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喜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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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喜劇片
拿到《自由的普希金》的片酬，普魯申科幹的第一件事就是從原來的公寓裏搬出來。
那實在是個隱藏著太多記憶的地方，常常會有什麽冷不防從角落裏跳出來提醒他：過去不是那麽輕易就可以否認和忘記的。人們總是這樣，在金錢名氣都完全無從談起的時期，倒好像更容易得到快樂和滿足。在他把膝蓋扭傷被亞古丁抱起來的時候，他甚至想，他可以什麽都不再想要，只讓時間停止在這樣的時刻。
但不知從什麽時候開始，在他發覺亞古丁把他的強勢和事事占先作為他們友誼的一部分之後，他心底裏有個聲音叫喊起來：evgeni，你不要讓步！
哦不，他不是嫉妒亞古丁，他甚至在相當長的時間裏覺得亞古丁裏所應當站在聚光燈的中心，但這不意味著他就要做亞古丁的陪襯——他寧可從舞臺上消失，也不願意站在半明半暗的舞臺陰影裏那接受那些含義不明的眼光。說到底，那塊投射下來的光亮太小了，站不下許多人。
從電影節回來之後，普魯申科似乎也曾想過，是不是該做點什麽，比如打個電話。
那麽第一句話說什麽？是該問“你是亞古丁嗎”還是該說“我是普魯申科”？該說“你好”、“你好嗎”還是“天氣好嗎”？他會有什麽反應？如果他沈默，如果他發作，如果他直接掛了電話——或者，要是他根本沒聽出我是誰——我該說什麽？
普魯申科忽然發現，他與亞古丁相處了這麽久，他竟然對於自己在那個人心目中的位置完全沒有把握。他不知道有記者們從中傳遞的那些刻薄話中到底有多少可以相信，也不知道賓館走廊裏那次相遇時兩個人不約而同的落荒而逃不是不因為同樣的原因；他開始不安的想，手不自覺的扶上額頭：這一切有沒有可能是……某種自作多情？
那個時期出了一件事情：他常去的那家電影院的老板，煙鬥老爹有一天在搬機器的時候突然摔倒在地上，再沒起來。據醫生說，死因是腦出血。
煙鬥老爹的女兒年輕時跟一個烏克蘭人懷了孩子，她生下這個私生子就跟那男人跑了。煙鬥老爹跟外孫子相依為命，電影院就是營生也是家。如今，這孩子變成孤身一人。
普魯申科參加了煙鬥老爹的葬禮。其實他和這老頭充其量不過是電影院老板和老主顧的關系，雖然熟識但也談不上深交。普魯申科最近一兩年也沒多少時間來捧場。不過比起那些音效豪華環境舒適的大電影院，普魯申科一直覺得這裏的氛圍更為私人。
或者更直白一點，也是他所不願承認的——這裏承載著他的某些回憶。
“伊萬，”普魯申科問那孩子，“你喜不喜歡繼續呆在這兒？”
十六歲的伊萬總是很沈默，或者說非常非常沈默，跟他話癆的的外祖父簡直沒任何共同點。他擡著淺褐色的眼睛看著普魯申科，只說了一個字：“好。”
普魯申科於是成了電影院的東家，伊萬是他的經理。不知道這算不算雇傭童工？普魯申科每個月往伊萬的銀行存折裏存錢的時候都會想。
他不是好心腸的慈善家，慷慨在孤苦伶仃的少年落難時施予援手。他只是希望這個地方存在下去，並且保持原來的模樣。這大概有點矯情，普魯申科想，他不知道這裏在他生活中曾留下的痕跡值不值得他這樣做，不過……就這樣吧……
