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號的頒布, 時間有快有慢。

文臣們速度快的，半天便能議出年號來，就算是要苦思之後查詢典籍確認沒有和從前便有的年號相撞, 五六日也就差不多了。

祁元詢雖然已經登基為帝, 但是離改元還有大半年時間。

就算是他需要年號先出來，再去做明年改元後要推行的一些事，也不是很著急。

是以約莫過了一旬, 祁元詢才見到文臣們送呈給他的新年號。

看到數量的時候祁元詢就吃了一驚。

這群文臣們對他的敬愛, 透過這為數眾多的年號, 正抑制不住地表露出來。

送呈給新帝的年號, 有洪熙、弘治、正統、昭元、景熙、永昭、宣光、昭晟、隆泰、昭文等, 眉目繁多，其中還不乏令他眼熟的年號。

按照管理, 年號首位是大臣們建議聖上選擇的首選，而這一批年號都是寓意吉祥的字眼, 沒有特殊情況的話，便能敲定首項了。

然而祁元詢卻偏不想選前三個。

這幾個看起來分外眼熟的年號, 會讓他聯想到前世的歷史發展。

十月天子和只有一個繼承人的愛妻青年, 他都不想當。

至於讓整個皇朝由盛轉衰的倒黴蛋，他就更不想當了。

誠然，年號裏還夾雜了大臣們對天子的美好期盼，從這一堆蘊含著光明之意的年號裏，祁元詢就能體會到，像他這樣不似父祖那般明顯偏愛武將、對文臣的態度和緩的新帝，是多少人心中的希望。

這些年號都中規中矩, 並沒有特別出格的。

乾聖帝的年號, 就屬於分外突出他個人品質、仿佛在刻意討好天子才議出了這樣的年號的那一種類型。

洪熙、弘治比正統更加中規中矩, “正統”一來指的大周得國之正，另一點也是指新帝皇位之正。

可問題是，他們這一系的皇位本身就來得堂堂正正，他還是由太孫晉太子又受禪讓而繼位的新君，皇位含金量論起正統性，比他爹的還高不少，有什麽必要一定要強調“正統”呢？

這三個排除掉之後，後頭的昭元、景熙、永昭、宣光等，念起來都挺順耳的。

祁元詢對後頭的順序沒啥要求，本要落筆，想了想，又去乾清宮找他爹去了——是的，雖然已經舉行了禪位大典，但是，祁元詢和他爹當年繼位後的待遇一樣，還是先住東宮，至於乾清宮和坤寧宮，得等他爹娘都搬好了以後再去住。

