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9章 形勢嚴峻（15）

如果以上假設成立，弄得不好真可能陰溝裏翻船。

因為岐帝國現在根本沒有實用的單兵火器，只有口徑三十多毫米以上的手抱火銃，幾乎沒精度和射程可言。

前幾年女帝催著要發展，沈雲卿一直推脫不讓發展，而是等著工業基礎提升之後，一步到位出後膛定裝武器。

結果現在忽喇先於岐帝國裝備火器，而且是已經非常成熟的中東火器，這就等於再添了十萬大軍的戰鬥力。

岐帝國目前雖然廣泛裝備了拉弦炸天雷，但手榴彈這玩意兒畢竟是防禦性武器，而火槍是進攻性武器，手榴彈再遠，普通人三五十米已經是極限，優秀的擲彈手也只有六七十米，再遠八九十米也行。

但烏茲曼的火槍經過測試，流彈在兩百米外都有足夠殺傾徹力，能擊穿岐軍主流重鎧。

雖然缺乏精度，但是可以用密度彌補。如果一萬人打排槍，騎兵、步兵兩翼掩護，岐軍將很難從正面取勝。

薛伯充提議四月之前出擊，是想利用四月之前的雨季，削弱火器優勢，同時不等忽喇完成部署，先下手為強，打出一個戰略緩沖區，爭取更多的動員時間。

朝廷定調開戰之後，薛伯充現在提議先發制人，百官反對的聲浪倒是不強，反而忽喇決定開戰的消息靴子落地，坐實了戰爭無法避免，但現在反而女帝開始心虛。

公孫蕓惠言戰，本意還是要避免短期的全面沖突，爭取和平時間，實現沈雲卿的宏偉藍圖，因此打是為了不打促和。

忽喇如今內部態度明確，是要往死裏打，而且一向較為理智的魯古圖似乎沒有太多理智表現，至少情報中沒有提到，這就讓女帝擔心戰爭滑向不可控邊緣。

待等沈雲卿交回薛伯充急件，女帝遂即問道：

“海郡王，忽喇決意與我朝開戰，此前所提方略還能否實現？”

女帝口中的此前方略指的是以打促和，在場的除了兵部三人，其他百官沒人知道。

“回陛下，呼延、天山兩道草地牧場不足以供養忽喇，其真實意圖是為我朝在呼延、天山兩地的商道，由此可見忽喇仍然懼怕與我朝開戰。”

這時尚書施君亦說：

“海郡王何以見得，忽喇懼怕與我朝開戰？”

“道理其實很簡單，忽喇也是人，他們的吃喝拉撒除了牛羊，其他無不來自於我朝，其若與我朝開戰，市場日久忽喇絕不是我朝對手，這一點護國師魯古圖非常清楚。”

戰爭的本質是經濟，中國歷代王朝的北方游牧入侵，本質是為了物質。為了增加與中原王朝對峙的時間，迫使中原王朝喪失戰爭耐心，而不是用戰爭拖垮中原，歷代能夠完全壟斷北方的游牧民族，都會把手伸向青海、新疆、甘肅的絲綢之路。

奧斯曼帝國崛起之前，西域、中亞是世界貿易的樞紐和集散地，中國的商品經由西域和中亞中轉倒貨，西方和中東、波斯的商品，也經由這裏倒貨。

由此讓西域和中亞的國家和城邦，做起了轉口貿易，而這些城邦利用轉口貿易帶來的經濟收入，進行農業生產，同時當時的氣候和生態環境相對較好，確實能發展一些可觀的農業，否則沒有基本的生我物質保障，也支撐不來商業。

所以西域和中亞歷史上存有大量的農業和畜牧業規模，但凡是能夠座斷北方的游牧民族，都會選擇中原國力不濟的時候，控制絲綢之路的商道。

如匈奴人，西漢建立之初的匈奴其實並不強大，當時的匈奴之所以能迫使劉邦簽下喪權辱國的條件，很大程度上是匈奴的影響力先於漢朝擴張到西域。

當時西漢雖然沒有進入西域經濟走廊，也沒有開啟絲綢之路的鼎盛時期，但是秦朝之前，中原的商品就陸續已經進入西域，秦漢早期的規模進一步增加。

但是西域相當一部分的城邦和路權，受到匈奴的威懾，從而在經濟上和農業產出上，讓匈奴得到了利益。

致使匈奴在對漢朝的早期的軍事行動中，具備了一定戰略耐力，同時當時的匈奴人口少，生存壓力還不大。

而劉邦的失敗，不是拜在軍事戰略，劉邦白馬之圍，是劉邦自己冒險深入，沒有按計劃走，同時匈奴的運氣太好，主力碰上了劉邦本人，差點就是漢朝的土木堡之變，這裏面有很大偶然因素。