這件事了結之後不久，普魯申科還在自己參演的喜劇片《科洛溫一家》裏給伊萬謀了個角色。
普魯申科這一次並不是主角，而且是友情客串。片子的主角是烏大師兄，而導演格林科夫是他們更早的師兄。科洛溫一家是生活在聖彼得堡的普通人，老爹暴躁、老媽絮叨、三個兒子也個個都不是省油燈：開卡車的老大追不到女朋友，當演員的老二不著調，老三是自閉癥。不過故事的結局是溫馨的，雖然生活裏的麻煩重重，一家人還是都實現了自己的願望。
記者們戲稱這部片子是“紅星演員的匯報演出”。
但格林科夫一直沒找到飾演小兒子的合適人選。“那些來試鏡的孩子看上去太精明了。”於是普魯申科推薦了伊萬，格林科夫一見之下大喜過望。
《科洛溫一家》是部走溫情路線的小制作，誇張不乏真實。普魯申科第一次嘗試喜劇片，戲份也不多，不過他發現自己還挺有這方面的天賦。他扮演的二兒子彼得是讓每個父母都頭疼的“渾小子”：沒有錢包裏的鈔票，沒有靠譜的職業，也沒有可以娶回家做老婆的女朋友。他是一家小劇團裏的舞臺演員，演些類似小醜的角色。
在影片裏普魯申科有兩套給人印象深刻的道具服裝，一套“肌肉裝”，一套“紅裙子”。
演出的段落就是在喀山電影院裏拍的，場記和副導演臨時在街上找了30幾個路人做觀眾。普魯申科穿著肌肉裝，在小舞臺上脫掉紅夾克和黑西褲，露出金色的三角內褲，搔首弄姿的擺施瓦辛格樣的造型；一會兒他換了身黑衣服登臺，卻突然翻下上衣，變成了露背的連衣裙。
群眾演員們跟著又笑又叫，場面熱鬧得不得了。
科洛溫先生正在臺下看得目瞪口呆，等兒子下了舞臺，不由分說抄起凳子就追打過去。
這是，小兒子忽然快樂的笑起來。
於是彼得每天都帶弟弟來劇場，每天都在臺上穿著這兩套衣服跳來跳去。
影片結尾，氣喘籲籲的彼得穿著小紅裙蹲在弟弟身旁，傍晚的陽光從窗子裏射進來灑在他們臉上，伊萬聲音清脆的說：“哥哥，我們回家吧！”
普魯申科覺得這孩子簡直就是個天才，在那個時刻，他不知被什麽一下子觸動，竟然激動得流下淚來。
成年以後，他的淚水就很少會流出眼眶。
人們往往很難理解普魯申科對於肌肉裝的偏愛，他甚至曾經多次表示等影片拍完就會掏錢把它買下來。最後，美工人員們把這件道具送給他了事。普魯申科高興的把它擺在家中的客廳裏，有影迷寫信索要照片的時候多半寄去的也是他穿著“肌肉裝”誇張大笑的劇照。
大概是因為他在電影中從來沒笑得那麽肆無忌憚過。
普魯申科唯獨對影片結尾他的“激動”感到一點難為情：他是做表演的演員，不該被自身的情緒牽著鼻子走。格林科夫的原意是給這個黑色幽默的故事一個溫馨歡笑的結尾，卻被他莫名其妙的眼淚弄得有些傷感。盡管他一再堅持，格林科夫最後還是沿用了傷感版的結尾：“這才是真實的生活，幸福是含淚的微笑。”
結果，這個普魯申科意念裏的失敗場景竟成了煽情成功的著名案例，為這個場景掉下眼淚的也就不止他一個人了。
評論難得一致的對普魯申科的喜劇表演表示讚賞：“張弛有度、收放自如。”普魯申科甚至接到他的啟蒙老師Mikhail的電話：“zhenya，非常棒的表現，這是突破性的！你太令我驚訝了，我一邊看電影一邊還在想，天啊，這個活寶小子就是原來那個又文靜又要強的Evgeni嗎？想想當年你上芭蕾課時候的嚴肅樣！”普魯申科笑著說：“您記得沒錯，我其實還是原來那樣。”
