德心覺奇怪,不明白自己與這個遙遠的國家有什麽關系。
“是這樣的,先生,我們前些時候整理了前蘇聯時期遺留下來的秘密警察監視檔案。其中有一份檔案,我想我們應該把它寄去給您。”
“這份你們說的“檔案”,與我有什麽關系嗎?”
那邊的人沈默了一下,“這裏面的關系確實比較微妙... ...出於裏面的內容,我們決議把它寄給您。”
“檔案主人是誰?”
“您先看看吧。”
幾天後,一個厚重的包裹寄到了施耐德家。他費力地用手推車把它搬到家裏,堆在沙發邊,隨後找來剪刀,把它的外包裝剪開。
他以為所謂的“檔案”只是薄薄的幾張紙,頂多是一本書的大小。但他完全想不到,面前這個足有他半身高的一沓沓本子和訂起來的紙張,才是他們所說的“檔案”。
檔案上方有一張大大的紙,已經舊得泛黃,上面用簽字筆寫著“愛爾比斯”。施耐德想了半天,也不覺得自己認得這樣的一個人。他把捆住檔案的繩子剪開,拿起最上方的一本舊筆記本,打開看了起來。
秘密警察檔案是前蘇聯時期的典型產物,它的主要策劃者是國家安全局,它通常針對一個目標人物——這個目標人物可能有親近西方、詆毀蘇聯或社會主義、做西方間諜的懷疑——在目標人物的周圍編織一張大大的告密網,招募無數告密者和秘密警察,這些人可能是目標人的的親朋好友,甚至是關系最親密的配偶。
告密者和秘密警察采用一切手段監視目標人物,記錄下他的一舉一動,收集一切他們認為有嫌疑的東西,目的就是為了找到他背叛當局政府的證據,然後把他抓入牢獄。而記錄下來的那些文字和收集到的信息,就成了這個人的檔案。
而這個“愛爾比斯”,很明顯就是被這樣監視的一個人。
他的檔案中寫到,愛爾比斯是二戰時期被蘇聯俘虜的德國士兵,戰爭結束後,他也還一直被關在蘇聯的軍事監獄裏,為他們做勞務。
直到1957年,愛爾比斯被釋放,卻不被允許回到德國,而是被發配到蘇聯的一個地方做農務——即現在的白俄羅斯地區。
在那個地方,愛爾比斯經常試圖聯系西德,寫信、寫文章想要發表在西方國家的報刊上,結果無一不被當局政府發現上繳。政府想要把愛爾比斯抓起來,卻沒有確鑿的證據。
“我們堅信他是一個西德的間諜。”在檔案中,一個秘密警察如此評價道,“因此我們對他展開了嚴密的秘密監視,以找到他做間諜的證據。”
在這些檔案中,不止有愛爾比斯的行蹤記錄,甚至還有他的個人物品、書籍的收集,在這樣一個連一個人衣服上的拉鏈,和在咖啡店所點的菜名都要被作為間諜罪證據來收集的國家,個人的力量顯然是不足為道、宛如滄海一粟的。
檔案中記錄著愛爾比斯的信件和日記的內容,只見裏面反覆提到一個名字“斯洛夫爾斯基”。那似乎是他戀人的名字,因為在提到這個“斯洛夫爾斯基”時,愛爾比斯的語氣總是深情、甜蜜的。
然而這個“斯洛夫爾斯基”似乎並不在他的身邊,而是身處西方國家。可憐的愛爾比斯不斷地在日記裏深情地對著“斯洛夫爾斯基”傾訴自己的經歷和想法,對對方的思念,戰後的痛苦和現在生活的艱辛——因為他的信件往往都被秘密警察精準攔截,根本寄不出去;他的電話也被監聽,因此他沒法聯系上西方國家的人,只能孤單地在日記中發洩。
“他可能會去紐約找我。”愛爾比斯在一篇日記裏寫道,“可是他怎麽知道,我卻是生活在當初我們一起戰鬥過的地方呢?”
施耐德看到這裏,忽然心中一顫,某種在他的內心深處塵封已久的記憶被喚醒。他當即丟下手中的東西,蹣跚而吃力地走到電話機前,找到幾天前白俄羅斯檔案局的電話撥了過去。
他在電話裏與對方說明了情況,找來了那天給他打電話的職員。
“您好,我想問一下,您給我寄的檔案,裏面的姓名都是真實的嗎?”
“那些姓名都只是代號,先生。我想,您已經猜到這是誰了,對嗎?”
施耐德沈默下來,他布滿皺紋的臉默默地望向墻角裏的那一沓厚厚的檔案。它仿佛化成了一個人,正活生生地站在那裏。
“我想我猜到了。您告訴我吧。”他的聲音顫抖著,眼神很虔誠,似乎在等待一個審判。
“檔案裏的代號通常和真人的姓名有一定關聯。裏面的‘斯洛夫爾斯基’指的就是您,施耐德先生。”
施耐德的眼睛渾然迷蒙起來,聚滿了淚水。
“而‘愛爾比斯‘,指的是一個名叫艾倫·尤迪特的德國人。”
幾滴渾濁的淚順著他松弛的面部皮膚上滾下來,落在棕色的毛衣上,凝成一串細細的水珠。他沈默著,久久沒有開口。
“先生?先生?您還在嗎?”
“我在的。”施耐德吸了一下鼻子,盡量裝出鎮定的聲音,“那麽,艾倫·尤迪特現在... ...還在世嗎?”
“這個我們不清楚,先生。我們在之前就試圖去聯系他,但是他已經搬家了,號碼也換了,所以我們找不到他。”職員說著,“我們從檔案裏看到您似乎跟這位艾倫·尤迪特的關系不淺,於是就把他的檔案寄給了您。”
“謝謝你們,我很感激你們。若是以後有了他的消息,請一定要告訴我。”施耐德激動地說著,“他曾經是我... ...很好的一個戰友。”
職員並不點破他,只是在電話裏笑了笑,“我們一定會的,請放心。”
多日後的一個上午,職員就打來了電話。
“施耐德先生,也真是巧,在您給我們打電話不久,我們就查到了艾倫·尤迪特外甥的電話。我想我們應該把他的電話給您,您親自去聯系。”
“好的,謝謝你們了。”
施耐德在一張紙上記下了一串數字,隨後掛上了電話。他在沙發上靜坐一會兒,把紙條對折著疊起來,又展開,默默地看著那上面的數字。
他昨天看完了艾倫的所有秘密檔案,蘇聯解體後,對艾倫的監視也終止了。在那期間,艾倫曾經被抓入過監獄,待了五年。他在監獄裏每天都在寫日記,寫的東西也多是和施耐德有關。
之後的那一個晚上,他一直沒有睡著。半個多世紀前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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