而太上皇和太上皇後，按制也得是要分住在兩座宮室的，他們願意住在一起，別人管不著，但是給太上皇後修養的宮室，也得先準備起來。

這就意味著，祁元詢繼位以後，給他爹娘修宮室就得先花一筆。

此先不提，到了乾清宮，他便要請親爹替他在剩下的年號裏再參詳參詳。

結果沒成想，他親爹頭一個就否了“昭元”。

這倒不是“昭元”年號不好聽、不順耳，恰恰相反，是因為它讀起來太順耳了，以至於祁元詢忘了一件事——他們家的字輩，就帶著元字呢！

而他的嫡長子，皇太孫、準·皇太子祁允昭，字輩從允，名從的就是昭字！

大周在天子的名諱這方面，因為有固定的字輩，所用字在生活中也很常見，所以並沒有嚴格要求避諱，甚至於高皇帝和太上皇，都曾經專門下令過，向百姓聲明無需避諱。

乾聖帝和祁元詢都覺得沒關系，年號裏帶著字輩也就算了，可是偏又帶著祁允昭的名字。

昭元年號，昭在元前，他們自家不在意，取年號的翰林和禮部官可能也沒想到這一層，可是萬一以後被人用來做筏子呢？

這便只能棄用了。

剩下的年號帶昭字的，也只好先不用了，被提醒了以後，祁元詢自己也覺得年號裏還捎帶著自家兒子的名字，總感覺怪怪的。

不過他家兒子若是願意的話，未來繼位就可以選用這些年號，皇帝用自己的名字，只要他願意，別人也管不著。

年號這麽一挑，剩下的就不多了，涉及到皇家的字輩與取名之後，就有了一個尷尬的事——帶日的字寓意大多美好，他們家下一代從的正是日。

當然，祁元詢記憶裏還沒有誰家用了景這個字，其他的寓意美好的字眼還用不過來呢。

所以，他也不去多管了，就和乾聖帝選定了“景熙”二字為年號。

聽起來不如宣武與乾聖有氣勢，但是“熙”有光明、和樂、興盛、吉祥之意，也是他對未來的美好願景。

確認年號之後，便可經由禮部昭告天下，來年改元景熙了。

到了明年，無需通知，大家也能自覺使用新年號紀年，尤其是朝鮮國，官方使用的也是大周年號，消息滯後的話，便會出現上皇退位、新帝登基，他們卻仍用舊年號，以至於朝鮮國使用的年號比上皇實際在位時間還長的情況發生。

確定年號後，祁元詢便下令讓工部、戶部準備鼓鑄錢文，其中所用字樣為“景熙通寶”。

大周在宣武年間，曾經鑄造過“宣武通寶”，但是官方大量發行的還是寶鈔。

而且宣武年大周比較缺銅，鑄造的銅錢配比未曾確定，又有回收一些舊銅鑄錢，是以銅質覆雜，質量各不相同，後期的宣武通寶，成色大致都比早期的宣武通寶要好。

其後在乾聖年間，開鑄“乾聖通寶”，制作顯得非常的精美統一，錢文也是名家手筆，筆畫端莊。

雖說大周的官方銅錢一直有發行，但是市面上，還有許多古銅錢在流通。

有些被回收了，但是總有地方還是在用的。

朝廷官方發行的錢是制錢，當然是最為標準的，可恨的是總有那麽些人會私鑄錢幣，私錢的質量當然是沒有制錢的好的。

想要辦大事就得有錢，鑄錢計劃很重要，因為祁元詢想做一件傻事兒───停止大規模發售大周寶鈔，只保證寶鈔能夠兌換與國家的存儲量相匹配的錢幣。

這件事兒在宣武年間的時候他就做過，那時候還把主意打到過國外去。

這些年的國庫收入和一些礦產收入，確實能夠像他想的那樣支撐一部分，但是印刷寶鈔，這種躺著來錢的好事，還是很難讓朝廷下定決心去廢止寶鈔的流通。

就算寶鈔的購買力越來越低，朝廷也只是想辦法去補救，而不是要直接廢止，恢覆錢幣的通行。

寶鈔的好處和壞處都很明顯，從便利程度來說，未來加強對外聯系交流，以及能夠連通的疆域更加擴大之後，寶鈔當然比金屬方便。

但是大周現在要面對的狀況，是其他屬國還不太認同寶鈔的購買力，寶鈔的信譽值現在還沒有重新建立起來，又因為不同國家之間的交流，大周的銅錢金屬大量的外流。

祁元詢怎麽說也是有前世記憶的人，他還不至於已經看到了問題，卻只想著按部就班的治國，躺在父、祖的基業上吃紅利。將問題留給子孫後代去解決。

大一統朝代有一個很明顯的特點，那就是經過太&祖開國立業，太宗治國發揚光大，到第三代或第四代（按照嚴格要求的謚法來說，應當是高宗、世宗這樣的守成令主）皇朝會達至鼎盛。

西漢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貞觀之治以及實際上在初唐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開元盛世，都基本上還是遵循這個道理的。