是的，他性格的發展中有些惰性的因子，這使他很難改變。普魯申科一直都知道自己大概有點像人們所說的“一根筋”。他記得十一二歲的時候，他剛開始學芭蕾的某一天，他看見一個女孩兒做阿提丟；他當時覺得這個動作非常漂亮，“我也想試試。”幾乎沒人對這個想法表示支持，“你絕對做不到，因為那不是男孩子該做的東西！”他當時還不敢當面反駁大男孩兒們的話，但是在自家廚房裏，他媽媽幫他壓了一個多禮拜的腿。後來他在芭蕾課上假裝無意的做出阿提丟轉體，盡管男孩們兒依然嘲笑“這種小姑娘的玩意兒”，但他們眼中的驚詫已經讓他非常滿意。至於後來，他發現要保持這個特殊的能力需要不斷的練習，承受更多的痛苦，也就是說他為這個對男舞者幾乎沒用的姿勢多付出了無數努力；剛到紅星的時候，他雖然已經做不了阿提丟，可還是可以做出很漂亮的阿拉貝斯克；他輕易地把他的3個室友都鎮住了，亞古丁瞪大眼睛說：“你能做到這麽有難度的動作？”他只是輕描淡寫的說：“其實也不難，只是有點疼。”那些讚美於說者也許並不經心，但對於普魯申科，既往的辛苦幾乎已全然值得。
即便短暫，他也無限珍視生命裏那些綻放著光彩的時刻，他奉獻出身心血汗，為的只是謝幕時的掌聲喝彩。他想到的確實不算多，但卻異常執著。
但所謂執著，很有可能不過是一個不斷用一個錯誤來修正前一個錯誤的過程，為這一些別人看來並不那麽重要的理由，在十字路口一次次選擇更艱難的那一條。
《科洛溫一家》帶給普魯申科的另外一個收獲是他的下一個角色，格林科夫新作《與你同行》的主角亞歷山大。
格林科夫成名很早，喜歡用荒誕的情節和反傳統的電影結構探討當代俄羅斯人的心理狀態。他在90年代中期因執導《黎明逃亡》獲得尼卡獎：囚犯安東的母親病危，監獄長拒絕給他假釋，安東冒險深夜越獄……格林科夫用三個獨立單元講述同一事件因細節上的差異而產生的截然不同的結局，用炫目快速的剪接展現出電影表現的另一種可能。
這樣一位先鋒似的人物一向不喜歡啟用知名演員：“觀眾都被他們吸引走了，沒人關註我的故事。”拍《科洛溫一家》只是因為紅星跟聖彼得堡制片廠還有一部影片的合同，結果原定的導演因為車禍住院。格林科夫本著為老東家救場的心態，也不便計較演員名氣是不是太大，勉強屈尊去和他名聲在外的師弟們合作了一回。
“zhenya很不錯，”格林科夫之後開玩笑的說，“做師兄的就該多多提攜師弟。”
烏曼諾夫故作遺憾的說：“真遺憾這一次您又要破例了。”格林科夫知道他指的是什麽，不由大笑起來：“反正也不是第一次，而且沒關系，也許zhenya拍完這部電影，影迷們就不會對他那麽關註了！”
格林科夫也不全是說笑，他的電影風格相對來說是小眾的。
《與你同行》是部公路片：童年時被父親拋棄的亞歷山大和母親住在聖彼得堡，有一天忽然接待一位莫斯科來的律師，來者自稱受他父親——莫斯科一家大公司的重要董事的委托尋找他們母子。董事先生因為身患癌癥不久於人世，想要見兒子一面，並且讓他繼承財產地位，真實性無需置疑。唯一怪異的條件是，亞歷山大只能沿公路去往莫斯科，不能使用機動車輛，至於步行還是騎自行車悉聽尊便，嚴禁耍滑作弊。
於是，將信將疑的亞歷山大踏上漫漫旅途。