如果不考慮一系列偶然因素，劉邦的戰前部署全部到位，匈奴基本上就在劉邦任內能夠解決，不會留到漢武帝時期。

漢武帝時期，單純考慮軍事戰略和作戰難度，漢朝打西域是沒道理的，拿到河西走廊也就解決了戰略劣勢問題。

但是戰爭是政治問題的延續，而政治問題下面還有經濟問題和戰爭潛力。

漢武帝屢次出兵犁西域，一是打通絲綢之路，使之納入漢朝版圖，二是切斷匈奴從西域和更西邊物資、物質的來源，從而削弱其戰爭潛力。

所以打西域，經濟問題是第一位，有了經濟戰略利益，就有了軍事利益。

所以西域一打通，匈奴的戰爭潛力迅速刷低。

再如唐朝，李世明幹翻了突厥之後，徹底控制西域，在此後的一百多年時間內，哪怕是安史之亂，北方都沒有出現一個較為強勢，能威脅到唐朝的政權，相反吐蕃反而成了唐朝大患。

原因就是唐朝長期控制絲綢之路，鼎盛時期領土邊界與波斯相鄰，整個中亞、西伯利亞、通古斯都在唐朝影響力之下，游牧民族肢解殆盡，沒有經濟物質輸入，也就發展不起來。

相反吐蕃在唐朝中期入侵了青海、新疆，切斷了唐朝主要絲綢之路，並迅速做大，形成巨大隱患，還把唐軍打的滿地找牙，根本仍然是吐蕃得到了絲綢之路的經濟和農業區，有了足夠的軍事潛力與唐帝國消耗。

並且一度殺到印度，控制整個孟加拉灣，如果不是後期吐蕃王朝自己玩脫，吐蕃還能進一步做大，南下印度恒河平原。

自此之後，唐朝中後期喪失青海、新疆、中亞，來回在幾個游牧民族之間易手，但再也沒有在西面形成強大的游牧勢力，相反由於唐朝的瓦解，後來的五代十國之亂，契丹獲得了燕雲十六州之地，拿到了農業和生產、政治樣板，迅速做大。

同時期西夏依靠占據西北地區，控制了部分絲綢之路商權，也迅速崛起，依靠吸食北宋陸路對外貿易的紅利，稱霸西北，本質上還是絲綢之路帶來的貿易紅利，回哺了農業和軍事。

而南宋後期的財政問題，既是國內統治階層的經濟政策失敗，也是南宋陸路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破產。

由於蒙古帝國采取焦土政策，一路滅絕了人口，南宋的對外經濟也就喪失了市場和消費力。

南宋後期的畸形通脹，一定程度上也是貿易不振帶來的問題，當然，但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還是南宋國內。

因此歷代中原王朝，但凡是能控制西域者，都能出強勢帝國。但凡北方游牧民族控制絲綢之路，哪怕是影響力輻射到西域的游牧民族，多數都能給中原帶來巨大沖擊。

忽喇分兵前往天山、呼延兩地，甚至還有一路前往中亞，其意圖仍然是通過戰爭，控制西域的商道，從而依靠商路，獲取物資和物質輸入，從而增加其戰爭潛力，延長與岐帝國的戰爭時間。

僅從這一點看，就不難看出忽喇其實也害怕與岐帝國開戰後，變成長期的消耗戰。所以忽喇雖然喊著要全面開戰，但他們也沒有做好戰爭準備，尤其是物質上的準備。

游牧民族雖然以游牧肉類為主要生存方式，所需動員保障後勤的民力遠比農耕王朝少的多，因此農耕王朝打匈奴，經濟成本太大，拼的都是國本和人口總量。

盡管如此，游牧民族的後勤壓力也不是沒有，相反其實比中原王朝更大，游牧最大的優勢是後勤人力解放，不需要太多的後勤民夫，馬上為家，趕著牛羊到處走。

但牛羊畢竟不是谷物，穩定性差，遇上個天災瘟疫就沒了。而且牛羊的生產周期比谷物長，消耗起來卻和谷物一樣，所以游牧民族的戰爭後勤潛力差，這是他們的致命處。

此外還要鐵、鹽，都需要儲備和囤積，忽喇都沒有做好準備。其發動戰爭的本質，仍然是人口暴增，而岐帝國供養的物質總量已經不足以養活他們，在戰爭準備不足硬著頭皮發動戰爭，和坐著等死兩者之間，邏輯上都選前者。

因為即便打不贏戰爭，可以掠奪，以戰養戰，既能達到轉移內部矛盾，同時又能通過戰爭掠奪獲取補充。

沈雲卿判斷，忽喇與肅汝聯盟，本就心懷鬼胎，忽喇的主體的位置在陰山、呂梁山、賀蘭山、祁連山一線以北的外蒙，他們南下只能一層一層的推，戰略上不利。

所以最有利的態勢是肅汝從東北入侵，同時忽喇要履行盟約，正面強推太吃虧，同時短期內無法達成戰略目的，獲取經濟利益。

於是先退而求其次，攻取青海、新疆和中亞的絲綢走廊，依靠貿易節點，獲取物質輸入，避免岐帝國的物質封鎖，帶來的物質匱乏，拖垮忽喇後勤和民生。

然後坐等肅汝與岐帝國血拼消耗，忽喇再趁機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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