但是，一個國家滅亡的誘因，其實很早就種下了。

前朝的事他就不說了，史料上已經記載的明明白白，而本朝的走向，其實也很危險。

不要看現在還是一番萬國來朝的煊赫景象，大量的駐軍以及軍戶體系，也保證了大周軍隊的基本戰鬥力。

最起碼，就算未來的發展走向像光幕預言的那樣，出了個導致京營和上直衛全軍覆沒的“天才”軍事指揮藝術家皇帝，也頂多是朝廷中央失去了直接震懾地方的力量，就算後備重新補足，也改變不了逐漸文恬武嬉的局勢。

所以說軍事方面暫時不用擔心，祁元詢也不會讓這種情況發生。

要擔心的，還是朝廷的財政問題。

發行寶鈔是解決不了根本問題的，而停止發行寶鈔，儲備貴金屬也只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

就算朝廷發現了大量的金銀礦，開采個幾百年，容易開采的也應該要被開采完了，而且就算容易開采，負擔全國那麽多地方的費用，用來解決問題，那也只是杯水車薪。

鑄造錢幣、少發寶鈔只是其中一個方面，祁元詢真正想做的還是──增加賦稅。

他這種做法，放出去肯定是要被討伐為無道昏君的。

但是祁元詢想收的不是農業稅而是商業稅。

太&祖高皇帝本身就是農民出身，所以非常體諒百姓，大周在田稅等賦稅方面定的比率是非常低的，再加上有前朝相對比，更顯得大周天子愛民如子。

而和祁元詢記憶中對應的歷史發展也證明，大周的異界同位體的歷代皇帝，基本上為了彰顯自己的仁政，沒有幾個會去加稅的，以至於賦稅變得越來越低。

當然了，田稅本來就收不上多少錢，減免農民賦稅也能減少流民，名利雙收雙收，是件好事兒，祁元詢一點意見都沒有。

但是商業稅也定的那麽低，那就不太美妙了。

祁元詢前世記憶裏的那個朝代，最後的崩潰就是因為沒錢。

不算後續意外的話，除了各種天災，最直接的人禍來源於一場為了省錢而進行的裁員。

而後代皇帝的沒錢，追根究底還是朝廷對文人在稅務方面有許多優待，使得隱戶、連田愈發增多，朝廷本身收取的稅收又太少。

就拿大周現在舉例，農業稅已經很低了，按理來說，其他的稅收更應該從商業稅那裏找補回來。

可是大周開國的時候，連銅錢都很少鑄，只能發行寶鈔，所以在商業稅方面，為了鼓勵社會生產，保證大周市面上的金錢流通，以及百姓的生產生活，商業稅定的也不高。

商業是非常賺錢的。

趙宋年年給其他國家歲貢，卻依舊繁華到令人嘆為觀止的程度，其商業之繁華以及與朝廷的商業稅收功不可沒。

趙宋的商業業務流通到了海外，而承襲前朝的基礎，大周本身與其他國家的交往交流也非常便捷。

為什麽大周不像趙宋那麽有錢？

說到底還是朝廷的稅收的低了。

如果說收農業稅還要擔心群臣進言的話，那麽收商業稅，這個時期，就不會有那麽多的擔憂了。

宣武朝的強力反貪，以及乾聖朝天子偏重於勳貴武臣，大周現在的朝臣還沒有和各地的大商人結成一道道的網，商人在朝廷中還沒有代言人。

商業稅要多收，但是呢，又不能太打擊商人的活動積極性，賺還是要讓他們賺的，這個度就得把控好。

於是，這又回到了錢幣問題上，寶鈔在商業流通方面是起到了比較積極的作用的，祁元詢想要發行錢幣、減發寶鈔，保持寶鈔的購買力，同時再開通寶鈔與錢幣的兌換。

那麽在寶鈔之外，銀作為貴金屬，祁元詢想著是否也試行一下制成錢幣呢？

只不過，銀制錢幣，是用他的年號呢，還是用他的寫意人像呢？又或者，直接用大周國號？

唉，這可真是令人煩惱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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