一路上他經歷光怪陸離的人和事，他的價值觀念也在悄然變化；莫斯科越來越近，這一路的悲喜是否只是擦身而過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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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自由的普希金》的片酬，普魯申科幹的第一件事就是從原來的公寓裏搬出來。
那實在是個隱藏著太多記憶的地方，常常會有什麽冷不防從角落裏跳出來提醒他：過去不是那麽輕易就可以否認和忘記的。人們總是這樣，在金錢名氣都完全無從談起的時期，倒好像更容易得到快樂和滿足。在他把膝蓋扭傷被亞古丁抱起來的時候，他甚至想，他可以什麽都不再想要，只讓時間停止在這樣的時刻。
但不知從什麽時候開始，在他發覺亞古丁把他的強勢和事事占先作為他們友誼的一部分之後，他心底裏有個聲音叫喊起來：evgeni，你不要讓步！
哦不，他不是嫉妒亞古丁，他甚至在相當長的時間裏覺得亞古丁裏所應當站在聚光燈的中心，但這不意味著他就要做亞古丁的陪襯——他寧可從舞臺上消失，也不願意站在半明半暗的舞臺陰影裏那接受那些含義不明的眼光。說到底，那塊投射下來的光亮太小了，站不下許多人。
從電影節回來之後，普魯申科似乎也曾想過，是不是該做點什麽，比如打個電話。
那麽第一句話說什麽？是該問“你是亞古丁嗎”還是該說“我是普魯申科”？該說“你好”、“你好嗎”還是“天氣好嗎”？他會有什麽反應？如果他沈默，如果他發作，如果他直接掛了電話——或者，要是他根本沒聽出我是誰——我該說什麽？
普魯申科忽然發現，他與亞古丁相處了這麽久，他竟然對於自己在那個人心目中的位置完全沒有把握。他不知道有記者們從中傳遞的那些刻薄話中到底有多少可以相信，也不知道賓館走廊裏那次相遇時兩個人不約而同的落荒而逃不是不因為同樣的原因；他開始不安的想，手不自覺的扶上額頭：這一切有沒有可能是……某種自作多情？
那個時期出了一件事情：他常去的那家電影院的老板，煙鬥老爹有一天在搬機器的時候突然摔倒在地上，再沒起來。據醫生說，死因是腦出血。
煙鬥老爹的女兒年輕時跟一個烏克蘭人懷了孩子，她生下這個私生子就跟那男人跑了。煙鬥老爹跟外孫子相依為命，電影院就是營生也是家。如今，這孩子變成孤身一人。
普魯申科參加了煙鬥老爹的葬禮。其實他和這老頭充其量不過是電影院老板和老主顧的關系，雖然熟識但也談不上深交。普魯申科最近一兩年也沒多少時間來捧場。不過比起那些音效豪華環境舒適的大電影院，普魯申科一直覺得這裏的氛圍更為私人。
或者更直白一點，也是他所不願承認的——這裏承載著他的某些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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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歲的伊萬總是很沈默，或者說非常非常沈默，跟他話癆的的外祖父簡直沒任何共同點。他擡著淺褐色的眼睛看著普魯申科，只說了一個字：“好。”
普魯申科於是成了電影院的東家，伊萬是他的經理。不知道這算不算雇傭童工？普魯申科每個月往伊萬的銀行存折裏存錢的時候都會想。
他不是好心腸的慈善家，慷慨在孤苦伶仃的少年落難時施予援手。他只是希望這個地方存在下去，並且保持原來的模樣。這大概有點矯情，普魯申科想，他不知道這裏在他生活中曾留下的痕跡值不值得他這樣做，不過……就這樣吧……
這件事了結之後不久，普魯申科還在自己參演的喜劇片《科洛溫一家》裏給伊萬謀了個角色。
普魯申科這一次並不是主角，而且是友情客串。片子的主角是烏大師兄，而導演格林科夫是他們更早的師兄。科洛溫一家是生活在聖彼得堡的普通人，老爹暴躁、老媽絮叨、三個兒子也個個都不是省油燈：開卡車的老大追不到女朋友，當演員的老二不著調，老三是自閉癥。不過故事的結局是溫馨的，雖然生活裏的麻煩重重，一家人還是都實現了自己的願望。
記者們戲稱這部片子是“紅星演員的匯報演出”。
但格林科夫一直沒找到飾演小兒子的合適人選。“那些來試鏡的孩子看上去太精明了。”於是普魯申科推薦了伊萬，格林科夫一見之下大喜過望。
《科洛溫一家》是部走溫情路線的小制作，誇張不乏真實。普魯申科第一次嘗試喜劇片，戲份也不多，不過他發現自己還挺有這方面的天賦。他扮演的二兒子彼得是讓每個父母都頭疼的“渾小子”：沒有錢包裏的鈔票，沒有靠譜的職業，也沒有可以娶回家做老婆的女朋友。他是一家小劇團裏的舞臺演員，演些類似小醜的角色。
在影片裏普魯申科有兩套給人印象深刻的道具服裝，一套“肌肉裝”，一套“紅裙子”。
演出的段落就是在喀山電影院裏拍的，場記和副導演臨時在街上找了30幾個路人做觀眾。普魯申科穿著肌肉裝，在小舞臺上脫掉紅夾克和黑西褲，露出金色的三角內褲，搔首弄姿的擺施瓦辛格樣的造型；一會兒他換了身黑衣服登臺，卻突然翻下上衣，變成了露背的連衣裙。
群眾演員們跟著又笑又叫，場面熱鬧得不得了。
科洛溫先生正在臺下看得目瞪口呆，等兒子下了舞臺，不由分說抄起凳子就追打過去。
這是，小兒子忽然快樂的笑起來。
於是彼得每天都帶弟弟來劇場，每天都在臺上穿著這兩套衣服跳來跳去。
影片結尾，氣喘籲籲的彼得穿著小紅裙蹲在弟弟身旁，傍晚的陽光從窗子裏射進來灑在他們臉上，伊萬聲音清脆的說：“哥哥，我們回家吧！”
普魯申科覺得這孩子簡直就是個天才，在那個時刻，他不知被什麽一下子觸動，竟然激動得流下淚來。
成年以後，他的淚水就很少會流出眼眶。
人們往往很難理解普魯申科對於肌肉裝的偏愛，他甚至曾經多次表示等影片拍完就會掏錢把它買下來。最後，美工人員們把這件道具送給他了事。普魯申科高興的把它擺在家中的客廳裏，有影迷寫信索要照片的時候多半寄去的也是他穿著“肌肉裝”誇張大笑的劇照。
大概是因為他在電影中從來沒笑得那麽肆無忌憚過。
普魯申科唯獨對影片結尾他的“激動”感到一點難為情：他是做表演的演員，不該被自身的情緒牽著鼻子走。格林科夫的原意是給這個黑色幽默的故事一個溫馨歡笑的結尾，卻被他莫名其妙的眼淚弄得有些傷感。盡管他一再堅持，格林科夫最後還是沿用了傷感版的結尾：“這才是真實的生活，幸福是含淚的微笑。”
結果，這個普魯申科意念裏的失敗場景竟成了煽情成功的著名案例，為這個場景掉下眼淚的也就不止他一個人了。
評論難得一致的對普魯申科的喜劇表演表示讚賞：“張弛有度、收放自如。”普魯申科甚至接到他的啟蒙老師Mikhail的電話：“zhenya，非常棒的表現，這是突破性的！你太令我驚訝了，我一邊看電影一邊還在想，天啊，這個活寶小子就是原來那個又文靜又要強的Evgeni嗎？想想當年你上芭蕾課時候的嚴肅樣！”普魯申科笑著說：“您記得沒錯，我其實還是原來那樣。”
是的，他性格的發展中有些惰性的因子，這使他很難改變。普魯申科一直都知道自己大概有點像人們所說的“一根筋”。他記得十一二歲的時候，他剛開始學芭蕾的某一天，他看見一個女孩兒做阿提丟；他當時覺得這個動作非常漂亮，“我也想試試。”幾乎沒人對這個想法表示支持，“你絕對做不到，因為那不是男孩子該做的東西！”他當時還不敢當面反駁大男孩兒們的話，但是在自家廚房裏，他媽媽幫他壓了一個多禮拜的腿。後來他在芭蕾課上假裝無意的做出阿提丟轉體，盡管男孩們兒依然嘲笑“這種小姑娘的玩意兒”，但他們眼中的驚詫已經讓他非常滿意。至於後來，他發現要保持這個特殊的能力需要不斷的練習，承受更多的痛苦，也就是說他為這個對男舞者幾乎沒用的姿勢多付出了無數努力；剛到紅星的時候，他雖然已經做不了阿提丟，可還是可以做出很漂亮的阿拉貝斯克；他輕易地把他的3個室友都鎮住了，亞古丁瞪大眼睛說：“你能做到這麽有難度的動作？”他只是輕描淡寫的說：“其實也不難，只是有點疼。”那些讚美於說者也許並不經心，但對於普魯申科，既往的辛苦幾乎已全然值得。
即便短暫，他也無限珍視生命裏那些綻放著光彩的時刻，他奉獻出身心血汗，為的只是謝幕時的掌聲喝彩。他想到的確實不算多，但卻異常執著。
但所謂執著，很有可能不過是一個不斷用一個錯誤來修正前一個錯誤的過程，為這一些別人看來並不那麽重要的理由，在十字路口一次次選擇更艱難的那一條。
《科洛溫一家》帶給普魯申科的另外一個收獲是他的下一個角色，格林科夫新作《與你同行》的主角亞歷山大。
格林科夫成名很早，喜歡用荒誕的情節和反傳統的電影結構探討當代俄羅斯人的心理狀態。他在90年代中期因執導《黎明逃亡》獲得尼卡獎：囚犯安東的母親病危，監獄長拒絕給他假釋，安東冒險深夜越獄……格林科夫用三個獨立單元講述同一事件因細節上的差異而產生的截然不同的結局，用炫目快速的剪接展現出電影表現的另一種可能。
這樣一位先鋒似的人物一向不喜歡啟用知名演員：“觀眾都被他們吸引走了，沒人關註我的故事。”拍《科洛溫一家》只是因為紅星跟聖彼得堡制片廠還有一部影片的合同，結果原定的導演因為車禍住院。格林科夫本著為老東家救場的心態，也不便計較演員名氣是不是太大，勉強屈尊去和他名聲在外的師弟們合作了一回。
“zhenya很不錯，”格林科夫之後開玩笑的說，“做師兄的就該多多提攜師弟。”
烏曼諾夫故作遺憾的說：“真遺憾這一次您又要破例了。”格林科夫知道他指的是什麽，不由大笑起來：“反正也不是第一次，而且沒關系，也許zhenya拍完這部電影，影迷們就不會對他那麽關註了！”
格林科夫也不全是說笑，他的電影風格相對來說是小眾的。
《與你同行》是部公路片：童年時被父親拋棄的亞歷山大和母親住在聖彼得堡，有一天忽然接待一位莫斯科來的律師，來者自稱受他父親——莫斯科一家大公司的重要董事的委托尋找他們母子。董事先生因為身患癌癥不久於人世，想要見兒子一面，並且讓他繼承財產地位，真實性無需置疑。唯一怪異的條件是，亞歷山大只能沿公路去往莫斯科，不能使用機動車輛，至於步行還是騎自行車悉聽尊便，嚴禁耍滑作弊。
於是，將信將疑的亞歷山大踏上漫漫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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